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1)

虞弘墓

在山西乃至全国、世界众多考古发现中,

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它是第一座有确切纪年反映中亚古国的实物资料。

他对研究入华粟特人,

特别是祆教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它的发现,

使一个久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古国,

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而且成为流传世界各地相关文物鉴定的标准,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研究高潮。

发掘资料一经公布,

即被评为1999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后又入选中国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

之前,

由于虞弘墓汉白玉石椁一直在外借展,

在馆内仅以喷绘复制品在展厅展示。

如今,

他已结束漂泊之旅回归山西,

以裸展的方式,作为基本陈列,

静静地等守候在山西博物院民族熔炉展厅,

等待每一位来目睹其繁华与研究他的人

感知“一带一路”在山西的印记,

感知北朝历史中中亚异域风情。

| 展厅中虞弘墓石椁全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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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石椁全貌(歇山顶部分未展出)

石椁三开间,歇山顶式殿堂,由长扁方体底座(石床)、中部墙壁和歇山顶三大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又由数块或十几块汉白玉组成。石椁内外雕绘着贴金彩绘图像,由五十多个单体图案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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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石椁底座石狮

椁座下四周各垫了两个石狮头,共有八只,它们的背上负着椁座,其形象憨态可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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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旅饮食图

雕绘在行途中驻足饮食的情景。马为深红色高头大马,马背上坐一人,气宇轩昂,头戴镶有宝珠的红色王冠,有头光,冠下飘起两根丝带。他深目高鼻,多须髯,眉须皆为黑色,须呈大三角形拖至胸前,黑色长发梳成波形状拖在肩后。身穿红色圆领长袍半臂衫,下着白色紧腿长裤和软靴安然坐于马背上,两腿弯曲,左手自然下垂,右手端一碗举于面前作欲饮状。马后有一个年青随从,深目高鼻,黑色短发,有头光,右手放于腹前,左手平伸在胸,在手心内放着一个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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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出行图

雕绘一人骑于马上,身后有头光。头戴冠,在冠后飘着两条前窄后宽的飘带。穿一件圆领窄袖长袍,长袍下至膝部,足登白色高筒长靴,靴尖朝下,不见马蹬。马后立着一位侍从,手举华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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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火坛与祭司

虞弘墓石椁底座上的祭坛形象反映的是琐罗亚斯德教崇拜祭祀火神的场景。棺椁上的焰纹,是祆教的标志。祆教在古代波斯地区(如今的伊朗)流行时,名叫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被人们称作祆教或拜火教。图案中祭坛燃起了熊熊火焰,两边各站一名祭司。祭司们拥有鸟的身体、人的脸庞。鸟战神的化身,祭司们化作鸟的形象,是为了守护圣火,祛除黑暗。祆教徒死后,要在钦瓦特桥接受神的检验和判决,通过考验的人将由女仙带路,升入只有光明、没有黑暗的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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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腾舞

在石椁中最大的一幅画面宴饮图中间一位胡腾舞者;在骑骆驼猎狮与胡人持角形器图(3)下部也有一侧坐,手握一角形器者,看上去也很像在跳胡腾舞。有关于胡腾舞的描述,李端的《胡腾儿》中写道:“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揽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奏一曲终,鸣鸣画角城头发。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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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人搏斗图

狮子是恶神阿赫里曼或争夺王位的人物的象征,将这种雕刻题材,是为宣传帝王的神性、权势和荣耀。

| 虞弘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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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志盖

虞弘墓志盖为盝斗形,长、宽均约 73 厘米,厚约 8 厘米,在志盖顶中部阳刻的九个边长约 11 厘米的方格中阳刻“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九个篆字。四杀上阳刻忍冬和带叶莲花花饰,四边形另一侧线刻蔓草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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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志

墓志长、宽均约 73 厘米,厚约 7.5 厘米。共 25 行,行 26 字,除右下角缺 25 字外,还存字 625 个,分志与铭两部分。

墓志记载:“公讳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也。”“年十三,任莫贺弗,衔命波斯、吐谷浑。转莫缘,仍使齐国。”等信息,可知墓主为虞弘,鱼国尉纥驎城人,祖父为鱼国领民酋长,父亲为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出使过北魏或东魏,他本人十三岁时曾奉茹茹(柔然)国王之命,代表柔然出使波斯、吐谷浑等中西亚诸国。文宣帝高洋时出使北齐,此后一直留居内地,留任官职,历经北齐、北周、隋三朝。在北周一度“检校萨保府”,职掌在华外国人事务,隋时转仪同三司,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卒于晋阳,时年59岁。是一个经历和身份比较特殊又受到皇帝宠幸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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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志挖补的“鱼”字

虞弘的“虞”字在墓志盖上写作有虞氏的“虞”,但在墓志中却改成“鱼”字,仔细观察墓志中的“鱼”字,应是由虞氏的“虞”字修改而成的。鱼姓改为虞姓在《隋书·虞庆则传》中记载:“虞庆则,京兆栎阳人也。本姓鱼。”墓志说他“派枝西域”,应当是南北朝时期西域的一个小国或部落。应该在中亚两河流域,大致就在今天的阿富汗、伊朗一代。虞弘的族属和国别,学者们考证有稽胡、大月氏、柔然以及祖先是马萨革泰人等各种意见,由于虞弘墓石椁图像总体风格和主要取向属波斯文化,因此虞弘出身的鱼国与波斯有关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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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志中的"萨保府"

萨保一词有多个异译,如萨宝、萨薄、萨甫。源于印度地区,原为商队首领,作为官职是在粟特地区。随着粟特人移居中国,萨保一职被带入中国。是北朝至唐初由朝廷任命的管理胡人聚落并兼及其内宗教活动的官员。萨保府是一个政教合一的胡人管理机构。凡有萨保府之地,定是波斯人或中亚人云集聚居之地。另外,在隋代时,还有太原人担任过萨保一职。《隋翟突娑墓志》载:“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说明北朝隋唐并州的确居住着不少中亚人。在太原郡还有人起名为“萨宝”,如晋中市平遥县博物馆收藏的一块北齐佛教造像碑,上有许多供养人姓名,其中有一个就叫“王萨宝”。再据敦煌出土文书《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唐代前期并州“□阳郡三姓:仪、景、鱼。”《太平寰宇记》第四十卷河东道并州姓氏条下也记载:“晋郡三姓:鱼、仪、景。”结合虞弘一族,说明并州确实有不少鱼姓胡人。根据虞弘的墓志记载,虞弘在北周时曾一度“检校萨保府”。可断,志文中所言的萨宝府,应在晋阳城。

| 虞弘墓的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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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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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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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结束后,吊运石椁

1999年7月8日,太原下大雨,晋源区王郭村村民王秋生担心大雨浸泡南院墙,便提上铁锹出门,想在土路南边挖个小水渠。可是没挖两下,便蹬不下去了,一块硬物死死顶住铁锹。他好生奇怪,就把仅半锹深的路土铲去,一长段白色石头露出。此时,忠厚的王秋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已这一锹,竟然锹出一千年古墓。

其实,上点年纪的人都记得,脚下的这块地叫“石猪窝”,平整土地之前这里曾是一片荒丘墓地,石猪、石碑随处可见,修整土地时,被人埋入东面路边的土沟内。于是,他们猜测这大概是个墓子。山西省文物局获悉后,紧急部署,安排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晋源区文物旅游局组成联合考古队,由时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张庆捷带队,于7月13日进驻现场,正式开始发掘。经过考古队20多天的考古发掘,墓葬基本清理完毕。

| 虞弘墓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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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汉白玉石椁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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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平、剖面及器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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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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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发掘现场

虞弘墓位于太原盆地晋源区王郭村村南一条东西向的土路上,路宽4米,路北边紧邻着村民的住房,路南皆为玉米地。距该墓西南600米,原有北齐东安王娄睿墓,该墓于1978年发掘。虞弘墓所在村庄北距晋祠镇约3公里,距唐代晋阳城遗址约5公里,向东3公里即是汾河。

虞弘墓是一个砖砌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门、墓室几部分组成。总长13.65米,坐东北向西南。墓道残存长度8.5米,宽约2米。甬道宽长1.25米。墓室平面呈弧边方形,砖壁略带弧形,砌法是三顺一丁,共四组。墓室地面无铺地砖,仅在四周墓壁下用砖平铺一层,呈方形框,以作为砖壁基础,弧形砖壁就砌在这方形砖基上。从墓室底部和石椁顶部发现的唐开元通宝和唐后期白瓷圈足碗可知该墓或在唐末已遭盗扰。

墓内葬具仅存一具汉白玉石椁,安放在墓室中部偏北之处。石椁整体上是方形,四个角被砌成了弧形,这是北朝隋唐时期普遍的墓葬形制。石椁三开间,歇山顶式殿堂,由长扁方体底座(石床)、中部墙壁和歇山顶三大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又由数块或十几块汉白玉组成。石椁总长2.95、宽2.20、高2.17米。椁座下四周各垫了两个石狮头,它们的背上负着椁座。该石椁内外雕绘着贴金彩绘图像,由五十多个单体图案组合而成,浮雕图案繁复,雕法硬朗大气,内容有宴饮图、乐舞图、射猎图、家居图、行旅图等。其中狩猎图中,多为骑马、骑象、骑骆驼搏杀狮子者,人狮搏斗的场面甚为激烈。图中人物皆深目高鼻黑发,人物服饰、器皿、乐器、舞蹈以及花草树木等,均源于波斯与粟特诸国,典型的有带绶鸟、带绶马、“胡腾舞”和带端为葡萄叶形飘带及长帔等,波斯、粟特文化色彩非常浓厚突出,有些画面和祆教有关。

在墓室和石椁之间的夹道中,出土有墓主人虞弘和夫人墓志,石质彩绘侍从俑、武士俑和伎乐俑以及八棱形汉白玉石柱、莲花座、白瓷碗、铜币等80余件。石椁内外,清理发现两具散乱腐朽的人骨,经专家鉴定为一男一女,结合墓志认定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 石椁图像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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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椁结构及主要浮雕位置示意图

特别提示:1-9中1、9为外壁浮雕,其余均为椁内壁浮雕,为了方便参观,展厅内展览时将内壁浮雕朝外放置。

虞弘墓石椁图像内容是以中亚、西亚为背景,由许多单幅图像组成的历史画卷。具有强烈的波斯、中西亚文化色彩。整个石椁共雕绘54个单体图案,有宴饮图、乐舞图、射猎图、家居图、出行图等。图中人物都是深目高鼻黑发。人物服饰如头光、飘带、长帔以及器皿、乐器,还有花草、树木、系带鸟、系带马、“胡腾舞”等等,石椁图像内计有人物85人(包括2个人首鷹身者),有三个民族的人物形象,即粟特人形象、波斯人形象与突厥人形象。其中粟特人形象的约50余人,达到多半以上。粟特人是“昭武九姓”诸国人的泛称,由许多国家的人所组成,服饰、发式均有一些差别。这些图案与中国以往考古发现的形象截然不同。根据画像自身的内容和布局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中部由9块大石板组成的石椁墙壁。各浮雕出一大一小主辅两个画面,然后再加以彩绘,主画面大,气势非凡,位置格外醒目,浮雕工艺精良,人物身份高贵,在所有画面中占有主要地位。与北朝墓室壁画相比,它们的位置相当于墓室四壁的壁画。这9幅图像又可细分为两组,分别表现了墓主人的生前和死后两个阶段。这两组图像以第5图为区分界限,1-4为一组,表示了墓主人虞弘生前作为凡人的经历和本民族的生活情景。5-9为一组,表示了墓主人死后所希望进入的生活境界。

这9幅画面四周都浮雕着一圈肥叶忍冬纹花边,忍冬纹蔓枝呈连续的s形 , 忍冬花边内,画面又分为上下两部分,详见下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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椁内后壁中 宴饮与人狮搏斗图(5)

图案原位于椁内后壁居中部位,雕绘画面正对着椁门,是所有图案中面积最大、人物最多的一幅图案。上部图案构图复杂,人物众多,从上至下排列,呈现出一个较大的场面。画面上部两角,雕绘着葡萄叶蔓和成串的葡萄。在叶蔓之间,还有三只鸟。图案中部是一大毡帐的后半部,中间高,两面低,呈坡状斜下,至图案左右两边。在斜顶和两边毡帐立柱中,布满成串椭圆形的联珠纹饰。通过这种剖面雕绘法,既显示了毡帐外形,又展示了帐内的空间。在帐内空间靠后正中,是一亭台式的小建筑,亭为尖顶,双层翘檐,檐中是相连的联珠纹饰。檐下两根立柱也饰联珠。柱下是一向前伸出的平台,上部边上也饰联珠。亭檐前垂有很短的花边幔幛和长流苏之类的饰物。在亭前平台上,坐着一男一女。男者头戴冠,冠后有两条长达臂肘的飘带。深目高鼻,右手端着一只多曲碗,举于胸前。目光温和地平视着对面的女子。女子曲腿坐于平台上,头戴花冠,身着半臂裙装,左手放于左膝,右手前伸,举一高足杯,与男子饮酒。在男女二人中间,有一盛满食物的大盘。在二人后侧,各有两名男女侍者,两两相对。在主人和侍者前面,还有很大场地,场地上,有六名男乐者,分左右跪坐于两侧,乐者之间有一男子正在跳着“胡腾舞”。在大图案下的小图案中,则是一个人狮搏斗的场面,二狮已分别将两个搏斗者的头部咬入口中,整个画面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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椁内后壁西 骑象搏狮与系绶带神鸟图(6)

图案原位于椁内后壁西部,上部大图案中部为一人乘象杀狮的场面。该人有头光,后飘着两条彩带,带端有三个圆形饰物。头戴花冠,波状长发披在肩后,深目高鼻,胡须浓密,带有耳饰。身穿一件长袍,外套一件红色圆领半袖衫,领口有边,袖口有双层花边,腰部系着革带,带上有圆片形饰物。下身穿一条紧腿裤,膝下部分另有一宽肥的花边护腿,足蹬一双软鞋。他两手各握一把长剑,两剑之首为圆环形,无剑格,剑身细长,左手之剑是剑尖朝下,立在身后,挡住一头从身后扑上的雄狮;右手之剑高举过头,扭身回首,奋力向该狮劈去。所乘之象形体高大,长鼻高卷,护在主人背后,迎击前面上方袭来的一头狮子。在大图案下的小图案中,雕绘一只鸽子,向右侧立,羽毛丰满,脖上系一条丝带,带端向后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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椁内后壁东 骑骆驼猎狮与大角羊图(4)

图案原位于椁内后壁东部,上部图案是骑驼猎狮图。一头高大雄健的单峰骆驼昂首挺胸,背上负一骑者疾奔。骑者仅可见背侧,深目高鼻,黑色的突厥式长发,穿一件半臂衫,下为紧身裤和软靴,扭身向后俯看,左肩低,右肩高,左手握一张大弓,手腕处戴着珠饰,弓上端系一丝带,右手扯紧弓弦,箭头对着驼后一头雌狮之口,引弓欲射。在骆驼前方还有一头雄狮,直立而起,从正面拦扑骆驼,前爪一上一下抓入骆驼脖颈内,并且张口咬住脖颈。驼下还有一犬,冲向雄狮。在图案上部,雕绘着两只飞鸟和两朵祥云。在大图案下的小图案中,雕一只奔跑的鹿在花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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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48)

椁外正壁左方 骑马出行与牛狮搏斗图(9)

图案位于椁外正壁左方,上部图案下方两角雕绘少许花草,中间雕一人骑在马上,身后有头光。头戴冠,这种冠酷似某些菩萨和波斯王日月冠,在冠后还飘着两条前窄后宽的飘带。穿一件圆领窄袖长袍,长袍下至膝部,足登白色高筒长靴靴尖朝下,不见马蹬。马后立着一位侍从,手举华盖。马前不远处也立一人,神态恭谨,双手举于胸前,捧一放着果实的小盘。大图案下的小图案中,左边是红色忍冬叶和小花朵,中部为牛狮搏斗图。图中狮尾竖立,前爪举起,扑在牛背上撕咬,牛夹尾弓身,试图用犄角顶挑狮子。野兽之间的争斗也是波斯美术中悠久的题材,伊朗波斯波利斯遗址中,阿契美尼德时期的宫殿基墙壁面上就雕刻出狮子袭击牡牛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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椁外正壁右方 牵马与神马图(1)

图案位于椁外正壁右方,上部画面中间雕一人骑在马上,鞍鞯俱全,络头带、攀胸带、鞦带等为金色,马额上佩一当卢,头下络头带上饰有红缨,鞦带上饰桃形金叶,鞯和障泥为花色金边。不见马蹬,马尾中部用丝带扎成蝴蝶花结,花结下,马尾分为两叉。牵马者为年青男性,鼻子又高又尖,双眼凹入,身袭圆领窄袖红色长袍,领口有宽缘,长袍下至小腿中部袍在身体前右侧开衩,足蹬一双白色高筒皮靴。马侧后立有三人,均为男性,深目高鼻,身着圆领窄袖长袍。在画面中还有两条犬和两只鸟,大鸟有头光,脖颈系一条向后飘扬的彩带,似为一只孔雀。孔雀右是一只绿色小鸟,正在衔一条葡萄枝蔓。大图案下的小图案中,雕绘着一匹奔驰的有翼神马,马的后部变形为鱼身鱼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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椁内东壁南部 酿酒与狮子咬神马图(2)

图案原位于椁内东壁南部,在上部大图案中,最下方是忍冬藤蔓和花卉,上是一精雕细刻的六角台座,上有勾栏,栏内从左至右并列三人,手臂相接,蹲腿曲膝,作舞蹈状。三人均为男性,体态肥腴,深目高鼻。在台座下右侧有二男性,左边一人多半身掩在台座后,右边人双手在胸前抱一敞口圈足大坛。大图案下的小图案中,雕绘一雄狮与神马搏斗图。图中马前肢生翼,后肢和尾化为鱼尾状,颈系飘带,奋起前蹄,低首弓颈,撞向扑来的恶狮。图像中狮子简洁而马精心刻画,带有突出神马的取向。这种马身鱼尾兽可能是希腊或者是欧亚草原斯基泰的创造进而影响到祆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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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54)

椁内东壁北部 骑骆驼猎狮与胡人持角形器图(3)

图案原位于椁内东壁北部,上部图案四角为忍冬叶蔓或小花,中部上为一人骑驼射杀狮子的场面,该人有头光,后飘着三条彩带,短发,深目高鼻。身穿一件前开口长袍,袍外上套一件红色圆领半袖衫,袖口有双层花边,下部也有花边颈上佩宽边项圈,腰部系革带,带上有饰物。下身穿紧腿裤和软鞋。该人跪骑在骆驼背上,左手平举,撑着一张大弯弓,弓梢处系有丝带,右手扯满弓弦,上身稍倾,浑身之力聚于两臂,将弓拉成半月,注视着左方扑上来的一头红色雄狮,引弦待射。骆驼配合着主人与另一头狮子搏斗,咬住狮子的腰脊。大图案下的小图案中,有一深目高鼻、有头光的人侧身坐在一个又大又厚、镶有花边的圆垫上,右手握一角形器送向嘴边。该角形器略有弯度,大口朝上,小口朝下,似为来通、角杯之类的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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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56)

椁内西壁北部 行旅饮食与山角图(7)

图案原位于椁内西壁北部,雕绘在行途中驻足饮食的情景。马为深红色高头大马,神骏异常。马背上坐一人,气宇轩昂,头戴镶有宝珠的红色王冠,有头光,冠下飘起两根丝带。他深目高鼻,多须髯,眉须皆为黑色,须呈大三角形拖至胸前,黑色长发梳成波形状拖在肩后。身穿红色圆领长袍半臂衫,下着白色紧腿长裤和软靴安然坐于马背上,两腿弯曲,左手自然下垂,右手端一碗举于面前作欲饮状。马前站一年青随从,面对主人,双手端一盘,盘内盛满果实,高举着进献给主人。马后内侧还有一个年青随从,也有头光,深目高鼻,黑色短发,装束同于前者。他立于一侧,注视着二人,右手放于腹前,左手平伸在胸,在手心内,也放着一个果实。在马前下方,有条白色猎犬,在主人头顶,有只颈系丝带的吉祥鸟向右飞翔。在大图案下的小图案内,雕绘着一只白色带黑斑的山羊,脖中系一带,看着前方的小花,缓步向小花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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椁内西壁南部 出行休息与奔鹿图(8)

图案原位于椁内西壁南部,上部大图案表现的是主仆三人休息的场面。主人在左,二仆在右。主人有头光,戴冠,身穿窄袖长袍,坐在一个红色束腰座上,右手握一白色高足大口杯,杯口呈波浪形状。在他面前有一年青仆人,单腿跪地。双手捧一装满果实的果盘献给主人。在他身后,还立着一年青仆人,两手于胸前抱一琵琶正在为主人奏乐。在大图案下的小图案内雕绘了一只飞跑着的白色大角鹿。

第二部分是由中部9块大石板组成的石椁外壁右、左及后面的画面组成(第一部分其中7块的反面),均为绘画,共7块,每块绘1人,虽然画面亦大,但内容简单,主要为墨线勾边,内填白黑二色,有男有女,有立有跪,皆无头光,神态恭谨,似为侍者。这类身份的人,在传统墓葬壁画中,身份低下,都是墓主人贴近的人物,往往被绘置于墓室中(此部分是原墓椁的外壁,现展览是把内壁朝外,所以此部分看不到)。

第三部分由虞弘墓石椁座外壁画面组成,其中正面、左右侧面的图像都是浮雕加彩绘,背面只有彩绘,四面共有图像29幅,主要雕绘于椁座四周外壁特定的壁龛和壸门内,内容和民族成分较为复杂,表现的是游牧民族基本成员现实的日常生活。画面较小,分布密集。

| 人兽搏斗图 |

在虞弘墓石椁图像54个相对独立的画面中“搏斗”和“捕杀”两种场面图像共15幅。“搏斗”图像在石椁上占据醒目的位置,“捕杀”则是石椁上的附属图像。“捕杀”图中人物居主导地位,追捕着逃窜的动物。“搏斗”图中人与兽不分主次,甚至强弱难辨,双方都在攻击。从这些“捕杀”“搏斗”图像所表现的内容可知其具有特定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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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61)

石椁椁座左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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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63)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64)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65)

石椁椁座右壁

以“捕杀”为特征的图像共9幅,均作边饰,分布在椁座左壁和右壁上栏的有6幅,雕刻于龛内。动物被骑马人物追捕,惊恐逃窜。椁座后壁下栏也有2幅彩绘图像,为人物骑马追捕羊或鹿的场面。“捕杀”图像中被追逐的主要是羚羊、鹿,只有一幅是狮子。

狩猎题材的图像在古代世界各地都很流行。中国早在战国、汉代的陶器和青铜器上就已经出现,其后也绘于墓葬的墙壁上,用以表现贵族的日常生活,也象征身份等级或具有军事训练的意义,猎取的野兽用于祭祀、食用。尽管虞弘墓的狩猎图在构图、人物特征或动物种类方面有所不同,但象征意义大同小异。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66)

人物骑骆驼斗狮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67)

人物骑骆驼斗狮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68)

人物骑象斗狮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69)

狮马搏斗图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70)

狮牛搏斗图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71)

狮人搏斗图

虞弘墓石椁图像中“搏斗”的画面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极为罕见、新颖的题材。其中两幅为人物骑骆驼斗狮,一幅为人物骑象斗狮,都是独立的大幅画面。用动物表现神是西方文化的特征,葛乐耐(Grenet)教授指出过祆教诸神与动物形象的对应关系,姜伯勤教授把骆驼解释为胜利之神,又猜测骑象之神可能表现阿胡拉·玛兹达神。

象、骆驼与人物共同参与搏斗并非是人物神勇之外的补充和衬托,或是夸张的艺术表现。这种奇特的场面在中国汉唐狩猎图中根本不见,张庆捷教授指出这是“仿波斯风格的图像”。萨珊银盘目前约有几十件流传于世,以帝王与猛兽搏斗为题材的占三分之二以上,制作年代从3世纪末~7世纪初,与萨珊王朝的兴亡相伴始终。在西亚波斯美术中,勇壮的帝王与凶猛野兽格斗的主题,是颂扬国王的权威和勇猛,并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从祆教的观念来看,帝王代表了光明、正义之神阿胡拉·马兹达,怪兽、狮子则是黑暗、罪恶之神阿赫里曼的化身,两者间的搏斗,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之争。与中国“因搜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的“狩猎”含义完全不同。帝王搏杀猛兽图,寓含了社会地位和权力之争,这种题材在波斯艺术中历史悠久,阿契美尼德王朝时的雕刻中就很常见,直到萨珊时期长久不衰。

| 对坐宴饮图析 |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72)

图案位于椁内后壁居中部位,雕绘画面正对椁门处石板上画面的主要内容是对坐宴饮,对坐二人似为夫妻。其中居于左边的、留有浓密长须的男子形象,在这套图像的很多场景中都有出现,显然是整套图像的主角。姜伯勤先生最初也认为此画是在善的天国之宴饮图,对坐二人或为墓主夫妇。其后,他又指出“此幅椁壁浮雕,即墓主人男女对饮图,是本石椁画像石中关键的一幅图像”。马尔沙克先生同意姜伯勤关于墓主夫妇在天国宴饮的观点,并做了进一步发挥:“尽管死者并不曾成为国王,而且在其他棺床上也从未有过死者戴冠的现象,但此处如此处理,或许是通过将这对男女置于天国的背景下,以表明他们到达了一个极乐世界,享有皇室般的幸福”。荣新江先生则认为此处是墓主夫妇居家宴饮图,又从画面上不少人物有头光来看,认为反映的似乎是主人进人天国之后的情景冲。总之,诸家看法在细节上虽有不同之处,但基本上都认为是一幅夫妇宴饮图。而也有学者否定这一说法,认为这是接引“义人”灵魂升入天国的叙事画卷。

| 葡萄酒文化的体现 |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73)

虞弘墓浮雕图案中既有踩踏葡萄酿酒的场面,也频繁出现了葡萄藤蔓图案、鸟衔葡萄等图案,画面中更出现了男女主人饮酒及仆人侍酒的图案,其中,有关饮酒的图案共出现了9幅,酒壶共出现了7次,酒碗共出现了6次。充分反映出葡萄与葡萄酒在墓主人生活中的地位。

踩踏葡萄也称为“踏浆”,是古老而传统的葡萄酒酿造方式,在没有机械化压榨之前,曾广泛流行于波斯、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等地,并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埃及古墓的壁画中,就有多幅踩踏葡萄酿酒的场景与虞弘墓椁壁浮雕的场景极为相似。在欧洲,踩踏葡萄一般由姑娘们来完成,留下了“美女踩葡萄”的习俗。电影《云中漫步》中也有青年男女用脚踩踏葡萄酿酒的场景。在我国,也有不少使用脚踩制作的美食,如酿造白酒的“端午踩曲”、古老的制茶秘技“以脚揉茶”等。清朝末年,脚踩葡萄酿制葡萄酒的工艺也曾在我国的文献中出现。

| 出土石件 |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74)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75)

石俑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76)

廊柱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77)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78)

砂石女侍俑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79)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80)

虞弘墓的真实传说(太原隋代虞弘墓)(81)

汉白玉彩绘伎乐俑

在墓室和石椁之间的夹道中,出土了石质彩绘侍从俑、武士俑和伎乐俑以及八棱形汉白玉石柱、莲花座、白瓷碗、铜币等80余件。在展厅中展出了五件石俑。

| 艺术特色 |

虞弘墓石椁图像题材丰富,表现了墓主人生活的各个侧面,有通过狩猎、搏杀群狮等情景描绘粟特、波斯、突厥民族勇敢精神的,有通过乐舞、宴饮等情景表现这些民族美好生活的,有通过祭坛、神灵等细节显示这些民族的信仰和神话的。这些场景所反映的是以中西亚波斯萨珊王朝粟特人为主的生活场景。他们信奉的是琐罗亚斯德教。在南北朝时期,以虞弘为代表的大量西域部落人群沿着丝绸之路辗转来到了太原,经商做官,同时把他们的文化也带到了这里。

石椁图像的表现方式主要是浮雕,其次是绘画,绘画又分为彩绘与墨绘两种。精华部分是浮雕加彩绘。画面均为单幅图像,每幅图像或自然用椁壁区别,或人为使用壁龛、壸门等形式分开,主要画面模仿了波斯遗存的摩崖石刻和波斯银盘表现英雄和重大事件式的纪念性画面,内涵深厚,中心人物突出,布局简洁疏朗。可以将这些图像统称之为“仿波斯风格的图像” 。追溯其源,一是波斯,二是中亚,合二为一。

图像中几乎所有人物、动物、飞禽表现的都是侧面或半侧面,弯弓射箭者,有弓无箭,也是模仿波斯艺术,与北朝墓葬画像截然不同。超现实的夸张形式,如许多飘带头不是朝下,而是朝上。狩猎是游牧民族图像艺术中恒久的主题,除波斯和粟特常见的人狮搏斗图外,还有即使在波斯和粟特也罕见的牛狮搏斗图、犬狮搏斗图、象狮搏斗图、马狮搏斗图,甚至还有骆驼与狮子撕咬的图景,这些表现的不是在华移民的现实生活,而是一种浓厚的思乡怀旧情绪的反映。

| 关于祆教 |

祆教在古代波斯地区(如今的伊朗)流行时,名叫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被人们称作祆教或拜火教。琐罗亚斯德出身于米底王国(一个古伊朗王国)的贵族骑士家庭,20岁时离开家独自隐居,30岁时声称受到神的启示,改革传统的多神教,创立新的宗教。在基督教诞生前,他创立的宗教曾经是中东和西亚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基督教中的“魔鬼”(devil)一词,就是译自祆教的“daevas”;而希腊人称魔鬼为“daibolos”,意思是“诽谤者”或“控告者”,这是犹太人对“撒旦”的概念,它也源自琐罗亚斯德教的思想。

在琐罗亚斯德教中,阿胡拉·马兹达是代表光明的善神,安格拉·曼纽是代表黑暗的恶神;善神的随从是天使,恶神的随从是魔鬼,互相之间进行长期、反复的斗争,为了战斗,阿胡拉·玛兹达创造了世界和人,在此之前,他首先创造了火。琐罗亚斯德的出生是善神阿胡拉·玛兹达胜利的结果,琐罗亚斯德的精髓每一千年产生一个儿子,他指定第三个儿子为救世主,与魔鬼斗争以彻底肃清魔鬼,使人类进入“光明、公正和真理的王国”。人死后要进入“裁判之桥”,根据其生前所作所为决定入地狱或天堂,但在世界末日时都要受一次最后审判,恶人的灵魂可以荡除罪恶而复活。

琐罗亚斯德教认为,火是阿胡拉·玛兹达最早创造出来的儿子,是象征神的绝对和至善,是“正义之眼”,所以庙中都有祭台点燃神火,日常点燃和保存神火要经过繁复的仪式。

拜火是祆教的基本特征,主持拜火仪式是祆教祭司的主要职能。祆教认为火是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的象征,包含了太阳和其他天体的光辉,显示了善神的力量、伟大和能力,以最纯洁的形式,闪耀着最高的真理。既然火是如此纯洁,如此神圣,所以祭司们在主持祭祀仪式时,一定要带口罩,以免呼吸污染了圣火和祭品。拜火时带口罩是古代祆教祭司的惯例,现代祆教徒仍保持了这一传统。

人首鸟身的形象也与祆教创世神话有关。虽然难以辨别祭司之身是鹰还是雄鸡,但雄鸡和鹰都是祆教崇拜的对象,是阿胡拉·马兹达为与群魔和术士对立斗争而造的。据说,有两种鸟,一种叫“阿绍祖什特”,另一种叫“索克”,它们被赋予了《阿维斯塔》的语言。《阿维斯塔》是琐罗亚德斯教的主要经典,意思是“知识”,也叫“波斯古经”,主要记述琐罗亚斯德的生平以及教义。当会说话的鸟一旦开口讲话,就会让群魔胆战心惊,无可逞其伎。此外,雄鹰也是祆教战神巴赫拉姆的化身之一,灵光也曾“化作雄鹰腾空而去”,可见鹰在祆教信仰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图像中给祭司赋予人首鹰身之形象,应该也有保护圣火、驱除邪恶的含义在内。

古时,琐罗亚斯德教在中东迅速传播,成为波斯第一帝国的国教。后来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在伊斯兰化过程中,琐罗亚斯德教受到伊斯兰教排斥,被迫向东迁徙,部分进入印度,部分通过西域进入中国。因琐罗亚斯德教祭天,然而这个“天”是胡人之“天”,不是中国原始宗教中的天神,因此被称为“祆”,即“胡天”。古高昌、匈奴的许多部落,都信奉祆教教义。汉朝将领霍去病俘虏匈奴浑邪王,曾缴获休屠族的祭天金人,这金人后来被汉武帝供奉于甘泉宫—休屠族在匈奴部落中是专责祭祀的,他们祭的这个“天”,就是祆教中的光明之天神。《魏书·西域传》里说,波斯国拜祭火神、天神,而《北史·西域传》提到焉耆、高昌都拜天神,这“天神”就是由波斯商贾传来的。北魏后期及北齐、北周都有祀“胡天”的记载,这种神像崇拜,与原本的琐罗亚斯德教是有出入的,祆教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本土化的一些变革。

祆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主要由丝绸之路上经商的粟特人来完成。唐代前期及中期,在一种开放姿态的引导下,世人对各种宗教都有尊崇之心,当时来华经商的胡人很多。经西域传来的摩尼教,和基督教分支景教正经历在中国的黄金时期,粟特、波斯、回鹘等胡人在中国大量定居,政府更设立专门官职“萨保”(祆教中的大祭司)来管理这些不同信仰的胡人。那时,从河西走廊到长安洛阳都可以看到火祆祠的踪迹。不过,祆教主要是在华的胡人信奉,本地的居民不可以祈祭,但也有可能私下传布。唐代会昌灭佛期间,对西方来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祠寺也一并禁毁,祆教在中土受到了打击,虽然会昌之后还有留存,但影响渐渐小下去。宋代还有残存的祆祠,南宋以后,中国的典籍上已经很少见到祆祠的名称,如今在山西还介休幸存一座祆神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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