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国府造价最高的房子（一座楼与一座城）

百年风雨之后，钢筋水泥亦被人格化，凝结为一段私人史。或许，建筑才是城市的主人，人只是其间的寄居客。

木头护墙框住了几面墙，朱红浅碧，深黄暗青，明暗交叠。走近了看，墙面是晕晕旧旧的——100年的沪上烟雨，仿佛都被锁在了墙里。

荣公馆

我在一个阴天到了这里，陕西北路186号。这里位于上海的中部，路口转角，是上海著名的奢侈品购物中心：恒隆广场。与交叉相邻的南京西路相比，这条路显得清幽，路两旁栽着悬铃木，一径排开的老式建筑，掩映于树荫之下。

白色墙面上，贴着一个四四方方金属牌，黑字刻着门牌号码，其下一行小字书：荣宗敬故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是上海滩最显赫的私人宅邸之一——西摩路上的荣公馆，以一个庞大的家族企业为基石，书写了一段传奇。

宅子的主人荣宗敬，是近代上海著名的实业家，被称作“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在“衣食上坐拥半个中国”。与弟弟荣德生一起，荣宗敬缔造了荣氏实业帝国，开启了荣氏家族延绵四代的财富史。毛泽东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财团的，只有他们一家。”

上海滩最显赫的私人宅邸——西摩路上的荣公馆

荣公馆的显赫，因其财富，也因其神秘。这栋私宅是其主人的精神造像，在多年风雨之后，钢筋水泥亦被人格化，凝结为一段私人史：它是一个家族的命运总结，也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象征。

在过去一个世纪，这栋百年老宅接受着天然与人工的损耗。某一段时间里，它像一个疲惫的老人，露出困顿衰微的表情，令经过它的人感到哀伤。六年前，意大利PRADA集团开始对其进行修葺，老宅闭门谢客，休养生息。今年10月，荣宅再度以青春面目示人，令人得见其昔日荣光。

推开门，来到迎宾的小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浅青色墙面，镶嵌着珐琅砖，其上覆盖棕青两色组成的抽象花卉，很是淡雅。客厅于1918年建造，一开始被当作饭厅使用。荣宅扩建之后，这个房间便成为进入北翼附楼的门厅。这里是这座大宅的精致头盘。

你的目光可能会被地上漂亮的地砖吸引。它由六种不同釉面砖组成，整体是棕色，嵌着黄色星星图案，这是来自犹太教的符号。不要感到稀奇，在上世纪初，这条路上曾经居住着不少犹太人。在传统的西式门厅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地砖，它经久耐用、易于打理。修复起来，却并非易事。工作人员告诉我，为了烧制与原来地砖相同的砖面，意大利工匠将百年前的古砖做成模型，重新调色、手工浇筑成镶嵌图案，再将制好的瓷砖块块回填、层层压紧，煅烧融合，才令古老的地板获得新生。

顺着木制楼梯往上走，我们去到二楼。不用理会楼梯发出的吱咯声，也别被扶手上雕刻的精致花纹锁住了眼睛，往上走，将看到更多美丽的细节。现在，我们到了一间浅朱红色房间，深木色雕花护墙板，很是华贵。这是二楼会议室，宅邸建造之初，被当作卧室使用。1918年，荣宗敬为其增加了一个凸形结构，并配上了一个壁炉。在这个壁炉上，可以看到上海的显著特征：东西融合。壁炉本身是新古典主义式样的，加上了各种中国形象，如老翁与古兽。在18世纪，航海贸易的兴盛使得中国风在欧洲盛极一时，再返回到此时的上海，就是别样的摩登了。

荣宅主人荣宗敬的壁炉

穿过一间草绿色房间，继续往前，是荣家的饭厅。这间深薄荷色的房间曾经名噪上海滩，荣氏兄弟在这里大宴宾客，倡导其“实业救国”的理想。这里是正式晚宴的场所，窗外可见后花园的景色。房间设计并不高调，四壁呈暗色调，没有金碧辉煌的装饰。它的华丽与高雅，从一些细部体现。沿天花板的吊顶檐口上，有灰泥做成的装饰板条，既掩盖了天花板与墙壁的接缝，又增加了美感。檐口装饰性图案是古典主义装饰中常见的“卵与箭”，源自古希腊罗马，在西方宗教建筑和珠宝设计中，可以看到相似图纹。

我感到最为美丽的，是这几间屋子层层递进的颜色。透过一扇扇敞开的门看过去，木头护墙框住了几面墙，朱红浅碧，深黄暗青，明暗交叠。走近了看，墙面是晕晕的，旧旧的，仿佛一百年的沪上烟雨都被压在墙内，一点点渗出水样光泽，要借天光才看得分明。房主人显然懂得天光之美，于楼层尽头，设置了一间日光室。在维多利亚风格的英国宅邸中，经常可见这样的房间设置，用以摆弄花草，修养身心。

会议室

荣宗敬的日光室与英国人不同。外部格局仍然是经典西式的，内部包裹的却是一颗传统的中国心。日光室的墙面为鹅黄色，设有多面窗户，以吸收阳光。玄月窗上的彩绘玻璃是这间屋子的点睛之笔。彩绘玻璃在荣宅随处可见，带有具象场景的，却只此一处。

抬头看，可以看到一面窗上绘着小船，一面窗上绘着宝塔，合在一处，是“轻舟过高塔”的江南图景。1930年，荣宗敬在故乡无锡的太湖梅园上，修建了一座高塔，以纪念其母。与舟塔相对的另一面窗，是别样景象：西式城堡与风车伫立于河水之畔，宛若工业革命的权力象征。这条河，或许正是从无锡流向上海的苏州河。上世纪初，荣氏兄弟的棉纱厂与面粉厂，便建立于苏州河两岸，这些林立的工厂，令他们“为半个中国提供衣食”。

我走进的第一间私人房间，是荣夫人的闺房。这间卧室是在1918年左右增建的。初入其间，我误以为这是男主人的房间。从室内装饰上看，这确实是一间男子寝室，风格极其冷静庄严。荣宗敬之妻王氏，是一位传统中国妇女，也是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她曾经在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之时，只身拜会沪上“教父”杜月笙，寻求帮助，最终令杜老板伸以援手。

房间里的四面墙，均装有柚木护墙板，雕工繁复。这些厚重的护墙增加了空间维度，也给予了房间沉郁的历史感。方入其间，其厚重感或许会令你想起中式老宅，仔细看来，护墙装饰花纹却是世界性的：缠绕的藤蔓取自阿拉伯花纹；垂坠花环与扁豆图案起源于希腊罗马。雕刻均极其精细，应该是刻好各个部件之后，再拼合于一处，形成了而今样貌。

荣夫人盥洗室护墙板上精美的雕花

荣先生的卧室在三楼。有意思的是，相比夫人卧室，这间男主人卧室反倒不那么具有男性气息。粉彩色墙壁和白色壁炉给这间房间平添了一股娇媚与清新，显得时髦。我的目光为屋顶的吊顶攫住：这些吊灯固定在原有的位置之上，灯罩由半透明的雪花石制成。19世纪80年代，上海的富裕家庭已经用电灯取代了汽灯。尽管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基础设施，给租界电压系统带来了压力，也不能妨碍这种新型照明系统在上海滩的应用。

与荣先生卧室同在三楼的还有两间卧室。一间属于荣家长子，建于1930年左右，是作为婚房而建的。房间里有一个嵌入式橱柜，还有一面神秘的砖墙。砖墙原本是在宅邸修复过程中，无意中被发现的。墙的形状像一扇门，说明这里曾经是一个通往别处的入口。然而，在扩建的过程中，它被移除了，它的故事也被封存在水泥砖墙之中。

另一间是“莲花卧室”。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房间，过去被用作女眷卧室。卧室罕见地使用了墙砖作为装饰——这种釉面墙砖通常被用于浴室和厨房。墙砖的制作采用了景泰蓝工艺，颜色鲜艳。“莲花卧室”因珐琅墙面的装饰图纹为抽象莲花而得名。莲花象征着重生，别具诗意；花朵朝开暮合，一如主人作息。1929年，荣宗敬在太湖之畔建造了锦园，园中有一个荷花池，因花开绮丽，远近闻名。

莲花卧室

走廊是建筑中特别的所在，承载着起承转合。这个只有15平方米的空间，连接了荣宅老楼和附楼，将两个高低不同的建筑合为一体。走廊天窗采用彩绘玻璃，装饰着卷曲葡萄藤的图案，这是一种没有地域感的图案，在古埃及、罗马、凯尔特和中国均可见到。过去，此处玻璃遭到了较为严重的毁损，给工匠修复带来了麻烦。最后，天窗中央椭圆形的部分和21块面板被完全卸下，重新进行修复处理。葡萄藤缺失的部分，则被替换为40年代德国生产的彩窗玻璃。

这个空间给访客提供的选择是：严肃地谈论生意经，还是消遣时光？若是前者，请右转，走进会议室；若是后者，请左转上楼，走进宴会大厅。

走廊天窗的彩绘玻璃

你或许会从这个宽敞的大厅里，感受到荣公馆的气度——其豪华气派，不输于此时著名饭店的跳舞厅。宴会大厅由三间卧室改建而成，足以承担一场毕业舞会。大厅上方，有一块面积45平方米的彩绘玻璃天窗，由69块玻璃组成。天窗以玫瑰花结为中心，向四周发射水晶状射线，构成了旭日纹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装饰艺术运动中，时常可见类似的图纹。独特之处在于，现代化图案之外，包围着传统古典花纹：螺旋绶带和月桂花。

荣公馆的宴会大厅

休闲之所是西方绅士家宅中的必备设施。旧时上海摩登一些的大户人家里，亦少不了。荣公馆堪为代表：除了气派的宴会大厅，同时配备了台球室和吸烟室，供绅士消遣娱乐。两个房间是套间设计，均建于1918年前后。

“华丽”是我走进台球室的第一印象。面积不大，却让我想起了进入英国公爵城堡之时，感到的老式贵族气派。房间天花板以金箔为装饰，在灯光映射下，镀金天花角线给房间增加了立体感。金箔是由工人层层刷上去的，覆盖在细致的苕叶雕花上。

台球室

这是一种古老的镀金技艺。西方工匠将黄金敲打至几近透明，切割成块，再将“金叶子”用软刷辅以溶液，敷在装饰表面。修复起来十分复杂，PRADA请来的意大利工匠小组，颇费了一些心思：在处理完缺失部分之后，将天花板表面整体刷白，重新手工镀金，添加保护层，再对其进行做旧处理，恢复了百年前样貌。

城与人

我们今天看到的荣宅，始建于1899至1910年之间。购买之后，荣宗敬委任上海滩著名建筑设计师陈椿江为之修缮，给这座西式豪宅加入了中式色彩。整修之后，宅邸为钢筋混凝土结构，融合了当时颇为前卫的空间设计。现存最早的荣宅建筑方案，来自于1910年。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头10年，是上海近代建筑业迅速发展的时期。1901年，英国人在上海投资的一亿美元中，百分之六十流入了房地产市场。上海公共租界的建造量，从1000余栋增加到了9000余栋。此时建造的房屋在设计和建造质量上，都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居民建筑主要发展为两种：里弄和私人花园住宅。20世纪最初的10年，里弄住宅主要是石库门式的，前前后后住着许多人家，是上海最有生命力的尘世烟火。与其相对的，是被称作花园洋房的独立私人住宅，所有者通常是如荣家这样的富庶人家。

荣公馆所在的陕西北路，过去叫作西摩路，是一条充满文化底蕴的街道，密集分布了20多处名人故居和历史遗迹。与荣宗敬在同一条街上做邻居的，还有“宋家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婚前在这里居住了近10年。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457号，是英国商贾何东的故居，他是香港曾经的首富，也是著名的何氏家族的创始人。这些私人住宅，均是经典的花园洋房。

1900年之前，花园洋房在上海滩还颇为鲜见。上世纪前20年，是此类住宅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此时特点是“大”，讲究华丽与气派。在建筑形式上，以古典复兴式为主，多为对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的花园大宅的模仿。其最初主人也多为外国富商。后来，不少中国大买办、大官僚和大实业家，也开始建造，或是从外商手中购得此类住宅。西摩路上的荣公馆，就是荣宗敬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下的。

荣宗敬故居

开埠半个多世纪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上海已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初步展现出近代都市的面貌。城市进入除旧立新阶段：传统建筑被拆除，新式建筑建立起来。许多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西方建筑新材料、新结构和新设备，也在此时传入上海。建筑新技术的广泛使用，缩短了上海与西方的距离。

上海滩许多知名建筑均在此时兴建。总巡捕房建造于1892至1894年，由金斯米尔设计事务所设计；虹口大剧院兴建于1908年，是上海也是全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同时兴建的还有许多银行和公司建筑：任记洋行大楼建于1908年；永年人寿保险大楼同样建造于1908年，由通和洋行设计；东方汇理银行建于1911至1914年，亦由通和洋行设计。

几个沪上闻名的传奇饭店，与荣宅建造于同一时期。如果你碰巧去过这些地方，会在发现其与荣宅的相似之处，譬如宴会大厅。经常出现在民国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里的礼查饭店，重建于1907年至1910年间，由新瑞和洋行设计。大华饭店修建于1910年，是近代上海最豪华的饭店之一。距离荣公馆不远，荣宗敬一度走投无路之时，曾被朋友安置在大华饭店避难。

这些华丽考究的花园洋房、高级饭店、跳舞场与电影院，是老上海生活的最好注脚，也是最能展现上海独特气质的城市空间。亨利·列斐伏尔说：“空间里弥散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

“租界”是上海近代空间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所在。上海的“租界”，英文对应词是“settlement”，指的是“居留地”，其意是为该区域的外国人提供安居之所。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有着差别。上海的租界（settlement）与天津、汉口等地的租界（concession）不尽相同。后者（concession）是由中国政府将地区内的土地整个租给外国政府，再由外国政府租给侨商。前者（“settlement”），则是由各地侨商向中国本地业主直接租借。只是在习惯上，人们将两者统一称之为“租界”。

上海是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文明，使之与民族文化融合的现代化样板。“然而，上海不管怎么异化，她还是一座中国城市。是中国人填满了前租界的空间，没有他们的认同与合作，任何规划都不可能实现。上海社会接受了西方人带来的形式，把它吸收、消化并转化成中国式的现代特色。”《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的作者，法国人白吉尔这样写道。

李香兰在《十里洋场》里唱：“把苏杭比天堂，苏杭现在也平常，上海更在天堂之上，洋场十里好风光。”近代上海的“爆发式发展”，不仅因为“开埠”，还因为“江南因素”。所谓“江南地区”，相当于而今的上海市、江苏省南部、浙江省东部、北部一带。有些研究者认为，在近代上海的成长中，“外国力量”固然起到了主导作用，然而其在短时间内的崛起，则因为自古富庶的周边地区。“换言之，上海的成长是借助、利用、调集了全国，主要是江南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和人文资源。”

出生于江苏无锡的荣氏兄弟，就是从围绕上海的“江南地区”里，走出来的代表人物。

荣氏家族荣宗敬、荣德生、荣毅仁、荣智健

在上世纪的上海滩，市井里弄里流传着一句时髦话，用以取笑那些爱吹牛皮却缺乏本事的人：“侬以为侬是荣宗敬？”人们路过荣公馆，希望探究荣氏家族的命运之谜：一个从无锡荣巷里走出来的“乡巴佬”学徒，如何成为近代中国的实业巨子，成为敢于对抗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和列强的上海滩风云人物？

1887年，14岁的荣宗敬坐上一条信船，从无锡荣巷出发，沿着苏州河来到上海，踏上锡金码头。少年的初次花花世界闯荡之旅却铩羽而归。不到半年，疾病缠身的荣宗敬就被上海滩赶了出来。回到老家后，他在一家钱庄当学徒，几年的学习生涯，令他积累了创业经验，也积蓄了力量，再度回到上海。

1896年3月21日，23岁的荣宗敬与其胞弟，21岁的荣德生一道，在上海鸿升码头开设了广生钱庄。兄弟俩分任钱庄一、二把手，荣宗敬任经理，负责全盘运营，荣德生管账房，管理日常业务。

荣宗敬与荣德生，像一枚铜钱的两面，相似无多，又不可分离。哥哥荣宗敬方脸，眉眼犀利，英气逼人，喜欢穿西装，热爱各种新鲜玩意。他为人敢想敢干，胆色过人，是一个激进派。弟弟荣德生圆脸，长耳，面目敦厚，喜欢着长衫，经常在手里把弄一把茶壶。他为人踏实沉稳，行事保守周全。这一正一反，相辅相成。荣德生说过一句话，用以形容两人之间的兄弟情，以手中的茶壶为比喻：兄弟俩就像茶壶的两边，若分作两半，茶壶就不再能用了。

尽管钱庄生意尚可，但荣氏兄弟认为，应该走向更大的市场。1898年，荣德生从香港乘船回上海，看到码头一片雪白，原来是英国轮船运载的面粉飘落的粉屑。他的实业理想被再度激活，决定筹办面粉厂。1900年10月，荣氏兄弟以6000元钱庄盈利作为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保兴面粉厂（后改称茂新面粉厂）。三年后，兄弟俩又出资4万元，创办福新面粉厂。此后，荣家面粉厂如滚雪球一般，越开越多。至1921年，荣氏兄弟经营开设的面粉厂已多达12家，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其“兵船”牌面粉，不仅畅销全国，更出口到英、法、澳及东南亚各国，驰名海外。

1912年新年，荣宗敬在西摩路荣公馆的书房里，写下了《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以惠民生计划书》：“即以纺织一业而论，吾国人口四万万，只有纱锭两百余万枚，较诸欧美各国人口与纱锭的比例，实不能供国民之需。是以他国在吾国设厂，以逐其经济侵略之野心，而使我国纺织业受重大之打击。纱、布为人生必需之品，乃至仰及他人。痛心之事，无逾于此。”

荣氏兄弟决定进军纺织业。1915年，他们创办了申新纺织公司，并复制了面粉厂的“滚雪球”模式。到1922年，申新公司已拥有4个工厂，产纱锭达13万余枚，其“人钟”牌棉纱成为驰名品牌，畅销全国。申新的发展速度，不仅超过了其他民族纺织厂，也超过了在华的日商纱厂。1917年，兄弟俩买下了原本属于日本人的恒昌源纱厂，迅速占领了1919年日纱消退后的市场。华商收购日资建造的纱厂，成为狙击日纱的主角，是近代中国商业史上罕见的一笔。

申新纺织企业工厂

1921年，江西路耸立起一栋英式建筑，名为“三新大厦”。这是荣氏兄弟的“大本营”，“三新财团”（茂新、福新、申新的统称）的总部。三新总公司采用总经理负责制，规模和作风都具有现代企业的风范。在积弱的中国，三新总公司代表着民族工业的最高发展水平。西方媒体称之为“中国实业界的拿破仑”；荣氏兄弟的创业故事，被写入日本的小学课本。荣宗敬曾经难掩意气地对弟弟说：“从衣、食上讲，我们拥有半个中国。”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开始影响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国民党建都南京之后，外交上采取亲美政策。棉纱业在外国洋行的操纵下，形成了“棉贵纱贱”的局面，生产越多，亏本越大。拥有多家工厂的荣氏企业，难逃其困，“亏损雪球”越滚越大。“三新总公司”盛极而衰。

时局动荡，更是雪上加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们失去了东北市场；1932年淞沪之战爆发，上海工商业遭受重创，申新有7家工厂被炸停产。运输不畅又导致了面粉和棉纱无法交货。焦头烂额的荣宗敬，依然支持着抗日救亡。他安排无锡申新三厂向前线捐赠慰劳品；招收被日商纱厂辞退的职工进申新工作；他与黄炎培、史量才、沈钧儒等人一道，联名发表《国是主张》，要求抗战到底。

1934年春天，危险降临了。是年，银行和钱庄纷纷拒绝继续给申新放贷。荣宗敬面对的申新债务高达6375.9万元，而申新资产全部不过6898万元，勉强“以资抵债”。一夜之间，荣氏风光散尽。报纸打出这样的头条：“申新”搁浅。

荣宗敬同时需要面对的，是国民党试图“国有化”申新的图谋。宋子文在与荣宗敬的面谈中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责。”所幸，在陈光甫等金融界朋友的帮助下，荣宗敬挺到了最后。1936年秋天，局势扭转，各地棉花丰收，市场亦开始活跃，持续四年的“棉贵纱贱”困境消散。到1937年，申新各厂开始盈利，福新、茂新面粉厂产销两旺，三新财团一洗阴霾，呈现久违的兴旺之象。

荣氏企业短暂的“小阳春”，被同年爆发的日军侵华终结了。淞沪之战打响后，申新三厂被日军洗劫一空，五、六、七厂受到不同程度的轰炸损毁。装备最为精良的申新八厂，被炮火炸为废墟。茂新、福新所受到的打击亦不弱于申新。茂新一厂被日军焚毁，二厂为日军占用，其余各厂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2/3的荣氏企业毁于战火。

此时荣宗敬已年过六十，看到自己一生创立的事业被毁于一旦，精神受到重创。不仅如此，日本人还试图通过汉奸胁迫其出任伪职，荣公馆附近，经常有神秘分子出没，他的处境十分危险。

1938年1月4日深夜，荣宗敬从荣宅后门出走，悄然登上了驶往香港的加拿大轮船。这一去，本是暂时避难，未料成为他与这里的天人永诀。到达香港的荣宗敬突患肺炎，加上忧思难遣，2月，在香港溘然长逝。弥留之际，他留下了一句话：“申新复业。”一个月后，荣宗敬灵柩随加拿大“皇后号”返沪，回到了西摩路上的老宅。

1949年，上海解放。荣孝范代表荣家，将西摩路荣公馆出租给中国经济研究所使用。此后，老宅几易其主，做过办公楼和业余文化学校，也充当过电影取景地。1987年到1996年间，宅子为棠柏饭店使用；2002至2008年，又被用作星空传媒集团驻上海的代表处。

出门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这栋百年老宅，修缮一新后，它看起来依旧迷人。或许，建筑才是城市的主人，人只是其间的寄居客。人来人往，而建筑无言；人去楼空，而城市不老。

“它关于如何真实地生活在上海”

——专访2×4工作室创始人麦克·洛克（Michael Rock）

荣宅修缮工程，由意大利时尚品牌Prada发起并出资，开始于2011年，历经六年完工。今年10月12日，整修一新的“西摩路荣公馆”首度开门迎客，为庆祝老宅重生，17日起，宅邸正式对外开放一个月左右。

在过去，Prada做过许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为著名的是对米兰的地标性建筑，建于19世纪的伊曼纽尔二世长廊（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的修葺。被改造为艺术空间的威尼斯王后宫（Palazzo Ca'Corner della Regina），亦是其广为人知的项目之一。参与这些项目建设的团队，将其丰富经验运用到了荣宅的修缮之中。

2×4工作室是参与荣宅修葺项目的重要团队之一。这个全球当红的设计工作室，由麦克·洛克（Michael Rock）创立于纽约，客户包括PRADA、CCTV、MOMA、NIKE、Sony等。2×4与Prada的合作开始于90年代末，并持续至今。采访中，创始人麦克·洛克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荣宅修缮项目背后的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听闻此次荣宅的LOGO是全新设计的，不知设计出发点是什么，希望呈现怎样的效果？

麦克·洛克：我们希望荣宅项目能获得一个半独立的身份，与PRADA的商业方向有所区分。这一点可以许多方面看出来，比如在宅子的使用上，部分与PRADA的时尚生意相关，部分则全无关联。这个宅子不是一个奢侈购物地标，而是一个开放平台，这里将承载各种活动，包括时尚的和文化的。所以我们希望，能给它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份——至少部分意义上。LOGO的理念由我们北京办公室的同事辛静和傅熙林来创作。它从PRADA原有的LOGO解析而来，重新整合成了现有模样。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2×4工作室在荣宅项目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具体有哪些工作，能否请你介绍一下？

麦克·洛克：在过去的几年的荣宅项目修复工作中，我们与缪西娅·普拉达（Miuccia Prada）女士和她的团队紧密合作，概念化了整个策略，包括旧址如何使用，宅子过去的故事如何整合起来，以及不同的文化项目如何开展等等。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开幕展的策展人，你希望表达怎样的理念？你曾经将平面设计称为“印刷的建筑学”，此次的荣宅项目是一个建筑项目，怎样体现你这个理念？

麦克·洛克：开幕展是为了烘托荣宅重新开幕的主事件而举办的，它本身应该是谦虚、微妙的，内容则是关于拜访这座老宅的体验。与许多类似的项目不同，在荣宅的重新修葺上，没有刻意凸显其“豪宅”的身份，给予它过多的点缀，而是尽可能地留出空间，让参观者可以真正欣赏到建筑本身的美。在主要房间里，都有信息板，介绍宅子如何修缮，有哪些细节。扫描信息版板上的二维码，参观者可以在微信上得到更多信息。在桌子上，参观者可以看到PRADA其他几个项目的信息，比如米兰的伊曼纽尔二世长廊和威尼斯王后宫等。从这些项目的建设上，也可以了解到荣宅修缮项目的传统。

三联生活周刊：2×4与PRADA合作了许多项目，从纽约旗舰店修建，到书籍出版，到“普拉达星球”策展，再到普拉达基金会，与你们之前的合作项目相比，荣宅项目的特别之处和难处在什么地方？

麦克·洛克：荣宅修缮确实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体验。这个项目的初衷，是对于建筑本身的爱。从一些细节的维护上，你可以看到宅子过去的荣光，它很引人注目。最有意思的一点或许是，这个项目本身是十分开放的。在未来，这里可能会在上海时装周期间举办一些特别活动，也可能会有其他展览、会议、派对和事件。这里将成为PRADA的“中国之家”，也会发挥它的全部功能。对于设计师而言，这就是难点：要发挥建筑的全部功能性。这不是关于一个西方品牌陡然出现，制造一个事件便离开。这是关于如何真实地生活在上海，是创造一些东西，然后让生活来填满它。

（部分图片由 Agostino Osio / Prada 提供，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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