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名人经历过丧子之痛（至亲离世不相送）

黄旭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

黄旭华院士

“对于我们搞核潜艇的科研工作人员，一直以来恪守着‘隐姓埋名’这个诺言。我就像是在水下深潜了多年浮出了水面，一下子还不太习惯。”95岁的黄旭华来到广州，见到记者后先开起了玩笑，尽管已经白发苍苍，但依然讲话非常有力，眼睛更是会真诚地看向对方。

讲到不久前获得“共和国勋章”，他说，从他个人来讲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但中国的核潜艇是全国大力协同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成员，按照组织分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跟大家一道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而已。”这个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更是属于核潜艇研究领域的集体。

他继续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世界上科学技术上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特别是在国防科研方面的竞争更是如此，不创新，停留一步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就会挨欺凌甚至侵略。因此，我们现在是“任重而道远”，应该更加奋发努力，把核潜艇水平提到更高的位置上。

今年95岁的黄旭华仍然坚持着锻炼的习惯，两年前还会一早在户外打太极拳，但由于身体原因，近两年改成了在室内打太极拳。“养生之道，各有其道。”黄旭华笑着说，每个人养生的门道都不同，但是精神状态是很重要的。

由于腿脚不便，黄旭华在夫人的搀扶下来到了会客厅，讲起话来思路清晰、中气十足，偶尔还会幽默一下，让谈话都变得有趣起来。

战火中“弃医从工”

“我的父母一辈子都在治病救人，他们的希望以及我从前的愿望，都是能够子承父业继续从医救人。”黄旭华轻轻聊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

高小毕业时，恰逢全面抗战爆发。得知县城聿怀中学搬迁后落脚揭西山沟五经富的消息，黄旭华正月初四跟二哥背起行囊朝新校址进发，徒步山路4天，“脚都磨出了血泡”。爬过最后一个山头，目之所及让他不禁心凉，几个四面透风的草棚就是他要找的学校。

白天上课，每当日寇飞机响起，老师便拿起小黑板带着大家往外跑，“冬天藏在甘蔗地里，夏天躲在大树底下”，读书上课就像“打游击战”。

学校不断搬迁，经历了两年多初中生活后，黄旭华决定投考桂林中学。北上梅州，因错过考期前行受阻，只好在广益中学栖身一载。

1941年初夏，黄旭华经过整整两个月的晓行夜宿，终于抵达桂林，并顺利通过桂林中学的入学考试。

在桂林中学，每当警报声响起，大家纷纷跑进山洞，“警报一天不解除，就要在山洞挨饿一天”。

面对日军狂轰滥炸，桂林满城烟尘、一片废墟，黄旭华忍不住求教老师：“为什么日本鬼子想炸就炸、想杀就杀？为什么中国这么大，却连个安心读书的地方都没有？”

“因为我们国家太穷太落后了，穷国落后就要受人家的欺负，受人家宰割。”老师回答。

“这时候我就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学医了，而是要学航空，学造船。”黄旭华说。生于海畔，耳闻目睹日寇登陆沿海、肆意轰炸，面对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交通大学船舶系的录取结果，他毅然选择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探寻保卫祖国海域抵抗外辱的人生道路。

“斤斤计较”造核潜艇

黄旭华说，当他在1958年知道自己要研制核潜艇时，就明白他的这一辈子与核潜艇再也分不开了。

1954年，美国建造的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首次试航。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核潜艇刚一问世，即被视为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杀手锏”。

时不我待。1959年秋，赫鲁晓夫访华。中国领导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潜艇，但赫鲁晓夫认为，核潜艇技术复杂，中国搞不了。对此，毛泽东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没学过、甚至从来没见过核潜艇的模样，通过一些公开的资料就开始了对核潜艇的研究，当黄旭华和同事们将初步制成的模型与友人国外带回的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对比之后，发现两者几乎一摸一样。

“当时是‘骑驴找马，绝不等待’，驴比马走得慢，土法骑驴上路，一边走一边创造条件，什么时候找到马再换马。”黄旭华回忆说，那时美国已经开始使用第一代计算机，而中国科学家用的是算盘、计算尺和稿纸。一般来说，当时一个数字组织一帮人日夜算，都要算几个礼拜。为了对比验算，必须分两组人算，两组算出结果差不多一样，就比较可信了。如果一组算出结果是三，另一组结果得五，则必有一组错，或者两组皆错，那么必须全部作废，从头再来。

潜艇要成功下水，其重量绝对不能超标。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老一辈科研人员不得不选择土办法：用磅秤。“当时是咬紧牙关，毫无怨言。”黄旭华说：“当时在船台入口的地方，放了一个磅秤，凡是要拿进船台的无论大小都过秤，都登记好、记录好。”

就是这样的“斤斤计较”，让数千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与设计值毫无二致。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全心全意”才能成功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从1965年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用了不到十年，我们造出了自己的核潜艇。”黄旭华说，我国核潜艇事业能取得成功，是党中央、中央军委高度重视的结果，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所有科研人员、造船工人、部队官兵的努力结果。“苦战惊天动地事，甘做埋名隐姓人。”

出于保密的需要，在研制核潜艇的几十年里，黄旭华一直隐姓埋名，没有回过老家，他的父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儿子是干什么工作的。“当时，我夫人就说，我应该回去。”黄旭华有些感慨地说，自己对家里是非常有感情的，但是整个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家里就顾不了了。“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当时如果我向组织上申请，相信一定会同意的，但这里的工作需要我，同意肯定也是勉为其难，为了不愿组织上为难，所以我一句话都没有讲过。”黄旭华举了一个例子，当时他看到有一场足球比赛决赛，其中一支队在最后时刻打入了一粒进球，最终1:0获胜夺得了冠军。当记者询问进球队员当时的想法时，进球队员发表了一大通如“看到那么多球迷的期望”之类的感言，黄旭华则认为是“瞎说”。“当时如果他能够想那么多，肯定那粒球也打不进去了。”他继续说，他们当时搞核潜艇也是一个道理，只是全心全意地去搞，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不然也肯定搞不出来。

“欠了家人还不了的情债”

1956年年底，黄旭华从上海出差到广东，他在家乡度过了三天。当他离开广东老家时，黄旭华母亲叮嘱他要常常回家看看，“母亲说我过去上学的时候没办法，现在工作了有空可以常回家看看。”当时他满口答应。

母子二人谁也没想到，再一次相见时，已经是1986年11月。“那时母亲对于我的工作都避而不谈，和我聊的都是我小时候的趣闻。”黄旭华说，他们兄弟姊妹九人没有一个挨过妈妈的打，母亲对他们个个都喜欢。他介绍说，他的母亲为穷人接生，由于付不起任何钱，母亲也不在意，说“只要等孩子会讲话了，叫我一声干娘就行”。因此，母亲有了许多的“干儿子，干女儿”。

黄旭华的母亲去世后，好多头发花白的老人来为她送行，称她为干娘。老人家的遗物不多，黄旭华留下了她的一条围巾，用得已经很旧了。

如今，每到冬天，不是特殊的场合，他总会围上母亲的这条围巾，虽然围巾已经旧了，已经粗糙了，但围上它“我总能感觉到母亲还和在我一起”。说着，黄旭华红了眼眶，声音也有了哽咽。

“我欠了我的父亲、母亲，欠了我的爱人、女儿，欠了一辈子还不了的情债。”

黄旭华说，但是，国家的需要，他没有其他的考虑。“人家问我，忠孝不能两全，你怎么理解？我觉得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浮”起来之后情况不一样

1988年初，我国在南海进行核潜艇设计极限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至极限深度，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下水做深潜试验第一人。

黄旭华说：“我不是充英雄好汉，要跟大家一起去牺牲，而是确保人、艇安全。”

“当时的心态是，既有把握，又有担心。”他解释说，他对自己设计的核潜艇有信心，而且也经过了严格的验收，深潜是有把握的。但是，在深潜过程中是否会出现“超出自己认知”的情况发生，则是会担心的部分。“我要对艇内100多人的生命负责。”于是，他成为了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下水做深潜试验第一人。

成功了！当核潜艇浮出水面时，现场的人群沸腾了。黄旭华欣然题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他告诉记者，如今他觉得自己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还要花时间将自己的资料整理一下。“自己还是有必要将这些资料留给后人，至于能不能用得上是另外一回事，自己要把这些资料留下。”

“以前我像潜艇一样，在水底下安安静静搞我的工作，没有任何干扰。一旦浮起来，情况就不一样了。”黄旭华说，他经常会给自己讲两句话，一句是“随遇而安，遇事不怒，不攀比，想开一点”，在科学技术的工作上要不断创新，永不知足，在个人生活上，要知足常乐，不攀比；另外一句话是，“琴棋诗画，自得其乐，老来俏，潇洒一点”。

“你们年轻人更应该如此，潇洒一点，把生活搞得美好一点。”黄旭华笑着说。

编辑：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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