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的第一座跨海大桥（世界上第一座跨海大桥的建造及其背后隐藏的宋代制度进步）

说起我国的跨海大桥，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港珠澳大桥或是杭州湾跨海大桥等，而即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跨海大桥的施工难度也是很大的，比如要克服水文的复杂情况、海水的腐蚀性、风浪等一系列不利条件。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宋代，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们就在海上架起了世界第一座跨海大桥，它横跨于泉州洛阳江的入海口，这就是泉州的洛阳桥，又称万安桥。该桥始建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历时六年零八个月，在宋仁宗嘉祐四年（1060年）竣工。该桥长834米，宽7米，计有四十七个桥孔，保存至今的洛阳桥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规模。

洛阳桥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一个在福建泉州建造的桥，为什么以远在1700公里外的洛阳为名呢？这是因为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来到福建泉州，据《书影》记载:

“望洛山在德清县，晋洛中人永嘉中过江，每升此山望洛，故名。”

也就是说从洛阳附近迁徙过来的人们看到这里的山川地势很像古都洛阳，就把这个地方也取名为洛阳，因此也就有了洛阳江，横跨在洛阳江入海口的这座古桥也就叫洛阳桥了。因这里的一个渡口叫万安渡，这座桥也被称为万安桥。

1.洛阳桥建造的历史背景

这就不得不提泉州这个城市了，泉州在唐朝就是当时的四大通商口岸之一，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闽南人口剧增，也极大促进了泉州的经济发展。到了宋朝，泉州更是取代其他三个港口，成为了当时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曾有“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之盛景。我们可以想象宋朝时的泉州港里帆樯林立，中外商人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繁华景象。

泉州港

然而泉州的海上交通虽如此发达，陆上交通却非常不便。让我们来看一下泉州的地图：

泉州地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洛阳桥，古人想从一边跨过对岸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走水路，乘船过去；二是由泉州城北出朝天门，从马鞍格入河市，翻越朋山、白虹山，经仙游抵达福州。然而这两种路径都有很大缺陷，据《泉州府志》和《泊宅编》中记载：

“万安桥未建，旧设海渡渡人，泉州万安渡水阔五里，上流接大溪，外即海也。每风潮交作，沉舟被溺而死者无数，数日不可渡。”

正是由于渡海的风险很大，因此在这里设置渡口起名为万安渡，以祈祷平安渡过。如果过路的商人恰好赶上大风天气，那只有选择走陆路，但由于朋山、白虹山的山路十分崎岖，即便单枪匹马地走过去也是疲惫不堪，更何况商人还携带着众多货物，此等艰辛可想而知。

所以鉴于这种情况，宋仁宗庆历初年，当地郡人陈宠（又称李宠）在万安渡尝试建造浮桥， 将垒砌石块于江中，上面架上木板，风和日丽的时候还可以通行，遇到风潮交作的时候木板却很难经受过风浪的冲击，所以这个浮桥没法从根本上满足当时的通行需求。

2.洛阳桥的建造经过

虽然建造浮桥遇到了挫折，但是宋人依然没有放弃。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僧宗以及郡人王实、卢锡再次倡导修建洛阳桥，他们不畏辛劳，募集资金、招募工人、准备材料，于皇祐五年四月开工。然而， 由于这座大石桥位于洛阳江的出海口，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与技术水平的限制，建了三年还没有建成。直到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 蔡襄任泉州郡守后，在他的主持下继续建造，才终于在嘉祐四年十二月（1060年2月） 竣工，前后总建造时间达六年零八个月。洛阳桥建成以后，“南接漳广，北通江浙，往来于兹者殷”，对泉州两岸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洛阳桥

泉州郡守蔡襄同时也是宋代的四大书法家之一，他亲笔写下《万安桥记》并刻于石碑之上:

“泉州万安渡石桥，始造于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讫功。累趾于渊，酾水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长三千六百尺，广丈有五尺，翼以扶栏，如其长之数而两之。縻金钱一千四百万，求诸施者。渡实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职其事：卢锡、王实、许忠、浮图义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阳蔡襄为之合乐宴饮而落之。明年秋，蒙召还京，道系是出，因纪所作，勒于岸左。”

全文共153字，用楷体书写，详细记载了造桥的年代、桥的长宽、所动用的资金、参与建造的人物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万安桥记》

3.洛阳桥的技术进步

洛阳桥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座跨海梁式大石桥，是宋代先进造桥技术的代表作之一。不仅如此，

洛阳桥还对桥梁建造的技术突破做出了四大贡献：

一是首创筏形基础：即沿着桥梁的中轴线抛掷数万立方大石块，筑成一条横跨江底的大石堤，然后在这石堤上建造船形墩。这是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大创举，也比现代桥梁采用这种筏形基础早了800多年。

二是应用了尖劈形石桥墩：即把桥墩一端砌成尖劈状，以减轻水流对桥墩的冲击力。

尖劈形石桥墩

三是利用潮汐的涨落来浮运和架设石板。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现代化吊装设备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将每条长11 米，宽1米，厚1米，重量为20多吨的三百余块石板安装在桥墩上。所以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他们利用潮汛的涨落，采用“激浪以激舟，悬机以弦纤”的浮运架桥法，在退潮的时候把石板装在船上，等到涨潮时，利用船的浮力，省力而又准确地将大石板安装在桥墩上。既方便石料的运输，又减轻了人力负担，还大大加快了工程的进度。

四是利用繁殖牡蛎来帮助加固桥墩：有效地防止桥基石被潮水冲走。在古代没有水泥砂浆技术的情况下，宋人利用了沿海特产牡蛎繁殖迅速、附着力强等特点，用牡蛎将原来松散的桥墩胶合凝结成了牢固的整体。这样一个独特的创新让洛阳桥在近千年来潮水地不断冲击下依然岿然不动、稳如泰山。这不仅是宋人集体智慧力量的结晶，也是世界历史中将生物学运用于基建工程的独一无二的先例。

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宋代这些技术的革新，在几年前的2012年，即使在先进的机械设备帮助下，洛阳古桥上游500 米处的围堰和导流的施工过程依然困难重重。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宋代洛阳桥的建造是何等的艰巨和伟大。

4.洛阳桥建造背后隐藏的宋代制度进步

蔡襄的《万安桥记》中提到，参与修建洛阳桥的有卢锡、王实、许忠、浮图义波、宗善等十五人，然而蔡襄对于自己起到的作用却只字不提，只说了自己在桥梁竣工以后开庆功宴的故事。《福建通志》中记载:

“会蔡襄守郡，踵而成之”。

古语“踵”是继续的意思，意思是蔡襄在修建洛阳桥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洛阳桥在最初建造的时候屡遭失败，直到蔡襄主持续建洛阳桥一年半以后，才顺利竣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蔡襄最后的鼎力相助，洛阳桥最后很可能就烂尾了。中国科技史话丛书《桥梁史话》曾对蔡襄这样评价：

“他的功绩，主要不在于史书、传说中所称道的施工技术难题的解决，而是他顺应了当时海外贸易迅速发展的趋势，顺应了泉州港迅速发展的趋势，利用了作为泉州地方长官的权威，支持、推动了洛阳桥的建造。”

蔡襄

事实上，为了建成洛阳桥，蔡襄不仅仅是利用自己作为地方长官的权威推动，更与他的母亲卢氏一起带头捐资，《蔡襄年谱》书中提到

“予为万安桥时，母太君捐一百六十石助役。”

我们还能看到，蔡襄捐资修桥在宋代的地方长官中并非个例，它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比如魏了翁《宝庆府跃龙桥记》中记载了官吏捐款的事:

“役广费巨，经始维艰。于是发少府斥币，不足则吏捐俸，民输财以佐之。”

刘受祖《海棠桥记》中记载了右骁骑将军李公植捐货帛三万的事:

“淳祐六年夏，右骁骑将军李公植来守是邦，捐货帛三万，率州之官吏士民共新之。”

我们很难想象在其他朝代会出现大量地方官员带头捐款造桥、修桥这种现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宋代的地方长官对于民计民生的重视，透过现象看本质，这背后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1）宋代官员选拔制度的进步

宋代与宋之前的朝代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官吏选拔制度的不同。在更早的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与当时皇室力量不分伯仲，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世家望族作为当时的精英人士垄断着王朝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官吏的选拔也以世袭和察举为主。到了隋唐以后，虽开科举制度之先河，但举荐的陋习依然存在。主考官要优先考虑权贵们的举荐之人，有时竟然按照权贵们的身份高低来排列考生的录取顺序。即便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当上的进士，放眼整个唐朝也是寥寥无几。根据史料记载，近三百年历史的唐朝，进士开科264次，录取进士不足7000人，录取进士最多的一次是唐玄宗天宝十二年，也只有56人而已。与此同时，唐朝需财政负担的官员总数最多时约为18万人，也就是说唐代平民出身能成为官吏的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到了宋代，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重文抑武成为了基本国策，官吏选拔制度也有了质的进步。选拔的中心思想就是重科举而轻门荫，进士三年一试，密封试卷，杜绝徇私舞弊。每科录取数百人，登第者悉数授官，绝大多数分发各县担任簿、尉，重视政绩，考察资历，逐渐晋升。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论逐路取人札子》中曾记载：

“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各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

概括起来就是宋代的考生是什么出身并不重要，唯才是举才是王道。这说明宋代科举制度相较于前朝更加合理和公平。

因此，相对于隋唐或更早的汉晋，宋代出现了更多出身卑微的平民官员，相对于权贵出身，他们主政一方更接地气，更关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桥作为与百姓密切相关的重要公共设施，自然也成为地方官员关注民生的一个重要窗口。

（2）宋代官员考核制度的进步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太宗开宝九年（976年）曾制定过官吏考核标准，即：

“政绩尤异者为上，恪居官次、职务粗治者为中，临事驰慢、所莅无状者为下”。

也就是说，官员考核分为上中下三档，政绩优秀的为上；照章办事，基本能履行职责的，为中；做事拖拉，没有功绩的，则为下。上中下类似于优秀、称职和不称职。

宋太宗时期官吏考核重在警示那些不作为的官员，到了宋真宗时期，则增加了对官员廉洁自律的考核：

“公勤廉干，文武可取，利益于国，惠及于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声者为次；畏懦而贪，漫公不治，赃状未露，滥声颇彰者为下”

勤政廉洁、利国利民的官员为上；有政绩却不廉洁，廉洁却无所作为的官员为中；无所作为还贪赃枉法为下。

为了避免上级官吏在对下级官吏的考核中徇私舞弊, 宋代还补充了几个官员考核制度,如：御史复核制度、亲信巡访制度、互相监督制度。这些制度结合起来，对官员的约束上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宋代官员考核机构

此外，对于最关键最敏感的官员升迁，宋代也做出了明确规定，如：考课法、改官法、荐举法、磨勘法。其中，考课制度，主要考核官员的任职年限与业绩情况，考核的内容包括：履历出身、业绩、过失、请假等事项，以及所在机构长官批写的评语意见等；磨勘制度，则是对完成任期和考课的官员，再勘验其档案文书是否齐备及真伪，并审核业绩与推荐意见等情况，以决定其能否迁转。在这些环节中，都必须有上级官员举荐，这就是荐举制度。这并不同于隋唐的权贵举荐，宋代参与举荐的上级官员都要承担荐举失察之责。《论县令改官状》中曾记载：

“盖县令者，已经两次荐举，共享举者八人”

可以看出，一个县令需要两轮共计八人的举荐，要求可谓十分严格。

宋代官员的考核制度的存在，使得宋代地方官员必须关心民计民生，体恤百姓生活。实际上这也是宋代官员相较于之前更注重造桥，在资金不足时甚至主动带头捐资筹款的更深层原因。

5.结语

洛阳桥的建造凝聚着我们祖先的集体智慧，它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们看到了一位宋代地方父母官以造福苍生为己任的责任感。我们仔细窥探，还可以发现这其实并非个例，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在这种现象背后，是宋代官吏选拔和考核制度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资料：

1.《泉州洛阳桥刍论》

2.《浅谈宋代的官吏考核制度》

3.《宋代城市桥记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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