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为什么追杀犹太人(身为伪造者的他)

法国人为什么追杀犹太人(身为伪造者的他)(1)

《隐身大师》

法国人为什么追杀犹太人(身为伪造者的他)(2)

内容简介

他是阿道夫·卡明斯基,也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朱利安·阿道夫·凯勒”,同时还是大名鼎鼎的幕后推手“约瑟夫先生”。他有无数个姓名,亦有数不清的身份。在家人朋友面前,他是一名在部里工作的普普通通的文员;在抵抗组织成员眼中,他却是一位行踪诡秘、技艺非凡的专家。

“二战”期间,染匠学徒出身的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成功帮助一万四千多名犹太人隐匿身份,逃离纳粹的魔爪。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与家庭幸福,隐姓埋名长达 30 年之久。

如今,他将自己的人生故事,连同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曲折离奇,一起交付亲生女儿的笔下。从他的自述中,我们得以了解有关这位鲜为人知的“二战”英雄:他颠簸不安的青少年时代,他低调且充满“忏悔”的晚年时光。

作者简介

萨拉·卡明斯基(Sarah Kaminsky, 1979—)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演员、编剧、作家。 3 岁时随父亲阿道夫·卡明斯基、母亲莱拉及两位兄长移民法国。本书是她的处女作,于 2009 年在法国出版,至今已翻译成 8 种语言并畅销全世界。萨拉·卡明斯基和儿子现居巴黎。

书籍摘录

前言

“既然你想了解一切,那就先说说关于我你都知道些什么吧。比如你什么时候发现我曾经在抵抗组织里待过?”

“说实话,我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你是伪造者这件事了。如果我们一直待在阿尔及利亚的话,我可能都不知道你参加过‘二战’。对我来讲,你就像大家说的那样,是一名‘斗士’。”

“那后来呢,在法国的时候,你知道了吗?”

“也不是立刻就知道,因为你从来都不说。从小到大,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帮助那些有过不良行为的年轻人恢复正常生活,给他们找工作,教他们摄影。当然,我也隐约从大人们的聊天中听到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线索,这和我知道的有些冲突,于是我被彻底搞糊涂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外部事件才让我逐渐明白过来的。当时《实录周刊》(Minute)这本极右翼杂志曾刊登过一篇文章,你还记得吗?”

“当然,我还留着呢。在这儿,你看。”

“‘前伪造者正依循道德准则重建自己的生活。如今,已不再是伪造者的他,正在教年轻人如何保持品行端正。这名曾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对抗法国的让松组织前成员,现在正帮助我们来自北非的失足少年们重新融入这个社会……’是的,就是这篇!”

“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我正在帮助的一些年轻人还跑过来跟我开玩笑,是那种很差劲的玩笑,以至于我不得不说出‘是我侄子需要一些证件’,或者‘我刚好需要几千法郎’这种话。”

“我还记得很久以后,当你把我们申请法国国籍的资料整理到一起时,我看到了一些信件,其中一封激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一封感谢信,对你在1945 年为法国军方情报和反间谍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当时我对自己说:‘哇,我父亲是个特工!’人们则出于不同立场叫你伪造者、抵抗组织英雄、叛徒、特工、不法之徒、斗士……”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这种事情我总有一天会弄明白的。你看,我已经列出了一个采访清单,正打算去找他们聊聊你。”

“给我看看……嘿,你这名单可真够长的。不过事情有点棘手,名单上的人大部分都已经去世了。”

等我们挑出那些没法接受采访的人以后,名单只剩下了一半。父亲说:“这样一来你也能轻松点。”每当谈及让人痛苦的话题时,他都会这样开玩笑。

死亡和时间。父亲刚刚一语道破了我必须得写这本书的原因,而且要尽可能快,赶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只有这样,父亲才不会带着他的秘密和故事离开,也只有这样,那些关于他生平的问题才不至于无人解答。

经过两年的调查,在采访了二十多人之后,我终于有机会了解阿道夫·卡明斯基—这个一直以来我只知道要叫他“爸爸”的人。挖掘寓意,解读他的沉默,察觉在他波澜不惊的叙述里所暗含的情绪,传递出那些他没有明说的事情,找出我在笔记本里记下的一系列奇闻逸事背后所隐藏的信息。偶尔我需要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理解他的选择:他作为证件伪造者的一生,他的地下工作,他投身于政治的热情,他对这个社会以及对各种建立在仇恨基础上、阻碍社会进步的团体的费解,以及他对建立一个充满正义和自由的世界的渴望。

法国人为什么追杀犹太人(身为伪造者的他)(3)

1(节选)

巴黎,1944 年1 月。我走向圣日耳曼德佩地铁站的入口,一刻也不想耽误,因为需要搭上一趟开往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列车到巴黎东部去。为了远离其他乘客,我挑了一个折叠座位。公文包里装着很重要的东西,我把它紧紧抱在胸口,同时在心里默念着经过的每一站。共和国站,还有三站就到了。忽然,从后面一节车厢传来一阵躁动和说话声。汽笛已经响了好几秒,可车门却一直没关。紧接着,说话声被一阵响亮、尖锐、极为特别的脚步声所取代。我立刻听了出来。当佩戴着肩章、贝雷帽压得很低地戴在平头上的民兵巡逻队闯进车厢的那一刻,我的胸口感到一阵灼烧。他们给了司机一个手势,车门就关上了。

“证件检查!把包都打开准备好搜查。”

我没有看他们,而是在车厢尾部等着。虽然警察检查对于我而言已经不再陌生,但今天我却害怕了。

保持镇定,压抑住自己的情绪。我不能暴露,至少不是今天,不是现在。脚别乱动,以防暴露内心的慌乱。别让前额上的那滴冷汗淌下来。血管里的血液正在突突直跳,快让它停下。我努力让心跳变得平稳,慢慢呼吸,藏起自己的恐惧,泰然自若。

一切如常。我有个任务要完成。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就在我身后,那群人正在检查身份证,搜查包裹。我要在下一站下车,但每个车门处都守着一个士兵,看来我是没法逃避检查了。于是我站起来,自信地走向他们,把我的证件拿给一个正打算朝我走过来的士兵看,我挥了挥手,示意他我马上就要下车了。他大声读着我的证件:“朱利安·凯勒,十七岁,染匠,法国安省人,住在克勒斯公寓……”他拿着我的证件翻来覆去地仔细检查,不时抬头用他那双充满狐疑的小眼睛观察我的反应。我始终保持着镇定,因为我知道他看不出我有多么害怕。同时我也知道并且确信我的证件是齐全的——毕竟都是我亲自伪造的。

“证件齐全……凯勒,你是阿尔萨斯人?”

“是的。”

“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是我最不想被问到的。那个士兵指着我怀里的公文包,当时我正紧张地抓着拎手。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脚下的地板摇摇欲坠,恨不得马上逃离,但任何试图逃走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一阵慌乱让我的血液瞬间冷却,必须马上想个法子应对。

“你聋了吗?你包里装的是什么?”士兵提高了声音问道。

“三明治。你要看看吗?”为了配合自己说出的话,我打开了公文包。

是的,我包里确实有三明治—它们只不过是我不惜一切代

价要藏好的那个东西的一个伪装罢了。一丝犹豫过后,士兵瞪了我一眼,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仿佛要找出什么破绽。于是我给了他一个傻笑,每当必要时我都能露出这种笑: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奇蠢无比。接下来的几秒钟像是几个小时那样漫长。此时我们已经到达拉雪兹神父公墓站,列车开始鸣笛,车门马上就要关了。

“好了,你可以走了。”

我依然清晰记得当时在墓地里从墓碑上方尖啸而过的寒风。我在拉雪兹神父墓地的一条小路旁找了张长椅坐下,不过不是为了冥想。我的牙齿打战,身体发抖。为了给自己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整理下思绪,并将压抑在平静表象底下的感受释放出来,我不得不走出地铁站,拖着身子进了公墓。我把这个过程叫作“回顾式休克”:让身体慢慢摆脱压抑的情绪。我只需耐心等待脉搏恢复正常,等手指放松下来不再颤抖。我不知道过了多久自己才平静下来。五到十分钟吧。不过已经足够让我感到寒冷并回过神来,记起自己是为了谁、为什么冒这么大的风险在这儿,同时也提醒自己这趟送件有多紧急。也正是这份紧迫感,把我从公墓厚重的寂静里所产生的恍惚中拉了出来,提醒自己一分钟都不能耽误,根本没时间去感受绝望、自怜、恐惧或沮丧。

我准备好重新出发。在起身前,我打开了公文包,小心翼翼地做最后的检查。我拿起三明治,东西都还在—我视若珍宝的物品:五十张空白的法国身份证,我的钢笔、墨水、橡皮图章和一个订书机。

那天就和往常一样,我按照前一天收到并花了一晚上背下来的名单挨个儿去敲门,名单上有几十个犹太家庭的名字和住址。据组织掌握的情报—这多亏了那些打入政府内部的极富同情心的人—名单上的人将在黎明时分被围捕。我从梅尼孟丹大道走到皇冠街,接着钻进美丽城大道后面的小巷里。我遇见的每张新面孔都会和那些未知的名字对应上。在木兰乔丽街上住着布吕芒塔尔一家:莫里斯、露西,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名字分别是让、伊莱恩和维拉。他们收下了伪造的证件,从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法国人为什么追杀犹太人(身为伪造者的他)(4)

最理想的情况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护照照片,我直接把它们订在空白的证件上就好,然后再模仿市政厅职员的笔迹小心地帮他们填上信息。有时他们收到伪造的证件时会很高兴,却缺少相应的照片。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很重视我的来访,并向我保证第二天围捕时决不待在家里。他们当中有的人会躲到舅舅家、女朋友家、侄子家等任何能够藏身的地方,有的人则无处可躲。

还有一些人起初会拒绝我,后来在我保证不收钱后才又改了主意。不过可惜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好说话。比如那天晚上,那位住在奥贝康夫路的寡妇—德拉达女士—所表现出来的无知与固执(她坚持认为我在骗她)简直让我感到震惊。

当我把证件拿给她时,她感到被冒犯了:“我,什么都没做,家里几代都是法国人。我凭什么要躲起来?”说话期间,我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看到她的四个孩子正围坐在客厅里的桌子旁,安静地吃着晚餐。我使出浑身解数想要说服她。我解释说,我所在的组织想把她的孩子们藏起来—并视之为义不容辞的义务。孩子们会被安置在郊区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和一群善良的人待在一起——她甚至能时不时收到他们的消息。可是不管我怎么哀求,她都无动于衷,一个字都不想听,只是很气愤地站在那里。最让我受打击的是,当她听说我曾被拘禁于德朗西,并在那儿目睹过成千上万的人被驱逐出境、整车整车的人被带向死亡后,只是冷漠地回应道,死亡营根本不存在,并表示她根本不相信那些英美人为了政治宣传所撒的谎。说到这儿,她停顿了一下,紧接着便威胁我,如果我再不离开她就要报警了。她完全没有意识到,第二天早晨就要来抓走她和她孩子的警察,怎么会现在过来保护她呢?

带着我的公文包和我的痛苦这双重负担,我继续上路了,挨家挨户地敲门,在脑海中完成我的清单,一边是能顺利躲起来的犹太人,一边是被驱逐出境的人。我当时就知道,我会一直清楚地记得后者,永远无法把他们的名字和面孔从我的记忆中完全抹去。甚至有时候还会做关于他们的噩梦。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他们自由的最后见证人,于是我试着在记忆里为他们留下一点点位置。

着急也没用,冬夜寒冷的黑暗已经驱散了二月清朗的阳光。当清单上最后一个地址的最后一扇门在我身后关闭时,早就过了宵禁时间。于是我不得不隐藏起身形,贴着墙壁,避免被路灯照见,压低脚步声,悄无声息地消失。不过我得先找个电话亭,好让联络人知道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拨通号码,留下一条加密信息,然后我才能回家。

在焦急地走了差不多二十分钟后,我终于远远看到了青年人旅馆这座砖砌建筑的轮廓,即现在的妇女避难所。当时,那是一个供学生和年轻工人们居住的小旅馆,价格很便宜,在没找到更好的地方之前我一直住在那儿。我走到已经紧闭的门前,按了几次门铃都没人开。我冷到脚都冻僵了,却在宵禁时被锁在了门外。黑暗中透出的阴影,无处不让我感觉自己已受到威胁。我听到了一些声音,感觉自己已被危险包围,无处可逃。

我感到筋疲力尽。尽管我已经不再抱着会有人来开门的幻想,但还是最后按了一次门铃,之后,我躲进一幢公寓的门厅,蜷缩成一团坐在台阶上,双手环抱着身体,就这样等待破晓来临。我一刻也不敢眨眼,更别说睡着,一阵风都能把我吓个半死。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想到了德拉达女士,想到了那些我没能说服的人,尤其是那些孩子。一想到他们,我便感到一种毫无缘由的愧疚。我有些后悔当时没能想到合适的话和有说服力的证据。我需要继续相信自己和同伴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我很好奇“水獭”是否赶在宵禁前完成了他的任务,是不是比我发出了更多的证件。我希望他没有被抓—否则他现在肯定已经死了。

我当然知道,一直以来所有警察都在竭力搜寻巴黎的伪造者。我还知道这是因为我找到了大规模伪造证件的方式,这些证件早就遍布整个北方地区,甚至远及比利时和荷兰。在法国,任何一个需要假身份的人都知道,只要联系到抵抗组织的任意一个分支,马上就能拿到证件。于是很明显: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那么警察肯定也知道。伪造的身份越多,我们越要加倍小心。我最大的优势在于,警察们可能一直都在找一个拥有机器的“专业人士”,有印刷机和木浆厂。他们肯定不会猜到,原来他们一直在找的那个伪造者,不过是一个小毛孩而已。

很明显且幸运的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实验室的头儿叫萨姆·库杰尔,二十四岁,大家都叫他“水獭”。上一个负责人是勒妮·格卢克,同样二十四岁,代号“睡莲”,是一名药剂师,后来离开这里去护送孩子们和处理边境前线事宜了。他俩的代号都是从战前一起参加法国犹太童子军时的绰号而来。实验室的成员还有在艺术学院就读的苏西·席德洛夫和赫塔·席德洛夫姐妹俩,她们一个二十岁,一个二十一岁,凭借着辛勤的工作和永不消减的幽默感为实验室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上就是传说中法国犹太人总工会的神秘分支“第六部”伪造证件实验室的人员配置。除了我们五个,没有人知道实验室在哪儿—就连我们的上司们也不清楚。正因为他们无从知晓这个秘密,再加上所有人都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我们很自信能够躲过不少灾难,避免被抓的命运。

题图为改编纪录片伪造者(The Forger)剧照,来自: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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