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逼死兰妃后又杀两个孩子（狎宠自恣他已经退休了）

狎宠自恣：他已经退休了，为何还会被杀？

李善长外宽和而内多刻薄，进封大国，却受爵不让；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其权，即按其罪奏黜之。其所厚者，中书都事李彬犯法，刘基铁面无私，置之于法，李善长“恶人先告状”，以致刘基被迫告老退职。

朱元璋凭借淮西力量起家，他作了皇帝以后，淮西诸将和幕府僚属都成了开国功臣，他们不但有汗马功劳，也有了政治地位，在明朝初年的政治局势下，淮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很突出的地位。特别是李善长，既富且贵，骄横专擅，凭借自己的权势，颐指气使，凌驾于百官之上，为非淮人集团与朱元璋日渐不满。张昶、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先后获罪被杀，朱元璋只是碍于李善长过去的功劳，一直隐忍不发。

有一天，朱元璋借与陶凯论斋戒当至诚为由，暗示李善长，应趁早退职：“人之一心，极艰检点，心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检点，凡事必求至当。今每遇斋戒，必思齐整心志，对越神明。”李善长听后叩头称善。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正月，李善长以疾致仕，赐临濠地若干顷，置守冢一百五十户，给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与魏国公徐达相等。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李善长病愈后，朱元璋命他督建临濠宫殿，凡数年。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朱元璋推恩提拔他弟弟李存义，为太仆丞，存义的两个儿子李伸、李佑担任府州官员。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又把长女临安公主下嫁其子李祺，拜为驸马都尉。光宠赫奕，时人艳羡。婚后一月，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上疏言：“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将近十天，也不来问候。驸马都尉李祺，六日不上朝，宣至殿前又不谢罪，大不敬，请付有司议处。”于是坐罪，削李善长岁禄一千八百石，几及其半。李善长“自是意忽忽不自得”。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获诛。胡惟庸是李善长同乡，初为宁国知县。斯时，李善长当政，胡惟庸以黄金二百两贿赂之，便得以入京任太常少卿。累迁中书参政，又以兄女嫁李佑，因相互往来。胡惟庸任相后，“与善长深相结”，“贪贿弄权，无所畏忌”。朱元璋为防止大权旁落，遂以“擅权枉法”之罪，杀了胡惟庸，及其同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

群臣请并诛李善长，朱元璋以彼为初起时心腹股肱，置不问。李善长以年老养病上奏，批准了。

自胡惟庸被杀后，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特别是随着自己年事的增高，懿文太子又柔仁，便决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条”，使下一代保持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家统治有危害性的文武官员、大族豪强，都陆续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发展，随时扩大。最初增加的罪状是“通倭”，接着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当时明朝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了。史载：“时四方仇怨相告讦，凡指为胡党，卒相收坐重狱。”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有人告李存义父子实胡惟庸之余党，诏免死，发放崇明。李善长知道个中缘由，也不去道歉，朱元璋恨之。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耄不检下”，仍欲增隆其第宅，从信国公汤和那里借卫卒三百人，汤和密告朱元璋。四月，有京民坐罪，应徙边者，李善长又数次请托，免其亲戚丁斌等。

朱元璋勃然大怒，先严刑逼供丁斌，查出丁斌原在胡惟庸家办过事，知道李存义等和胡惟庸相互勾结的情况，接着下令把李存义父子逮到京师审问，结果，供词牵连李善长，云：“惟庸有反谋，使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诧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已，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惊不许，然颇心动。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居久之，惟庸复遗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又旬日，惟庸谒善长，延之东西向座，屏左右款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这时，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弹劾李善长。

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将军出塞，至捕鱼儿海，掳获元宗室大臣及宝玺、图书、金银印章无数；元宗室大臣中有胡惟庸暗通沙漠的使者封绩，而李善长却匿不以闻。有的更说私书中 有李善长的亲笔信。

这时，李善长家仆卢仲歉等，亦上告他与胡惟庸“通赂遗，交私语”。狱词锻炼完毕，朱元璋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恰好，天象显示有灾变，占得应在大臣中，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

李善长子祺，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第二年，御史解缙、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称冤。朱元璋得书，竟未怪之于罪。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