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是在哪里展开的（古田会议为何成功）

古田会议为何成功

□李元健

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于1929年12月28、29日，在上杭县古田镇胜利召开，由于之前一段时间的深入探讨、调查研究和广泛实践，经历了激烈的争辩，得到了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的有力支持，对毛泽东“党指挥枪”的理论和实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红四军在连城新泉开展了政治、军事整训，获得了成功的实践经验，使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案得以顺利通过。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案成了全党全军的纲领性文献，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建设指明了一条正确道路。

油画《古田会议》

问题产生的根源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把工作重心往农村拓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立了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由此，参加革命队伍的人员成分逐步复杂。例如，红四军中党员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0%。军队中产生了单纯的军事观点，非组织观点，流寇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且又缺少系统规范的教育及纪律约束，这就极大地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在红四军中的执行。同时军队领导人中思想也不够统一，有隔阂存在，甚至争吵。1929年5月，中央派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刘安恭到红四军任临时军委书记，他背着红四军前委领导机关，私自作出决定：“前委不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它事”。这是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事，前委属上级机关，军委是下属机关。后在上杭白砂会议上，刘安恭被撤消了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职务，并被调到红四军二纵队任司令员。

　　红四军三打龙岩胜利后，于6月22日在龙岩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七大。因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中，广大指战员来自农村，缺乏政治建军、思想建党的理念，认为军队就是打仗。刘安恭被撤去军委书记后闹情绪，在军中散布不团结言论，再加上国民党三省“会剿”等诸多因素，毛泽东有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思想没能被大部份代表所接受。会议对朱德、毛泽东两位领导的缺点进行批评，分别给予书面警告处分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上，由中共中央指定的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重申自己的看法，强调要根据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应该在党的领导之下活动，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纪律。毛泽东表示，对他的批评，现在不说；对他有帮助的，他会接受；不正确的将来会通过实践得到证明。

　　9月中旬，红四军攻下“铁上杭”后，在上杭城内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召开会议的目的是想解决七大没有解决的问题，统一思想、增进团结。由于会前没有充分准备，3天的会议没有结果。时任红一纵队党代表、参与八大的代表熊寿祺回忆时说：“大会选举前委委员，为了让各纵队都有人参加，便将前委扩大为17人，全在大会上临时选举。结果选出的委员没能改变过去的涣散状态。大家意见纷纷，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四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

实践出真知

　　(一)中央肯定，统一认识

　　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发出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认为红四军《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信中肯定“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武装农民是扩大红军的前提，必须坚决执行这一路线。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要更集中于指导机关，以统军权，书记要多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

　　中央的肯定，与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

　　此前的6月14日，毛泽东就军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等方面写了一封信给红一纵队司令林彪，针对“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等方面的问题作了阐述。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红军既是从旧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

　　在信中，毛泽东还指出：“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在群众的的心理上，因为多数人做了、少数人做好，结果便发生不良的影响。”

　　随后，毛泽东就党的建设如何科学化作了阐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则恰恰与科学正相反对，一篇演说，一个行动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出来。”“稍为进步一点的军队，就需要规律化，像红军本来这种‘烂糟槽的’现象，我们只好认它是一种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要极力和这种现象斗争。”　

　　信中，毛泽东号召党内的同志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

　　红四军党的七大后，陈毅到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陈毅以一个共产党人的伟大胸怀，坦诚布公，他不询私情，从大局出发如实地汇报并代中央起草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对军队管理的正确意见，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认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和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听了陈毅的汇报和书面报告，高度评价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这些宝贵经验，许多经验在中国是别开生面的，这是红四军的创造。照这些经验去做，红四军和苏维埃区域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这就是红四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9月28日，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等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由陈毅代党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在周恩来的审定修改后，由党中央通过，基本内容和观点是：

　　1.中国革命的特征。在军阀混战的各种矛盾将继续发展形势下，产生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起了奠基作用。

　　2.红军的基本任务。一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是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扩大队伍；三是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这个规定既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比井冈山时规定的打仗、筹款和发动群众的三大任务有了发展。

　　3.红军的分兵与集中。绝不能把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四军两年来集中奋斗，度过各种难关，此种艰苦的经验不应为全体同志忽视”。否定了主张分兵的观点。

　　4.红军的群众工作。它特别强调了调查工作和群众路线问题，指出：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这对于后来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点的形成，起了奠定根基的作用。

　　5.红军自身建设。认为必须依靠和发动群众来扩大红军，对参加红军的农民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在组织系统上，红军目前仍可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来号召；党代表制度应改为政治委员制度，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任，但不可再兼政治部主任；红军要严格军事训练，加强战斗力；要加强纪律与处罚，坚决废除肉刑。

　　6.红军中党的领导。提出党的组织系统可保持现状，前委下面可不成立军委；“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

　　7.反对极端民主化。“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不能用反对“家长制”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为极端民主化打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做“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

　　8.前委应该：(一)加强前委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斗争；(二)在帮助纠正朱、毛两人的缺点后，要恢复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三)朱、毛仍留四军工作，经过前委会议传达，对毛泽东的安排“须使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二)闽西一大，成功实践

　　如何打造出一支钢铁般的人民军队，使这支部队既能打仗，又能宣传发动群众、能筹款，有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成立红四军以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由于紧张的行军打仗，部队指战员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冒出，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红四军三打龙岩期间，于5月21日途经新泉时作了短暂的休整，见连南河上蒸蒸冒气的温泉，部队经过几个月的行军、打仗之疲劳，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全体指战员抓住机遇下河洗澡，结果干扰了地方群众的生活。红四军领导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于是在六项纪律的基础上加了“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两条。这是毛泽东为加强军队的纪律性，打造一支铁的人民的军队而订立的纪律，亦是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铺下的路基。

　　随后，在6月10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又到新泉开展为期一周的整训。帮助地方建立工农武装，帮助、指导各地武装暴动，建立地方苏维埃政府。红四军党的七大后，毛泽东到闽西帮助地方指导工作并养病，时值闽西临时特委决定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了蛟洋与部份与会代表交谈后发现，代表们对整个闽西的革命形势和社会状况缺乏全面的了解。于是建议大会推迟召开，请代表们就有关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等相关问题回去地方开展调研。并开出题纲给全体代表去逐个开展调查了解。会议时间改定于7月20日在蛟洋文昌阁召开。在中共闽西一大上，毛泽东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思路贯穿于中共闽西一大中、把这个大会当作探索实践的重要平台，亲自修改政治决议案，指出党的总路线是：坚决的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面奋斗，明确了主要任务：一、巩固扩大党的组织；二、发动并组织群众；三、实行土地革命；四、建立苏维埃政权；五、扩大工农武装。

　　《政治决议案》还详细制定了各项具体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要求。如对党内工作问题，指出：从工人及贫农中创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健全支部生活：严密党的组织，改变原来无组织的状态，同时要扩大党的组织，使党员人数增加，党员的健在区域更加普遍；党要实行集体化领导，改变从前不开会的不良习惯；执行铁的纪律；在城市及中心区域建立党的工作基础；建立党的理论队伍，加强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训练干部培养人才；肃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洗刷非无产阶级意识，消除地方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现象；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这些决议在中共闽西一大顺利通过，使毛泽东更加坚定地认识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举措是正确的。

　　(三)新泉整训，形成共识

　　11月28日，毛泽东从上杭苏家坡回到红四军的第二天，主持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几个月前的争论，明确了是非，验证了毛泽东在离开红四军前说的：“不正确的将来会通过实践得到证明”。历经了几个月的深刻思考和实践，大家心中亮起了一盏明灯，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曙光。与会人员笑逐颜开，会议气氛热烈而融洽。会议决定：全军于12月3日开往根据地腹地新泉开展整训，准备一个月的给养。“有计划地整理起来，党内即开九次大会预备会”。当天，毛泽东挥毫写信给党中央：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刘(和鼎)、张(贞)等会剿，形势并不严重，现决定整理一时期，即向刘、张出击。打破会剿局面，才是出路。正在准备一个月的给养”。

　　毛泽东之前先后两次到过连城新泉，根据地民众对革命热情，土地肥沃、地域广阔，更为有利的是连南河上那天然的温泉，在这样的地方开展整训是再妙不过的了。

　　按前委分工，毛泽东、陈毅负责政治整训，朱德负责军事整训。此时的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到整训中，他按制定的周密计划，白天有时到士兵中调查了解思想、生活状况，对部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在调查中向指战员提出，大家畅所欲言。对个别问题代表们答不上来时，毛泽东耐心地逐一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危害性，大家在交谈中受到了很大启发，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同时在农村中开展广泛的调查，毛泽东亲切地询问到会的农民对红军到来的感想和意见，有没有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问题发生。从调查研究中检查军民是否真心的一致，民众是否真心拥护红军。晚上，有时召开干部队伍联席调查会，有则整理调查情况，夜以继日地起草大会决议草案。原红四军前委秘书，开国中将欧阳毅在《中央苏区火红岁月》回忆文章中这样说到：“(在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还重点地找了一纵队参谋长萧克、二纵队参谋长郭化若、三纵四支队十一大队长韩伟等军事干部谈话，了解情况，与罗荣恒、张鼎丞、谭震林等政治干部反复交换意见；与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当时，我和谭政把毛泽东所作的记录、笔记整理出来，连同会议文件一起油印、装订、下发与会代表，我们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做了服务工作。‘望云草室’的灯光彻夜不息，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后，毛泽东心中有数了，日夜赶写‘九大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水到渠成

　　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之谋略，从井冈山开始便谋划着中国革命的前进方面，一路走来，诸多问题的产生，如何使人民的军队正规化、革命化，打造成一支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钢铁军队，经历了红四军党的七大的争论，中共闽西一大的实践检验，让毛泽东更加坚定和自信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思想是正确的。如今，党中央高度肯定了这一思想，红四军的同志经历了考验也逐渐地形成了共识。

　　1929年12月下旬，国民党三省“会剿”兵力已逼至长汀河田一带。红四军在新泉坚持而有序的整训已达到预期目的，为了确保党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根据当时敌情和给养情况，毛泽东与前委成员商定，移师古田，稳稳地开好会后再与敌人周旋。并在新泉周边派了一千多的地方武装担任安保工作，成立了安保指挥部，由官熬担任总指挥。

　　《军魂—古田会议纪实》一书写到：(1929年12月)20日，红四军大队人马从连城新泉向古田进发，途经庙前时，在此作了稍事休息，接着进驻上杭古田。

　　12月28、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万源祠(曙光小学)胜利召开，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成了彪炳史册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从而使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

　　古田会议为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且仅用两天时间就开得如此成功，成为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都源于毛泽东长期以来对建军路线、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及在实践上的经验总结，从井冈山开始的争论到红四军进入闽西后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出现的问题及争议，毛泽东在对闽西地方工作的指导、新泉整训等各方面的思想整顿、力求思想认识的统一，以及中央“九月来信”对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和工作的认可及支持，都作了重要的铺垫。

　　永放光芒的古田会议，指引中国革命从弱小走向强大，一步步走向胜利。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古田会议建党建军纲领性文献正进一步发扬光大。在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军政治工作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主要包括：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作风，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坚持围绕党和军队中心任务发挥服务保证作用，坚持公道正派选拔使用干部，坚持官兵一致、发扬民主，坚持实行自觉的严格的纪律，坚持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以身作则，等等。这些优良传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和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作者系原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