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一代豫剧宗师陈素真（豫剧大师陈素真回忆录）

陈素真回忆录——《情系舞台》（之一）

一．童年学戏

我是1918年3月20日出生的。从我记事时起就是跟着继父生活。继父叫陈玉亭，是个唱戏的。他唱红脸，人称红脸王。据说生父姓王。他很怕我妈，从没打骂过我，可也从来没管过我。我母亲并不爱我，从我记事时起，她差不多天天都打我。我童年时像乞儿似的生活着。

在开封住时，我上过几天学，我在学文化方面是班上最笨的一个，所以没上多久，学校就不要我了。后来就拾柴禾、剥花生。妈妈几乎天天骂我笨货。我也确实笨得出奇。我的奶名叫佩玉，上学时就叫王佩玉。

小时候跟着戏班，那时戏班里都兴喂狗，最少喂两只。戏班里没有别的家属，只有我妈一个女的，也只有我一个小女孩。我特别爱狗，大人们就叫我狗大王。这样传来传去，传成了小狗妞了。所以人们都以为我的小名就叫狗妞呢!

我是1926年阴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那天拜师开始学戏的。原来的河南梆子戏班中可没有女的，旦角这一门全是男人扮演。那时女子不单是不能唱戏，而且女孩子一过12岁，连戏台也不许上了。若是不知道这个规矩的人，带个12岁以上的女孩上戏台，那就得为戏台烧香、放鞭炮，杀鸡祭台子，破破霉气。我小时候天天看戏，只要看一次，回去就会唱几句，大人们都非常惊奇，说：这孩子可真神哪，怎么就唱的满板满眼呢?都夸我，说：这孩子可真是个学戏的好材料，可惜是个女孩子啊!

孙老先生演了一辈子好戏，也教了一辈子徒弟，开封一带的名角，十之七八是他的徒弟。那时开封的名角，老生有徐金发、张子林；武生有赵福金、王清云；小生有王金玉，外号火鞭，意思是走到哪里响到哪里，红得发紫；旦角这一行就更多了，有五十来岁的，有四十来岁的，有三十来岁的，著名的红角有李剑云、阎彩云、石湘云、李瑞云，这四位是20年代前期大红特红的名旦，称“四大云”；还有个演青衣的名角叫王序亭，两个名丑李德奎、石金声。这些艺人全是我记事时期开封了不起的红角，都是孙老先生的徒弟。孙老先生在国民、永乐两戏院的徒弟们群起反对收我们两个女的为徒，说是破坏了老规矩，二是对老演员没法称呼，因为我们太小了，我们称呼老演员为老师，年岁大点的演员就不愿意了，说他们降低了辈份。但孙先生很坚决教女的，一定要收我们为徒孙。我们称孙老为“师祖”或“师爷”。在行礼之前，又收一个名叫小喜的女孩。小喜姓张，比我大一岁，她妈妈有个外号，叫“包打相国寺”。

我们学戏的地点在开封曹门里王清云的家内。王家住的地方紧靠着城墙，住户少，喊嗓子方便。我和小喜都住在王家，王宅西屋的北边是个大院，是我们练功的地方。

我在王家学戏的一年多中，没挨过一次打。我每天早晨鸡一叫准醒，叫醒妮子和小喜同去喊腔。我不懒，不馋，不贪玩，老实听话。我学戏词和唱腔快得惊人，最难学的也超不过三遍，普通的水词(即白话戏词)一遍就会。我练功不偷懒，不论师祖在不在场，我都是实实在在认真地练，从不惜力。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去城根喊腔，除了下雾不去(老师说下雾时喊腔对嗓子不好)，一般风雪天气照喊不停。喊法是，一喊，二唱，三念白，和喊一、二、三、哼、嗯、哎几个字音。我们每天大约喊上一个来小时。喊罢不许说话，也不吃早点，喝点水就去练功。我们的基本功是推圈，即是跑圆场，因是双手和两臂跟着跑步摆动，所以便叫推圈。再是踢腿、飞脚、站架子，耍棍子。推圈最苦，跑得透不过气来，都摔趴下过。

我们的开蒙戏是《燕王扫北》中的《吵宫》一折。这出戏的板式较多，几乎把豫剧的唱法全占有了。若能把这个小折子戏的板式、唱腔全掌握好了，再学一百出戏，也是这几种板式和唱腔。《吵宫》的主角是晏月公主，属于正旦，其次是陈妙棠，属于小旦，我学演公主，妮子学演陈妙棠。我们学戏没有剧本，就是有也是白费，因为都不识字，全靠口传。孙老念一句，我们跟着学念一句。我们学了《燕王扫北》一出戏，还学了《打灶君》《日月图》、《芦花河》、《玉虎坠》、《闹山湾》、《花打朝》等戏。由于我的嗓子特别坏，老师常常叹惜说：庄王爷(豫剧演员敬的神称庄王爷)太不睁眼了，这么好个材料，怎么不给个好腔呢!他看旦角一门没我的饭，就教我学演外八角即生、净、丑。《芦花河》戏里，我学须生薛丁山，《花打朝》里，我学演程咬金，《打灶》里，我学演田二愣，是个二花脸。《闹山湾》戏里我演的是个老丑。《桃花庵》我演苏昆，是个老生。《破洪州》里我演前边的寇准，是个老生，兼演后边的白天佐，是个花脸。《姚刚征南》里我演前边的须生邓禹，后边演花脸黄金涛。还有一出《阴阳扇》又名《牡丹亭》也叫《拉死驴》，也是个三小戏，即小生、小旦、小丑戏。我先演刘府小家郎，中间演刘二员外，后边演开店的老头，前后三个人物全是丑角。

孙先生是全能的演员，他也想把我教成个全能演员。他爱我学戏快，更爱我守规矩、老实，怜惜我没个好嗓子，老怨庄王爷不睁眼。

二、豫剧坤角首次出现

我们学戏的三姊妹是1928年阴历二月二日开始登上舞台的。因为二月二是“龙抬头”的日子，大人们要取这个吉利，要我们也能像龙抬头一样露头，大显身手。在我们上台之前，给我们起了新名字，用“真”字排，小喜叫张五真，妮子叫王守真，我呢，王姓改为陈姓，佩玉改成了素真。从登台这天起王佩玉三个字消失了。我们演戏的地点是开封相国寺同乐舞台。我们的海报一贴出去，就轰动了整个开封城，原因是我们是首次登上豫剧舞台的坤角。可是。人们不看不知道，一看把头摇。我们还坐不上椅子，非坐不可时，便由监场的用手掐住我们的胳肢窝，把我们搬上椅子，惹得观众大笑。我们上演的头一出戏是《日月图》，我演主角胡风莲，王守真演小生汤子彦，张玉真演白风莲，李德奎先生演胡府公子胡林。李先生只一场半戏，得了好多彩。我演了好长时间，一个彩也没有。

我们这头一炮虽然没打响，可是我们作了豫剧坤角的开路先锋，历来不许12岁以上的女孩子上戏台的严格制度，是我们打破的。我们劈山开道，随后才有人踩着我们开辟的道路行走。

当时相国寺说书棚内有四个唱坠子的：马桂枝、马双枝、马玉枝、范丽凤，她们看见梆子戏有了坤角，就拜了豫剧名角杨金玉为师改唱梆子。后来不知为什么，桂枝、玉枝，范丽凤又重操旧业回到说书棚，双枝嫁给杨金玉当了豫剧演员。当时双枝二十左右年纪，一双小脚，长得又俊，又是唱坠子的红角，改唱梆子，人们新奇，确是红了一阵。

在同乐舞台，一天忽然叫我上演个正戏，剧目是《反长安》。我很高兴。《反长安》是杨贵妃的戏，内侍太监、宫娥才女全是大男人扮演的，我在他们中间，像是马群里边一只小羊羔，极不配当。上场的第一句戏词是：“杨贵妃出宫来插花系凤。”这头一句就砸了。因我的嗓子像破锣似地难听，观众哄堂大笑。唱第二句，台下笑得更厉害了。我害伯，着急，第三句连弦也够不上了。简直就像黄鼠狼拉鸡似地难听，台下不笑了，喊起倒好来了，我也吓哭了，吓傻了，词也忘了。就这样，我被轰下了舞台。这是1930年春末夏初间的事，我刚满12岁，已经知道羞耻了。从这件事之后，我不敢抬头，低着头出入相国寺。养父和母亲知我在开封是没饭了，就打算带我到外县去搭班，然而一时还走不了，必须得过阴历八月十五才能走，因为豫剧的老规矩是一年三季，腊月初九至四月初八是一季，四月初九至八月十五是一季，八月十六至腊月初八是一季。不到季头，演员不许走，班主也不能赶，不遵守规矩，半道打瓜了(豫剧把逃跑叫打瓜)捉回来，轻者打骂一顿，重者割只耳朵。到了季头，演员可随便走，班主也可以不用。我丢人时，已过了四月初八，离中秋节还远呢，所以不能马上离开同乐去外县搭班。一直等到过了八月节，我一家三口才到离开封百十里的杞县搭班。一去四年，在这四年中，我经历了不少的磨难，可也锻炼了我。

陈素真回忆录——《情系舞台》（之二）

三、苦练腔，化新装，开戏窍

到杞县后，我便改用了二本腔，虽然声音很低，却很耐唱。除一日三场戏以外，我还加唱送客戏，这都是我练腔的好条件。在农村，早晨可以喊腔，为了想把我这条坏腔练出来，我每早坚持去喊。在王家学戏时，师祖常讲。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师祖的教诲对我有好处。我不怕苦，不怕累，除了一天三场戏外，还坚持喊腔。叔叔伯伯们告诉我：妮啊，你喊时，冲着风喊，喊出来的腔耐唱。我就冲风喊，叔叔伯伯们又说：妮呀，你喊腔时，最好能对着水喊，喊出来的腔，洪亮好听有水音。我每到一处，就先找水坑，没水坑就找井。我老实听话，恨不得这个坏腔一下子能变好，大人们教我怎么喊就怎么喊。

我在杞县四年全是住庙，同班人都没带家眷，只有我们是全家三口。有时庙里有小房子就让我们三口人住，有的庙内没有小房子，我们就和大伙挤一块，在靠墙角铺个大点的地方，挂个白布大帐子，三口人都睡在帐子里。遇上大风大雪的天气时，妈妈便不让我起来去喊腔。不喊就不喊吧；但是心里不踏实，好像有件重大事没办似的。我不能唱一辈子野台戏呀!想为人上人，得受苦中苦，怕苦怕冻，能为人上人吗?嗓子练不好，什么也别想了。想起这些，我就急忙跳起，穿衣出去。为了这要命的坏腔，我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大的罪呀!这样早晨喊，日夜唱。一年多的时间，我这条像蝇子哼哼的小细腔，竟然变成了金钟玉磬般地洪亮好听，并且耐唱，越唱越好，这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啊!这腔一练好，就如虎添翼了。

在这一年中，我不只是光练嗓子，也创造改革了化装，会的戏也越来越多，表演动作，也随着越来越好了。初到杞县的八九个月，我给刘、陈二位老先生当配角多，是这班里的小戏补丁。八九个月之后，不知不觉地嗓子逐步见好，配角戏也逐步减少了。一年以后，刘、陈二位反倒给我当了配角了。我由戏补丁逐渐变成个小主演了。

自从开蒙师祖离开我们之后，我再没有按部就班地学过戏。在杞县农村一天演三场戏，同班的伯伯叔叔们虽都很喜欢我，但都没有空闲的时间细教我。我的戏，十之七八是现学现演的。1931年中秋以后，我上演的戏有《秦英征西》(又名《对松关》)、《洪玉娥背刀》、《狄青征西》(又名《烈火旗》、《双燕公主》)、《樊梨花征西》(又名《反西唐》、《三上关》)、《金盆计》(又名《大战十一国》、《天门阵》)。这些戏是唱打并重戏。豫剧没刀马旦这一名称，谁能演谁演。《抱琵琶》、《大祭桩》、《黄桂香哭墓》是悲剧。《杨文广征东》(又名《老征东》、《平安王》，后改名《穆桂英挂帅》)、《燕王扫北》、《七圣归天》(又名《收张英》)，算是正旦、帅旦戏。《蜜蜂计》、《花打朝》、《孙吉祥吊孝》是泼辣旦戏。《春秋配》、《梅花驴》、《玉虎坠》是闺门旦戏。以上这些戏。是我逐渐出名的红戏。到了1932年，我还不满14周岁，就一下子长成个大人了。我的脸长得不好看，可我却长了个苗条的好身材，演戏时，穿什么都好看。当年在一起学戏的几位姐妹，都比不上我的身材。

在我记事时，天天在后台玩，生旦净丑的化装我天天看。正旦的化装，脸上不搽脂粉，全是清水脸。用两块长鬓，在眉头中间人字式一贴，向下拉，拉到耳朵底下，再两边一兜，脸形便成了上尖下宽了，这正和那时乡村妇女梳的头形一样。那时可没有水纱、线帘子，有网子，有一条大约四尺长、一尺宽的黑纱包头，叠成二寸宽，由前面向后一勒，把余下的包头分在左右胸前，演苦戏时用它搌泪，它就代替了小旦手中的手绢了。头后边的大发没有发垫，也没簪子，就用左手拿住大发的疙瘩，右手用木梳梳通，再拉住发梢向上一拉，把发梢缠在发头疙瘩上，再把发头疙瘩往网子中间一塞。一插，这个正旦装就算是化好了。那时哪有宝石花呀，若演富贵人家的角色时，就戴上几个小琉璃珠子穿的花，一般家庭带几个银泡，像秦香莲这样穷苦的角色，什么也不戴，又是黑的，脸是黄的，符合剧情。

小旦，便是京剧称呼的花旦，豫剧早先叫小旦，把青衣叫正旦，彩旦叫婆旦，也叫丑旦。丑旦没有专工，老旦也演，丫环旦也演。小旦化妆，脸上搽官粉，搽时有的用水化开往脸上拍，有的就用唾沫吐在手心里化开往脸上拍，拍成个大白脸。胭脂是桃红色，放在个大酒杯里，加上冰糖或糖块熬，熬成一大酒杯，融凝在杯中。用时有的用手沾点水，有的就吐点唾沫在酒杯里抠点，抹在手心里搓搓，再往脸蛋上拍。没扑粉，也没别的。下嘴唇上点个小红点，正符合唱词上的樱桃小口一点红。这便是演小旦的脸和嘴。至于贴鬓，小旦是把两块大鬓从眉头上“人”字式左右向下直贴，贴到嘴齐再往后拐个圆弯，再兜耳朵。也有用三块鬓的，在眉头上横贴一块小鬓，再把两块大鬓左右直贴下来。网子、包头和正旦用的一样，大发用个不大点的小发垫，再用一头卷成圈，另一头是圆形的小铁簪子别插住，用红头绳穿着簪子盘扎大发中间，成个小小的髻子，戴的是琉璃珠穿花，还加戴几朵妇女们过年过节或有喜事所戴的花朵。我那时的小圆脸上，经常被这个抹点红，那个抹点白，还抹过小丑，插过花朵呢。

戏班子进入剧院之后，豫剧红角李瑞云的化装便有了革新，他用了四块鬓，眉头上依然是“人”字式的贴法，但不往下拉，从耳朵上边过去，另两块左右直贴，这就比原来的两块、三块进了一步。他还买了一副蜡珠串的头面戴上，这又比原先的琉璃珠花好看了。他买了头面，又加贴了两块鬓，这便是他在20年代豫剧旦行中的一个创新。20年代后期，国民舞台邀了个洛阳的名角，叫李门搭。这是豫西调第一次进入开封，唱腔新鲜，观众欢迎。李门搭的贴鬓是三块，中间一块。用鬓发卷成个小筒，两头还露出一小撮毛毛，贴在眉头上。单经理见国民舞台约来的角色打红了，他在豫西约了个金玉美，到开封一唱，比李门搭还红。金玉美用了四个鬓的贴法，不久他又加一块，弄了个大圆圈，贴在眉头上。豫剧名角聂良卿在四块鬓中，加上小刘海。李门搭的小圆筒，聂良卿的小刘海都没兴起来。兴起来的，还是李瑞云四块鬓的贴法。

我去杞县，杞县的旦角主演是师徒二人，老师朱黑，约有五十来岁，是杞县三大名角中的一位，演正旦。他徒弟叫三成，约30岁左右，演小旦。他师徒仍然是20年代前期的化装。三成见我用四块鬓，他也就改用四块鬓贴了。我用金玉美的办法，眉头上加了个大圆圈，他跟着也加了大圆圈。我见他老跟我学着贴鬓，就用心琢磨改变贴鬓的办法，那时找头发很容易，只须用弦一捆，焊点黄香就行了。我就在金五美加的那个大圆圈的样子上，改变成小圆圈，在眉头上贴了三个，由三个加成五个，由五个加成七个，九个，十一个，也曾在脑门上放个小刘海，两边贴小圈圈。我这么贴贴，那么贴贴，高点贴贴，低点贴贴，直着贴贴，弯着贴贴，宽点贴贴，窄点贴贴。我一天要化三次装，上午我这么贴，下午我那么贴，夜戏再变个方法贴。就这样贴来贴去，可真是所谓熟能生巧，我终于摸索出来一套前人没有过的贴鬓的新式样，把我这圆脸变成了鸭蛋脸，比以往的贴法俊多了。这真是天下没难事，就怕有心人。

我在贴鬓上成功创出了弥补圆宽脸形缺点的路子，可是我看看人家三成那一对眉、眼，我又气馁、难过了，三成的眉毛是那么黑，眼睛是那么大，鼻梁是那么高。我羡慕人家的眉眼鼻子，这可怎么办?怎么能使自己的眉变黑、眼变大、鼻梁变高点呢?我想起唱花脸用的画脸的黑烟，若用黑烟在眉上抹抹不很好吗?我一记事，就跟戏班子在农村生活，唱旦的没有画眉的。在农村也没见过画眉的，在开封住的是大杂院，全是穷苦人，也没画眉的，由于没见过画抹眉毛的，所以我就不知道眉毛能抹能画，若是早先能见过的话，我早就模仿人家，把我的黄眉描黑了，哪还会待到这时呢?男人演小旦的，全是脂粉搽好后，用湿布在眉上擦擦就完事了。大白嘴唇，连擦也不擦，只在下嘴唇中间点个红点。当我想起了用黑烟抹抹眉时，还不敢大胆地抹，怕抹不好，误了上场可坏了。万事开头难，这第一次试验着抹眉，老怕抹坏了。我是用画花脸的油烟笔先轻轻在眉上抹了点，然后再用食指的边缘，轻轻慢慢地顺着拉拉，没出错，我对镜子看看，挺好的，又让大人们看看行不行，都说好看，比没抹时好看多了。又成功了，我很高兴，于是就越抹越胆大了。黑烟是用香油拌和的，到夏天一出汗，容易流，我就又琢磨起来如何不让油黑流下。我就改用烟末。干烟末不好用笔，又想不出用什么代替毛笔，只有仍用食指的边缘粘一点点烟末，试着轻轻地抹抹。抹完一看，比油抹的更好。油烟抹的死板，干烟抹的灵活。这样，我的眉毛比三成天生的黑眉好看了。贴鬓把我的脸形变俊了，抹眉使眉也变黑了。如何改变小眼、肉眼泡、塌舁梁呢。想呀想呀，想不出好办法来。一次我在抹眉，一小块干烟末落在我的眼皮上。这可坏了，洗洗睑重化装吧，非误了上场不可，不洗吧眼皮上一点黑，多难看呀!我对镜发呆着急，忽又想到，眼睫毛不也是黑的吗?何不把眼皮上这点黑烟末，抹在眼睫毛上呢?我即用食指的边缘在眼皮和睫毛上轻轻地抹。抹完睁眼一看，好哇，眼睫毛黑了，眼睛也变大了。我赶快把另一只眼睫毛也抹一抹，然后一吊眉，一照镜子，喜欢得简直就没法形容了，不但眼大了，好看了，也精神多了。我叫大人们看看，谁看谁喝彩。我高兴得直向庄王爷鞠躬致谢。我的眉眼一抹好，对我来说真是锦上添花啦。

创造一点新东西真是艰难啊!失败再失败，返工再返工，我常常为这着急。那时的生活环境，使我无从借鉴，无法模仿，全靠自己思索，琢磨，而我那时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圆脸、小眼、黄眉三大缺点，都已弥补了，塌鼻梁问题也随着画眼和用胭脂的改革逐步解决了，我脸上的缺点全用我的双手给改变了。这是我在13岁时，在豫剧旦行方面化装的革新，我成功了。在化装方面，我不仅仅是改革了贴鬓、画眉、画眼的方法，就连如何用胭脂、粉、口红、干油、眉笔等我也进行了创新。1949年初，我开始用油彩化装，两年以后。豫剧中才逐渐用了油彩。杞县农村的一天三场戏，是磨练我的好机会。一年多的功夫，腔练好了，脸也变俊了，全亏这一日三场戏的上演，若没有这个实践的好机会，我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陈素真回忆录——《情系舞台》（之三）

四、创造新唱腔

1932年前后，我已经是红遍豫东了。那时我是14周岁的姑娘，长高了个头，像小老虎般健壮。我的嗓音洪亮，越唱越好。不过有时也唱送客戏。

何谓送客戏呢?在开封那几个戏班子还没进入剧院之前，唱高台戏时，每场必有前后两个戏，前边一个叫头场，这头场戏归老生门的戏补丁唱。戏补丁扮个吕洞宾或诸葛亮似的人物，敲着小锣上场，念引子，坐下，念诗，表名，再表白一大套，然后是唱，慢板，流水，二八。在他念词时，每一个字都拉得很长，是专门为拖延时间的。原因是外老板去神棚，请老会首们点戏，演员全在后台等候，外老板不到后台，谁也不知人家点什么戏，也都没法化装。这个头场戏就是专为外老板点戏回来，演员们化装安排的。正戏第一场的角色都扮好了，外老板在后台喊一声：“熟了。”这个“熟了”，就是好了，唱头场的—听说“熟了”，他就唱着下场了，若后台不说“熟了”，他就得前三皇后五帝地唱，啥时候听见“熟了”，他的戏就算唱完了。送客戏归旦行的戏补丁唱，那时的好角，既不唱开场戏，也不唱大轴戏，全在中间唱。好角唱完后，即出来个唱旦的，把台下观众唱走为止，这就叫送客戏。这头场戏和送客戏，早在开封戏院子内废除了，高台戏依然照唱。我到杞县先前的一年多中，除了主角、配角场场上演以外，还附带着唱送客戏。因为送客戏归旦角这一门，我是小孩，也不知累，大人一说，我就唱了。旦角的送客戏并不限于一个人，可以是几个人唱的，只要观众一走，演员全下场了。1943年我在重庆看过一次川剧，正戏《四郎探母》演完后，出来个男旦青衣，扎腰包，他一边唱，观众一边走；已经是40年代了，重庆的戏园子竟然还保留着送客戏。

豫剧的板调不多，一般规律是飞板转栽板，栽板转慢板，慢板转流水，流水转二八板，二八板就可以连唱垛子板呀，狗撕咬哇，挂搭嘴呀，还有快二八，紧二八。还有两样不常用的，一是起板，二是滚白。每出戏上必用的只有三种：即慢板、流水、二八板。你只要把这几种板式的唱腔每种板式学会六句，你就算是把豫剧的整个唱腔全学会了。我到杞县，十之七八的戏是现学现唱的，怎么就那样容易呢?就是用不着学唱腔，只须大人们一说，上去唱啥板，转啥板，就行了。只有旦角唱的慢板五音和哭剑(“五音”和“哭剑”都是唱腔名)难唱，其他都简单极了。豫剧慢板五音的唱腔，除了我和田岫玲，大概是没有女演员再会的了吧。哭剑的唱腔，只在《头冀州》上用，而《头冀州》这出戏。自1935年以后就不演了，这个哭剑的唱腔，也随着这出戏终结了。1952年年底，我移植汉剧《宇宙锋》，排演时，我忽然想起了哭剑的腔适合装疯时用，于是我便把它又挖掘出来，用在《宇宙锋》上，效果很好。可五音唱腔自从1936年春我的嗓子坏了以后，就算是沉没了，如今是否还有人会，我就不知道了。

《三上轿》这出戏，我真不喜欢，更不敢唱，但在严母的威逼之下，我不敢说个不字。我那时已知珍惜名誉，我怕把大轴戏唱成个送客戏，我的脸面何存啊！我正在为难之时，想起了养父陈玉亭唱的《司马懿探山》了，那不也是一个人的独唱吗?李德奎老先生的《打沙锅》呢，不也是他一个人的独角吼戏吗?他们的独唱戏，非但没把观众唱走，唱睡，而且还非常红火，我为啥不能把死戏也唱活呢?我能改变化装，难道说就不能把唱腔也变变吗?想想这些，我就哼起戏来，要像陈老唱的《探山》那样，把这《三上轿》唱成个留客戏，于是我就又琢磨起来了。心里苦思苦想，口里不住地哼唱，在《三上轿》原腔的基础上，我这么唱唱，那么哼哼，左唱右唱，瞎哼胡哼，去厕所也唱，睡梦里也哼，就这样入迷似地哼来唱去的。痴诚感动了上帝，上帝赐给我一套从前没有过的新唱腔。内中的快二八连板的末一句转慢二八，词是：“俺举家讲不尽离别话，小媒婆不住来催我，开言来叫媒婆，李奶奶有话对你说。你把那翡翠珠冠来转过。”这五句是快唱连板，下句转慢，词是：“崔家女哭哭啼啼我把这孝衣脱，无计奈何，我换上紫罗。”这一句我可费了大劲了，因我想把这句戏唱得更精，更奇，更出色。我怎么哼也哼不出来我满意的新腔。不料我在梦里忽然哼出来日间没有想到的新唱腔，一哼出，我就醒了，一醒，即接连不断地哼。天一明，我就去给庄王爷磕头道谢，我认为是庄王爷在梦中教我的新唱腔。

那时的演员，没有和乐队合乐练唱的事，全是十三块板上见。所谓十三块板，便是农村的戏台上，只铺十三块板子，戏班中人谁和谁要是闹气的话，就会说：好，咱们十三块板上见，也即是说台上见。老辈人有没有在台下和乐队练唱的，我自然就更不知道了。我毕竟还是个没有经验的孩子，生怕自己哼出来的新腔不行，在上场之前，几次在神桌前默求庄王爷保佑我，可别唱砸。没想到我哼出来的第一句慢板下韵的新腔就得了个满堂彩。往下再唱，就别提了，凡是我哼出来的新腔，唱一句，一个彩，就连陈老的《探山》，李老的《打沙锅》合在一起，也没我这出《三上轿》得的彩多。我万万没有料到会唱得这样子红火，做梦也想不到会得这么多的彩。我唱完回到后台，可了不得了，伯伯叔叔们把我包围了，这个夸奖，那个称赞，尤其是乐队的伯伯们，把我夸成了仙女，说我是庄王爷特派下凡的。我那时很信神仙，所以我的练腔、化装、创新腔，一切全归功于庄王爷了。

我没想到这出早被埋葬不演的《三上轿》，竟被我唱红了，死戏被我唱活了，送客戏变成了压大轴戏。我兴奋得好久睡不着。我体会到观众喜欢新唱腔，总守住老一套东西，不改改样，变变招，天长日久就厌烦了。观众一个劲地喝彩，不就是为我哼哼出的这些新腔吗?鼓掌是给我的奖赏，想叫我再哼出些新腔。我可不能辜负观众对我的希望，我应该把我所演的戏，都演成和《三上轿》一样的好，才对得起观众。

《三上轿》上的新腔，是我在豫剧唱腔方面革新的一个成果。我应该骄傲，可那时的我却不会骄傲，呆的很，《三上轿》的成功，增强了我的信心。我能把死戏唱活，那么活戏再下下功夫，不就更活更好了?我便在我常演的十几出戏上，一出一出地挨个琢磨起来了。一是把《三上轿》上的新唱腔移植运用，二是按剧情、唱词琢磨再哼哼新唱腔。我改变唱腔，可不是东拼西凑、生搬硬套别的剧种的唱腔硬加在豫剧中，更不是偷窃人家的唱腔硬吹成是自己的唱法。我全是在传统唱腔的基础上加工发展的，怎么唱，也没出豫剧的范围。河南人爱听我唱，也就是这个原因，说我没脱开豫剧的风味。1935年以前，我只在杞县看过河北梆子，再没看见过比豫剧好点的剧种，即使我想借鉴，也无处借鉴。我身上的这点东西，完全是我自己刻苦努力钻研出来的。写到这里，我就有无限的感慨。

关于唱腔一事，可惜我不会乐谱，不能把传统的唱腔和我创造的唱腔分别都谱出来，这真是件憾事呀!

在《三上轿》上演以后不久，在杞县城隍庙一带，便听见人们学唱我唱过的几句新调。同班人对我说：“你发明的新腔调，真打开了，到处都听见有人哼哼着唱。”

《三上轿》一打响，班主和戏院的经理派演这出戏的场次多了。去农村演，每个台口都少不了唱《三上轿》，还有的地方，四天中叫我唱两次。这也是那时豫剧界破天荒的事。我哼出的新腔，爱唱路戏的戏迷们哼哼唱唱，越传越远，传遍了豫东和开封，可见得民众的传播宣扬真了不起。

《春秋配》也是当时常演的戏。《捡柴》一场，就有三个慢板，而后边两个慢板中有五个过板，这五个过板的腔调大同小异，都极简单。《捡柴》一场是个重点场子，应该费费心，把这场戏表演得出众拔尖才对。于是我就又哼哼起来。这三个慢板共十七句的唱词，我一句一句地改，改变了原先的模样。《三上轿》和《春秋配》都是闺门旦戏，剧情都是很苦的，表演、唱腔都宜有些悲悲恻恻才好，老唱腔没这些区别，全在于演员的掌握了。我把《捡柴》一场唱好，费了很大的劲，但成功了。民众喜爱的新东西一出现，便普及得很快，后来者无人不学，无人不用，但他们哪知我这个创造革新的人。耗费了多少心力呀!可真是呕心沥血，绞尽了脑汁为豫剧的提高发展开辟道路哇!

创新腔救活了《三上轿》，我的名声也一跃百丈，小主演变成大主演了。我今天回忆起那时的我，只有心疼，难过，伤感，可怜我。那时我才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没人疼，没人爱，没人管，没人细心教导，全凭自己单人独影，瞎胡摸索，又担负起重戏主演，和现在十四五岁的孩子一比，我难道不可怜吗?可那时我只觉得很有趣，很幸福，在戏台上是最美好的时候，演戏是最愉快的事，观众是最亲切的人，这些是我那时心灵中的感受。

五、在表演方面的努力

自从离开孙老先生，再没人像他那样仔细地教过我戏。我也算得有助手，这助手是镜子、月亮、还有太阳。我从小有个毛病，爱照镜子，爱看自己的影子，只要没人时，我就对着镜子出洋相，做出各种各样的脸：哭脸、苦脸、含悲脸、暗伤脸、饮泣脸、惊骇脸、恐惧脸、焦急脸、惶惑脸、气愤脸、仇恨脸、忧思脸、愁闷脸、烦躁脸、狠毒脸，惊喜脸、假喜脸、悲喜脸、大笑脸、轻笑脸、微笑脸、含笑、冷笑、苦笑、哭笑等等的怪脸。我把各种不同的感情做了出来，面对镜子自我欣赏，成了习惯。直至今日，仍然是一看见镜子，不自觉地就做起表情来了。我爱看自己的影子，日间，无论太阳多晒，只要有影子，我便来劲了。看着影子，就比划起来，这样走走，那样扭扭，扎扎架子，亮亮相，越玩越有趣，忘了烈日的酷晒。在月光下，更玩得美了，常常被妈妈大喊着，才回屋去睡觉。1931年之前，我是为玩，1931年以后，我逐渐懂事了，便注重着一个“美”字。照镜子，我不是只为玩了，要看脸上做起戏来，好不好看；尤其是哭脸，因为有些人演哭戏，脸上是笑容，有的咧个大嘴，不好看。我认为台上演戏，样样都宜好看，哭，也要哭得好看。我是见过好多不好看的表情动作，我生怕我也是那样，所以我力求表情动作样样都美。没人教导，没人帮助，我就用镜子、影子作我的助手。好的表情动作，就留用；不好的就扔了。

杞县化妆用的镜子，半块的多，完整的少。后来妈妈知道后台的情况，就给我买了个饭碗大小的镜子。这面镜子，一直陪我三年多，帮了我不少的忙。

陈素真回忆录——《情系舞台》（之四）

六、在开封的舞台上

离开开封时我是个12岁的小黄毛丫头，返回时，已变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离开开封时，是自己唱砸了锅，被观众轰下了舞台，含羞走的。回来呢?正如楚庄王所说的：“三年不飞，飞必冲天；三年不鸣，鸣必惊人。”

在开封，我是上演《反长安》唱砸的。回到开封，我依然先要上演《反长安》。单经理和家长都不同意我演这出戏。自从唱砸以后，我再没演过这出《反长安》。这次上演，我决心只能演好，不能失败。决定演《反长安》后，我自己便闭门琢磨起来，如何演唱得出色。为了把《反长安》上场头三句得倒好的羞耻洗刷掉，我把开封从来没人敢唱的慢板五音给用上了。《反长安》是出折子戏，虽然四年多没有演过，我用心在唱腔上加加功，创创新，一折戏就打响了。我得倒彩的头三句戏，捞回来四个正彩。我不仅仅是唱法新奇。开封观众没听见过；我的化装，也是开封爱看豫剧的观众从未见过的。不用说别的，只这两点，即可“一鸣惊人”了。

这时开封的红角，有山东梆子坤角王润枝，坠子改唱豫剧的马双枝，在火神庙很红，司凤英在国民舞台更红。正是因为司、王二位在开封红得发紫，同乐舞台的业务一天不如一天，直下降到只有三四成座。单经理如何不急?他老人家像三顾茅庐似地邀请我们回汴。

火神庙那班戏，原本和同乐、国民两班差得很远，王润枝一到火神庙，大红了一阵，把同乐和国民两班给压下了。国民一急，去郑州把杨金枝请回去了。杨金枝比我还大一岁，当然也长成大人了。她长得漂亮，又有一个好腔，一回开封，又改名叫司风英，逐渐地就把王润枝给压下去了。王润枝嘴头巧，唱山东调，和风英相比就差多了。凤英是坐科出身，文武双全，王润枝是半路出家，只会唱。司风英是17岁的姑娘，王润枝是二三十岁的妇人，王到开封压下了金玉美、李门搭，司风英又压下了王润枝。当凤英正在大红特红之时，单经理邀回了我。我一出折子戏，就打了个四面开花。接着上演旦角门的《樊梨花征西》、《穆桂英征东》、《姚刚征南》、《燕王征北》四大征和《双燕公主》、《对松关》(又叫《秦英征西》)、《大祭桩》等戏，就更响了。经理叫我上演《三上轿》我不演，我非留在最后上演不可。那个时候，河南唱戏不兴几天一重复，讲究的是能唱个一月四十天的不重戏才好，若是十天半月地一重复，这个角就不值钱了。我在豫剧几个唱响的坤角中资格是最老的，会的戏也算得上是最多的。若和老一辈的旦角相比，我会的戏就是最少的了。拿得出的像样的戏，也只有20多出，全是我为主的重活戏。另外会的虽不少，但大多是群戏或配角。当时为了延长日子，硬是拼凑了一个月没重戏。反正不论我演啥戏，只要有“陈素真”三个字，总是爆满。这个把月已经够红的了，到《三上轿》一上演，同乐的席棚戏园子几乎被挤塌。

《三上轿》上演，观众的情绪比在杞县上演时更热烈，更红火，并且打破了豫剧一个剧目在短期内不重复上演的旧例，一个礼拜得重演一次，还要在礼拜六夜戏上演。每次上演《三上轿》，不仅是站签两边拥挤不堪，池座的人行道上全加了座位，戏园子外边也有很多人听唱，每次演出都是这样，听唱的人还越来越多，说是不花钱要听《三上轿》。我怕老是礼拜六演，演得勤了降座。经理说是民众纷纷来信要多演的，还要求在每个礼拜天日场演呢。同乐舞台场场爆满，而国民和火神庙两剧院却冷冷清清。司风英虚心而不忌妒，是个温柔贤惠的人，她曾停演日场戏，去看我化装，看我的戏。不久她就离开开封去外县了。

1934年阴历十月间，有一天，我和陈素花、李金花到马道街华丰泰百货公司去买东西。我三人一进入华丰泰百货商店内，便被人们注意上了。他们交头接耳，不知嘀咕些什么。只听有人说：“这是咱河南的梅兰芳啊！”我不知啥是梅兰芳。金花说：“姐，他们骂咱，说你是‘美南方’。”我察言观色，看人家不是恶意。但我被他们看得很不好意思。回去便问我妈，啥是“美南方”啊?我妈说：你屋里贴的那张美人画就是梅兰芳。这我才知道，人家把我比成了画上的美人了。可我却自惭形秽。画上的梅兰芳太美了，简直就是仙女。又过些时，才知道梅兰芳是个男的，也是个唱戏的。我还纳闷，怎么把我比成个男角呢?我是个极不开通的土包子，哪会知道是开封的观众奖给我的一顶荣冠啊!

我在开封可以说是红极了，把以前的红角全比下去了。司凤英走了，王润枝也没影了，同乐舞台原先的主演金玉美、盖洛阳也走了，只剩下聂良卿给我当了配角。四年前，我给人家当丫鬟，人家还嫌我个小没腔，又难看。人们没有料到我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观众真是最公道的，你尽了多大的心力，就给你多大的报酬。我回到开封仅仅两个月，观众称我为河南的梅兰芳，这是我在杞县四年耗费的心血换得的。

七、创造水袖功

1935年阴历新年，有一次是日场戏，我上演神话传统戏《白莲花临凡》。在没有豫声剧院的时候，演这场戏我穿一件白布男蟒，腰系一条白绦子。因为白莲花应该全是白的。这时换了京戏的行头，白蟒比过去的沉重了两三倍。要再穿件男蟒，也不好看。但这堂行头也没女白帔。当时也是我年少无知，只图新鲜好看，没想想剧情合不合适，我就穿了一件大红绣花帔。豫剧的水袖，全是一尺左右长的一块白布，旦角穿帔或穿蟒，手中仍然拿着手绢、扇子，因为帔、蟒上的那两块白布水袖不起任何作用，在前场像是提着两只烧鸡似的。这时京戏的红帔上边绣满了大花，双袖上有三尺左右长的雪白的绸子水袖。当时我只顾得求美了，哪想到这两只水袖，竞成了我的障碍物了。我右手还拿着把拂尘，头上还戴着滴滴溜溜的双光头面。我兴高采烈地上场丁。一出场就踩住了长水袖，一绊栽了一下，几乎给观众来一个磕头拜年礼。吓的我心跳，头懵。这一来，把我上场前的十分高兴吓跑了三分。在我念完了点将，甩拂尘转身时，帔袖边上的绣花线又挂住了鬓边上的凤头，一时又摘不下来，我一急，猛地一扯，把偏凤也扯掉了。这一来，把七分高兴又吓跑了三分。待我登上了高场，转身就坐时，水袖又缠绕住了拂尘，伸不出手来，急得我汗流浃背，忘了台词。这一下，把仅剩的四分高兴也全吓跑了，只剩下羞愧与难过了。幸亏是我在开封已演了四个月，打下了极好的基础，观众没叫倒好，若是新来乍到，头天打炮的话，我可就砸到家了。我下场之后，即把红帔脱下，扔在大衣箱上。演完戏，我把头一卸，又把红帔穿上，就在后台和这两件使我丢脸的东西斗起气来，胡耍乱甩一气。我心里说，咱看谁行，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我赌上了气，没洗脸，没脱彩裤彩鞋，一个劲地胡耍八耍瞎抖弄，连饭也不吃了。我这场乱耍却耍对了。首次穿京戏的服装，和豫剧的服装差距太大，一下子连栽了三次，我觉得是很大的耻辱，若不能把水袖治服，以后还怎么穿呢?我绝不能被三尺绸子把我制住，我要把它治得服服帖帖的，听我使用才对。于是就在那儿乱耍、乱甩、乱抖弄的一阵子中，还真地摸索出些门道了。栽跟头是个丑事，然而若没有那三个跟头的话，也就引不起我的羞怒，不会下决心狠练了。这一来，反变成对于我在表演上的一大好事了。

我起初乱耍的目的是，只要别再绊脚、挂头、绕住手就行了。可我这个人偏偏却在艺术方面贪心不足，既得陇，又望蜀。当我练得不绊、不挂、不缠、不绕了，我就又琢磨起来了。这两只袖子，就只是为了好看，摆摆样子吗?若不使它在舞台上显露显露，岂不是怪可惜这么好的白绸呀?怎么让它显露呢?用它来配合剧情、唱词，作为衬托，能使唱、做更加出色。我想到这些，就又用心琢磨起来。三琢磨，两琢磨，我这两只水袖，便在舞台上展示出新鲜、奇特、精美的力量了。以我那时的表演，唱腔，再加水袖的运用烘托，真是锦上添花了。

河南有很多人说我是豫剧女演员的祖师爷。我乍一听，觉得有些过分了。但我仔细想想也有道理。豫剧中唱、念、做、舞、化装、水袖、扇子、辫子、台步、闪身等等，很多是我的独创。我创造出来的一些东西，早在抗战时就普及了豫剧界。可是我在表演艺术方面独创的东西被埋没了。我的成绩我不会表功，不会宣传。1951年5月，我受到打击迫害，被迫离开河南。1957年9月2日，我又被打成“右”派，受诬陷，受迫害，谁敢为我这个“右”派分子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呀?

“文革”以前，我从没表过功。总认为自己再有功，也不该从自己口中说出来，自己一说，不但降低了人格，也会惹人耻笑。我认为有功用不着自己表，观众就替我表了。哪知豫剧界的一些人接连而起学用我的独刨技艺，又不肯承认，又不敢说是她自创的。说学的是传统的，说学传统的于她面子上好看，因她们也当了什么“家”了。这水袖的运用，明明是我1956年冬在河南省第一次文艺会演时，在人民剧院，向河南及来自外省的演员，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公开传授的，还传授了我那20多年所创造的其他东西。到了80年代了，新捧起来的“家”，这个说我的水袖是梅兰芳教的，那个说我的水袖是程砚秋教给我的。但我没教你们以前，你们怎么连个抖甩也不会呢?怎么水袖绕住了手，乱抓，乱拽呢?若不是豫剧界一些人不实事求是，我还真想不起来写些这些呢。这是她们启发了我，指示了我，我才写得出来的。

我是个极不保守的人，无论是谁，找我学，我全是尽心尽力教。我认为，找我学的人，就是佩服我的人，向我学，是看得起我。我喜欢教，不但是找我学的我教，而且我看见不行的，也主动伸手教。有人找我学戏，我感觉很是快乐，但对我的徒弟，我极严厉，也爱发火，三五遍不会，我就开打了。这是我的修养不够好哇。

杞县戏班只有30来个人，除了一个管帐先生，两个做饭的外，全是上台的。同乐舞台大约有50人左右。外县的场面(乐队称为场面)是八个人，一个也不能多，因没处坐。同乐的场面是九个人，多加个吹横笛的。外县箱官(管服装和给人穿衣服的)是两个人，同乐是三个，帽箱有专人负责。戏班里没有外行吃闲饭的。变成豫声之后，樊粹庭先生要革新，要大干，便嫌原班人少，除了我带回开封的陈素花、李金花，小生刘朝福以外，樊先生又把国民舞台的做工老生张子林要了过来。还有慕名来的，有位叫田子林还是田子玉，我记不清了，这位田大伯是演武生的，嗓子不行，人也老了，只能演演配角。他女儿叫田秀玲，13岁，会唱《断桥》、《三上关》。田大伯再三要求，要我收他女儿小田为徒，樊、杨、张三位先生也出面了，结果我收了个小师妹。我是这班里的台柱子，日夜两场出演，哪有闲空仔细教戏呢，只有粗教，让她们多看。大约是过了正月，栾经理去山东搬来一班山东梆子，和张凤枝、王润枝的口音、腔调一样。这个戏班全是男的。这班里的四梁四柱是：须生刘岱云，花脸孙志高，小生赵义庭，正旦曹雪花，小旦王桂花，樊先生给他改名叫玫瑰花，二套旦角王学义，其他人的姓名我全忘了。这一班也是30来人。他们一进豫声，也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样，什么都稀罕。他们的唱腔，比豫剧柔媚耐听。难怪王润枝一到开封就唱红了，因为别是一种风味。玫瑰花比个大闺女还腼腆，20岁左右。赵义庭才19岁。这班人一上演，显得“土包子”气，没多久，多数人被打发走了。留下了玫瑰花、王学义、赵义庭、陈五虎、袁玉文、刘岱云、孙志高，一个二路老生，我忘了他的姓名，还有打鼓的张春尧和他的儿子，奶名叫小臭，后起名叫张景萌。那年小臭才7岁，聪明绝顶，能打鼓、打锣，配演小孩，还有个拉板胡的叫张同如。豫剧原先并没有板胡，主弦是二弦，从山东班到开封后，人家的主弦呈板胡，比二弦好听得多，樊先生才废除了二弦，留下了张同如。豫剧从这时起才有了板胡。这便是豫剧有板胡的起源。一些冒充专家行家的人，不懂装懂，硬把板胡说成是豫剧传统的主弦。别处我不知道，开封和杞县附近几县早先演豫剧没有板胡。

过正月不久，樊先生拿来了陕西省的两个秦腔剧本，一本《三回头》，是青衣戏；一本《柜中缘》是小旦戏。两出戏全是折子戏，要我排演。我很讨厌这两出戏，但樊先生要排，又不能不服从，勉强排排上演了。这能演得好吗?我自知演得很不好。说也真怪，尽管我只演40来分钟的戏，唱做也很一般，可观众还是照样踊跃热情，这使我很是惭愧。演了几次，我的拗劲一起，说啥也不演了。我不能欺负观众，再演这种戏，我的名誉就完了。不料被我扔弃的两个小戏，竟然流传于豫剧的后进者，上演的人还不少。可能她们还不知这两出戏的来历吧。我也说不上来，为啥对这两戏这么讨厌，自己不演也不看，勉强看，也心不在焉。

一天，樊先生召集大伙，宣布他自编一出大戏，取名《凌云志》，以《聊斋》上姐妹易嫁的故事为题材。这出戏，虽是樊先生的处女作，可编得很有趣，我很爱演。剧情是：赵元勋、吴忠道、刘鸿善是结义兄弟。老大赵元勋有儿子叫赵志刚，老三刘鸿善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刘玉芳，二女儿叫刘桂芳。老二吴忠道作媒，使玉芳配与志刚。赵元勋中年去世，其子赵志刚是个书生，家境贫困。玉芳嫌贫爱富宁死不嫁赵生。桂芳贤孝，替姐上轿出嫁，洞房中说明真情，赵生感激，夫妻相敬相爱。赵生发愤攻读，考中进士，锦衣荣归。玉芳嫁一富家公子卞学礼，卞生喜新厌旧，不务正业，因奸情杀人，家产被抄没，玉芳沦落为乞丐。这出戏共16场，演了两个半小时。主角是刘桂芳，由我演。赵志刚由刘朝福演，吴忠道由张子林演，刘玉芳由聂良卿演，刘鸿善由里子(里子是演配角的)老生刘全义演，刘妻由正旦王学义演，赵母由老旦朱庆喜演，刘家小郎刘升由朱长兴演，刘家丫鬟由田蚰玲演(樊先生把田蚰玲的原名“秀”字改成“岫”字，把李金花改成李镜花)，媒婆是冯存之演，卞学礼是山东的丑角演，我忘了演员名字，店主人是张鸿盘演。再便是轿夫、民众、报喜人、听差、龙套了。剧情虽简单，却能使演员发挥表演的才能。

在这一年内，樊先生编导出七个大剧目。《凌云志》是第一出，是闺门旦戏。第二出是《义烈风》，是悲剧，青衣戏。《凌云志》一上演，别说我了，樊粹庭的名字跟着这个戏也响了起来。《义烈风》是悲剧。一个喜剧，一个悲剧，两方面不同的人物性格、情节、服装、表演、唱腔，前后一出演，效果真是别说多好了，樊粹庭三个字，家喻户晓，红遍了开封。第三个戏是《三拂袖》，这出戏一上演，更了不得了，观众这时赏赐我一顶荣冠，称誉我为“豫剧皇后”。

这出《三拂袖》，是樊先生要考试我，考试我究竟有多大的天分、才能。这出戏，先是闺门旦，然后是刀马旦，武生，扇子生，末后恢复闺门旦，我都演得出他意料之外的成功、精彩。樊先生在全体大会上说：“我实在服了大姑娘了，真是天才，天才!”

樊先生编的戏，是按照我的条件编的，他反对偏重于一方面的戏。他给我编的戏，先后共12出，第一出是喜剧，第二出是悲剧，这两出戏是文戏，唱、念、做的三重戏。第三出是《三拂袖》，武戏，但也并不狠打、老打，是唱念做打四并重戏。四是《柳绿云》，这出戏是群戏，我开场便上，但中间有个把小时没事，把我拖累得不轻，因此我不喜欢这个戏。樊先生说：《三拂袖》一剧，你太累了，这是专为给你编个歇工戏。五是《霄壤恨》，是个特大的悲剧，唱做极重的累人戏。我说《柳绿云》我太轻松了，樊先生跟着便来个唱做并重的大悲剧。可这出戏被我演得比《义烈风》更精彩，更出色，成为我所演出的悲剧中的冠军了。六是《涤耻血》，是抗敌救国的武戏，唱念做打四重戏。七是《女贞花》，是唱念做三重的文戏。这些戏是1935年春至1936年春编导出来的。樊先生是杰出的剧作家。他给我编的戏，没有一出是偏重于一面的，我也讨厌那死唱、傻唱、狠唱的戏。

这里我要说的是，有人说，陈素真的红，是樊粹庭捧起来的，不是樊粹庭捧，陈素真可红不起来。而事实上，我是1932年在杞县就唱红了。1934年秋我回到开封，可以说是更红了，直到我被誉为是河南的梅兰芳，那时我还不知樊粹庭是何许人。那个时候，可是凭本事的，可不是哪个掌权的人看中了谁，谁便成了表演艺术家的。我那时红可不容易呀，付出了多少心血，多大的辛苦劳累呀! 1935年以后我得到了樊先生的很大的帮助。有他的启发帮助，我在表演艺术上有了更快的提高。有他编导的七个大戏，使我红上加红。1935年，人们誉我为豫剧皇后，即是演唱樊先生编导的前三出戏得到的。1940年在西安我被誉为豫剧大王，也是演樊先生这几个新戏得到的。可以这样说，由于樊先生的编导和创办的剧团，把我的表演艺术推向了高峰；在艺术方面，樊先生和我的合作，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我是沾了樊先生的大光了。

记不清是1935年什么季节了，京戏的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先生到开封，在人民会场演出。樊先生特意让我歇了个夜场戏，去看程先生演的《青霜剑》。我没白看，偷了他老人家一个动作，回家就模仿练习，琢磨加工，然后便用在《义烈风》上《刺杀仇人》那场了，效果很好。我又专为程先生演了《义烈风》。他看后向樊先生要这个戏的剧本。当时没有剧本也就算了。樊先生编的前五个戏，都没剧本，他只写个提纲，叫演员自己编词，编不出的或编得不好的，他们三位秀才再帮忙。直到《涤耻血》时，他才自己编词，有了剧本。

程先生回北京之后，给我写了个条幅，用红色带金星的纸，裱好寄给了我，上句是“清萍白璧原无价”，下句是“海马云龙自不群”。落款是“素真女士指正。御霜程砚秋”。

1934年中秋节到腊月初八，是同乐开办以来的鼎盛时期。同乐改为豫声剧院后，兴旺的气焰更盛，豫声是一切都变新了。从1935年正月初一到这年夏天，豫声的事业是一帆风顺，蒸蒸日上。省主席刘峙带全家去看戏，程砚秋先生去看戏，这在豫剧界是空前的。但就在豫声剧院事业兴旺的时候，也出了一些麻烦。

夏天，有一天演夜戏，我演《桃花庵》(那时《桃花庵》中的道姑是正角)，在与“张夫人”对坐闲谈时，忽见闯入剧院一二十个身着雪白衬衫的人。我的视力特别好，尽管他们站在最末一排的后边，我已看出他们不像是来看戏的。待我跪下唱“我哭了声”这一句后，一个大痰桶忽地直冲我头上飞来。我急忙一趴，躲过了痰桶，飞奔入后台，池座中炸了起来，后台也惊慌忙乱起来。我惊慌失措，跳到我化装室的桌子上，踢开了后窗户，不顾高低深浅，猛往下跳。哪知这窗外全是破瓦烂砖铁片铁条之类的东西。我跳下去的院子里设着保安队的队部。保安队的人听见了响声，用手电乱照。他们一看是我，即把我送回家。我的脚脖和手都扎伤了。我回家卸了装，好久心还在跳。

樊先生次日还要演员坚持上演。我说，这一下子谁还敢再来看戏呀。但我是演员，一切事得听主任和经理的。我提心吊胆，心想今晚恐怕连半堂人也不会有。我上场一看，天哪，虽不是爆满，也还是满的。这使我多么的感动啊，观众们是来和我同生死共患难的呀!

这晚演的是《玉虎坠》。又是在我跪下唱“我哭了声”时，一把茶壶冲我背后砸来。因我是面向灵位跪的，后背便冲着观众。茶壶从我肩头过去。我爬起来就跑哇，直奔后窗，猛向西北远处跳。这次跳得干净利落，没受伤，跑回了家。豫声剧院成了什么样子我没看见，也没问过。

戏停演了大约有四五天。一天下午，杨经理派人叫我去剧院，我不去。又来人说有重要事，不去不行，我去了。一进去，院子里依然是整整齐齐的，和没砸过一样。只见台上坐满了人。樊、杨，张三位全在，演职员们也都在。有一位面生的官员，见我走上台来，立即站起向我含笑致敬。经樊先生介绍，他是军官总队的正头头，姓陈名扶弱，30岁左右，身材适中，面貌英俊，风度文雅。他已来了好久了，和戏班的人谈了好长时间的话了，对大家道歉，安慰，鼓励。他见了我，直是道歉安慰，并保证今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他走后，我才知道闹事的人全是军官总队的。陈扶弱先生说话算数，这以后豫声再没有捣乱的事情了。

陈素真回忆录——《情系舞台》（之五）

八、豫剧演员的第一张唱片

1936年春，上海百代公司一位姓周的先生到开封，看了我演的《女贞花》，即托华丰泰的经理同樊粹庭先生商议，要给我出唱片。一天，樊先生告诉我，明天的日场戏叫我歇了，中午叫我去寺后街路北一家西餐店找他，百代公司的周先生要看看我。我一听就害怕了。我最怕见生人，这天我捏着头皮去了。一进去，穿洋服的人都冲我弓背哈腰相让。我急忙鞠躬还礼，也学他们，伸手相让。还是樊先生止住我再让，我才莫名其妙地不让了。周先生见我下了戏台，是这么土头土脑，反倒很喜欢我，还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九了，他说19岁灌唱片，在百代公司还是第一个呢。又问我，灌lO张唱片，送给我2000元现大洋行不行。老天爷呀，我哪会说个行不行呢?只能看看樊先生，点点头就是了。

周先生说，唱片一面是三分钟，两面六分钟，不能多，也不能少，叫我和乐队练准确，以免灌片时添麻烦，樊先生这时又向人家提议附带着给山东来的唱小生的赵义庭也灌两张，人家也答应了。两张片给赵义庭100元，周先生还说，帮助在上海联系，要我到上海演。周先生对我的印象好极了。若非抗战，我们就去上海了!

十张唱片定的是《三上轿》四片，《霄壤恨》两片，《义烈风》一片，《柳绿云》一片，《涤耻血》一片，《三上关》和《春秋配》一片。我是日夜两场上演，日场演完，再练一两个小时的唱。在我本身原没关系，可樊先生却怕我把嗓子累哑了，影响演戏，他叫我用说话的本嗓练那个要命的三分钟。他是出于好意，但他是个大外行。我是没有经验，又把他当成圣人，于是就按他的说法，用本嗓练这三分钟。谁知要恰巧不多不少的三分钟是那么难啊!练了一个多小时，连一片也没练准，晚上有戏，大家也得吃饭，歇会儿呀。到晚上一出演，我的嗓音就不顺畅了。五年来，我的嗓子从没哑过，无论是三场两场，总是越唱越好，这晚忽然拗起劲来。我很纳闷，次日日场演完，仍然是用本腔照练，又练了一个多小时。晚上一唱，比昨晚的腔更差劲了。樊先生听出我的腔哑了，就叫我停演了日场戏，只演夜场，下午照练三分钟，夜戏时的腔越来越坏，不到十天，把我在杞县苦练出来的好嗓子断送得干干净净的!我的腔坏了，唱不出来了，夜戏也演不成了。樊、杨、张、栾四位急得抓耳挠腮乱转，我心急如焚，寝食俱废。吃药、熏喉，百般医疗。待到人家百代公司到开封灌片时，我经过治疗和多日的休息，总算是还挤出来些细音，而高音、宽音全没了，我自创的新腔中有些特高的腔调唱不成了。只好改成简单的唱法。灌片的是个外国人，他就站在我对面，还冲我直伸大拇指头。我又拘束，又紧张，又惭愧，又难过，真是啼笑皆非啊!两个上午灌完了10张唱片，我回家哭了一场，我痛心唱得太差了，对不起人家百代公司和周先生的情份，还有人家的2000元。樊先生告我说，对我妈只说1000元，另1000元给我买一堂行头。我对樊先生敬重如师，当然遵从，不久便换了一堂新行头。

灌片后，我连灌片时挤出的那点细音也没有了，只好呆在家里。我的腔一坏，豫声的业务一落千丈，上座率只有三四成。

待唱片出来，我一听，眼泪滚滚落下。“这是我唱的吗?”我问樊先生。他说：“你在台上若是唱成这样，台下还能那样鼓掌喝彩吗?”我说：“我退钱，请你们告诉百代公司，千万别再出了，太难听了。《霄壤恨》那愤怒、痛恨的激烈感情，都跑到哪里去了?怎么会唱得如此平淡无味呢?”我再三恳求退钱，停止再出。樊、杨、张、栾四位对我安慰解释。樊听唱片时听出弦乐只刚不柔，便在以后的演出中加上了一把二胡。豫剧中的二胡，就是这么来的，并非是历来就有的，还加上了笙。这是唱片出来后樊先生对豫剧弦乐的改进。

樊、杨、张、栾四位万想不到我的嗓子会突然间坏了，这突然的坏事发生，使他们慌乱失措。谁也不知道这嗓子坏的原因。直到50年代的中期，我的嗓子又一次嘶哑失音，才明白了灌片前坏腔的缘故了。就是樊粹庭出于好意，怕我把唱戏的腔累哑了，要我用说话的本嗓练那个要命的三分钟给练坏的。我不知道，我的假嗓和本嗓是水火不相容的。也别说是那样的唱练了，日间说话多点，晚间唱戏就别扭得很。灌片之前，我和社会上无任何接触，整天也不说几句话，即是教她们两三个人，也是教的很少，所以我的假嗓一直很好。樊先生的好心，却害了我的一生啊！

我自1934年中秋节后回开封演戏，到1936年春灌片之前，在这一年半中，我在开封真抖尽了戏威。艺术根基扎得深厚、牢固。1936年春至1937年春，这整整的一年中，大家都在忧急、烦恼、艰难、困苦之中奋斗着过日子。那几张唱片，我灌得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樊先生虽把剧院让给了别人，叫栾经理带领演员先去商丘演戏(商丘的专员是樊的好友)，他去北平安排我去学京戏武功的事。嗓子不行了，就不演唱功多的戏了，叫我多演武戏。

九、在开封同文化名人的交往

从杞县回开封的前半年多，无事可记。这半年多除了偶尔出去买必需品以外，我的活动范围便是从家到戏院，从戏院再到家，除了本班的人外，外界无熟人，就连剧院的茶房也只认得两三人。我一进戏院就直奔后台，又总是低头来，低头去，也不爱说活，连前台的工作人员也多不认识。我绝不是摆臭架子，就是这么个不讨人喜欢的性格啊。

1935年春，樊先生给我介绍了一位老先生，约有70多岁，姓祝名鸿元，字竹言，据说是清朝的翰林。祝老先生住在山货店街路东一所大公馆内。他擅长画山水，很有名气。他老人家爱看我的戏，给我画了几幅山水画，还送给我一架风琴。我们认识后，他常派人接我去他家看他画画，请我吃饭，我不吃豆腐，他就专请我去福地春吃他们的拿手名菜，是豆腐做的，结果我还是不吃。我在26岁以前，豆制品一概不吃，可爱吃臭豆腐。祝老先生还请我吃过一次龙须菜，也是在福地春吃的。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请你吃龙须菜吗?因为你的一双手，被人们称为龙须菜。因此我特地请你吃这龙须菜。”我看看面前摆的龙须菜，每根约有五六寸长，一头如中指般粗，由粗的一头下去越来越细，白玉般细软。樊、杨、张三位都夸我的手好看，杨经理曾说过，看戏的夸你的手像龙须菜，我没在意，原来这盘中的细白洁嫩的东西就是龙须菜，人们把我的手就比作它了。

福地春就在相国寺内，虽非大饭庄，却很有名气，拿手菜不少，特别是一个什么豆腐，做得很出名，可惜我不吃。

在祝先生家又认识一位老先生，姓邹名廷銮，字少和，是清朝的进士，祝先生的义兄。他的画据说又高过祝老，花草画得极好。他脾气古怪，极爱看戏，但不看坤角的戏，当然也不看我演戏了。在祝家见了，我给他鞠躬，他理都不理，我很反感，也就不再理他了。他走时，我也坐着没动。

他走后，祝老才向我解释，说他很怪，讨厌坤角。因为豫声有个女主演，他就不进豫声的门。祝老说：“陈素真这个坤角可和别的不同，是谁看谁迷，越看越迷，你不看，当然不知道她怎么个好法了，你一看就相信我不是替她吹嘘了。咱哥俩打赌。”于是两位老人打了赌，邹老先生才去看我的戏。没看三场两场，只看一次《凌云志》，他老人家就迷上了。从此他比祝老看得还勤呢，而且待我比祝老还亲。

邹少和老先生年近七旬，无儿无女，只有一位40多岁的太太。邹老爱京戏，他在北京很多年，京戏的著名大角有不少是跟他学画的学生。1935年程砚秋先生到开封演戏，首先看望的就是邹老先生。1936年春，尚小云先生到开封演戏，也是先去拜望邹老夫子。尚先生到汴时，正是我腔坏之时，他提出想看《涤耻血》。我的腔一字不出，没法上演。樊先生把剧情提纲给了他，他改名用《绿衣女侠》排演了。尚先生虽没看我演戏，可他回去后也给我写了一个横幅，纸是粉红色的，纸上好像也有金片片。

也不知是谁的情面，梅兰芳先生也给我写了字，纸的大小、样式和尚先生的一样，也是裱好寄来的。我家的上房和我自己住的三间半北房，挂满了名人的字画，梅、尚二位前辈寄来的横幅，再也没有悬挂之处了，由我妈保存起来，因没挂过，所以两条横幅上的各四个大字也就没记住。抗战起来，开封将沦陷之前，我把三年中名士们送给我的字和画全数珍藏在一只大樟木箱子内，交我妈保存。待到1946年我返回开封时，我那一大箱子字画，放唱片机， 40多张唱片，祝老送我的风琴，全没有了。别的我全不心疼，那些字画丢的可把我心疼死了!

那时名士、名角所送我的字画，全是在我的家中悬挂，自己欣赏。在祝家又认识了省主席商震的两位秘书：被称为是才子的萧钟美、郑剑西，还有北京的富翁孙剑泉、京戏演员沈曼华。萧、郑、孙三位也是邹老的朋友，又是我的忠实观众。沈曼华是姜妙香的徒弟，姜先生也是邹老的学画弟子。

在我的嗓子坏了之后，我是天天都在邹老家，简直就成了邹家的一分子了。他二老无儿无女，真把我当成了女儿看待了。祝老专善于画山水，邹老的山水画虽是很出色，他在开封却不画，只画花卉，那时的文士是多么仁义呀！邹老为人耿直，绝不攀高结贵。听祝老说，有权有势的人怎么请他。他也不画。可艺人若求他画，却是有求必应的。我在邹家天天看他老人家画画，我学会了磨墨，搽扇面，洗配色碟子。邹老教我学画牡丹、芍药、荷花、菊花、兰花、梅花、桃花等，样子不少。可我没这方面的天才，一样也没学会。画虽没学会，可不知怎的会传了出去。我妈接下好多扇子和扇面，全是要我画的。天哪，我哪会画画呀!可又推不开，我只好拿给邹老了。他老人家便叫我用这些扇子、扇面学着画，我画的简直不是个东西，不成个样子，然而经他老人家拿起笔来，东一抹，西一戳，南一描，北一画，这里点点，那里添添，三下五去二地一修理，改造得还挺好看。这一来，找我画画的人更多了，有送宣纸的，还有送绢的。这些绢、纸全退了。光是应付扇子就够给邹老添麻烦了。我实在是不行，空有高人名师指教。怎奈我是朽木不可雕也!如今回忆起来，恨自己不努力，失去了学画的好机会，辜负了他老人家的好心啊!几十年中，我接二连三地损失名人送我的字画，害得我不愿再看见字画，不论在哪里，一看见字画，心里像滚油浇上般地难受。

陈素真回忆录——《情系舞台》（之六）

十、到北平学戏

我妈和我同去北平。到北平后，樊先生让我们先住旅馆。他带我们到各处名胜去欣赏游玩，晚上看戏。

樊先生和住在北平的孙剑泉先生约定不让我们再住旅社，让住他家。正在这时，接到栾经理的急信，说演员们有三分之二被李秀峰收买，不跟他去商丘了。这突然的变化，对樊先生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我妈对樊先生很是同情，安慰他鼓励他，要他安心在北平帮我找老师学艺，她即日返汴帮栾经理找角，先建立小班子，在商丘等我。我妈说：“只要有她(指我)这根大旗往那儿一竖，不愁没人来奔投。”我妈一说，樊先生像是吃了定心丸了，再三向我妈致谢。我妈走后，我即到孙先生家，和他的大小姐住在一起。樊先生就住在孙家一个东偏院内。我记得街名好像是城防街或是城防胡同。我妈一走，我除了日夜两场去看戏，哪儿也不去。

在豫声时，樊先生给我订了上海、北平出的《戏剧旬刊》、《十日剧刊》，这些刊物成了我的宝贝了。上边登载的名角的剧照和少数便装像片，我经常翻着看，特别是旦角的剧照。我最爱看韵是梅先生的剧照。我模仿他的各种姿势，也模仿京剧名演员叶盛兰先生的姿势。我还常听京戏名角的唱片。我爱听程砚秋先生和章遏云、金少山先生的唱片。我一到北平，首先去看章遏云的戏。她在西单哈尔飞戏院演全部的《六月雪》，她前边是杨宝森的《击鼓骂曹》，我一看，很失望，她只是唱得好，不会做戏。另一次是看叶盛兰的戏，也是在哈尔飞。他们二位演全部《十三妹》。叶先生扮相好，风度好，做戏好，是位全好的演员。看了一次富连成的夜戏。在西长安街中国戏院，看过戏校王金潞的戏，看过程先生的戏《刺虎》、《鸳鸯冢》、《唐伯虎点秋香》，扮小生的是俞振飞。在长安戏院看了荀慧生的《香罗带》、《元宵迷》和王玉蓉的《前骂殿》、《后琵琶仙子》，王瑶卿先生给她把场子。看谭富英先生的《定军山》，朱琴心先生的《曹娥投江》。在我没找到老师之前，几乎是天天去看富连成的日场戏，我最喜欢那个小不点刘元彤，他很会做戏，我说他将来是了不起的好角。

在杞县时，大人们和我说过好戏与响戏的不同。说好戏是有真才实学的，演出的戏，人们看了，印象很深，百看不厌，越看越爱看。响戏，不是凭本领才艺的，一是仗着有财有势的人捧，一是走运，戏不耐看。这说法很正确。刘元彤小小年纪演出的戏，给人的印象是那样深，这即是所谓的好戏。

孙剑泉先生给我请了位老师叫李文溪，是个票友。李老师定了每天上午在孙家的东偏院，即樊先生住的外间内教我两个小时戏。大概是教一次给他两三块钱吧。

头一天，李先生教我学《苏三起解》。他给我个剧本，我说我不识字。他说，你不识字怎么学的戏呢?我说，是老师念一句我跟着学一句。他摇摇头说，那可太不容易了。于是他就念着，教我苏三上场的头四句。只一遍，我就会了。他说跟谁学过吗?我说没学过。他又教我下边的八句，我还是一遍就会了。他有点不高兴，说，你一定学过。我说，没学过。他为要试试我是否说瞎话，又教我《六月雪》上的两段词。我还是一遍就会，他才信我没说瞎话。词会了，他教我唱腔，教的是京戏，我一唱是河南梆子味，把老师给唱笑了。我说，先生你别教戏，我学会也没用，你教我武功吧，我回去好用呀。于是他教了我个“趟马”，这我却学了三四遍，次日给他一走，他没提出任何意见，便又教了我个“枪下场”，也是三四遍就会了。他即找介绍人孙先生，他说：这个孩子我可教不了，太聪明了，我不能耽误了人家。以她的天分，最好能找芙蓉草教她。孙、樊二位都很赞成李先生这种诚恳的态度。但芙蓉草先生的名气很高，怕是不易接近，便由沈曼华介绍了两位，一位是富连成的范富喜先生，一位是赵绮侠先生，在头一天，范、赵两位开始教我时，是在曼华家的院子里。他们问我李先生教你的什么，我说“趟马”。他们就要我把学的趟马走一遍看看。我说趟马我已经学会了，教我别的吧。赵老师一定要我走一遍，并把马鞭子递给了我。我心里说，又不相信我，我一走你们就信了。我很自信地接过马鞭，走了一遍，自认为一点没错，就很得意地往那里一站。范、赵两位看完我走的趟马，相视一笑，又互相谦让谦让。赵老师向我要过了马鞭，说，我走一遍给你看看。他走了一遍，我一看赵老师的“趟马”，我的脸像是被人抽了两个耳光似地火辣辣地发烧。这我才知道自己的见识太浅薄了，幸亏还没说出学的那个“枪下场”来。李老师教我的“趟马”，已经比豫剧的“打鞭花”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了，再一看赵老师的“趟马”，咳，那就没法比了。

我惭愧得很，任我怎么样的努力，也学不了赵老师那样的身手和圆场。我学三四天还多，一个“趟马”只不过是才学会个路子，那种精巧的技术，累死我也学不成。原因是豫剧的基本功太差了。以豫剧的功底，学京戏的武技，简直是打鸭子上架，难难难啊!

赵老师想教给我舞剑，我不学，我要求学舞翎。后来我深悔失去了学剑的机会。赵老师是在沈曼华家教我的，可惜跟他学的时间不长。范老师是在孙家东偏院教我，我跟他老人家学了大快枪，小快枪，两个枪下场，勾刀对刀，刀下场。一天正学双刀，我练耍双刀花时，忽听咚的一声震响，我停刀问：“先生，是炮响吗?”他说；“你管什么响的，练你的!”我赶紧继续练耍，不敢多问。不大会儿，樊先生急急忙忙地跑来说：“不好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打起来了。我们快走，否则就回不去了。”就这样，惊慌忙乱地拜别了范老师、孙先生，离开了北平。

这趟北平我去得太有价值了。时间虽短，可是我如同留洋，开了眼界，长了见识。虽然只学了那么一点点的东西，但就这点点的武打功，在那个时候的豫剧中，我就能称王称霸了。

陈素真回忆录——《情系舞台》（之七）

十一、豫剧三鼎甲

我们重返开封时，开封有两个红角。我们离开开封后，司风英到了豫声，而且唱红了。这时醒豫舞台有一班豫西戏，内有两位十几岁的小姑娘，大的叫汤兰香，小的叫常香玉。这班戏大概是1936年春到的开封。汤兰香扮相好，个头也高些，嗓子不行。常香玉才13岁，嗓子好，扮相、个头都不如汤兰香。醒豫舞台的地点也背些，1936年这一年中，豫西班一直没红起来。可能是在1937年我离汴之后，豫西班逐渐红了。但仍然没红过原来的豫声。常香玉1936年时，还是个小女孩，但唱得挺好，脸上还有戏，是个人才。

我回汴后，先在开封行宫角大陆电影院上演，头一场是演的《涤耻血》。我原本在开封是人红戏也红，天天演还场场爆满哩，何况七八个月没在呢?我不但把学的武打用上了，而且把京戏的锣鼓经也移植到豫剧中来了。在豫剧的舞台上，一班青年演员全是京戏的武打，这又是一件破天荒的新鲜事，这是豫剧演唱艺术的革新和发展，也是樊粹庭先生和我合作创建的狮吼剧团发展的好开端。

京戏演架子花脸的梁先生，是我妈请来的，狮吼的一班青年全是梁先生教的。梁先生扮演《涤耻血》中的金兀术，给这个戏增加不少光彩，正因为有了这位京戏的老师，狮吼的武戏才能出类拔萃呀。

1937年冬至1938年春，这几个月间，狮吼、豫声、醒豫这三班戏都唱得很红。观众给我和司凤英、常香玉三人评为“三鼎甲”，即是“状元”、“榜眼”、“探花”。我是“状元”，司风英是“榜眼”，常香玉是“探花”。

在大陆电影院演了一段时间，转移到了华光戏院。这个地方太背了。京戏的名角小杨月楼、徐碧云、王又宸、高庆奎全在华光上演过，全是半堂人。这时却轮着我去那个倒霉的戏院演了。大伙都担心上不了满堂。在华光一直演到开封将要沦陷时，大概演了两三个月。这两三个月，我天天出演一场夜戏，只要我演，场场必满，就连礼拜天的日场戏，也是爆满。一次礼拜天，我演群戏《二龙山》，我耍枪下场，末后撂枪，居然枪掉了，观众不但没叫倒好，连哄笑声也没有。可见开封的观众对我是如何的爱戴呀!还有一次夜戏，演《三拂袖》，陈玉虎扮演坐山雕，我俩打勾刀时，玉虎把我的刀挑飞了。我急忙跳起来，一伸手，把飞起的刀又正好接住。这一下反又得了个正好。开封的观众对我真是一百个好呀。一直倒霉的华光戏院，又变得热火朝天了，院子外也热闹起来了。

在华光时，我又收了个小师妹，叫侯秀真。秀真的父亲侯积学是演花脸的，是我养父陈玉亭的师弟。秀真为人很好，戏德更是好，她跟我时间很短，我也没教她什么。

在华光时，樊先生又搞出两个戏，一个是他自编的戒毒戏，取名叫《歼毒计》。排出后，因嫌华光院子小，在人民会场上演。这个题材是我说的。我说：先生你那么会编戏，怎么不编一出吸大烟害人的戏呢?我这随便一说，他很快就编出来了，真了不起呀。另一个戏是改编的戏，是司风英的红戏《洛阳桥》，这出戏是豫西的传统戏，开封和豫东几县以前没人演过。司风英重返开封后，大红特红就是红在这出《洛阳桥》上的。我是不知道关心这些事的，而樊先生却很有心，要看看这出戏怎么个好法。他看了风英的《洛阳桥》，又看了豫西班的《洛阳桥》，他对我说：这个戏挺有趣，兄妹俩对害相思病。你没演过花旦戏，我想把这个戏改编一下，作为你的一个歇工戏吧。于是就让我演个日场戏，停演了个夜戏，专门去豫声看《洛阳桥》。风英这出戏，红得了不得，也是常常重复，每演必爆满。我抱了很大的希望去看我的好友的拿手杰作。不看也不知好到什么程度，一看可把我气得不轻。原来是一出粉戏(豫剧把黄色戏叫作粉戏)，凤英把这出粉戏可真是演到家了。台下的叫好声中还掺杂着吹口哨声。我实在是坐不住，可又不能走。

樊先生因为《洛阳桥》这个戏名与此戏内容不相称，便改用《叶含嫣》的名字。我在华光一上演，风英再也不演这出戏了。她也井未因此对我忌恨。这可说明司风英这个人有自知之明，不是忌才妒能的人。

在华光正演得好好的，忽然停演了。我正纳闷，樊先生召集大家说：日本人要打来了，大家是跟我走，还是留下来?半响没人吭声。我说：我演刘芳，我就是刘芳，宁作箭下鬼，不当亡国奴。日本人欺负我们，就是我的仇人。我头断血流，也不能给仇人演戏，我走。我这一说，紧跟着有陈玉虎、袁玉文、朱长兴、张同如、赵义庭夫妇(李金花嫁给了赵义庭)等说要走。戏班四五十个人，只有这么几个人说要走。我妈虽不愿我走，但她还是把我托付给樊、栾二位了。

我走许昌，经南阳，过镇平，至内乡的马山口，这才算停了下来，已是1938年的夏天了，在镇平过的端阳节。

十二、成了“豫剧大王”

我是1940年初秋间到的西安。初演戏的地方，是南苑门的三山戏院。

狮吼剧团的海报很简单，或写或印，或报上登广告，全是河南狮吼剧团，陈素真主演，什么什么戏，就是这么几个字。绝不似其他戏班那样，什么青衣花旦呀，超等名角呀，名星呀，花红柳绿写一大套。狮吼是个易风易俗的大剧团，这些陈旧的俗套，从来不用，并且守信。比如，若是登出最后三天戏，准定只演三天，绝不似其他戏班，上座一不好，就用“临别纪念最后三天”来骗人，结果是演完了这三天，还有那三天。狮吼剧团是说什么就是什么，绝不骗人。

在我们来之前，西安先有了一班豫剧，主演是豫尉中的名角，票价八毛，上座率不高。我演，票价三元，场场爆满。

狮吼到一个新地方，头三场打炮戏，必是头天《涤耻血》，第二天《克敌荣归》，第三天是《女贞花》。这是樊先生派戏的规律。

到西安的第一炮就打响了，当时是戏红，我红，樊先生红。樊戏有九出，头三天之后，即是《霄壤恨》、《凌云志》、《义烈风》、《伉俪箭》、《柳绿云》、《三拂袖》，然后是樊先生修改的《桃花庵》。这十出大戏，在三山戏院反复演了几次之后，狮吼剧团和樊粹庭誉满西安；我呢，西安的观众又给我加官进爵，封了我个“豫剧大王”的称号。我听说之后，很高兴，我心想，当个“大王”，骑马射箭，冲锋陷阵，多伟大多威风呀!比“皇后”好听，“皇后”总还是女的，我不当搽胭脂抹粉的“皇后”，我当个山大王。我真是不懂事到极点，幼稚得可怜啊!

1940年秋，记不清是阴历的七月还是八月了，反正是在三山戏院过的中秋节，樊、栾二位给我定了工资，是二八提成。我那时是给几个是几个，就连“二八提成”我也不知是什么意思，还是他们给我解释了，我才知道收入100元，给我20元。在那时别说给我二八提，就是给我一九提，或百分之五提，我也不会有意见的。

三山戏院不大，两边有楼座，楼下是站票，池座中大约能坐四五百人。一场戏收入多少，我可不知道。我只记得散戏后，栾经理拿个大本子到我的小屋来，叫我在这个本子上写个名字，我不会写，还是他现教的我。写完后，他便给我约有200元左右。三四天就挣了一大堆钱。我又喜又愁，愁这些钱怎么办呀。因我还没养成花钱的习惯，不会花。我向栾先生请教，他教我找个可靠的人做生意。我也无人可托。他又教我买成金子，或换成现洋。这办法好。可是自己又不会买，因为栾经理没说他替我买，他替我换，我就不知道托托他帮我买、换。

在红红火火的演戏生涯中，我度过了一个春秋又一个春秋，直至抗战胜利我又回到开封，其间我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诸如落魄重庆、交友、婚姻等等。漫长的人生道路是曲折的，我深感如此。本文叙及的是我艺术生涯中的主要部分。我后半生的经历，由朋友、学生、儿子们去说吧。

读完文字，对一生充满传奇、充满故事、充满坎坷，历经人世间苦辣酸甜的陈素真先生，油然生出一种思念和敬佩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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