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写自己境遇的诗(三起三落苏东坡)

生活中,我们必须带着钥匙,才能开门回家。对于《古文观止》这本皇皇巨著,同样需要钥匙打开其门,学习者才能登堂入室。

为了方便读者快速进入《古文观止》的辉煌殿堂,我打造了12把解读钥匙,逐一创作并发布,以飨读者。

本讲是读懂《古文观止》钥匙的第二讲,本文内容可以作为理解《古文观止》中“三苏”的24篇文章,特别是可以作为苏东坡17篇相关文章的背景资料,帮助你快速读懂东坡美文。

如果你有机会和古人浪迹天涯,你会选择谁?

如果真有这样的好机会,虽然有很多选项,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苏东坡。

原因不但是苏东坡文章里磅礴淋漓的天才,更在于东坡身上的人间烟火味。

再艰难的旅程,他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把它变成一首诗。

关于东坡的成长经历,请看链接资料:被打出来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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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就以苏东坡人生“三起三落”的经历作为主线,走进他的人生,也走近他被选入《古文观止》中的那些精彩文章。

一起一落(20-50岁)

一起:步入仕途

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父子三人到开封参加科举考试。

这是北宋科举史上群星璀璨的一届科举,这届考生中除了苏轼、苏辙外,还有曾巩、程颢等一众名流,而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副主考官是梅尧臣。

当欧阳修判到苏轼的卷子时,不禁眼前一亮,只觉得文章的说理充分,文采飞扬,于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能写出如此佳作之人,一定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出于避嫌的考虑,特意将这份最欣赏的考卷判为第二名。等打开考卷封条才知道,这并不是曾巩的卷子,而是苏轼的文章!

这个乌龙事件,虽然让苏轼错失了“天下第一”的宝座。但在欧阳修的极力推荐下,苏轼在文坛的声名大噪。

在宋朝,被科举录取,被录取的考生和考官之间就形成了所谓的师生关系。

为了感谢两位主考老师的提拔,苏轼写了高水平的感谢信《上梅直讲书》,这封信同样被选入《古文观止》中。

苏轼每有新作,文章马上风靡京师,成为10万➕爆文。但正当他准备在京城大展身手之时,却传来了母亲病故于眉州的噩耗,父子三人在悲痛中返乡守丧。

守孝三年之后,当苏轼再次来到开封时,规格更高的公务员选拔考试——制科考试即将举行。在宋朝,进士科考试三年一届,每届录取人数众多;而制科考试是不定期的,由皇帝亲自出题和监考。

制科考试的流程是:

第一步:由官员对有潜力的考生进行推荐,文坛领袖欧阳修推荐了年方24岁的苏轼;

第二步,被推荐的考生需要写作50篇策论,然后挑选其中25篇文章给主考官点评打分。苏轼提交策论质量极高,其中《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等四篇文章被选入到《古文观止》中。

第三步:写命题文章。由仁宗皇帝亲自出题,考生现场写作不少于3500字的文章。而东坡的文章洋洋洒洒5500字,用的是圆润丰满的苏体字,内容和卷面均是完美。

两宋三百年间,制科考试总共才录取了41人,而“考霸”苏轼再一次惊艳全场,以最高分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被仁宗皇帝钦点为状元之才。

弟弟苏辙也考中了,东坡家门一炮双响,再次震动京城。

凤翔通判

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

才华出众的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年)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今陕西凤翔)府判官,这是到基层的锻炼。次年,苏轼开始修建房舍,并在公馆北面建了一座亭子,作为休息之所。这年春天久旱不雨,亭子建成时,碰巧下了一场大雨,民众欢欣,于是苏轼为此亭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了《喜雨亭记》做纪念。

虽然才27岁,但早已名满天下的苏轼,免不了有些心高气傲,而他此时的顶头上司陈太守,官威十足,决心给这位年轻人上一课,于是两人之间的矛盾必然不少。

俗话说,不怕官,就怕管。陈太守虽然拿年轻的苏轼没有太多的办法,于是告到组织部门,东坡被处以罚款。

其实陈太守并不坏,建成凌虚台的时候,他吩咐苏轼写篇文章记录其事。苏轼所写的文章《凌虚台记》里颇有些讥讽之意,但陈太守不以为悖,一字未改,全文照刻不误。这个举动反而让苏轼心中过意不去。后来,他和陈太守的儿子陈季常成了好朋友。

经过了三年基层历练,苏轼被正式调到中央。当时的皇帝宋英宗对才华横溢的苏轼早已心向往之,准备直接将他召入翰林院,任知制诰,但是被宰相韩琦拦住。韩琦说“以苏轼的才能,早晚会被重用。现在的关键是锻炼和培养他,让天下人都仰慕信服他,这样未来重用他时,就不会有什么异议。可如果现在马上重用他,反倒未必服众,还会有害于他。不如给苏轼一个接近皇上的馆阁职务,并且请召他来参加考试。”英宗说:“以苏轼的水平也不用考试了吧。”韩琦不同意。

后来苏轼顺利通过考试,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直史馆相当于是国家图书馆,当时起到的作用之一是培养储备宰相,东坡在直史馆工作的同事,后来不少都成为了宰相。当他听说了韩琦的良苦用心,感慨道:“韩公是在用道德修养来爱护人才。”

东坡准备在直历馆用心历练的1066年,由于父亲去世,他离职守孝。

三年后,他回到工作岗位,王安石主政。

当时的王安石对苏东坡的文章和才华不以为然,于是苏东坡被外派到杭州做通判。

杭州通判

第一次来杭州时,他虽然待了三年,毕竟只是一个低级职位,苏轼的政治作为并不多,但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为杭州留下了一句响彻千年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从此让西湖之于杭州,仿佛人的眼睛,多了几分温婉和梦幻的色彩。而在18年后,当他逃离朝堂斗争,再次来到这里做杭州太守的时候,他展现出了惊人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密州知州

1074年,苏轼被批准改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知州,官升一级。第二年,政局初定,他便开始治园圃,洁庭宇,把园圃北面的一个旧台修葺一新。他的弟弟苏辙给这个台取名叫“超然”。故此,苏轼写了这篇《超然台记》。

也许《超然台记》你不一定读过,但在这座超然台上写作的《水调歌头》,你肯定是读过的。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是最好的中秋诗词中的句子了。

徐州知州

元丰元年(1078年)十一月八日,时苏轼知徐州知州。隐者张天骥隐居于徐州云龙山,自号云龙山人。后迁于东山之麓并作亭其上,自驯二鹤,鹤朝放而暮归,白日里令其自由地飞翔于天地间,所以名亭为“放鹤亭”。苏轼为之作《放鹤亭记》。

一落:乌台诗案

落难湖州

公元1079年,42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州。

在湖州,苏轼只待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最后宁静。他游山玩水,祈雨祷晴,留下了七十多篇诗文。

《三槐堂铭》是苏轼在湖州上任时为学生王巩家中的“三槐堂”题写的铭词。苏轼在徐州期间,王巩曾与其一起郊游吟诗。苏轼来湖州上任,王巩也赶来相会,并请其为自家“三槐堂”题铭,苏轼便应邀作《三槐堂铭》。

在他被官兵押送走的那天,湖州百姓自发来送行,站在道路两旁泣不成声。

按照宋朝惯例,调任工作需上表谢恩,于是苏轼上奏了一篇《湖州谢上表》。这样的文章原本只是例行公事,但是行文当中的“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却给自己惹下了祸端。

这份奏章被别有用心的政敌们所利用。他们断章取义,强加解读,说苏轼在表达对朝廷的不满,对皇帝的不敬。随后又扒出苏轼的诗集旧文,找到几首疑似讽刺朝政的诗,于是,一群人开始不断上疏弹劾,神宗决定进行调查。

公元1079年八月,苏轼被押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

对苏轼的审问从八月二十号开始,一直持续了三个月。这期间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神宗暗中派了一个宦官到监狱里观察苏轼,回来后报告说苏轼睡得很沉,很安静。神宗于是对侍臣说:“我知道苏轼这是问心无愧。”最终免除了苏轼的死刑,将他以团练副使的身份贬到了黄州。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黄州突围

因“乌台诗案”被贬后,苏轼拖家带口来到了黄州。45-50岁,东坡的黄州时光,非常艰难,却无比精彩。

因为是以犯官身份来履职,彼时的苏轼十分落魄,连最基本的待遇都没有,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为了避免自己乱花钱,他把每月的四千五百钱生活费,分三十份挂房梁,每天不敢超过一百五十钱。

处于低谷的苏轼,感受着“寂寞沙洲冷”的人生浮沉,开始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人生意义,体会人生真味。

他在城东开垦一块废弃土坡,命名其为“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他还在园中修筑起一座五间房的农舍,因成于大雪之中,故绘雪于四壁,名为“东坡雪堂”。

他变得越来越坦然,越来越豁达。

从某种程度上讲,黄州,是苏轼突围之地,更是他涅槃重生地。经历了人生起伏的历练,他从追逐功名的官员“苏轼”蜕变成了我们后来熟悉bing并喜欢的“东坡居士”。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认知突破,同时也有了大把的时间,苏轼最好的文章,集中出现在他的黄州时期。

《古文观止》中入选的《赤壁赋》两篇、《方山子传》、《石钟山记》,都是写于这一时期。

二起二落(50-58)

二起:青云直上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经过多次申请,苏轼被外派杭州。

二落:知难而退

公元1089年,苏轼第二次来杭州,任杭州知州。

此时的杭州正在遭遇旱灾和瘟疫,西湖水几近干涸。苏轼刚到任,马上上书朝廷,请朝廷免除杭州地区的赋税。同时上书请求朝廷赈灾拨款,以解杭州的燃眉之急。朝廷答应了苏轼的请求,把旱灾的影响降到了最低。接着苏轼贡献出自己的家传药方,组织人手采购药材,并在街头熬药、免费派发,把杭州的大夫和粗通医术的和尚、道士都组织起来进行巡诊,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治理完旱情和瘟疫之后,苏轼开始着手整治他心里十分挂念的西湖。

首先,他安排人员清理西湖的杂草和淤泥,并将淤泥堆积起来修建了一座长堤,苏轼命人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这便是著名的苏堤。“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一。

其此,苏轼派人在一大片区域种上了菱角,以此来抢夺水草的生长空间。而为了划定菱角种植的区域,同时便于观测淤泥的淤积程度,苏轼派人在湖中修建了三座石塔,这便有了著名的景观三潭印月。

苏东坡写自己境遇的诗(三起三落苏东坡)(1)

第三,苏轼还重修了一段运河与西湖相连,这样一来既保证了运河的水位,也保证了城内的水位,解决了漕运的隐患。

苏轼在杭州任上做了许多利民的大事,深受杭州人民的爱戴,苏轼在杭州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三起三落(58-64岁)

三起:再回朝廷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

潮州(今广东潮安县)知州王涤在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重修韩愈庙后,写信请苏轼为此庙撰写碑文。苏轼慨然从命,不久就将手书碑样寄给王涤,这就是著名的散文名篇《潮州韩文公庙碑》。

三落:一贬再贬

养老惠州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惠州,位于今天的广东省,是苏轼曾经打算养老的地方。

贬到这里,基本意味着他政治生命的终结。不过苏轼的心态好极了,他很快就爱上了这里。他在诗词里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他甚至做好了在这个“心安之处”养老送终的准备——他拿出平生积蓄,用了一年时间,在惠州白鹤峰顶搭建了他的住所白鹤居。白鹤居依山傍水,白墙黛瓦,向西可远眺惠州西湖,向东可遥见寺院僧楼。屋后空地上,他还移栽了各种岭南果树。房屋建好后,他便把暂居宜兴的家人迁来了惠州。

当东坡的诗作传到京城后,却让宰相章惇很是不悦。“嚯,原来你苏东坡在岭南过得这么舒服!?”于是他马上颁发了新的贬谪令,将苏轼再贬琼州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州中和镇)安置。

文教儋州

海南儋州,是苏轼被贬生涯的最后一站。

历史上的海南岛,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一个荒岛,地处边陲,孤悬海外,闭塞落后,相去京城几千里,“鸟飞犹用半年程”,可谓“天崖海角”,因此中原人称之为“蛮荒瘴炎之地”,死囚流放之所。而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当时毒蛇猛兽遍地,还有瘴疠和疟疾时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

公元1097年,已经62岁的苏轼,翻山跨海来到了这座荒岛。临行前,他把身后之事,托付给了长子,只带了小儿子苏过一人前往儋州。

刚来时,昌化军使张中对他十分敬重,安排他“住官房,吃官粮”。后来有朝廷官员视察,将苏轼逐出了官舍。从此苏轼便开始过上“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凄苦生活。

不过,苏轼还是不改随遇而安的乐观本色,甚至写下“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的诗句。

他的到来,为海南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他在这里办学堂,收徒弟,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师从苏轼。史书记载,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中举者姜唐佐和第一个进士符确,都是苏轼的弟子。有宋一代,海南共出了十二位进士,苏轼功不可没。不仅如此,苏轼还把许多中原文明成果都带到了海南,儋州至今还流传着东坡井、东坡田、东坡桥、东坡帽,甚至东坡话的渊源故事。

苏轼在海南谪居三年后,哲宗驾崩,徽宗即位,朝廷按例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北归。据说他离开那天,当地百姓和学生簇拥着他一直到即将远行的船边。苏轼挥泪而去,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作别这片让他又苦又乐的土地。

1101年,苏轼于北归途中不幸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结语:苦难是上天的礼物

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波澜起伏。

他的仕途上半场总体可以说是顺风顺水,20岁就名动京城,得到权贵们的赏识。而他从45岁开始进入仕途的下半场,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在宋朝的南北疆域,都留下了他的踪迹。

东坡不断被贬,一方面是他的不幸。但换个角度来说,又何尝不是中国文化的幸运?

无论是长江的以南或以北的土地,都留有苏东坡的踪迹,可以让后来者接触到他有趣的灵魂,感受到他的一片赤诚之心。

东坡被贬,应该是老天的安排。

晚年的东坡,对上天的安排心知肚明。所以他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都会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帮助当地老百姓,建设水利工作,普及农业知识,然后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并没有把自己当作贬官,或者是外来者。

他说,此心安处是吾乡。

弥留之际的苏东坡,用12个字评价自己的人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黄州、惠州、儋州的最艰苦的岁月,他反而评价成自己最成功的日子。

原来,那些被上天考验的最艰难的日子,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2022年不容易,借东坡的故事,我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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