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古代文人斗诗（古人有许多种斗诗方式）

说到斗诗，那肯定和豪饮分不开。古人雅聚一起喜爱斗诗饮酒，史料记载的大型斗诗会数之不尽，可见，诗人对于斗诗这一活动可是相当青睐。

春秋时期流行“当筵歌诗”“投壶赋诗”

《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

中国人喜欢诗歌，先秦时已有雏形，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就是一个标志。

与“诗词”一样，“诗歌”也被认为是“诗”与“歌”的组合体，但最早时诗和歌并不是一回事。据《尚书･尧典》，尧帝当年任命夔为乐官时说：“诗言志，歌永言。”显然，尧帝也是诗人或是歌者，对诗与歌颇有研究。而“诗言志，歌永言。”正是中国人喜欢作诗、痴迷诗歌的根本原因。

先秦人喜欢诗歌，是通过“当筵歌诗”、“投壶赋诗”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当筵歌诗”是中国最原始、也最流行的一种“斗诗”形式。据《春秋左传･昭公十二年》，当年齐侯、卫侯和郑伯到晋国，拜贺新君即位。席间行投壶之礼，赋诗助兴。中行穆子举箭而歌：“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投中了，轮到齐侯。齐侯举矢接其茬而歌：“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

中行穆子和齐侯如此“斗诗”，不仅是中国“斗诗”最早的古籍记载，也开了宴席酒令令辞先河。

魏晋时期热衷“金谷酒数”“曲水流觞”

“曲水流觞神仙聚,举尊相邀知音人”。

从春秋时期开始，诗歌开始发展，楚辞、汉赋相继出现，魏晋南北朝时又出现了五言诗，涌现出一批文化名人和诗赋大家，如曹魏建安文学中的“三曹”、“七子”，两晋文坛则有左思、陶渊明、谢灵运等。魏晋南北朝不只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还为后世诗文创作、交流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这就是“诗词大会”式“大家一起玩”的集体创作模式。

秦汉时斗诗形式已有发展，表现为席间联句吟诗，名之曰“即席唱和”。到魏晋时，当筵赋诗在文人间开始流行，最热衷此事的文人之一是西晋的石崇。

石崇擅长诗文，又是大富豪，他在洛阳郊外、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建造了豪华的“金谷园”，方便文人诗友聚会赛诗。宴席上，石崇与宾客常常当筵赋诗，创作出了不少佳篇，统称“金谷诗”。石崇为“金谷诗集”亲自作序称：“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现在仍流行的“罚酒三杯”之俗即由此而来。

石崇的金谷宴席往往有几十人参与，其斗诗规则被称为“金谷酒数”。这种饮酒、赋诗的玩法，在诗词高度繁荣的唐朝更是大行其道。诗人李白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称：“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金谷酒数”是中原北方文人的发明，而在当时的南方则流行临水设筵，以“曲水流觞”的方式作诗、斗诗。觞是一种酒器，多为木制，可漂浮，从上游流来的觞在谁面前打转或停下，谁就饮酒赋诗，他人唱诗应和。

东晋时有一场著名的“诗词大会”是永和九年（西元353年）上巳节，在山阴（今浙江绍兴）举行的“兰亭之会”。参加这场诗会的有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军政高官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会上每个人都要吟诗作赋，最后由王羲之为诗集书写序文，此即有名的《兰亭集序》。

唐代出现“飞花令”“拈字流觞”

白居易诗曰：“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

唐代诗人辈出，诗作充栋，可谓“诗的唐朝”。诗歌为什么会在唐朝繁荣起来？原因当然是多元的，但根本上与唐朝整个社会对诗歌这一文学品种的重视和推广有直接关系，不论是上层还是底层，人们都喜欢诗歌。

在唐朝，生活中的各个角落都离不了诗，以文人酒局来说，每一场都是“斗诗会”。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便在宫城西开文学馆，罗致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文士，欢宴畅饮，行令吟诗，扶琴弄墨……阎立本的《十八学士图》描绘的就是这种场景。唐朝人特别喜欢行令饮酒，全民参与，此即白居易所谓：“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白居易生前曾组织过两次由多位年过七旬老人参加的“尚齿会”。这是以作诗吟诗为主题的酒会，会上要求每位老人都要赋诗纪胜，然后安排画工，给每位老人画像，画上还题上他们所赋诗文。

“飞花令”早在唐代就是诗人最喜欢玩的酒令之一。“飞花令”又叫“春城无处不飞花令”，因盛唐诗人韩翃《寒食》诗首句得名。“飞花令”其实是“飞觞令”中的一种，约定所答诗中出现某字，就是某令，故又叫“拈字流觞”，如出现“花”字，就叫“花字流觞令”；出现“月”字，就叫“月字流觞令”。

“飞觞”有多种玩法，如合席约定每人吟一句诗词，其中要带“花”字，其难在“花”字须出现在特定位置上，如第一个人说“花落知多少”（孟浩然诗），那接下来的人说的诗句中“花”就得在第二字位，答“五花马，千金裘”（李白词）是对的，如果说“感时花溅泪”（杜甫诗）就错了，要罚的。再接者“花”就得在第三字位：“月照花林皆似霰”（张若虚诗），如果说“迷花倚石忽已暝”（李白诗）也不对，要罚酒。

也有不讲字序的，吟出古诗中的“花”字排在哪一位，哪一位饮酒，接着继续行令“飞花”。一般情况下，所有参与者都飞到“花”时才令毕，酒席才可结束。因此，玩“飞花令”时人人都少不了被罚酒和敬酒，确是“春城无处不飞花”。“飞花令”虽为酒令，但它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大赛”规则。

宋朝人青睐“唱酬”以“词言情”

晏殊词云：“一曲新词酒一杯。”

唐朝乃“诗的天空”，而宋朝则是“词的黄金岁月”。宋词的繁荣得益于晚唐和五代词人的努力，南唐李煜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已将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宋朝，“诗言志”下面的“歌永言”，已换成了“词言情”。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词能不火吗？

其实，唱酬现象在先秦时就有，如上文提到的齐侯与中行穆子“当筵歌诗”就是一种唱酬。唱酬亦称“唱和”、“酬唱”，要求“共题同作”，这是古代“诗词大会”上的保留规则。唐朝诗坛运用成熟的“唱酬”规则给宋人填词带来了新的刺激和兴趣，个个乐在其中。

唱酬规则有酬和、赓和、追和、分韵、依韵、用韵、次韵、步韵等多种手法。在唐朝，诗人们无不唱酬，白居易《因继集重序》称：“未忘少年时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谑。”唐朝人的“斗诗”精神被宋朝文人完全继承下来，饮酒必填词，填词只须酒。用北宋著名词家晏殊的词句来说，这叫“一曲新词酒一杯”，与唐朝人的“斗酒诗百篇”相映成趣。

词皆有固定词牌和格式，依牌格填出即行，故写词多称“填词”。词的这种特有属性，也决定“斗词”比“斗诗”更有规矩。而且，斗词不仅可以在同辈、朋友间进行，后辈甚至后代都可隔时空“斗”上一词。

北宋时最著名的一场“诗词大会”是在驸马都尉王诜的私家花园西园里举行的，史称“西园雅集”，举行时间在宋神宗元丰初年。王诜邀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以及日本圆通大师等十六位文化名人、作词高手、绘画大师等，作诗填词，谈经论道。宋代的这次“西园之会”与东晋的“兰亭之会”一道，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两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