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学术精华录（薛暮桥的花谢花开花满天）
1月14日 全家为母亲周慎修庆贺六十大寿。[1]
2月 到江苏无锡县立第三小学任五年级班主任，教国文和英文。[2]在教国文作文课时，采用出题后充分讨论再写作的教学方法。这种方式带有实验性质，学生的写作兴趣和表达能力明显提高。他这样回忆：
回乡后我在小学教国文，发现学生做作文非常困难，两个小时写不出一百字。他们往往写一句开始想，又写第二句，又开始想，再写第三句。他们没有思想，硬往外挤，写不出来。后来我采取一个办法，先出题目，让大家讨论，讨论一个小时，有了想法再写一个小时，大家都可以写两三百字，最多可写五百字，作文水平超过六年级。[3]
3月12日 受校长委托，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作报告，背诵中山先生遗训，并介绍孙中山先生关于“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见解。[4]
3月 在《无锡学会会刊》发表新体诗《夜风》（参见1930年11月10日条）和二首“禽言诗”——《得过且过》与《切莫》。《得过且过》写得过且过，“三秋如一日”。《切莫》写切莫“蹉跎去光阴”，“快快努力，急忙忙底向前”。[5]
4月2日 本日开始放春假。
4月3日 早餐后，到群智小学访校长，校长去北平，未能见到。中午饭后去祭坟。据日记记载：
十一点钟就吃了饭去祭坟。我折了两枝杨柳，一路鞭着田岸上的蚕豆花和紫云英。到了父亲坟上，看着几乎埋在荒草中的土冢，我忽然想起了《棠棣之花》中姊弟俩墓前泣别时悲壮的歌声。“二弟啊，去罢！愿你鲜红的血液，迸裂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啊！假使我有一个像聂嫈一样的姊姊？我的心里痛起来了。[6]
4月4日 上午，动身去南京，中途祭祖坟。到南京后去铁道部与朋友见面，“我们谈着三四年来个人所受到的艰险情形，回想像梦一般的往事，忽忽已过夜半”[7]。
4月5日 上午，给朋友留言后离开，到中央大学访问弟弟薛遐龄和两位同乡。饭后同游鸡鸣寺、五洲公园，回来时绕道瞻仰国民政府。[8]
4月6日 上午，与弟弟、朋友参观中山陵：
我们出发去瞻仰中山陵墓，像虔诚的教徒般缓步前进。出了太平门，转过一座山脚，已经可以远远地看到紫金山。山坡上一列红墙，环抱着平民皇帝朱太祖的陵墓；再过去一座白墙蓝顶的祭堂，就是中山陵了。我们在明孝陵坐了一回，虽然荒芜不堪，还可以想见当年的雄伟情形。进门处有一座樱花林，可惜迟来数日，只剩得满枝花蒂了！
到了中山陵墓，踏上三百多层石级，步入祭堂，默默地在紧闭着的漆黑的两扇墓门前站了一回；再到祭台前呆看着崇高的大理石雕像。台基上的花纹几乎把中山先生雕成一个耶稣。俗话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基督教徒眼里，自然中山先生也不免基督化了。
陵墓的工程伟大已极，现在还有几百石匠在继续工作，恐怕要算是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建设！过去不远有几间破得不像样的草屋，上面挂着一块“陵墓工人宿舍”的牌子，看了使人发生无限感慨！
回城时走宽阔的中山路，风景这边还好，但总不如太平门。据说路旁原来有许多草屋，在丹麦王子谒陵时由警察迫着完全拆掉了。这无家可归的数千贫民，将怎样感谢这友邦的贵人呢？[9]
随后又到夫子庙首都大剧院看电影《恋爱与义务》，“看不出什么好处来”，“像小客栈里的臭虫一样多的字幕，看着叫人作呕”。[10]
4月7日 到铁道部向朋友辞行，午后乘路过无锡的快车返程。晚上住在亲戚家。[11]
4月8日 返回学校。“在这四五天中，我东奔西走，几乎比上课时还要忙。但是换了一个环境，脑子却清醒了许多。”[12]
5月21日 《民国日报》报道，江苏省高等检定考试卷业经评阅完毕，全部及格者3人，薛與龄列于“一科及格通告”中的“国文及格者”和“比较宪法及格者”名单。[13]
6月 暑假前大考，拟作文题目“理想的世界”。大家热烈讨论，表达了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校方因此不敢留任。[14]
7月初 经薛臻龄介绍，到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以下简称“南京民教馆”）任编辑。编辑部长赵光涛为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高一届的同学，为薛與龄隐...
7月5日 在《民众周报》第182期发表《全国棉产统计》（目录署名“古代”，内文未署名）。
根据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估计，《全国棉产统计》列出了1926—1930年间全国的棉田和棉产数量。[16]
7月12日 所编《民众周报》第183期出版。在本期杂志发表《禁用洋文》（署名“古代”）。
《禁用洋文》认为，与外国通商、研究科学都不得不学习外国文。但中国地方的铁路，搭客是中国人，职员是中国人，其中又有几个外国职员，为什么铁路机关的一切命令、通报、来往文件使用外国文？政府现在命令津浦路禁用洋文了，但其他机关呢？[17]
7月19日 所编《民众周报》第184期出版。在本期杂志发表《惩戒贪官污吏》（署名“古”）、《从低处到高处》（署名“古代”）。
《惩戒贪官污吏》表示，贪官污吏是政治轨道上的障碍物，拥护政府严明地惩戒贪官污吏。[18]
《从低处到高处》认为，事业的成功，决不是一蹴而就，得从远的扶梯的第一级，步步爬上去。许多青年太性急了，他们希望立刻成功，立刻发展，立刻爬到扶梯的顶头，却换来满怀的失望。大概做大事业的都得从下层做起，这样才能够洞悉底蕴，了解一切。一个总工程师，不但懂得机器的全部，也懂得每一部分的零件，他知道怎样使（机器）全部转动，也知道怎样装置一个螺旋。[19]
《本报告读者》表示，本报每逢暑假，照例停刊两期。本报下期要到8月12日才能与大家见面。[20]
8月16日 所编《民众周报》第185期出版。在本期杂志发表《中国目前的大问题》（署名“古”）、《今后本报的路线》（署名“编者”）。
《中国目前的大问题》认为民为邦本，现在邦本——小民生活——动摇了，农村经济破产了，国家怎能安宁，社会怎能安定？文章呼吁同胞为民众谋利益，为时代的先驱。[21]
《今后本报的路线》表示，周报将在此前基础上做如下改进：甲、《民众周报》是民众公开的园地。希望今后读者和民众说出要说的话，写出要写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乙、明了民众生活真实状况，才能依照环境，对症下药。《民众周报》今后特别注意各地民众生活、社会状况，作为民众教育同志的参考。丙、以调查研究所得，要尽量报告民众的痛苦，尽量批评现代的政治，引导民众知道行使权利，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丁、每周选择重要的时事作深刻的评论。戊、登载普通常识如健康、生计、公民、科学等类文字。己、图画、摄影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每期要插入。庚、每期有小说、戏剧、漫谈、随笔等文艺作品，避免使读者感到枯燥无味。辛、多刊行专号，讨论社会问题及民众教育研究报告。[22]这是薛與龄主编《民众周报》期间的主要做法。
8月23日 所编《民众周报》第186期出版。在本期杂志发表《关于高等考试》（署名“古”）、《国富民穷的美国》（目录署名“雨霖”，内文署名“霖”）、《各国民歌拾零》（目录署名“雨霖”，内文署名“霖”）。
《关于高等考试》针对国民政府甄选人才的高等考试筹备数月，花费87万元印制试卷，仅仅招来2 000名考生，及格者99人，认为当局“最大的毛病——一个‘空’字”。文章表示考试不要以涂饰为工，要以选拔真才为是。[23]
《国富民穷的美国》指出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富的国家，而美国劳工总会报告，到冬天预计失业人数达到700万。据此认为，要使全体民众富足，决不是单靠发展产业所能做到，要离开了资本主义，跑到民生主义的道路上才能成功。[24]
本期《各国民歌拾零》选译匈牙利《恋歌》、波兰《农夫与百灵》和德国《断环》三首民歌。译者所据底本为世界语《各国民歌歌曲集》。[25]
8月30日 所编《民众周报》第187期出版。在本期杂志发表《哀我弱国无外交》（署名“古”）、《中国的恐慌，世界的恐慌》（署名“霖”）、《生物的生活》（目录署名“與龄”，内文署名“薛與龄”）、《各国民歌拾零》（署名“雨林”）。[26]
《哀我弱国无外交》就朝鲜的华侨被虐杀，而日本又硬指武官中村在东北被华兵所杀提出严重抗议条件，哀我弱国无外交，希望政府和同胞快快对付日本，政府负责任的人不要再关着大门打架了！[27]
《中国的恐慌，世界的恐慌》指出，中国近来水灾灾区16省，所淹多著名米麦产区。今年冬天明年春天，要有两万万人嗷嗷待哺，无法救济。而美国农务局报告棉花丰收引起各纺织中心的恐慌，棉花和棉纱价格猛跌，提议毁灭棉产三分之一，以维持市价，保障棉业。东欧各国因小麦年年丰收，无法销售，农民陷入恐慌之中。这三种恐慌产生同样的结果。[28]
《生物的生活》共计八节，前后四节各载本期和下期《民众周报》：一、觅食与自卫。认为生物的生活以“求生存”为唯一的中心。其求生方式可以概括为两大项：积极方面是觅食，消极方面是自卫。而觅食和自卫的方法，随生物种类不同而不同。二、互助。两个独立的生物相互依赖满足各自的需要，这种现象叫互助。如花和昆虫，蚂蚁和蚜虫。三、共生。生物生长在别种生物体内，同时替其房东做有用的工作作为报酬，这叫作共生。如豆类植物和根瘤细菌。四、寄生。生物生长在别种生物体内，但只吃饭不做工，使其房东受累无穷。这叫作寄生。如绦虫寄生在人的肠壁。五、团体生活。除了不同种类的生物相互依赖，还有的生物集合同类过团体生活。如苔虫。六、分工合作。蜜蜂和蚂蚁的团体生活格外复杂，其团体之中各个团员分担不同的工作，发生了同文明的人类社会类似的分工现象。七、保护色。弱的动物模仿所处环境的颜色形态，使敌人看不出来。最有趣的是木叶蝶的假冒行为。八、性生活。生物为求种族生存，必需生殖。植物花粉传布有风媒和虫媒两种。动物的性生活最显著的是昆虫类和鸟类。[29]
本期《各国民歌拾零》翻译意大利民歌《威尼斯船》。[30]
9月6日 所编《民众周报》第188期出版。在本期杂志发表《自今以后》（署名“古”）、《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署名“霖”）、《生物的生活》（署名“與龄”）。
《自今以后》对遭受水灾的五千万民众表示哀痛，希望当局者彻底觉悟，“用眼睛去看一看全民的痛苦”，“用耳朵去听一听全民的怨声”，“与其做千篇万篇文章，何如做一两件实事”。[31]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认为革命政党领袖在野时总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一旦夺得政权，便一天到晚只想如何巩固地位，主义、政纲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德国社会民主党掌权多年，理想世界丝毫没有实现，只替德国造了几个新兴的大资本家和金融界的无冠帝王。最后失信于民众，政权只能拱手让人。英国工党的政纲是国外弱小民族和国内劳工的福音，但执政三年，对印度独立运动反用武力压迫，国内劳工也受经济恐慌影响，失业增加，实际工资暴跌。最近更是同保守党、自由党携手，组织混合内阁。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是一般政党领袖普遍存在的现象。[32]
9月13日 所编《民众周报》第189期出版。在本期杂志发表《最后的奋斗》（署名“霖”）、《赈灾杂谈》（署名“霖”）、《人类的生活》（署名“與龄”）、《水灾》（署名“黎明”）。
《最后的奋斗》认为，近来“天灾人祸，相荐以来；外患内忧，接踵而起”，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苏俄和德国十年前所受苦痛比中国人民所身受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人民的觉悟使两国转危为安。以此向国人呼吁：“开始我们最后的奋斗！”[33]
《赈灾杂谈》批评治水空闹二三十年，而新的工程一项也未举办，旧的工程则一天天倒坏，以致酿成近年灾区十六省、灾民五千万的灾荒。这样的天灾非单靠政府所能救济，而人民中间有力量救灾的人数微乎其微，而他们能否慷慨解囊还是问题。[34]
《人类的生活》共计四个部分，第一至第三部分本期刊登，第四部分载第190期《民众周报》（参见1931年9月20日条）：一、人类是社会的动物。人生生死死于社会之中，人的经济、政治和两性三种活动结合起来形成人类社会。二、人类的经济生活。经济活动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生活资料的制造必须分工合作。在现代土地私有制下，农业经营有种种方式，法国多小规模的自耕农，英国多大地主和佃农，德国农民多把土地抵押给银行，成为徒具虚名的地主，美国多垦殖公司经营农业，苏俄奖励农民集体耕种，中国在英法之间，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都很发达。工业将原料制成生活资料，其分工非常复杂。现代主要工业可分重工业和轻工业。交通事业也一天天发达，最重要的交通企业有独占性质，一部分归国家经营，一部分以特许制度归私人经营，受国家监督。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达，金融业逐渐取得经济活动指导地位。资本主义将人类分为资本家和劳动者两大阶级，这种不平等迟早有消灭的一天。三、人类的政治生活。太古时代家长是一切活动的指导者，无所谓政治生活。后来氏族征服产生贵族国家和封建国家。近代经济发展打破了狭小的政治组织，贵族政治和封建政治被现代民主制度代替。现代民主制度下人民受政府的管理，政府受人民的监督，政府将治权通常分配在不同的机关。阶级的统治从历史和现在看均无可讳言，将来阶级对立消灭，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才能实现。四、人类的两性生活。两性生活重要性不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下。通行的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和一夫一妻三种制度中，前两者不卫生、不道德，文明各国所采取的是一夫一妻制度。夫妇结合组成家庭。在百年前家庭是丈夫们过重的负担，妻子们的牢狱。妇女脱离愁苦的寄生生活一定要经济独立，自己养活自己。女子从事相当职业当然是好现象，但一面顾虑职业，又要照顾家庭，往往顾此失彼，精疲力尽。彻底改善人类两性生活，一定要办公共食堂、公共宿舍、育儿所、幼稚园，使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同男子一样到社会上分担经济的和政治的工作。[35]本文作为南京民教馆“生活小丛书”之一，同时独立成册出版。[36]
《水灾》为社会小说，写水灾中的村民金宝夜里愁虑着三轮大雨使收获蚕茧和稻米的希望破灭，而且为打水还欠了一屁股债。忽然听到锣声和人声，家门前的田岸倒了。按照日间在茶馆的约定，哪家门前的田岸倒了，大家就到他家坐吃。“金宝连忙翻身坐起，门外的水直涌进来。他急急忙忙在屋子里寻了一转，找不到堵水的东西；又伸首向门外看了一看，最后下死劲把那扇破旧的大门拉了下来，飞也似的跑了出去。”[37]
9月20日 南京民教馆召开第一次全体抗日会议。会上为东北殉难烈士静默三分钟。会议决定，组织南京民教馆反日宣传会，设计反日陈列室；通电全国社教同志及国联中国代表。[38]
所编《民众周报》第190期出版。在本期杂志发表《养生送死》（署名“明”）、《一片和平统一声》（署名“雨林”）、《各国民歌拾零》（署名“雨林”），并续写完成《人类的生活》。本期《民众周报》随报附送南京民教馆同事捐资翻印的《所谓满蒙积极政策》（未署名）一书，编者称之为“送给大家一个好礼物！”。
《养生送死》批判国民党在内忧外患、人疲财乏时为谭延闿（1880—1930，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举行盛大国葬：“党国要人……戴月披星，亲临执绋”，“苏皖千万生灵，还比不上谭院长几块枯骨”，“真有生不如死之叹”。[39]
《一片和平统一声》表示“和平”与“统一”是老百姓最欢迎的两件事，但是从拥护和平统一的电报看，和平统一的希望似乎微乎其微了。[40]
《送给大家一个好礼物！》报告《所谓满蒙积极政策》是馆内同事用生活费翻印了几千册哈尔滨呼海铁路局寄来的《节译田中内阁对满蒙积极政策》，旨在“唤醒沉醉着的同胞的迷梦”，为国家生存和民族复兴而奋斗。[41]
本期刊载的《各国民歌拾零》收录法国民歌《客尼古山岭》和俄国民歌《溪畔》。《客尼古山岭》写“你山上的玫瑰，忧郁会把我笼罩；当我远居异国，想到了你的姣好”。《溪畔》写躺在溪流边草地上的失恋者，歌中写道：“溪儿，是你叫我，向你的底儿引诱？用你神秘之力，把我拖入黑波？”[42]
9月22日 南京民教馆召开反日宣传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赵光涛为会议主席。会议推举展览和宣传两部的负责人，确定宣传部工作大纲，指定编印宣传品由薛與龄、胡超吾负责。决议通过后，即分头进行。[43]
9月26日 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全馆职员参加南京市各界反日救国市民大会并游行，宣传队讲演并散发全体职员捐薪印刷的《所谓满蒙积极政策》。[44]
9月27日 所编《民众周报》第191期“抗日运动专辑（一）”（合计五辑）出版。在本期发表社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未署名）、《异哉所谓革命的外交》（署名“雨林”）、《日本铁蹄下的满蒙条约》（目录署名“古哉”，内文署名“古”）。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表示：“日本帝国主义不打倒，中华民族就不能生存，东亚和平就不能维持，势将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社论号召消灭内争，把全国兵力、武器、体力、财力集中起来，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45]
《异哉所谓革命的外交》称弱国外交以民气为后盾，青岛能够收回，是五四运动的结果，汉口英租界能够收回，靠的是激昂的民气。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非抗议书所能抵御，也决不要梦想国际联盟的帮助。交涉胜利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举国一致，厉行革命的外交。[46]
《日本铁蹄下的满蒙条约》指出甲午之战后，日本处心积虑锐意谋占南满、北满[47]和内蒙古东部地方，不断逼迫我国订立关于满蒙的条约。文章表列相关条约，作为研究参考。[48]
9月29日 南京民教馆反日宣传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将委员会名称由“反日”改为“抗日”。[49]
9月下旬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众周报》发表“反对不抵抗主义”社论。事后被馆长叫去，批评“不抵抗主义是国策，怎能反对”。不久宋庆龄在报纸发表批评“不抵抗主义”的文章，馆长又称赞他“有远见”。[50]
10月4日 所编《民众周报》第192期出版。在本期杂志发表《民众自决》（署名“明”）、《求人不如求己》（署名“雨林”）、《甘地，开倒车》（署名“霖”）、《天文常识》（署名“與龄”）、《世界的末日》（署名“浪花”）、《金镑被金元和法郎所屈服了么？》（目录署名“雨林”，内文署名“黎明”）、《各国俗谚拾零》（目录署名“浪花”，内文署名“霖”）。
《民众自决》认为，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虽然已经三年，但所谓统一，不过像国际和平一样，建筑在均势之上，均势破裂，内战便立刻发生。既然这样，还是调整我们自己的步伐。我们可以自动宣布对日绝交。印度的抗英运动，未得到政府援助，居然使英帝国主义者寒心。我们要效法全印大会，组织全华抗日救国大同盟。中华民族前途的命运，只有让我们民众自己来解决。[51]
《求人不如求己》认为，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各国一切外交政策不过是谋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此次日军侵占辽宁、吉林骇人听闻。政府梦想着国际联盟的帮助，用人家的力量阻止日兵暴行。从报纸消息看，各国舆论多对我表示同情，而各国政府态度则模糊迟疑。预测各国方针，应充分分析各国对此次日军暴行的利害关系。英国在华利益集中在长江和珠江流域，日军不侵入长江和珠江流域，英国不会积极援助中国。美国的口号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因此，日本侵略中国，美国会说几句公道话。但美国对于日本视东北为属地早已默认，决不肯劳民伤财，叫日本把吃到的肥肉吐出来。苏俄为维持远东根据地海参崴的交通和中东眼前利益，日俄之间战云密布，但苏俄在远东的兵力过于单薄，恐怕远水难救近火。一旦两国宣战，苏俄苦心经营的五年计划势必功亏一篑。以这样大的代价去争夺中东路，苏俄是万万不肯的。结论是：“记牢，靠人家是靠不住的。我们要收回辽吉，我们要保全满蒙，我们要继续维持整个民族的生存，只有靠我们自己！”[52]
《甘地，开倒车》认为：“我总觉得甘地是一个宗教家，而不是一个革命家。”他领导印度民众的工具是宗教的热诚，不是革命的理论。非武力抵抗是否解放印度的最有效手段，未免使人怀疑。据说甘地在赴英途中每日纺纱。要用手工纺纱同英国机器竞争，未免忽视了时代的潮流。要解决旧式生产和新式消费的矛盾，决不能违反时代潮流使消费后退，只有打破帝国主义的束缚，使生产前进。甘地先生提倡旧式生产，“这不是革命，这是开倒车”[53]！
《天文常识》将天空中的星星分为恒星、行星和卫星，三者关系如同祖孙三代，恒星是老祖父，行星是他的子女，卫星是他的孙子、孙女。随后分别写“地球的爸爸——太阳”“地球的女儿——月亮”“地球的兄弟姐妹——行星”“地球的伯叔们——恒星”“几种奇形怪状的旅客”（指彗星、流星和陨星）等。本文在第197、198、199期《民众周报》连载，并曾单行成册，列为民众常识丛书之一出版。[54]
《世界的末日》表示，世界末日的预言常常刺激着人们的心灵，科学家也在研究地球的未来命运。在种种理论中最使人注意的是：太阳是一个火球，它一点一点冷却，终于变成僵硬黑暗的死球。地球上的生物都依赖太阳的光和热生存，所以免不掉会随着太阳的冷却而逐渐死亡。[55]
《金镑被金元和法郎所屈服了么？》认为，英帝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战后各政府苦心焦虑研究英帝国的重兴计划，但收获只是失败。现在非但失去了金融的王冠，金镑的市价也要靠金元和法郎维持。金镑将要被金元和法郎所屈服了。[56]
《各国俗谚拾零》收录译自拉丁文的19则谚语（如“人为生活而吃饭，不要为吃饭而生活”“在苦痛的时候，能保持着灵魂的安宁”“黎明是诗人的女友”“人的一生，永远是在希望之中”）和译自法语的20则谚语（如“最危险的水是死水”“星期五笑的，星期日要哭”）。[57]
10月10日 所编《民众周报》第193期“抗日运动专辑（二）”出版。在本期杂志发表《凄风惨雨中的双十节》（署名“雨林”）、《当前准备的自救办法》（署名“古代”）、《十字街头》（小说，署名“黎明”）。
《凄风惨雨中的双十节》认为，最近三四个月，灾区十六省、灾民五千万的洪水未退，东北二十万平方里的土地建筑、二千万人民生命财产又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在这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要誓死反抗，我们要追随革命先烈，用推翻清政府的勇气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58]
《当前准备的自救办法》针对九一八事变如此严重，单是镇静呐喊无济于事。现在全国上下不求自救，唯一的办法还是“绝对不准抵抗”和“静待国联解决”。国际联盟的态度始终是站在帝国主义列强利益均势方面，绝对没有弱小民族伸冤余地。依赖列强解决日兵暴行，无异承认日本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在政府懦弱无能、只知道依赖外人援助、自己没有自救办法的时候，要靠民众起来自决。最重要的是，第一要作全国军事计划，第二谋全国经济计划，第三要筹全国教育计划。一面彻底对日经济绝交，一面严厉监督政府。[59]
《十字街头》写的是由“武装同志”“西装少年”“摩登女子”三人组成的宣传队，借了一张凳子当临时讲台，在十字街口向有气无力的民众们讲演的故事。宣传队宣传“国家将亡，同胞快醒！”“亡国奴！”“不要买日本人的东西，不要卖东西给日本人；不要雇用日本人，也不要去替日本人做工！”，受到有气无力的民众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质疑。宣传队员路上想着：“宣传工作一天难做一天，连那班老百姓也怀疑我们起来了！”[60]
10月18日 所编《民众周报》第194期“抗日运动专辑（三）”出版。在本期杂志发表《抗日运动与工农群众》（署名“黎明”）、《谁是中华民国的主人》（署名“雨林”）、《国难临头，武力呢？外交呢？》（署名“古代”）。
《抗日运动与工农群众》认为，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行动和中国的反抗行动日渐尖锐化，尤其在上海、汉口等地，大有重演五卅惨剧的趋势。在这严重的时期，痛哭怒骂不是应付的方法，标语口号的时期已经过去；此时要考虑的不是怎样去宣传，而是怎样去战斗，要扩大战线，充实武力，制止日本军阀暴行。过去三星期抗日运动的主力军只是少数青年学生，这样单薄的队伍不能担负如此重大的使命。我们要赶快扩大我们的战线，把广大工农群众立刻团结起来。[61]
《谁是中华民国的主人》针对日兵登陆的谣传中，曾痛骂政府怯弱的洋商买办采用不抵抗主义，拖着妻子箱笼逃避租界，爱国男儿也托庇帝国主义保护，提出中华民族的生命全在只有一双空手的贫苦民众肩上。“我们是无所顾虑，我们也无法逃避，我们只有挽着手儿奋勇前进！”[62]
《国难临头，武力呢？外交呢？》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政府和舆论未见筹谋确定紧急有效的办法。过去三十年来日本对“满蒙”积极侵略政策处心积虑，过去的侵略事实，无一件不是触目惊心的印象，但年复一年，卧薪尝胆、背水一战的五分钟热度就降低在零度了。暴日看到了我们的弱点，便不客气进兵，如入无人之境。我们过去向国联的呼吁，注定是要失败的。唯一办法是唤起民众抗日运动。但平时对民众镇压摧残，紧急时候民众决不能马上爆发。在一国受到侵略时，只有两个办法，不是用武力，便是用外交。如果没有军事准备，又不能武力抵抗，只能亡国。土耳其和德意志在国际冲突中利用革命外交获得成功，是我们革命外交的好榜样。如果再进一步，对日经济绝交，则日本经济势必恐慌，社会不安，成为革命外交的后盾。军事上说一旦对日开战，以五敌一，中国必胜。[63]
10月25日 所编《民众周报》第195期“抗日运动专辑（四）”出版。在本期杂志发表《忙于对人，忽于对事》（署名“明”）、《日本暴力侵占东北之经济的背景》（署名“雨林”，参见1931年10月条）、《日本暴力侵占东北之面面观》（署名“古代”）、《怎样应付国难》（署名“清辉”）、《抗日声中中俄复交谈》（署名“黎明”）、《少爷请愿小姐兵》（署名“浪花”）。
《忙于对人，忽于对事》针对胡汉民到上海后通电各方，指出其中的“忙于对人，忽于对事”两句，的确是过去不和平、不统一最重要的原因。文中以“万流同归的总理”为例，指出纪念周的庄严隆重无以复加，陵园工程浩大，见者咋舌，而其主义多少已经实现？手定的政纲和实业计划，有几分之几已经完成？对人之忙，对事之忽，于此可见一斑。[64]
《日本暴力侵占东北之面面观》认为，我们不仅不能希望国联援助，而且要揭破其假面目。现在的世界求援于人毋宁求援于己。最近十余年间，太平洋能维持武装和平，依靠的是列强的均势。据此判断，中日战争发生，足以挑拨世界大战，牺牲最大的是中国民众。在此情势之下，纵不免悲惨的流血，但中华民族将随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取得解放的前途。[65]
《怎样应付国难》指出：“我同胞于此危急存亡之秋，有两点切不可不注意：第一，认为东三省是地方的事。若说可以不管，无异手足已去，仍说生命无妨的呆话。第二，认为此事是政府的事，我们人微言轻，事事都不必问，问也问不了。要知政府不过是我们的公仆，代替我们行使义务的代理人；如我们做主人的不去管，不去问，他们还有什么办法？现在救亡的策略，不外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读书救国。而现在是一个什么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去挽救，岂止学生要出来呼喊，全体民众都要喊，再说教育救国，来不及，科学救国也来不及，读书救国更来不及了！”文章呼吁：“把全国军人集中起来，政治人材集中起来，看看好河山能不能扶转来？看看四百兆黄帝后裔，是不是该长埋地狱？中国！中国！怒吼吧！”[66]
《抗日声中中俄复交谈》认为，要打破目下中国外交孤立的局面，中俄复交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全力讨赤、苏联五年经济计划没有完成时，要得到苏俄实力援助近乎梦想。但中国与苏俄签订互不侵犯的保安条约并非完全不可能。而中俄邦交恢复，能使日本政府感到重大威胁。而英美各国会大起恐慌，不得不变更袖手旁观态度，这比派代表到国联哭诉有力几十（上）百倍。[67]
《少爷请愿小姐兵》表示，昨天读了赴京请愿的某大学生写给（邹）韬奋的公开信，感到开头“全沪学生赴京请愿的一举失败了。蒋主席真有办法，迫我们回来”部分有加以修正必要。第一，“全沪学生赴京请愿的一举失败了”，应改为“全沪学生赴京请愿的一举成功了”。他们出发之前慷慨激昂，高叫“风萧萧兮荻港寒，不达目的兮誓不还”，现在太太平平回到上海，当然是目的已达，不是成功是什么呢？第二，“蒋主席真有本领，迫我们回来”，应改为“蒋主席真宽大，放我们回来”。赴京学生奋勇直前，义无反顾，轻轻一迫，当然不会迫回来的。而末尾一句“我们往南京走了一趟，对于国民政府及蒋主席有比较深切的认识”下，最好再加一句“而且，我们还学会了不抵抗主义”。[68]
10月 在《民众教育月刊》发表《从经济的背景上来观察九一八事件》（署名“薛與龄”）。文章认为，南满铁道会社在东北的投资超过四万四千万元，经营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牧等种种事业，目的是效法19世纪初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用经济力量并吞东北数省。但现在我国铁道政策和殖民政策在东北进行，使南满铁道会社掌握的经济霸权根本动摇，于是日本进一步以武力为后盾侵占东北。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明治维新以来一贯的大陆政策，历次中日争端都起于经济利害冲突，决不是条约上的主权问题，更不是公理正义问题。文章建议认清这一背景，用大陆封锁政策对抗日本大陆侵略政策。文章还分析了中国抗日运动的经济背景，指出中国近百年来被先进国打得门户洞开，旧有封建组织如摧枯拉朽般迅速崩溃，而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被不平等条约束缚，在这样青黄不接中，中国经济失去独立性，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属物。在这种变相的经济组织之中，旧的统治者——封建地主已失去支配权，新兴的资产阶级则受外国资本压迫，不能取得统治地位。加以政治上还保存着形式上的独立，帝国主义不得不借助部分华人达到侵略目的。于是军阀、官僚靠帝国主义获得政治统治权，洋商买办借助帝国主义变成经济上的支配者。我们不能希望军阀、官僚、洋商、买办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他们不会参加抗日运动，还反抗、镇压抗日运动，至少唱唱催眠曲以维持支配地位。国内资产阶级可以从经济绝交获得发财机会，但他们以维持和平为抗日界限。封建地主一部分成为帝国主义的间接工具，其余的在高利贷者压迫下奄奄待毙。他们麻木不灵，在抗日声中十二万分“镇静”。一般商人雇员伤心国难，而不敢抛弃一切，终于是忧郁、因循。经济组织的最下层工农群众感觉不如青年学生敏锐，但他们受到重重压迫，反抗的热情比谁都高，勇气比谁都强。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什么都不用顾虑。在进攻时他们将站在最前线，在退却时也将成为最后的死守者。青年学生被热情驱使，常常成为革命运动的第一个觉醒者，但没有经济背景的斗争，经不起狂风暴雨，一到生死关头，大部分将动摇躲避，各自跑到自己的队伍中去。所以，在此次抗日运动中，一部分人抗日，一部分人旁观，一部分人媚外。[69]本文两个部分还曾独立成篇，以《日本暴力侵占东北之经济的背景》《从经济的背景上来观察九一八事件》为题，发表在《民众周报》第195、196期上。
11月1日 所编《民众周报》第196期“抗日运动专辑（五）”出版。这是“抗日运动专辑”的最后一辑。在本期杂志发表《不可思议的中华民族》（署名“明”）、《抗日运动之经济的背景》（署名“雨林”，参见1931年10月条）、《暴日侵占东北之面面观（二）》（署名“古代”，参见1931年10月25日条、1931年10月条）和《〈谈谈检查日货事件〉附记》（署名“霖”）。
《不可思议的中华民族》表示：“在不能了解我们‘泱泱大国之风’的外国人眼光中看起来，中华民族真奇妙到不可思议了！”国际联盟只是一个较永久的国际会议，假使没有得到全体代表一致同意，毫无强制任何国家服从的权力。而派驻国联的中国代表在议案没有提出时，即表示服从，这是任何国家代表望尘莫及的。英法报纸对国联理事会结果充满悲观论调，美国官场也表示失望，中国的京粤代表却感谢国联主持公道。“国联没有能力制止日本暴行，吃亏的是中国；现在中国自己都已经满意，他们旁观人还要出来打抱不平，那也未免太喜欢多事了！”[70]
《〈谈谈检查日货事件〉附记》表示，过去检查日货弊端百出，是抗日史中最可痛心的事情。了愿先生在《谈谈检查日货事件》一文所主张的各点应当努力纠正，但公卖日货一层还应当列上三个条件：1.公卖日货，须逐件加盖抗日委员会戳记，以防假冒。2.价格不宜过低，否则将使民众留下日货低于国货的错误印象。3.货价不能按成本全部发还，最多只能发还一半。余款充抗日基金。[71]
11月8日 所编《民众周报》第197期出版。在本期杂志发表《醒得太早了》（署名“明”）、《经济战争的防御线》（署名“雨林”）、《静候国联的吩咐》（署名“古代”）、《天文常识》（续，署名“與龄”）、《各国俗谚拾零》（署名“浪花”）、《李代桃僵》（剧本，署名“黎明”）等。
《醒得太早了》认为，民众教育所负的责任是唤起民众，叫民众由睡而到醒，由静而到动。民众醒起来了，动起来了，而党国要人却调转篷来主张镇静，名人学士弹起“教育救国”“读书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催眠曲来。“再睡一刻儿罢！你们醒得太早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呢！”文章援引大禹治水的比喻，指出要导河入海，如果断河塞流，足以酿成洪水泛滥的大灾，决不是治国安民的良策。[72]
《经济战争的防御线》表示，“得过且过”心理在“息事宁人”的一般大人先生们胸中复活起来。新鲜的标语看不到了，游行演讲也已经寥若晨星。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似乎又到了落潮时期。为了避免“五分钟热度”的耻辱重演，有必要趁热血未冷，重新整顿战线。目前请求政府出兵丝毫没有希望了，民众所能做到的只有经济战争，巩固防御战线，使日本的商品和资本不能侵入。怎样能使排货运动日渐严密？1.商人自动不卖日货。2.抗日委员会禁卖日货。3.组织店员组合拒卖日货。怎样才能使日本在华企业全部破产？工人，尤其是日本工厂中的工人是天生的抗日运动者。只要他们的生活有保障，他们立刻可以解除日本人的雇约，做最勇敢的先锋。为摧毁日本在华企业，赶快把日本工厂中的工人组织起来。指挥的统一也是必要条件。文章建议赶快组织全华抗日救国大同盟，做经济战争的最高指导机关。[73]
《静候国联的吩咐》针对国联理事会通过关于“满洲事件”的五个议案，统治阶级以镇静主义“静候国联的吩咐”，讽刺“好了，一切平静无事，镇静主义实现了。学生在读书，工人在做工，商人在经商，农人在耕作（本来大多数农人就不明了这回事），公务人员在办公（并不参加救国运动）。依旧是9月18日以前的和平镇静状态，只是中华民国地图上缺了一块领土——我们的东三省”[74]！
《各国俗谚拾零》是《民众周报》第192期所载同名专栏继续，收录70则德国谚语，如“不会服从，不能命令”“静默不一定是承认”“多学，少说，静听一切”“红日当天，星月无光”。[75]
《李代桃僵》以1926年冬北伐战争期间的某省会为背景，“浪漫女子”“富于热情的革命青年”“秘密侦探队队长”为主角，写侦探队长在追求浪漫女子过程中获得革命青年的情报，并将其逮捕入狱。浪漫女子得知情况痛苦万分，设法入狱将革命青年换出。在庭讯过程中，警察惊慌失措跑上来，报告“不好了，外面乱党打进来了”，女子呼：“革命！革命！”幕布急落，幕后是杂乱的叫喊声，夹着阵阵国民革命的歌声。[76]
11月15日 所编《民众周报》第198期出版。在本期发表《一一一六以后》（署名“霖”）、《国难声中农民应有的认识》（目录署名“天航”，内文署名“航”）、《死得太冤枉了》（署名“黎明”）、《天文常识》（连载，署名“與龄”）、《各国俗谚拾零》（目录署名“浪花”，内文无署名）和《李代桃僵》（连载，参见1931年11月8日条）。
《一一一六以后》针对政府除了向国际联盟哭诉和等候必然无效，“希望我们贤明的革命政府，赶快调转头来，换一条路走走”[77]！
《国难声中农民应有的认识》表示，农民在和平、坚忍、镇静的外衣下堆积着无限的伤心、悲哀、苦痛。文章认为，农民不但是国家的基础，也是革命的基础，是救国的唯一主力军。末尾号召农民团结起来，督促政府向日宣战。[78]
《死得太冤枉了》针对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标语贴过了，口号叫过了，日货检查过了，义勇军救护队组织过了，游行、演讲、通电、请愿应有尽有，结果日本帝国主义既没有被打倒，日兵暴行范围却一省省扩大，部分热血青年在日暮途穷、四顾苍茫时愤而自杀，指出这样未免死得太冤枉了。党国诸公不会因此感动悔悟，日兵不会因此撤退。热血青年何不到工厂里去，制造革命的战士；到田野中去，培植革命的武力。[79]
《各国俗谚拾零》继续选译各国谚语，收录24则英国谚语（如“言语只是叶，行动才是果”“一克的实用，抵得上一千克的理论”）、6则拉丁文谚语（如“救济忘恩负义的人是侮辱上帝”）、7则俄国谚语（如“一个烂南瓜，会损坏十个好南瓜”“忍耐和努力能穿过一切”）。[80]
11月22日 所编《民众周报》第199期出版。在本期发表《最后的希望》（署名“霖”）、《国人对于日本此次提出五项要求应有之认识》（署名“天航”）、《中国人的“例外”》（署名“天航”）、《冲动》（署名“航”）、《血！血！血！》（署名“航”）、《天文常识》（连载，署名“與龄”）、《枫叶》（署名“清辉”）、《李代桃僵》（续完，署名“黎明”）。
《最后的希望》指出，中华民族的盛衰存亡，独揽政权的中国国民党应负严重的责任。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中国国民党也到了生死关头，“认清你们对党对国所负的重大责任！”[81]
《国人对于日本此次提出五项要求应有之认识》认为，日本国际地位提高与其说是均势的胜利，毋宁说是外交的胜利。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的基础是英日同盟；此次日本出兵东三省，是看定列强的弱点趁火打劫。目前日本永久占领的计划已一步步准备妥善。为保证其结果，向国际联盟提出五项条件，要求中国承认：（一）否认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动。（二）尊重中国领土之保存。（三）彻底地取缔妨害相互之通商自由及煽动国际的憎恶之念之有组织的运动。（四）对于满洲各地之帝国臣民之一切平和的业务，予以有效的保护。（五）尊重帝国于满洲之条约的权利。文章指出，关于第（一）项，中国从未侵略日本，安可谓之相互之侵略呢？关于第（四）项，日侨不但在东三省，且在其他各处有安全妥善的保障。第（三）和第（五）项是日本人的主要目的所在。如承认第（五）项，日本并吞满蒙政策便得到了保证，这一条是用外交手段保证这次武力侵略。第（三）项则更为深刻。如此一来，中国国内一切爱国行动，日本都可以据此请求取缔，直接干涉中国内政，是用外交将武力侵略转变为政治侵略，也是实现第（四）项的初步。为保全东三省，保证中日邦交，政府应抱定重新改订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为平等条约的目标。最低限度，否认中日间一切不合法的条约。[82]
《中国人的“例外”》指出，在沉寂镇静、充满了死意的空气里发生两件例外的事情值得纪念和介绍。一是中国青年萧公典（译音）在沈阳以北的开原城内撕去日军告示并散发反日传单，被日军捕去后，10月5日枪决。二是北洋大学工学院王院长宣告绝食，以死谏当局，请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文章对王院长所采取的办法未表赞同。因为在权利欲海里，稀薄微弱的祈祷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中国根本是不需要甘地的。当然，“我们对于王院长固然要表示敬意，但是我们却要努力做第二个萧公典，第三个萧公典……啊”[83]！
《冲动》认为，人是感情的动物，容易冲动兴奋起来。因为容易冲动，所以冲动也容易消失。爱国运动若纯粹建筑在冲动上面，不特无益，反可误国。所以真正的爱国者应具备三个条件：（一）热的血；（二）冷的眼；（三）清醒的头脑。[84]
《血！血！血！》认为，日本以武力占领东三省，是抱着牺牲精神，以热血换取我们的疆土。我们要收回河山，也只有用热血换回来。我们抗日的唯一办法，便是“血的对流”。[85]
《枫叶》为新诗。诗中写道：“天风吹来一叶丹枫，是人间仍有温情。不然这宇宙之大，何独落我手中？红枫洒满栖霞，我不曾一去会她；坐失这天然美遇，教我如何对得住她？”[86]
12月6日 在《民众周报》第201期发表《国难声中青年学生应有的觉悟》（署名“霖”）一文，对当时学生抗日救国运动中的一些现象提出批评。文中说：“从报章上看起来，这两月来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倒也慷慨激昂，有声有色；可是你假使走近去把这假面具揭开，仔细认认他们的本来面目，那真是叫人哭笑不得！他们骂政府不统一；可是他们自己开起会来，一般是溜的溜，逃的逃，叫的叫，骂的骂，甚至还要动手演全武行！东至京沪，西至武汉，北至北平，南至广州，各大学所演的抗日怪剧，救国怪剧，我们都已见过、听过；几乎没有一处不是替中华民国丢脸，没有一处不是替大和民族增光！假使你们要抗日，要救国，那就非要彻底的觉悟不可！”[87]
12月20日 所编《民众周报》第203期出版。在本期发表《扶植青年的牺牲》（署名“明”）、《生死关头告各界同胞》（署名“天航”）、《裁减军备之回顾》（署名“雨林”）。
《扶植青年的牺牲》针对官方所谓“培植一根树苗，要费几根大木头，四面支撑住它；培植一个青年，要牺牲几个成年人，四面去扶植他”，表示这种扶植方法只适用于公子千金，而“我们自恨命薄，决不敢仰仗大人先生们来扶植；同时希望名人学士们为国珍重，不要徒然做扶植青年的牺牲”[88]！
《生死关头告各界同胞》指出，目前国家处于危急之中。全国同胞要从死里逃生，惟有努力挣扎，挣扎是我们最后的权利，惟有挣扎，方能化险为夷。文章号召：“同胞们！不要恐惧，不要怯敌！更不要不信我们自己！”[89]
《裁减军备之回顾》就国际联盟将在次年2月召开的裁军会议指出：“我们要推测这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挣扎能否成功，实有检点十年来裁军运动的成绩的必要。”文章指出，英国、美国和日本海军在太平洋的竞争日趋尖锐。针对日本势力的抬头，美国联合英国，努力打破日本独占远东的企图，重新确立太平洋上的均势。这是华盛顿会议的内幕。这次会议限制了各国的主力舰数量，各国遂发展补助舰。其中日本补助舰（尤其是潜水艇）发展最快。于是有1927年6月的日内瓦军事会议，但会议不欢而散。1930年英国召集伦敦会议，日本在会上提出英、美、日三国补助舰分配比例，并坚决反对废止潜水艇。日本军方对日本政府在会上的让步非常不满，猛烈攻击，使会议几乎再次失败。会议之后法国和意大利加快海军扩张，英国在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航线受到威胁，无法控制东方殖民地。如果英国加入海军竞争，则日本和美国也将扩张军备。伦敦海军协议等同废纸，且成为热烈的军备竞争导火索。国际联盟召开过一连串会议，但从未得到满意的结果。文章末尾引用最近的电讯，暗示会议难有结果。[90]
本年 在南京民众教育馆期间，出版《天文常识》《生物常识》两本小册子。[91]
[1] 周慎修出生于辛未年十一月廿六日，庚午年十一月廿六日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931年1月14日。
[2] 薛暮桥（1996）：《薛暮桥回忆录》，载《薛暮桥文集》第二十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31—32页。
[3] 薛暮桥（1991）：《薛暮桥回忆录稿》，手稿，1991年，薛小和藏。在教女儿薛小和写作的时候，薛暮桥也采用这样的教学方法。他始终认为，作文是思想的表达，没有思想就难以写出文章。
[4] 薛暮桥（1991）：《薛暮桥回忆录稿》，手稿，1991年，薛小和藏。
[5] 霖（1931）：《得过且过》，载《无锡学会会刊》，1931年，第44页；霖（1931）：《切莫》，载《无锡学会会刊》，1931年，第44页。
[6] 黎明（1932）：《春假日记》，载《民众周报》，第213、214、215期合刊，1932年4月20日，第17页。
[7] 同上书，第18页。
[8] 黎明（1932）：《春假日记》，载《民众周报》，第213、214、215期合刊，1932年4月20日，第18页。
[9] 同上书，第18—19页。
[10] 同上书，第19页。
[11] 黎明（1932）：《春假日记》，载《民众周报》，第213、214、215期合刊，1932年4月20日，第19页。
[12] 同上。
[13] 《苏高检考试揭晓》，载《民国日报》，1931年5月21日，第3张第2版。
[14] 薛暮桥（1996）：《薛暮桥回忆录》，载《薛暮桥文集》第二十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32页。
[15] 同上。回忆录中记薛暮桥到南京任职时间为“暑假后”，从他在《民众周报》发表文章的情况看，时间应在1931年7月初。
[16] 《全国棉产统计》，载《民众周报》第182期，1932年7月5日，第11页。“古”“古代”均为薛暮桥编辑《民众周报》期间常用笔名。这取自摩尔根所著《古代社会》一书的书名。
[17] 古代（1931）：《禁用洋文》，载《民众周报》第183期，1931年7月12日，第1页。该文在《民众周报》社论位置发表。我们据此判断本期《民众周报》为薛暮桥所编。同理，《本报告读者》虽未署名，但我们判断该启事系薛暮桥所撰。
[18] 古（1931）：《惩戒贪官污吏》，载《民众周报》第184期，1931年7月19日，第1页。
[19] 古代（1931）：《从低处到高处》，载《民众周报》第184期，1931年7月19日，第10页。
[20] 《本报告读者》，载《民众周报》第184期，1931年7月19日，第6页。
[21] 古（1931）：《中国目前的大问题》，载《民众周报》第185期，1931年8月16日，第1页。
[22] 编者（1931）：《今后本报的路线》，载《民众周报》第185期，1931年8月16日，第2—3页。
[23] 古（1931）：《关于高等考试》，载《民众周报》第186期，1931年8月23日，第1页。这显然与薛暮桥1931年参加考试的经历有关（参见1931年5月21日条）。
[24] 霖（1931）：《国富民穷的美国》，载《民众周报》第186期，1931年8月23日，第4—5页。
[25] 霖（1931）：《各国民歌拾零》，载《民众周报》第186期，1931年8月23日，第9—10页。经查证，薛暮桥曾在《春假日记》中提及《各国民歌拾零》所据底本为世界语《各国民歌歌曲集》。参见黎明（1932）：《春假日记》，载《民众周报》第213、214、215期合刊，1932年4月20日，第17页。薛暮桥曾回忆：“（1932年）旧历年后我写了一篇《伤兵医院服务十日记》，寄给南京《民众周报》接替我的编辑。他把这篇文章在《民众周报》发表了。”查核《民众周报》，对应的文章是第213、214期合刊所载的《伤兵医院服务三日记》一文，该文署名“黎明”。这表明“黎明”是薛暮桥的笔名之一。从该笔名及由这一笔名变化而来的“明”多次出现在《民众周报》社论判断，薛暮桥常用这两个笔名。
[26] 薛暮桥主编《民众周报》期间，周报设有“一周大事记”栏目，作者或者不署名，或者署名“疯子”。这可能是薛暮桥所写。如第188期《民众周报》（参见1931年9月6日条）目录上有《日本滨口首相逝世》一文，署名“古”，但对应内容只是该期“一周大事记”中不足百字的“滨口逝世”条目。这表明“疯子”即“古”，而“古”正是薛暮桥。但目前我们只找到这一条证据。由于证据尚显薄弱，本书只提出这一有待研究的问题，未将这些署名“疯子”的“一周大事记”纳入年谱。
[27] 古（1931）：《哀我弱国无外交》，载《民众周报》第187期，1931年8月30日，第1页。
[28] 霖（1931）：《中国的恐慌，世界的恐慌》，载《民众周报》第187期，1931年8月30日，第2页。
[29] 薛與龄（1931）：《生物的生活》，载《民众周报》第187期，1931年8月30日，第6—8页；《民众周报》第188期，1931年9月6日，第10—12页。
[30] 霖（1931）：《各国民歌拾零》，载《民众周报》第187期，1931年8月30日，第12页。
[31] 古（1931）：《自今以后》，载《民众周报》第188期，1931年9月6日，第1页。
[32] 霖（1931）：《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载《民众周报》第188期，1931年9月6日，第2页。
[33] 霖（1931）：《最后的奋斗》，载《民众周报》第189期，1931年9月13日，第1页。
[34] 霖（1931）：《赈灾杂谈》，载《民众周报》第189期，1931年9月13日，第3—4页。本文在目录页署名“雨林”，文章标题错印为“赈杂灾谈”。这里根据正文记录。
[35] 與龄（1931）：《人类的生活》，载《民众周报》第189期，1931年9月13日，第4—7页；與龄（1931）：《人类的生活（续）》，载《民众周报》第190期，1931年9月20日，第5—6页。
[36] 我们未找到《人类的生活》单行本。这里根据《民众周报》第189期第7页所刊载的广告“本馆出版的生活小丛书”记载。
[37] 黎明（1931）：《水灾》，载《民众周报》第189期，1931年9月13日，第7—8页。
[38] 崔炎君（1931）：《本馆两月来之抗日救国工作》，载《民众教育月刊》1931年第10期，第93页。
[39] 明（1931）：《养生送死》，载《民众周报》第190期，1931年9月20日，第1版。
[40] 雨林（1931）：《一片和平统一声》，载《民众周报》第190期，1931年9月20日，第3—4版。
[41] 《送给大家一个好礼物！》，载《民众周报》第190期，1931年9月20日，第12页。
[42] 《各国民歌拾零（续188期）》，载《民众周报》第190期，1931年9月20日，第11—12页。
[43] 崔炎君（1931）：《本馆两月来之抗日救国工作》，载《民众教育月刊》1931年第10期，第93—94页。
[44] 同上书，第94页。
[45]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载《民众周报》第191期，1931年9月27日，第1页。
[46] 雨林（1931）：《异哉所谓革命的外交》，载《民众周报》第191期，1931年9月27日，第3页。
[47] “南满”与“北满”大致以松辽分水岭为界，是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1907年日俄签署密约，划定“南满”“北满”为各自的势力范围。
[48] 古（1931）：《日本铁蹄下的满蒙条约》，载《民众周报》第191期，1931年9月27日，第8—9页。
[49] 崔炎君（1931）：《本馆两月来之抗日救国工作》，载《民众教育月刊》第10期，1931年10月，第94页。
[50] 薛暮桥（1991）：《薛暮桥回忆录稿》，手稿，1991年，薛小和藏。
[51] 明（1931）：《民众自决》，载《民众周报》第192期，1931年10月4日，第1页。
[52] 雨林（1931）：《求人不如求己》，载《民众周报》第192期，1931年10月4日，第2—3页。
[53] 霖（1931）：《甘地，开倒车》，载《民众周报》第192期，1931年10月4日，第3—4页。
[54] 與龄（1931）：《天文常识》，载《民众周报》第192期，1931年10月4日，第4—5页；《民众周报》第197期，1931年11月8日，第7页；《民众周报》第198期，1931年11月15日，第8—9页；《民众周报》第199期，1931年11月22日，第9页。
[55] 浪花（1931）：《世界的末日》，载《民众周报》第192期，1931年10月4日，第5—6页。本期《各国俗谚拾零》在目录页署名“浪花”，正文则署名“霖”，二名显然系一人。据此判断，“浪花”是薛暮桥当时的常用笔名之一。这一判断与此前以笔名“霖”所译的《各国民歌拾零》正相衔接，进一步确证这一点。除了《民众周报》，“浪花”笔名还出现在其他期刊报纸，其中1932年《民众三日刊》尤其密集，内容多为大事记和时评，尚不清楚《民众三日刊》的实际编者，无法确定这些署名“浪花”的作品是否为薛暮桥所作。因此本书以存疑处理，未列入正文条目。在1933年《新秦先锋》上曾刊出署名“浪花”的长文，系薛暮桥在翻译陈翰笙笔名作品的基础上完成，而《新秦先锋》上还刊出陈翰笙所领导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多种作品，我们据此确定该文作者为薛暮桥。（参见1933年2月15日条。）其余非《民众周报》发表的“浪花”作品有待进一步研究，均未纳入本书范围。
[56] 黎明（1931）：《金镑被金元和法郎所屈服了么？》，载《民众周报》第192期，1931年10月4日，第6—8页。
[57] 霖（1931）：《各国俗谚拾零》，载《民众周报》第192期，1931年10月4日，第9页。
[58] 雨林（1931）：《凄风惨雨中的双十节》，载《民众周报》第192期，1931年10月10日，第1页。
[59] 古代（1931）：《当前准备的自救办法》，载《民众周报》第193期，1931年10月10日，第3—4页。
[60] 黎明（1931）：《十字街头》，载《民众周报》第193期，1931年10月10日，第8—10页。
[61] 黎明（1931）：《抗日运动与工农群众》，载《民众周报》第194期，1931年10月18日，第2—3页。
[62] 雨林（1931）：《谁是中华民国的主人》，载《民众周报》第194期，1931年10月18日，第3—4页。
[63] 古代（1931）：《国难临头，武力呢？外交呢？》，载《民众周报》第194期，1931年10月18日，第4—7页。目录页的本文标题为“国难当头：武力呢？外交呢？”，这里采用内文的标题。
[64] 明（1931）：《忙于对人，忽于对事》，载《民众周报》第195期，1931年10月25日，第1页。
[65] 古代（1931）：《日本暴力侵占东北之面面观》，载《民众周报》第195期，1931年10月25日，第6—8页；古代（1931）：《日本暴力侵占东北之面面观（二）》，载《民众周报》第196期，1931年11月1日，第6—8页。
[66] 清辉（1931）：《怎样应付国难》，载《民众周报》第195期，1931年10月25日，第2—3页。本文开头写道：“九月十八日东省之变，这事的不能忍，不能让，不能镇静，我已于本刊一九三期说过。”第193期《民众周报》对应的文章为署名“古代”的《当前准备的自救办法》一文，而“古代”是薛暮桥当时常用的笔名，据此判断，“清辉”是薛暮桥的另一笔名，《怎样应付国难》为薛暮桥所作。
[67] 黎明（1931）：《抗日声中中俄复交谈》，载《民众周报》第195期，1931年10月25日，第8页。内文标题为“抗日声中俄复交谈”，显有字词遗漏。这里根据目录页记载。
[68] 浪花（1931）：《少爷请愿小姐兵》，载《民众周报》第195期，1931年10月25日，第8—9页。
[69] 薛與龄（1931）：《从经济的背景上来观察九一八事件》，载《民众教育月刊》，1931年第10期，第27—31页。
[70] 明（1931）：《不可思议的中华民族》，载《民众周报》第196期，1931年11月1日，第1页。
[71] 了愿（1931）：《谈谈检查日货事件》，载《民众周报》第196期，1931年11月1日，第10页；霖（1931）：《〈谈谈检查日货事件〉附记》，载《民众周报》第196期，1931年11月1日，第10页。
[72] 明（1931）：《醒得太早了》，载《民众周报》第197期，1931年11月8日，第1页。
[73] 雨林（1931）：《经济战争的防御线》，载《民众周报》第197期，1931年11月8日，第2—3页。
[74] 古代（1931）：《静候国联的吩咐》，载《民众周报》第197期，1931年11月8日，第4—5页。
[75] 浪花（1931）：《各国俗谚拾零（续192期）》，载《民众周报》第197期，1931年11月8日，第9页。
[76] 黎明（1931）：《李代桃僵》，载《民众周报》第197期，1931年11月8日，第11—12页；《李代桃僵》，载《民众周报》第199期，1931年11月22日，第11—12页。
[77] 霖（1931）：《一一一六以后》，载《民众周报》第198期，1931年11月15日，第1页。
[78] 航（1931）：《国难声中农民应有的认识》，载《民众周报》第198期，1931年11月15日，第6—7页。
[79] 黎明（1931）：《死得太冤枉了》，载《民众周报》第198期，1931年11月15日，第7页。
[80] 浪花（1931）：《各国俗谚拾零》，载《民众周报》第198期，1931年11月15日，第7—8页。
[81] 霖（1931）：《最后的希望》，载《民众周报》第199期，1931年11月22日，第1页。
[82] 天航（1931）：《国人对于日本此次提出五项要求应有之认识》，载《民众周报》第199期，1931年11月25日，第4—5页。
[83] 天航（1931）：《中国人的“例外”》，载《民众周报》第199期，1931年11月25日，第7页。
[84] 航（1931）：《冲动》，载《民众周报》第199期，1931年11月25日，第6页。
[85] 航（1931）：《血！血！血！》，载《民众周报》第199期，1931年11月25日，第6页。
[86] 清辉（1931）：《枫叶》，载《民众周报》第199期，1931年11月25日，第12页。
[87] 霖（1931）：《国难声中青年学生应有的觉悟》，载《民众周报》第201期，1931年12月6日。薛暮桥曾经谈过，当时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南下学生前去请愿，蒋派蔡元培、蔡廷锴出面与学生对话。几十个过左的学生前去骂了“两蔡”，企图用武，被军警驱散。“两蔡”在群众中有威信，第二天各报就改变态度，责怪南下学生，蒋就勒令学生回北平了。参见薛暮桥（1991）：《薛暮桥回忆录稿》，手稿，1991年，薛小和藏。
[88] 明（1931）：《扶植青年的牺牲》，载《民众周报》第203期，1931年12月20日，第1页。
[89] 天航（1931）：《生死关头告各界同胞》，载《民众周报》第203期，1931年12月20日，第5—6页。
[90] 雨林（1931）：《裁减军备之回顾》，载《民众周报》第203期，1931年12月20日，第7—9页。
[91] 薛暮桥（1996）：《薛暮桥回忆录》，载《薛暮桥文集》第二十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29页。我们没有找到这两本小册子。有学者提及，1931年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出版书籍百余种，其中包括“常识小丛书”。《天文常识》和《生物常识》均为该丛书而写。参见伍卓琼（2009）：《浅论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出版事业》，载《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23期，总第216期，第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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