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闵消灭胡人了吗（胡人和汉人谁更能打）

编者按：在网络上，典型的游牧民族胡人和农耕民族汉人谁能更打？这是一个相当有热度的话题。很多《狼图腾》的信奉者认为胡人骑射技术高超，生性剽悍无比，汉人面对胡人只有跪的份儿。还有人以魏晋南北朝为例，说西晋皇帝被俘虏，汉人丢了半壁江山，如果不是冉闵搞了一个什么“杀胡令”，汉人就要被胡人杀光了云云。那么，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

汉人真的面对胡人不堪一击？这个说法其实用归谬法便能证其伪。如果胡人战斗力真的碾压汉人，东晋南朝270多年的江山便无从维持了。梳理十六国南北朝时的战争，其实胡汉双方胜负比，基本上是持平的。而且，胡汉民族也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而战争的胜利，往往取决于胡汉军队谁能更有效发挥优势、规避短板。

▲东晋和十六国形势图

结合十六国南北朝的具体历史环境来看，胡人和汉人各自的优势，大概体现在这些方面：

一是汉人的组织化程度更高。集体性是军队的首要特性，内部不和谐、机制不稳固的军队，纵然个体武技再强，揉到一起也只是一盘散沙。在这方面，汉兵具有天生的优势。汉人军队从征兵、管理、供养，到训练、调动、指挥等，每个环节都有程式和规制，在长期的统一指挥、统一号令熏陶下，汉人军队大部分情况下都带有与生俱来的内部协调性。

虽然东晋南朝内部，常常困于皇帝、门阀与流民帅的互相纷争，但只要北军来攻时，大家能抛除成见、共同对外就能打出优秀战绩。前秦第二次南侵（淝水之战，383年）、北魏侵梁（502-504年左右）等大战，南军打的都是战线长达数千公里的大规模协同作战，而最终胜利，正是靠高度的协调配合性。组织化程度高的军队，可以让个人的勇武显得毫无作用。却月阵（418年）就是东晋南朝汉兵以整体战力完虐胡兵的最佳例证。被敌骑兵围困于越骑城时，徐猗之这种名不见经传的选手，也能于仓猝间“以长戟结阵”，顽强地抵抗到援兵来救。

二是胡人擅长爆能量。胡人军队一出场，大多是挟沛然莫之能御的气势，打对手无从招架。五胡乱华时这种场景一再出现，匈奴、羯、氐和鲜卑勃兴时无不如此。其中奥妙，并非胡人基因里天生刻着爆能量的神技，还要从胡人部族体制上找原因。胡人部落大多体量小，决策灵活；政权结构非常原始，军事决策受到政治牵制干扰较少。因而一项决策从酝酿到形成、执行、落实，甚至中途转换，都非常迅速而快捷。这样的军队碰上被制衡制度与官僚体系所约束和掣肘的汉人军队时，往往能打出以快吃慢、以强击弱、批亢捣虚的炫目效果。

拓跋魏的复兴、赫连夏的崛起、契胡尔朱氏的爆发，几乎都是这样的过程。其中尤以拓跋魏的复兴最为典型。拓跋氏参合陂痛击后燕慕容宝后，虽说被慕容垂打了个快速反击，但慕容垂刚一死，拓跋珪就立即抓住后燕内乱的天赐良机，发动了极其快速的灭国战争，其反应速度和军事行动的连贯性、精准度都令人击节赞叹。从整体上看虽然是魏小燕大，但在每一处局部战场，魏军几乎都是以多打少、以快击慢，信都、中山、邺城几处大城被破，后燕帝国便如庖丁解牛一般轰然散架。这场亡国之战，慕容氏输的真是没脾气。而从宽时域、大格局上看，呈现老态、被各种因素所掣肘，无法有效发挥战斗力和战争潜力的中原政权对抗新兴游牧胡族，最重要的就看能否顶住胡族爆能量的狂暴攻击，顶得住则活，顶不住就完。

三是汉人战争潜力更大。胡汉兵最大的区别，在于与政权、社会的联系性。胡族兵之所以能实现快速闪击、千里突击，依靠的是掠夺性补给，不管人力还是物力。这种战争资源的获得方式是无法持久的，除非胡族有不出世的天才人物，能迅速建立起国家机构，改变补给方式，否则，只会陷入“狂风不终朝、骤雨不终夕”的窘境。而汉兵恰好相反。

其实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在五胡此起彼伏的同时，北方汉人豪强势力也在充分发展。西晋沦亡后，北方豪族势力始终维持着相当的武力产出模式，无论是河北的崔、卢、李、郑，还是河东的薛、柳、裴、杜，乃至关中的韦、杨、苏等大姓豪强，都盛行蓄养部曲私兵的风气。其军中人事安排、后勤补给模式、兵员调发模式，都下意识地遵行着封建王朝组建军队的成例。这些豪强，时机成熟，稍加利用，便可以制造出强大的军队。

▲陈、北齐、北周时期形势图

鲜卑系的北周、北齐帝国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对之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北齐慑于汉人人多力量大，并囿于胡汉分治的成见，对汉人军队进行排挤打击，甚至不惜借敌国之手消灭汉人豪强兵。比如556年的钟山之战，北齐方面近10万原属高敖曹和其他汉人将领（如河北封氏、李氏、卢氏）的军队，在稀里糊涂的指挥下，被南陈歼灭于建康钟山之下。而作为东魏北齐最杰出的汉将，高敖曹（491-538年）四兄弟有3人性命断送于齐神武帝之手。不惜自斫手足地断送汉人军力，反映出河北汉人豪强武装的强大，以及高氏北齐的畏惧。

北周由于鲜卑兵损耗殆尽，情急之下不得不借重于关陇汉人豪强，大统九年定令“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周书》卷2《文帝纪》），这就是著名的府兵制创建的起点。当时事机急迫，北周增建军队并没有一板一眼地走募、训、驻、调的流程，而是直接将豪强乡兵改造为国家直属军队。换句话说，就是捡起了汉人豪强们二百余年来发育好的模具，从而达到快速扩充军力的目的。汉人们也确实让西魏北周如愿以偿，短短十余间，北周军队从四五万人的规模，扩充到二十余万。其战争潜力之大、潜力转化为实力之快，简直让人目不暇接。以汉人为主的军队迅速帮助弱小的关中政权稳住了局面，并逐步从被动挨打转向对外扩张。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最后正是这支汉人府兵部队统一了北方。

四是胡人的骑射技术是重要加成。评价胡人和汉人战斗力，不管怎么说，也绕不过骑射技艺。早在西汉时，晁错在其名篇《言兵事疏》中就指出，“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虽然汉人在步下对决不怕胡人，“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但对方凭借着骑射，玩打带跑，你就是拿对方没办法。

而胡汉生活区域的巨大差异，以及产马地的制约，使得汉人拥有优秀骑兵的难度很高。梁朝为了提高骑兵质量，在西北边境雍州（南朝侨置，在今湖北襄阳一带）养殖战马，数量不过2000余匹，已称大宗。然而537年梁朝在汉中击败西魏后，西魏为了稳定南方战线，一次性就送出2000匹战马，以换取与梁的和平。

不管胡人汉人，能不能打并不是一言而决，而靠的是对自身优缺点的扬弃。以己之长，击彼之短，自然无往而不利。说到底，军事行动追求决策效率与战争成本，而胡人的体制更利于军事行动，也因为拥有战马资源和更低的战争成本，所以往往能在战争初期占据主动。但这种体制缺乏韧性，也特别依赖优秀的军事统帅，所以容易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死循环。

传统农耕民族正确的体制可能不利于军事行动，甚至会形成约束和掣肘。但这也是为了让文明和国家正常发展的必要牺牲。就好比，肾上腺素能帮助人更能打，但天天分泌肾上腺素的人能活长吗？就好比五胡里的羯、氐两族很符合那些《狼图腾》理论粉丝的期望，但两族却消逝于历史当中，而鲜卑中的优秀领导人哪怕激起本族的激烈反抗，也要强制推行被那些种族主义拥趸所嗤之以鼻的汉化制度，从而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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