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余莉开讲第二十三集心得（评论余莉从刘）

第八届常德原创文艺奖获奖作品：

从“刘、柳”到“韩、柳”

——刘禹锡与古文运动疏离的文学史解读

文/余莉

后世论唐代古文运动，以韩、柳并称。其实，在唐代贞元、太和期间，文坛上不是韩、柳并称，而是刘、柳并称。刘，即刘禹锡，他不仅是唐代著名诗人，也是唐代著名的古文家。《旧唐书》刘禹锡本传称“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1]，并在总结贞元、太和之间文坛时说“贞元、太和之间，以文学耸动缙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而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隳素业。故君子群而不党，戒惧慎独，正为此也。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1]《旧唐书》认为刘禹锡、柳宗元的成就主要在文学，而韩愈、李翱的主要贡献在儒学。又唐赵璘《因话录》记载，“元和以来，词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刘尚书禹锡及杨公。刘、杨二人，词翰之外，别精篇什。”^[2]可见在中唐文坛，刘禹锡确实与柳宗元并称，其古文成就亦被广泛认可。然而，自宋代开始，随着韩愈的文坛地位不断提升，“刘、柳”就逐渐被“韩、柳”所取代，刘禹锡被排除在古文运动的核心作家圈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目前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本文拟从史书撰写、儒学道统、文体审美三个方面去解读。

一 史书撰写与刘禹锡人格批判

史书中的人格批评是刘禹锡与古文运动疏离的一个直接因素。刘禹锡曾经参与了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运动失败后，刘禹锡在诗文之中颇有怨愤，被人借机造谣、中伤。他临终写了一篇《子刘子自传》，其中涉及永贞革新故事，又被认为有为王叔文申辩之意。凡此种种，给他带来很多不利评价，尤其各类史书撰写对刘禹锡的人格批评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史书对刘禹锡的人格批评主要集中于他参加永贞革新一事。关于这一点，在韩愈主修的《顺宗实录》中已经露出端倪。韩愈主修的《顺宗实录》，论及永贞革新时说：“叔文密结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踪迹诡秘。既得志，刘、柳主谋议唱和，采听外事。及败，其党皆斥逐。”^[3]韩愈与刘、柳二人私交甚好，但政见不同，韩愈对永贞革新持批判态度，他把刘禹锡、柳宗元定为“欲侥幸而速进者”（此举后来受到很多人肯定，认为韩愈不徇朋友之私），虽评价并未过于黑化，但对此事已持否定态度。此后，刘昫主编《旧唐书》，对刘禹锡在这次政治革新运动的表现给予了比较低端的评价。《旧唐书》中有三处对刘禹锡人格的低端评价，一是参加永贞革新。“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韩皋凭藉贵门，不附叔文党，出为湖南观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1]在这一段记载中，刘禹锡参加永贞革新被视为趋炎附势之举，又被指在党争过程中的胡作非为。二是刘禹锡游玄都观作诗之事。刘禹锡被贬朗州十年后回到京城，做《游玄都观》，诗句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刘禹锡又因故出京十余年，回京后再游玄都观，写诗说“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这件事在《旧唐书》中的记载是“人嘉其才而薄其行”^[1]。三是对刘禹锡晚年仕宦的评价。刘禹锡颇受裴度赏识，于大和年间终回长安为主客郎中等职，尔后朋党之争起，裴度被排挤出朝，刘禹锡亦随之出任远州刺史。《旧唐书》将刘禹锡出朝记录为“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再次将刘禹锡在朝中遭遇归结于人格问题。以上三事，玄都观诗一事明显有被过度解读之嫌。孟棨《本事诗》中对此事有记载，其文曰“（刘禹锡）作《赠看花诸君子》诗……传于都下，有素疾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本事诗·事感第二》）刘禹锡诗才豪迈，难免细处不谨，为人构陷。虽然一生之中多年被贬谪外地，但所到之处，能勤于政事，奖掖后进，救济落魄之旧友。他在外地时多次向亲友救助，欲回朝廷效力而不得，然其岳父与宦官薛盈珍交好，他却不愿走此捷径，可见亦绝非趋炎附势、毫无节操之人。元和十年，淄青藩镇李师道派刺客暗杀宰相武元衡，武元衡被害。刘禹锡得知后写了《代靖安佳人怨二首》以示悼念。元和十二年，唐宪宗强力削藩，裴度李愬平淮西叛军，刘禹锡向朝廷上了《贺收蔡州表》，并写了《平蔡州三首》表示庆贺。元和十四年，李师道牙门将刘悟倒戈，杀李师道，投顺朝廷。刘禹锡写了《贺平淄青表》及《平齐行二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武元衡、唐宪宗都是造成刘禹锡被贬谪的主要人物，但刘禹锡并不以私人恩怨为障，反而十分认可他们的削藩主张和行为，可见也并非“褊心”之徒。只是少年得意，旋遭政治风暴，被贬外州多年，作品中难免有些激愤之语，被有心人拿去生发一番，遂成为终生难以洗刷的污点。而污点一旦形成，要扭转极为不易。当然，《旧唐书》虽然对刘禹锡参加永贞革新给了负面评价，但是并没有贬损刘禹锡的文学成就，相反非常肯定刘禹锡在古文方面的成就和在当时文坛的影响力，认为刘禹锡“精于古文”，其文学成就与柳宗元比肩，“诚一代之宏才”。

从人格批评延伸到文坛重新排序过程中，宋祁、欧阳修主修的《新唐书》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新唐书》延续了过去史书对刘禹锡人格操行的负面评价，对于刘禹锡的古文成就没有特别论及，仅以“工文章”言之。刘禹锡本传中摘录的是《奏记丞相府论学事》以及其逝世前所撰的《子刘子自传》。《奏记丞相府论学事》与宋朝大兴学校教育态度一致，而《子刘子自传》则被认为是参加王叔文革新运动的自我辩驳而受到批评。同时，《新唐书》在编著过程中有意对唐代文坛重新排序，将韩愈、柳宗元推至最重要的位置。这不仅表现为《新唐书》中对韩愈、柳宗元的篇幅提升，对其文学成就大肆抒写，还表现为大量采摭韩柳文章入史。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十八“新书好用韩柳文”篇中提到：“欧宋二公皆尚韩柳古文，故景文于唐书列传，凡韩柳文可入史者，必采摭不遗。张巡传则用韩愈文。段秀实传则用柳宗元书逸事状。吴元济传则用韩愈平淮西碑文。张籍传又载愈答籍一书。孔戣传又载愈请勿听致仕一疏。而于宗元传载其贻萧俯一书、许孟容一书、贞符一篇、自儆赋一篇。可见其于韩柳二公有癖嗜也。”^[4]《新唐书》的重要编纂者宋祁曾在文章中写道：“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爱刘禹锡文章，以为唐称柳、刘，刘宜在柳柳州之上。”^[5]言下颇有不认同这个评价之意。《新唐书》将“韩柳”并提，意味着对《旧唐书》所谓的“刘柳”提法的重新排序。对于这一现象，田恩铭《中古史传与文学研究》曾从史传文学与文学史抒写视角提及这一问题，他说“《旧唐书》对刘禹锡的文学活动多有叙写，而《新唐书》则重点写其怨望心态。《新唐书》将柳宗元作为重点书写对象，通过采摭柳文、评价其创作目的来推崇其人，从而，宋祁有将柳宗元从“刘、柳”拉到“韩、柳”的书写意图。”^[6]

《新唐书》成书于宋代诗文革新时期，也是古文运动取得成功的重要转折点，对韩、柳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认定起了关键作用。在史书撰写的干预和影响下，刘禹锡的人格操行被刻意污化。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苏轼曾写过一篇《刘禹锡文过不悛》，其文对于刘禹锡为王叔文开脱一事极为不满，说“《后汉书·宦者传·论》云：‘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腾与梁冀比舍清河而立蠡吾，此汉之所以亡也，与广陵王监国事，岂可同日而语哉。禹锡乃敢以为比，以此知小人为奸，虽已败犹不悛也，其可复置之要地乎？”^[7]直呼刘禹锡为小人，这是何等低劣的评价！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所录《钟山语录》也有一段对刘禹锡人格的低端评价，其文曰：“李白虽无深意，大体俊逸，无疏缪处。刘禹锡操行极下，内结宦官，外结柳子厚，作赋甚佳，诗但才短思苦耳。”^[8]中国古代讲究文如其人，认为个体修养与文章气度之间有密切关系。这些以史书为基础的人格批判，使刘禹锡的文章成就为政治污点所覆盖，不被宋代文坛重视。

在史书撰写与人格评价过程中，韩愈《顺宗实录》开刘禹锡人格评价之先，刘昫《旧唐书》继其后，二者虽并没有否定刘禹锡的古文成就，但其人格评价之恶劣影响，直接造成了宋代《新唐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宋代古文运动对刘禹锡的忽视态度。

二 道统重建与“韩”升“刘”降

唐宋古文运动并非简单的“骈文”“古文”之争，其要义在于通过复兴儒学、重建道统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在“刘、柳”变成“韩、柳”的过程中，宋初文坛的道统重建是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唐代儒学复兴的关键人物，韩愈比刘禹锡更能满足宋初重建道统的需要。随着宋代道统重建的进一步推进，韩愈的文坛地位不断上升，“韩、柳”取代“刘、柳”不断出现在宋前期的诸多文献中。

作为革新派，刘禹锡也非常注重向古代贤人学习。他在《学阮公体三首》说“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9]在文道关系上，刘禹锡也强调“道”的作用。在为好友李绛所写的《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中，刘禹锡说：“天以正气付伟人，必饰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絪缊积于中，铿锵发越形乎文。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系于訏谟宥密，庸可不纪？”^[9]不过，刘禹锡所谓的“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其“道”更贴近于“致君及物”层面，与韩愈所倡导的“先王圣人之道”并不相同。 “訏谟”乃谋划之意，“宥密”是宽仁宁静，刘禹锡认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其心中自存一股“粹和絪缊”之气，其发为文章也必然铿锵，不会写空洞无物之文。刘禹锡的“道”更多地表现为“致君及物”之谋略与气度。

与刘禹锡相比，韩愈的道统意识要强烈得多。作为中唐儒学复兴的代表人物，韩愈一直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在文道关系上始终强调要传“先王、圣人之道”。他在《原道》篇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0]韩愈认为唐代藩镇割据、朝纲混乱、经济衰退、民不聊生的关键原因在于儒道衰微，所以要救助时弊，最重要的就是弘扬“先王、圣人之道”。在道统重建过程中，韩愈构建了一个先王圣人“道统”体系，以儒家社会伦理学说，批判佛、老的心性修养论，以儒家“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来批判现实中的藩镇割据。为了弘扬“圣人之道”，韩愈倡导以“古文”通“古道”，发起古文运动。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一文中，韩愈明言“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10]又《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10]韩愈不断地向世人表明，自己倡导写古文，是为了学习、发扬儒家“圣人之道”。他还在《争臣论》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10]韩愈对儒家道统的这种信仰，正如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中所说，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

韩愈对儒家道统的努力，于宋初的思想建设而言是一份丰厚的遗产。宋人在知识、思想与信仰的重建过程中，发现并继承了韩愈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的历史资源，于是“他们反复凸显那个被韩愈虚构出来的，从孔子、孟子到韩愈的真理系谱，渐渐‘弄假成真’地叙述了一个新的思想历史”，同时也“继承韩愈等人对‘古文’的叙述，把这种庄重、典雅的文体与真理表达等同，渐渐使人们对这种文体的阅读产生真理的联想。”^[11]被视为宋代古文运动先驱的柳开在代表作《应责》中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12]。柳开所力争的正是韩愈在中唐时所构建的道统体系。在柳开看来，“道统”是“文统”的基础，因为“道”在于兹，故“文”亦在兹。在宋人重建道统的思路中，韩愈的古文作品也成了经典文本，并被赋予了某种权威性。除柳开之外，在宋初王禹偁、田锡、穆修等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们推举韩愈的努力。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继承韩愈的古文理论，视文为传道的重要工具，并盛赞韩愈之文，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吏部而已。吾观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难道也，未始义之难晓也……吏部之文，与六籍共尽。”^[12]田锡是宋初有名的政治家，也是较早关注文道关系的诗文批评家，他在《贻陈季和书》中说：“世称韩退之柳子厚，萌一意，措一词，苟非美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故识者观文于韩柳，则警心于邪僻。抑末扶本，跻人于大道可知矣。”^[12]田锡明确提到了宋初文坛将韩、柳并举，视二人作品为“文以明道”的典范。宋初推韩最有影响力当属穆修，他在《唐柳先生集后序》中说：“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雄歌诗，道未极其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密，制述如经……世之学者，如不志于古则已，苟志于古，则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12]，将韩、柳提高到唐代其他文章家无与伦比的高位，视韩、柳为学习古文写作的必经之门。

随着韩愈在宋代文坛地位的不断提高，刘禹锡逐渐被文坛遗忘，仅姚铉的《唐文粹》曾提及刘禹锡的文章成就。姚铉编选的《唐文粹》是一部文学总集，其审美倾向以“以古雅为命”，在文章方面不录骈文。姚铉也是韩愈所倡导的古道与古文的重要推手，但是，他在推韩愈的同时，并不遗漏其他作家之功。在《唐文粹序》中，姚铉称刘禹锡为“文之雄杰者”。 其文曰：“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轳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焉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杨、孟，斯得之矣。至于贾常侍至、李补阙翰、元容州结、独孤常州及、吕衡州温、梁补阙肃、权文公德舆、刘宾客禹锡、白尚书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杰者欤!”^[13]姚铉的《唐文粹》高度肯定了韩愈在道统体系、古文运动中的功劳与成就，同时对刘禹锡等人的创作成就也给予充分认可。姚铉并没有表示对刘禹锡的特别欣赏，只是肯定了刘禹锡的古文成就。并且，和日渐高涨的推韩声浪相比，这点肯定显得微不足道。

庆历前后，在欧阳修的推动下，韩愈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欧阳修对韩愈的“道”和“文”都非常推崇，曾在《读李翱文》中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又在《记旧本韩文后》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14]由于欧阳修在当时文坛和政坛的地位，韩愈之文之道不再是古文圈的偶像，而成为天下的经典。这里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宋初将“韩、柳”并举，其实韩、柳之“道”并不一致，文章写作也差别较大。后来欧阳修在《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中就说：“子厚与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14]又在《唐南岳弥陀和尚碑》中说：“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14]欧阳修崇韩抑柳，亦并非个例，代表了宋代文坛的某种倾向。不过，在道统重建的理想主义思潮挟裹下，这些差异都被暂时搁置了。

随着宋代古文运动的进一步推进，刘禹锡淡出了古文家的视野。这种淡出与他本人对古文运动的态度也有关系。当韩愈大张旗鼓开展古文运动时，刘禹锡一直保持比较冷静的态度。他还曾在《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一文中批评古文运动导致了一种新的不良倾向：“窃观今之人，于文章无不慕古，甚者或失于野；于书疏独陋古而汩于浮。二者同出于言而背驰，非不能尽如古也，盖为古文者得名声，为今书者无悔吝。”^[9]刘禹锡及时发现了古文运动过程中一味求古以致“失于野”的弊端，这种倾向如不及时纠正，会走上另一条邪路。后来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刘禹锡的预见。但是，刘禹锡对古文运动的这种冷静态度，也不是宋初文坛重建道统、推进古文运动时所需要的。

由于刘禹锡文章遗失较多，所以无法真正窥得其古文创作之全貌，但以现存资料来看，刘禹锡的确对道统复古理论并不热衷，也没有把文道关系落实到孔孟层面，对古文运动又持疏离态度。凡此种种，均与宋初文坛的发展趋势不相协调。与刘禹锡相比，韩愈的道统理论和创作实践，都更具有优势。从唐代的“刘、柳”到宋代的“韩、柳”，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对文章“道统”的进一步强化。

三 文体审美与亲“韩”疏“刘”

从“刘、柳”到“韩、柳”的过程中，除人格批判与道统重建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因素是文体审美选择。这也是柳宗元同样参与了永贞革新、与韩愈的道统认知有明显差异但仍被宋代文坛接受的缘由。唐宋古文运动是一场文体革新运动，其文体形成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审美选择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刘禹锡注重的是文章的学理性，所长在论体文；而韩、柳注重的是文章的文学性，所长在文学散文。宋代古文运动在发展过程中选择继承并发展的是韩、柳的文学散文，而疏离了刘禹锡所注重的学理性。

在文体审美上，刘禹锡注重文章的学理性。穆宗长庆元年，刘禹锡在为吕温撰《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一文中说，“古之为书者，先立言而后体物。贾生之书首《过秦》，而荀卿亦后其赋。”^[9]所谓“体物”，即描摹景物。刘禹锡此处意指文学散文。而“立言”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5]唐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立言”的阐释是：“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16]“立言”观经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和曹丕《典论·论文》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等观念不断推进后，古代士大夫们“立言”之信心大增，“立言”成为其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刘禹锡的“立言”观与“体物”对举，主要意指言论之树立，所重在思想性、政治性强的论理文。在《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这篇文章中，刘禹锡借贾谊和荀子之故事，看重《过秦论》这样思想性强的政论文，而轻视辞赋这样文学性强的作品，正是他重视学理性的审美表现。与刘禹锡相比，韩、柳则更重视文学性。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曾从纯文学立场解读唐代古文运动，认为“然韩、柳之倡复古文，其实则与真古文复异。……韩、柳二公，实乃承于辞赋、五七言诗盛兴之后，纯文学之发展，已达灿烂成熟之境，而二公乃站于纯文学之立场，求取融化后起诗赋纯文学之情趣风神以纳入于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纯文学之阃域，而确占一席地。”^[17]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中说，“韩、柳那些即使是论‘道’的文字，也充分表现出艺术上、美学上的追求，在构思、表达、语言上都极其讲究艺术性”[18]。韩愈在文章写作上甚至充分吸收了六朝文学的技巧，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其实韩愈是文集八代之美。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有共识，不再赘述。

刘禹锡注重学理精微，韩愈则拙于学理，讲究“气盛言宜”。刘禹锡在为吕温所作的《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一文中说：“（吕温）早闻《诗》《礼》于先侍郎，又师吴郡陆贽通《春秋》，从安定梁肃学文章。勇于艺能，咸有所祖。年益壮，志益大。遂拨去文章，与隽贤交，重气概，核名实，歆然以致君及物为大欲。”^[9]名实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领域的一组重要关系。刘禹锡不看重通一经（如《诗》《礼》《春秋》）之章句，也不看重辞赋家的修辞之学，而看重文章是否能“重气概，核名实”，这是其注重学理精微之表现。同样的观点在其《献权舍人书》也有体现，他说自己致力于文章“非笃好其章句，沈溺于浮华。时态众尚，病未能也，故拙于用誉；直绳朗鉴，乐所趋也，故锐于求益。今谨录近所论撰凡十数篇，蕲端较是非，敢关于左右。犹夫矿朴，纳于容范。”^[9]在这封写给权德舆的干谒信中，刘禹锡特别表明自己志不在经书章句之学，也不在辞章之学，而在于“直绳朗鉴”“较是非”，其用力点仍在于学理性。刘禹锡自己的创作也以论体文为佳，其论体文代表作《天论》论证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章太炎认为这篇文章是古代排天之论不可多得之佳作。近代钱穆也认为其文“较之韩、柳二公，遥为深至”。^[17]辛旗在《中国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一书中高度评价刘禹锡《天论》，认为“没有他对天人关系如此地探究，宋代理学是不会高唱人的道德认知和实践能力是可以改变宇宙的。刘禹锡为理学中的心性之学的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19]韩愈则不然。韩愈以“古文”通“古道”，思想比较驳杂，所作文章学理并不精微，故多为人诟病。就连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苏轼都曾在《韩愈论》中批评他这一弱点：“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其距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7]，晚清田北湖在《与某生论韩文书》一文中更是指责韩愈“事理不辨，学理不精，发为文章，已弗能达。况根底浅薄，有质无文哉！”^[20]韩愈重视的是气势。其在《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对于自己的见解有一种固执的坚持，而不管其在学理上是否完全正确。韩愈名篇《论佛骨表》，学理本不精深，逻辑上也有漏洞，但一气直贯的排比罗列造成了不容反驳的气势，遂成为千古佳作。《论佛骨表》的成功意味着文章的艺术技巧让位于学理精微，也意味着古文运动所开创的文学散文的被接受。

论体文写作，以先秦诸子和魏晋为胜，下至唐宋，已然式微。在论体文之学理让位于技巧的过程中，科举考试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中唐以来，论体之作受科举考试等诸多因素影响，偏重对于经书义理和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讨论，技巧性日增，而学理性不足。宋代科举考试中的“论”已被认为是八股文的源头，其作文之法已和八股文“起、承、转、合”十分接近。刘宁《“论”体文与中国思想的阐述形式》中说，此时论体文写作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论’的折中群言、辨正然否，更多地变成写作的章法和技巧，与针对时事而发的‘策’相比，更像展示写作技艺的文字。”^[21]这种技巧性正是韩、柳开创的文学散文的审美特征。宋代古文运动之成功，本借科举考试之力，二者相互扶持。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文章写作与审美趋向逐渐转型。刘氏之文格格不入，故被逐渐疏离，宋初姚铉编选《唐文粹》，尤选录刘禹锡《天论》《国学新修五经璧本记》等多篇文章。尔后，众多选本仅以韩、柳为唐代文章之代表，刘禹锡及其他诸家之文遂为韩、柳湮没。

作为一场以救助时弊为旨归的文学运动，古文运动非常重视论体文写作，但以后世眼光来看，其最大成就却不在论体文，而在文学散文。韩、柳二人政见不同，文章理念差别也很大，但都在文学散文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韩、柳的文学散文代表了文体发展的最新成果，预示着文学新时代的到来。宋代古文运动推举韩、柳，从文体发展而言，是顺势而为。从唐代的“刘、柳”到宋代的“韩、柳”，标志着唐宋古文运动所开创的文学散文及其审美范式的确立。

结 语

无论“刘、柳”还是“韩、柳”，其政治追求与文章写作都体现了士大夫们复兴王朝的努力。在唐宋古文运动的进程中，与韩愈复兴儒学、重建道统以及开创文学散文的巨大影响相比，刘禹锡诚有差距。然就文学成就而言，刘禹锡亦不可小觑，其与古文运动之疏离，实为党争泥淖所累，继为两代史书所伤，致使一代之俊才，被排斥在古文运动核心圈外。从“刘、柳”到“韩、柳”，是唐宋古文运动“道统”强化的结果，也是文体审美发展的一种选择。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唐）赵璘撰，黎泽潮校笺.因话录[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40.

[3]洪迈.容斋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45.

[4]（清）赵翼撰.廿二史劄记[M].北京：中国书店 ,1987:237.

[5]宋祁.宋景文公笔记[M].上海，博古斋，1921:5.

[6]田恩铭.中古史传与文学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15:8 .

[7]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11.

[8]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M].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93.

[9]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9.

[10]（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1]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62.

[12]羊列荣、刘明今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宋金元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13]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7册）[M].成都：巴蜀书社 , 1990:253.

[14]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7册）[M].成都：巴蜀书社， 2007.

[15]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962.

[16]（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09.

[17]闵泽平主编.唐宋八大家学术档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50-57.

[18]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9:5.

[19]辛旗.中国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377.

[20]舒芜等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618.

[21]刘宁.“论”体文与中国思想的阐述形式[J].《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1）

（文章发表于《武陵学刊》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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