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主要事迹及评价（功过参半的隋文帝）

杨坚，弘农华阴人，其先祖为汉代太尉杨震，数代为官，家世显赫。其父杨忠随孝闵帝宇文觉起义于关西，创立北周王朝，因功封为柱国、大司空、隋国公。杨坚本人天资甚高，受父祖之荫，很早便步入仕途。十四岁被辟为功曹，十五岁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二司，封成纪县公，十六岁迁升骠骑大将军，加开府。可算一位神童。周太祖曾经感叹地称赞他说，“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

南北朝时代，王朝更迭如走马灯一般，北周虽消灭北齐占据北方，但无力统一全国。北周的几代皇帝，多为昏庸无能之辈。特别到宣帝时，更是穷奢极欲，妄行杀戮。宣帝父亲武帝，本来对杨坚深怀猜忌，希望儿孙能够有才德，控制朝政，以防杨坚篡权。无奈子孙不仅无力遏制杨坚的发展，反而为其执掌大权创造了条件。到静帝继位，年幼无知，以外祖父杨坚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揽朝纲，北周王朝完全掌握在杨坚手中。静帝大定元年，以众望所归，下诏禅位杨坚。开皇元年，杨坚即位，是为隋文帝。

经过几百年国家分裂的动荡之后，百姓总算得到喘息的机会。隋文帝又执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安居乐业、从事生产的政策，故而隋初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开皇元年，人口不到400万，平定陈国，人口增加了200万，到开皇二十年，全国人口已达890万。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内，人口有如此巨大的增长．不能不说是天下太平的结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中，人口的增加意味着政治的稳定和生产力的提高。历代帝王都把这一现象当作自己的功绩加以歌颂。事实上，封建社会动乱与升平，确实可以通过人口的增减得到反映。

隋文帝的统治，从其主流来看确是好的。在他手中，奠定了许多后代遵奉的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隋朝时间虽短，但如同秦朝一样，开创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基业。如果以隋为中国中古史的起点，那么隋文帝的功绩便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特征。例如，隋文帝参照汉魏旧制多有损益，重新设立中央政权的官制。三省六部制把国家大政的决策和执行区分开来。中书省掌命令权，门下省掌驳议权，尚书省掌执行权。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使中央政权内部进一步细化，各司其职，相互补充、监督。隋文帝的官制改革，是中国封建集权中央机构的又一次变革。其结果是有助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加强了中央政权的力量。隋朝之后的各个朝代，基本遵循了六部的制度。

在隋文帝的统治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许多功绩，同时也能看到与此相矛盾的隐患。后代往往过分责备二主炀帝的暴政，却不知在文帝统治期间已有哀亡肇端。在文帝的许多治绩背后，潜伏着祸机。

隋朝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积储了大量的粮食，成为历史上储粮最多的王朝之一。文帝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积谷制度。中央的粮食储备已经爆满，于是又在地方上设立粮仓。储备粮食原是为灾荒之年使用的，遇有水旱灾年，便应取仓粮赈济百姓。可是隋文帝如同一位吝啬的守财奴，一味大量囤积财富，却不知如何使用。他命令各粮仓，除非皇帝有令，否则不许随便开仓。他所积蓄的财富，不仅成为百姓的重负，而且成为隋炀帝穷奢极欲的凭资。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嘲笑他“不怜百姓而惜仓库”。富足本是好事，积财也很必要，但如果忘记财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一味积财自守，那必会促使天下人起而自取，成为众矢之的。而后代子孙据财为非，挥霍无度，更是败亡的缘由。隋文帝积财而不知如何用财，虽自己厉行节俭，却因此吝啬天下百姓，终启亡国之祸，不能不令人叹息。

隋文帝不但对百姓啬于财物，在朝廷内部及其父子之间也以节俭号令。作为一名封建帝王，节俭本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德，在这方面文帝确有过人之处。在他统治期间，朝廷上下俭朴之风盛行。秦王杨俊因在并州总管任上奢侈纵欲，大修宫室而被文帝免官；越王杨秀也因奢僭被废为庶人；太子杨勇好声色，宠宫女，渐渐失去文帝及独孤皇后欢心，终被废为庶人。文帝对儿孙的严格要求，无疑是许多封建帝王所做不到的。

不过，任何事物总有其双重作用。文帝的节俭本是美德，但如果治理天下仅仅以此为要，选择继承者单单以此为据，那就远远不够了。作为一种个人品格，隋文帝有许多可以赞颂之处，但作为一国君王，更为重要的是留给儿孙们可供遵循的治世之法。而隋文帝的悲剧恰恰就在于此。

隋文帝一生中的最大失误便是改立储嗣之举。文帝初以长子杨勇为太子。杨勇为人宽厚诚实，行为没有矫饰。虽然在个人生活中有奢侈之嫌，但不过是一般帝王儿孙的通病。天下承平之际，贵为太子，有声色之好，内宫多蓄美女，实在是极为寻常的事。况且封建制度之下本来就允许皇帝及贵族充分满足个人欲望。一般的官人尚有三妻四妾，何况东宫太子干岁？仅仅由于个人生活的某些问题就废掉国家统治的继承人，足证隋文帝的“不达大体”。

废杨勇而立杨广，也可以看出隋文帝没有知人之明。杨坚的次子杨广，本是一个极善伪装的野心家。他看到杨勇失宠，便投其父母所好，“力行节俭，敬接朝臣，礼极卑屈”，加上有平定陈国的大功，故而取得文帝信任。等到杨广羽翼丰满，隋文帝发现他有不轨之心，再要重新召回杨勇托付大事，已经来不及了。隋文帝病重，杨广入宫侍疾，派遣心腹之人行刺于病榻之上，杀父而立，成为千古唾骂的不孝暴君。文帝被杀，虽因杨广所为，但也可以说是他自己托付失所所致。

历史常有极为有趣的巧合。隋文帝终生俭朴，最恨奢侈荒淫，积蓄财宝，务于节用。他因侈靡之罪，废黜储子，选择他认为有自己遗风的儿子杨广为继承人。可杨广却骄奢淫逸，恐怕不仅超过其兄弟，也远在古往今来的暴君之上。文帝积储的遍地财富，不仅供杨广挥霍，而且成了隋末各地起义者的物质凭藉。隋朝兴于文帝，未尝不是亡于文帝。隋炀帝的暴政，未尝与隋文帝无关。《隋书·高祖本纪》史臣论说得好：

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