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鞠躬尽瘁想到的诗句(穷则冰清玉洁达则鞠躬尽瘁)
菊,不在春花中竞艳,偏在秋霜中抖擞。节操可以与松竹媲美,姿色却不与桃李争芳。在诗人眼中,它娴静地对着秋光,没有趋时的习性,具有幽人隐逸的标格;晚香偏在降霜的季节,没有临难苟免的念头,兼具着烈士受难的精神。这种恬退而又进取的性格,乍看似乎是二重的、矛盾的,却同时塑成了菊的灵魂。
晋代的袁山松就歌颂他说:
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条!(《菊》)
春露不染色,是恬退的“隐士”;秋霜不改条,是坚毅的“受难者”。自来中国诗人对于菊的喜爱,就是因为它兼含这两种个性。道家鼓吹着消极隐遁的境界;墨家讴歌着积极受难的壮烈,而儒家则兼括二者,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种放得下、提得起的儒家精神,终究成为中华民族思想的主流。
读儒家的书,穷则冰清玉洁,以“处士”做榜样;达则鞠躬尽瘁,以“国士”做榜样,而菊,皎洁清癯,香色皆古,“置之玉堂而不俗,处之茅屋而有光”,能穷能达,兼备了二者的风节。
曹升有诗说:
国士才情高士品,陶家美酒谢家诗。(《咏菊》)
诗人欣赏菊有国士的才情,国士可以在危难之间被授命;欣赏菊有高士的品节,高士可以在利禄之外归隐田园。菊在严霜下绽放,在东篱边自适,无论出处进退都有可观的风概。试看中国人心目中的巨人,从孔子开始,既有奔走列国、“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热忱,又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叹息。
再则如范蠡,扮演完“受难者”的角色,然后去做五湖烟树中的“隐士”;如诸葛亮,过不成高卧隆中的“隐士”生活,就做鞠躬尽瘁的“受难者”;谢安为了天下的苍生出来受难,终不忘他闲适的心境。
杜甫说,“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也有隐退的志愿,可是“生逢舜尧君,不忍便永诀”,终不肯放弃自比稷契的心意!就是和菊花关系最深的陶渊明,也是“走完了一段从受难者到隐士的心路历程”(张光甫语),以陶渊明早年情感的热烈,与晚年的恬淡相对照,正可以用菊花去象征他。
而菊花之所以会列入四君子,与陶渊明的东篱采菊有着决定性的关系,明人孔泗渔说:“不有平生陶靖节,世人都作野花看!”说得一点不差。陶渊明以后,诗人受了心理上同化作用的影响,爱菊花便同时爱陶潜的生活。看重陶潜的生活便时看重菊花了,物未必能重人,人却可以重物呀。
清代诗人管世铭《题渊明画像》云:“采菊不盈把,意得自忘言,谁知东篱下,即是桃花源。”将采菊东篱下等于身入桃花源,陶渊明的梦想成为千古知识分子的梦想了。
元代的许有壬是御史中丞,历事七朝近五十年,他勇敢面对权臣恣肆,绝不为巧避之计,退休后常在田间种菜饮酒,曾用陶渊明“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十字做韵脚,吟诗十首。可说是一位出为名臣、归为高士的人物,他有《绕堤种菊》诗:
酒熟同招隐士看,饥来忍把落英餐。
春风无限开桃李,不似黄花耐岁寒!(《圭塘欸乃集》)
把菊花看作是隐士心愿的化身,忍饥耐寒,成了分内的事,完全超乎物质功利的标准之外。明人曾异对一株深冬时的菊花说“凡事甘迟暮,风霜便损威”,只要心甘情愿领受迟暮的寒冷,那么风霜的威胁也便无足轻重了。菊那种“淡而能久”的性情真像淡泊的隐士。
元代另一位诗人王翰,原本为异族,深受中华文化的陶冶,也效法节烈的风格,且看他的《题菊》诗:
我忆故园时,绕篱种佳菊。
交叶长青葱,余英吐芳馥。
别来二十载,粲粲抱幽独。
岂无桃李颜,岁晚同草木。
及兹睹余芳,使我泪盈掬。
离披已欲摧,萧洒犹在目!
雨露岂所偏,岁月不可复!
归去来南山,餐英坐空谷!(《友石山人遗稿》)
王翰是元代遗民,晚年隐忍林壑,以诗自娱,这孤怀磊落、幽独不群的菊花正是他自身的画像。这是一种移情作用,又是一种投作用,使诗人切身所受的苦难合理化。
当诗人遭遇失意的时候,觉得自身的遭遇和陶渊明一样,于是不但不悲哀,反而豁达开朗,得到了自慰与解脱。“离披已欲摧,萧洒犹在目”,直视生死、富贵如浮云,意态洒脱,是何等的人物!
清人张佩训的《咏菊》诗里有一层新的意思:
老圃容华真宰相,甘泉服饮古神仙。
入世可以是一位朴实可信的承担者,老圃一样的容貌,却有宰相的真才;出世可以是一位餐菊饮露的神仙家,菊潭芳洁,杯觞延年。张氏还说:“菊抱九仙骨,披一品衣,古称花之隐逸,终非定评。”(见于春沾《浴泉诗话》卷下)正是说明菊有多重性格、多重身份,不单单是隐逸而已。
明人王盘的《题画菊扇》诗:
万草凋零万木僵,藩篱内外借辉光。
请看猎猎霜风里,一点秋金百炼钢。
菊被列入四君子,不是夤缘际会,而是迭经考验,百炼成钢,而后在群花中脱颖而出,菊在猎猎的霜风里,万木枯僵,而菊容光独灿,照亮了篱落,这一丛秋天的金精寒香,乃是在风折霜摧下百炼而成,“一点秋金百炼钢”,把不畏冷落的傲霜精神表现了出来,好男儿不只在勇于接受苦难而已,还须在苦难锻炼下抖擞精神完成自我。
曹升先生的《咏菊》诗,更道出菊特别严肃的一面:
要使世人瞻晚节,出山故在九秋时。
把菊花看作受难者决心的化身。勇者在危难时挺身而出,非我而谁?有担当,有作为,晚节凛然,毅肩负起天下的苦难作为己任,菊,给人近乎伟大的印象了。
在明人邓志谟编的《花鸟争奇》中有一首菊花诗,豪气惊人:
众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众花煞。
夜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浑是黄金甲。
邓氏说这相传是朱洪武(元璋)所作,“宛然有吞大元声口”,姑不论传说真伪,是将菊花从隐士推到革命者的前线地位,天生的气骨如此遒劲,一篱金英黄甲,足以傲煞千林的霜华了!其实这首诗的原始作者是唐代打破京都杀人数百万的黄巢所写,题目是《不第后赋菊》,原作是: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见《全唐诗》卷七三三)
或许是朱元璋略为改写过吧?菊的气骨发扬起来如此激烈,俗眼是难以衡量的,它不争凡庸的春色,却遍散黄金,大战西风,善用这气骨者成则为王,不善用这气骨者败则为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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