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世昌与甲午战争的故事（邓世昌家族往事①）

邓世昌殉国后，清廷“从优议恤”，追赠太子少保，加谥“壮节”，入祀京昭忠祠，由此世人多以“壮节公”称呼邓世昌。

在他去世的三年后，清廷再次对于他的老母亲给予了极高的礼遇。

但围绕在邓世昌英雄身份的背后，还有跟多讹误和讹传至今没有得到澄清。

如今邓世昌的嫡传，还剩两位曾孙女邓立英和邓立庄。

封面新闻记者专访86岁的邓立英，通过邓家的家传历史和历史文献相互对证，理清邓世昌的“身后事”。

此外，封面新闻记者寻找邓家在史载中的痕迹时，找到了邓世昌母亲去世时“殊壮观瞻”的丧礼细节。

甲午史学者孙建军说，这应该是首次发现该文献和记载，意义重大。

邓世昌嫡传曾孙女邓立英，生于1931年。

“识与不识，均叩奠灵前”

1894年9月17日，甲午黄海海战中，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以一种最悲壮的方式蹈海殉国。

邓世昌殉职后，清廷“从优议恤”，追赠太子少保，加谥“壮节”，入祀京昭忠祠，由此世人多以“壮节公”称呼邓世昌。

但邓世昌的公祭是在第三年举行的。

据1896年2月8日的《申报》报道：“广州采访友人云邓壮节公灵柩经公子扶之回粤，本月十四日在光孝寺设灵开吊。”

1896年1月28日,在广州光孝寺公祭邓世昌。光孝寺是广东著名古建筑群之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据 ih）

邓世昌是坠海而亡，并无尸身，报道中“灵柩”里装的应该是邓世昌的衣冠。

联系《申报》报道的刊发日期，这里的“本月十四日”应为农历日期，换算过来就是1896年1月28日。

为何要等这么久？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895年6月2日，完成台湾交接手续。此后台湾人民进行了反割台斗争，直到1895年10月21日军攻陷台南，占领全境。

在中日两国战事彻底结束后，赶在光绪二十一年的年底前（1896年1月是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为邓世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公祭。

据上述《申报》的同篇报道，“官吏绅士无论平日识与不识，均具生蒭一束叩奠灵前。寺中房屋虽多，几至无容足之地，挽联祭轴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英魄有知亦当含笑于九原之下矣。”

生蒭，指鲜草，表示对故者的祭奠。

邓世昌殉国后，后人在广州沙河天平架石鼓岭的邓氏家族墓地修有邓世昌衣冠冢。该冢于文革期间被毁，1984年邓氏后人修复该墓。1994年9月，邓墓迁到今天的天河公园。

广州天河公园内的邓世昌衣冠冢。（图据 子夜人）

辛亥革命前 清廷原本要给邓世昌“加恩”

公祭邓世昌时，御赐祭文、碑文各一篇，亲朋、故交以及商号闻讯皆来祭奠。

据邓家的家传文献《哀荣录》，不仅收录当时社会各界写的祭文，还有挽联153幅，挽幛299幅。

哀荣，语出论语“其生也荣，其死也哀。”这本《哀荣录》是手抄本，之前一直由邓世昌的遗腹子邓浩乾保存，邓浩乾去世前交给邓世昌嫡孙邓小鹏，邓小鹏又传给长女邓立英。

虽然是邓世昌嫡传曾孙女，但邓立英对于邓世昌的了解仅源于父辈、祖辈们的讲说。

其中很多家族故事，于史无记。

今天在广州海珠区有一座邓氏宗祠，在邓家人的流传中，这是清政府拨恤银10万两，邓母思念儿子将抚银中的4万两在原家祠旧址按一品官员规格建邓氏宗祠纪念。

清廷给邓家抚恤10万两白银，这一点史料没有记载。

还有传说，当时朝廷派钦差大人到广州安抚家属，为迎接天使，邓家倾家荡产，买千米金黄地毯，从家中一直铺到珠江边上的码头。

广州邓氏宗祠，现为邓世昌纪念馆，门口楹联：云台功首，甲午名留。（图据 Sunny）

但有一些是对的，当时朝廷对于邓世昌后人给予“三代一品封典”，另据民国元年池仲佑所编《海军实纪》记载，邓世昌的三子均“一品荫生”。

直到邓世昌去世的七年后，清廷依然准备要给邓世昌“加恩”。

宣统三年七月初九，这一天发了四条上谕，其中一条记载：谕旨御史温肃片奏已故致远船管带副将邓世昌以死勤事应如何加恩等语着海军部查核具奏。”

海军部是清末重建海军时新设的衙门。

但这一天是1911年9月1日， 距离辛亥革命在10月10日的一声枪响只有40多天。而在1912年2月12日，宣统就发布了退位诏书。

清廷已无法完成对忠烈的旌奖。

邓母身后殊荣

邓世昌去世时，他的母亲郭氏仍然在世。邓世昌的父亲曾在上海做生意，邓家在上海有公馆。据邓立英介绍，她的爷爷、父亲，包括她自己都是在上海出生。

郭氏何时到的上海不得而知，但她是在上海去世的。

此前，邓世昌的第三代后人曾回忆，郭氏是在1906年去世。

但据封面新闻记者查证，郭氏是在1897年9月初去世的，也就是在邓世昌去世三周年的时候。

1897年9月10日午刻，邓母灵柩暂厝于上海的广肇山庄，等候运回广州祖坟安葬。

第二天出版的《申报》以“寿母殡仪”为题进行了报道，让我们在今天仍能感受到当时的“礼仪殊盛”。

《申报》在1897年9月11日刊发的报道《寿母殡仪》。

仪仗的前导“除冲风湾号马、执事马吹打外，则有肃静廻避、提督衔广东水师营副将、赏戴花翎子、谥壮节、三代一品封典等衔牌二十余对”。这些是邓世昌所获的诰封，但“广东水师营”等文字有误，邓世昌是“北洋水师中军中营副将”。

衔牌仪仗后是“乐善好施”黄匾一方，这是给邓母郭氏的，因为她仙逝前曾遗命“捐助赈款以活穷黎经”。

随后的礼仪更显庄重：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送西乐一班；拿着刀叉洋枪的炮队营的兵丁一队；后面还有督标奇兵营健儿一营，“荷戈执戟殊壮观瞻”。

随后申报写到：“间以祭亭、猪羊亭、香亭、容亭等十余座，中杂清音，后随僧道，每一人张以逍遥伞，一顶有八人各穿花衣，随路吹弹丝竹，又有比丘尼八人执幡相送，后即銮架；又有奉天诰命等黄牌两对，诰命亭一座，继以西乐一班、顶马一匹、对马八匹、魂轿一乘，由子侄辈扶之而行。”

邓母的灵柩用大红缎全金蟒绣材罩，16人抬棺，前有孝帏后有护卫至执绋。

“相送者亲属外同乡之人与壮节公之有谊者不下数十余人，沿途驻足而观人山人海。”

另外，在这篇报道还透露了当时邓家在上海的住地：垃圾桥北的慎余里。这与邓家后人所说的住在虹口一致。

所谓垃圾桥，是苏州河上的一座桥，也就是上海的浙江路桥。慎余里现在有上海保存最为完整的石库门建筑群之一。

御书匾额：教忠资训

郭氏去世后，御使潘庆澜上奏，旌奖邓母。

1897年9月20日，上谕“内阁、礼部奏遵议御史潘庆澜奏请将已故总兵之母旌奖一折。已故总兵邓世昌、恪遵母训，移孝作忠力战捐躯，死事最烈。伊母郭氏训子有方深明大义，著赏御书扁额一方。交谭钟麟等转给收领，以示旌奖。”

谭钟麟当时是两广总督。

但“御书”没有到广东，而在10月1日“颁发到沪”。《申报》报道称，当天郭氏的孙子“恭备香案跪迎”。

匾额御书到邓家后，即升入黄亭游行各处。仪仗同样盛大，由邓家“慎余里公馆过垃圾桥绕道大马路四马路然后折回。”

报道里有一个细节，衔牌中有“诰封一品夫人晋封一品太夫人”，并引用旁观者的话说“皇上追念勋臣可谓无微不至矣。”

10月3日，署海关道蔡和甫、提右营参将周元龙、松海防同知刘乙笙、上海县黄爱棠，英界谳员翁笠渔、法界谳员郑景溪等人前往吊唁。

同治七年(1868年)，根据《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垃圾桥被一带移设英美租界会审公堂，谳员就是会审官。

此后，放置御赐匾额的专祠建好后，清廷再次降旨赐祭。

《申报》报道，1898年1月13日，广州知府恭捧敕书“乘德泰轮船渡河前往龙珠里祭奠”。

“龙珠里”应该就是邓家祠堂所在地，疑似“龙涎里”之误，现在广州海珠区。

在这篇《赐祭盛仪》的报道里可见当时的迎恩仪式：其公子印浩洪者在门外跪迎迨成，太守驾返公子又叩送如仪。

浩洪就是邓世昌的长子邓浩洪。

《申报》在1898年1月29日刊发的报道《赐祭盛仪》。

从这篇报道看，这极有可能是邓家“为迎接天使，倾家荡产，买千米金黄地毯，从家中一直铺到珠江边上的码头”传说的来源。

同时，根据报道，当时祠堂内有两幅对联，其中一幅是：

颁彝典而荐馨谥以壮节嘉名；

拜国恩于诰命锡以教忠资训。

另外在皇恩门还有一幅：

圣泽播于南阳拜手庭阶穆穆皇皇俨若；

君恩承于北阙对扬休命雝雝肃肃居然。

那么清廷赐予邓母的这块匾额上究竟写的什么字？邓立英以及邓家前辈人的说法都是“教子有方”，也有专家说是“训子有方”。此前在颁发到上海后《申报》在10月4日的报道中写有“皇上颁给训子有方匾额”，但并未明确表示就是“训子有方”四个字。

而《申报》在“赐祭盛仪”报道里写的是“有往观者见祠中高悬御赐郭氏教忠资训匾额一方”。

在楹联中也明确写到“锡以教忠资训”。

朝廷给邓家赐匾应该只有一方，在《清实录·光绪朝实录》以及光绪的上谕档里仅查到上述一条记载。

更重要，在《清实录·光绪朝实录》里上述圣谕最后一句明确写着“寻颁扁额曰教忠资训”。但不知为何当时《集成报》等媒体在转载、刊发这条邸报时，都将此句遗漏。

此外，据邓立英说，邓家一直流传，朝廷御赐匾额是用三斤黄金制成的。对于这个说法，不少史学家一直存疑。

据甲午史学者孙建军介绍，当时朝廷赐匾，不是把匾额做好了送过去，而是赐字，匾是自己根据赐字来制作，“朝廷不拿钱，邓家有没有这样的财力，是大可值得怀疑的。这个传说，靠不住。”

“关于邓母去世后文献资料的发现，对于研究邓世昌去世后的一些历史意义重大，”孙建军说，“就我所见，这应该是首次发现该文献和记载。”

广州邓世昌纪念馆里的复制的“御赐”“教子有方”匾额，从本次找到的文献来看，需要做出修改，文字应为“教忠資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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