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骑射发生在北宋时期吗（胡服曾在中原地区非常流行）

“胡”是战国以降古代中原人对北方诸族的泛称，历代所指不尽相同。“胡服”与中原汉服相对立而存在，沈从文先生认为“胡服是西北地域性服装的代表”。其主要特征为短衣窄袖、腰束革带，下着裤装、革靴，以毛、皮革为主要材料，有短小精悍、保暖防晒、便于骑射的特点。

所谓“胡服”问题，指北方游牧民族服饰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胡服问题的产生源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固有的“夷夏”观念，因此胡服也成为历代中原汉族政权不时讨论防范的对象，有关胡服乱国的记载不绝于史。胡服问题便成为历代政权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

上古时代，中原华夏民族上衣多为交领斜襟，尚右，习惯衣襟右掩，称为右衽。北方诸族则尚左，习惯衣襟左掩，是谓左衽，因此左衽被看作是胡服的标志。汉服与胡服的这种区别由来以久，《尚书·周书·毕节》:“四夷左枉，周不咸赖。”孔子也在《论语·论宪》中发出了“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的感叹。

北族胡服的不似中原宽大，而是裁制得窄小便利，腰扎革带，足蹬革靴，十分方便、简洁、利索，适合骑射。正因胡服的这些优点，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改革军事制度，装备骑兵，便采胡服为戎装，而使“胡服骑射”成为中国服饰文化史上的千载佳话。自此，赵武灵王便被看作是引入胡服的第一人。“胡服骑射”虽然是一次军事改革，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移风易俗和更新观念的作用，开启了汉服尤其是军戎服饰吸收胡服文化的先河。

到西汉，随着张赛出使西域的成功和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原地区周边胡人的物质文化交流逐渐加强，胡化之风在中原渐盛。东汉时期，“灵帝好胡服、胡帐、司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掀起了一次胡服传播和接受的小高潮，促进了汉服胡化的进程。但由于汉代礼法严格，胡服影响仍主要在于戎服。

时至魏晋，中原动荡，出现了胡人南迁的第一个高潮，形成了“五胡乱华”的历史局面，此时也是汉服胡化的又一个高潮。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虽然是胡人、胡服大举向汉人、汉服渗透的时期，但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在文化和政治体制上明显落后于汉人，北人朝廷多仿效汉人典章制度，及帝王百官服饰礼仪，除日常便服仍服本民族服饰外，祭祀、朝会典礼则穿起了汉族服饰。

由于北方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重视和提倡，汉人传统的冠冕衣裳得以保存和传播。因此，这个时期同时也是胡服汉化的重要时期，而此时胡服的渗透主要针对汉人常服而言。可见，此时胡服的涌入并没有使传统汉服感到危机，反而成就了汉服对外传播和扩张的事实。

隋唐乃直接继承北朝政权而来，是我国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阶段，胡风盛行，尤其是妇女服饰，掀起了中原盛行胡服的另一个高潮。由此，则唐代胡服风气由来己久，乃“依齐隋旧制”而为。反映于唐代绘画中，则以《明皇幸蜀图》与《唐人游春山图》及《貌国夫人游春图》表现唐代妇女头上所戴比较清楚具体。此间，不仅妇女服饰胡风大盛，男子“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既曰起自魏周，则其胡服渊源确定无疑。

此时中原地区固有的交领宽衣大袖装束受到胡化装束的巨大冲击，中国古代服饰由传统的上衣下裳时期进入靴袍时代，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是各式胡服，如圆领或折领窄袖上衣、小口长裤、胡帽。

经过唐代民族融合的大发展，到赵宋时代，汉族己非先前之汉族，周边少数民族也非先前之少数民族。彼此都在民族融合的催发中蜕变，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高度。

同样，在服饰文化方面，各自都实现了服饰礼俗的重构，原来所谓的异化因素已经固化为本民族自己的文化因子，从而，中原汉人对胡服也有了自己新的富于时代特色的理解。

自战国赵武灵王开始，随着民族交流的不断进行，胡服便和汉族传统服饰发生着联系。但直至隋唐，胡服的影响多限于常服，对礼服制度影响不大，隋唐冕服、朝服、公服在制度规定上依然遵循传统礼制。宋代虽然讲究遵古守礼，但宋代除冕服、朝服制度规定上依然遵循旧制外，公服实为北朝胡服的而来。可以说胡服经过不断的发展、改造，以国家制度的形式正式得到了礼制认可。

自此胡服的影响不仅限于常服，且及于礼服范畴，影响更加深远，达到了胡服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北宋沈括认为：“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枫窗小犊》也记，北宋祟宁间妇女“大皿方额”政宣之际(1111一1125)又尚“急扎垂肩”宜和己后多梳“云尖巧额，龚撑金凤”，还有“莹面丸、遍体香”等，“皆自北传南者”。

由此可知，在宋与辽金对峙百余年中，民族矛盾虽日趋尖锐激烈，民族民间文化交流影响却在不断加深，官府虽然一再用法令禁止，却收效甚微，南方也己经受到了北方民族服饰及生活习俗的严重影响。

对于宋代胡服所包含的具体形制，时人的理解各有侧重。北宋沈括认为：“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排绿短衣、长翰靴、有蹂跳带，皆胡服也”。南宋袁说友以为胡服之最要者乃“顺圣紫”、“不到头”、“短统塌顶巾”、“武夫力士插掉蓖”等。

另据两宋时期关于胡服的禁令，如“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钩整之类者以违御笔论”“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四夷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开封府宜严行禁止。”。可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蕃束、钓壑之类都属于宋代胡服范畴两宋时期的所谓胡服，主要指契丹服和女真装。契丹、女真均为东北民族，且女真为契丹奴役多年，交往甚深，风俗大多相同，服饰也诸多相似之处。大抵北宋胡服多就契丹而言，南宋则多指女真，其实并不绝对。

宋代，契丹、女真胡服之所以会在中原流行原因无外乎三个方面：

一是出于功能性考虑。沈括便认为：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翰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业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裤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

另一种，则是出于对美的追求。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对美的追求有两种心理倾向：求同与求异。当一种样式成为流行主题，人们便纷纷效仿，为追求美而求与美同；但此种流行的出现则必然以创新求异为开端。胡服相对于中原传统服饰来说，必然是充满新奇色彩的，于是在求异审美心理的促使下，大胆引领风潮者便会对胡服加以选择、吸收随后便是大众在尚美求同的作用下纷纷效仿，于是胡服流行于世。

最后，便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熏蒸渐演”。两宋是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民族战争不断。但政治上的对立，没有影响人们的爱美之心的猎奇欲望，民族间包括服饰文化在内的物质文化交流并没有中断。

政治从来都不是服饰文化交流和发展的障碍，在很多时候是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随着两宋与契丹、女真等民族的战争频繁进行，各族人民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各自的生活方式都在“熏蒸渐演”中，受到了程度不等的影响，而战争引起的民族迁徙更使各种文化因素加强了融合。

靖康之难后，沦落在北方的宋臣民，直接处于异族的统治，和胡族杂居，服饰等物质生活方式沾染了浓重的胡气。但他们在异族残酷的奴役下，既感南方为正朔所在，又见南方战祸较少，加上南宋政府的号召，纷纷南归。而大量归正人，又“往往承前不改胡服”，直接带来了北方民族的服饰文化。因此时人讨论胡服流行原因时也指出当时“招致降人，杂处都城往来所致耳。”而北方义军的招抚则造成“诸军又效习蕃装”，“身披虏服而敢执事禁庭”的现象。

既然宋人已经愈识到了“衣冠无有是非哉，习与不习而己矣”。那么宋政府为什么还要如此大动干戈加以禁止呢？

首先，是“骇于未见”的常理使然。

其次，是“夷夏观念”的惯性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文化中，夷夏之辨和春秋大义观念的影响很深，在夷夏之辨观念的熏陶下，以夏变夷才是正义，以夷变夏则为汉人所不耻。因此，历代中原正统君臣对胡俗侵染都明令抵制。

宋代仍然继续发挥这种思想，宣和元年(1119)正月五日宋廷诏称：“先王之法坏，胡乱中华，遂服胡服，习尚久矣，人不知耻，未之有禁，非用夏变夷之道”。

再有，主要是出于政治舆论的考虑。契丹之与北宋，女真之与南宋，都是有亡国灭种之恨的民族，要使国民同仇敌汽，“恨不寝皮食肉”，更何况把敌人的衣物穿在身上呢。尽管如此，胡服的影响仍无法阻挡。

《宋会要辑稿》

华梅《中国服装史》

王维堤《中国服饰文化》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