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的早期经历（虚伪的抒情）

　　2011年12月8日，郭敬明的《小时代3.0刺金时代》(以下简称《小时代3.0》)全国首发。这意味着郭敬明从2008年开始创作，历时五年，字数长达90万字的“小时代系列”宣告终结。不出所料，《小时代3.0》受到读者热捧，一出版便荣登畅销书排行榜前茅。从《小时代1.0折纸时代》，《小时代2.0青铜时代》，到如今的《小时代3.0刺金时代》，“小时代系列”的总销量已突破500万册，如果连同盗版以及网上电子书的阅读，这个数目更为庞大。可以说，“小时代系列”是郭敬明最有影响力的作品。然而，面对“小时代”文本，读者也有两极化的评价，有人认为“小时代”是郭敬明迄今最深刻的作品，有人认为恰恰相反，“小时代”是郭敬明最矫情的书写。那么，究竟孰是孰非呢？这个问题值得玩味。毕竟“小时代系列”已超出其自身，而成为一种现象本身；对“小时代系列”的分析——不论是批评还是褒扬，都将富于意义。

　　一、郭敬明“最深刻”的作品？

　　有读者认为“小时代”是郭敬明“最深刻”的作品的一个分析前提是“小时代”在郭敬明创作序列中具有“独特性”。确实不错。从《幻城》、《夏至未至》、《悲伤逆流成河》到晚近的《爵迹》，郭敬明原本更擅长于青春体验的书写，但是从“小时代”开始，他终于让他笔下人物走出个人的狭小空间，步入更广阔的社会与人生。这种“转折”是郭敬明对自身创作危机的一种处理。固然青春题材为其所擅长，但毕竟作家本人“青春体验”有限，郭敬明已近而立之年，还着力于那些青涩的校园爱情，未免给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造作。晚近的《爵迹》虽然和《幻城》一样打着玄幻的旗号，但是可以说，内里人物的逻辑，依旧是“孩童式”的，是带着魔幻外衣的“少年成长记”———只是，《爵迹》作为郭敬明出道十周年的纪念，尽管依然畅销，但是相对于“小时代”或郭敬明其他作品的销量逊色很多。郭敬明在“青春体验”书写上已有些捉襟见肘，读者对某些情绪的重复也不免感到厌倦。郭敬明不得不跳出“青春体验”书写的框架，在作品中添加“新鲜的东西”，这可以说是一种“以退为进”。

　　“小时代三部曲”采取第一人称视角叙述，描绘了“我”、顾里、南湘、唐宛如四个大学舍友，从大学到工作短短几年间在上海所遭际的林林种种与悲欢离合，其中当然也有郭敬明小说从来少不了的各式花样美男——顾源、简溪、崇光、宫洺、顾准、卫海，“我”等四人如何与他们发生种种复杂的情感纠缠。无疑，这些都是故事的重要角色——郭敬明早期的作品中都得有着不同程度的演绎。然而，“小时代三部曲”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主角，它似乎从未正面参与到主人公的生活，但是它却无处不在，支配他们的情感，操持着他们的悲欢，掌控着他们命运的走向——这便是小时代的背景——大上海。“小时代”的封面设计便可以看出，一片肃静的白色，中间放置的一张显眼的照片，那是以东方明珠为中心的大上海的影像。郭敬明在数次采访中反复提到这一点，他写“小时代”系列，是为了“要记录下这个时代，无论是好是坏”。说到底，“上海的影像”，便是“小时代”区别于郭敬明以往作品的“新鲜的东西”，是那“广阔的社会与人生”的一个抽象化代表。

　　可以说，上海和北京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受文人青睐的城市。文人们总喜欢用“魔都”和“帝都”称呼两者，因为这两座城市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境况，最为复杂，最耐人寻味。上海是中国现代化最早的城市，从1880年代一直到1949年前，这里是一个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地方，“它是东方巴黎，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这里洋人横行，洋货充斥；这里具有浓郁的西洋风情。”这样的上海令人着迷，只是，“十里洋场”说到底是殖民地的畸形产物，是一个充满屈辱的符号。文人一方面迷恋上海风情，可是内心又有挥之不去的痛楚和悲凉感。19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虽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高，但是却准确传达出对上海的感受——它现代，但是它冷漠；它看似温柔，但其实又无比残酷；它让人有光鲜外表，但内里却又那样千疮百孔。这种对上海的复杂感受始终为后继文人所传承。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总有一种末世前的苍凉、世故和冷漠。“海派作家，又见传人”的王安忆笔下的《长恨歌》，这座城市，顾自辗转变迁，从来不会为小人物的命运驻足。传统作家着重表现出这座城市的繁华中的落寞、落寞中的繁华——这构成了海派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表面上，郭敬明一直努力地在“小时代”中营造“海派文学”的氛围(且不论这一“营造”多么刻意)。首先是对资本的批判。上海再次融入跨国市场资本主义的全球潮流，成为国际上顶尖的大都市，它洗去了往日的耻辱，可是，更为彻底的资本运行让它愈加冷酷无情。在资本高度发达的时代里，资本的运转固然可带来社会的繁荣，但是资本的逻辑往往深入到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一切以“价值”为衡量标尺，那么，人的情感与价值便贬值了。顾里与顾源的爱是建立在“等价交换”之上的，“我”和简溪的误会起源于宫铭的钻戒，起源于对“我”对宫铭这一冷漠的资本人的迷恋；席城与南湘、顾里的纠缠背后是金钱……一切人事背后都脱离不开“资本”那双巨大的手。其次，是作品中弥漫的一种悲凉感。按着“小时代三部曲”的顺序阅读下去，读者有一种一步一步靠近深渊的感觉。在《小时代1.0》里，“我”和唐宛如、顾里、南湘等还是无忧无虑的大学生，基调明丽轻快，“折纸时代”的命名，本来就意谓着这个时代的纯真、青涩而美好；《小时代2.0》“青铜时代”，告别校园，进入了灯红酒绿、物欲横流的上海，只是悲剧已经缓缓地揭开了帷幕；到了《小时代3.0》，生活已张开它那张血盆大口，各种矛盾冲突在这个时间爆发，阴谋、斗争、疾病、误会、死亡等一一降临。当故事行进到最后，郭敬明让各种误会一一化解，读者以为可以松一口气。可是倒数第二页，故事反转。现实中发生了一场灾难性的大火，让几乎所有主人公被那火海吞噬——他或她，经历了如此重重叠叠的艰辛和痛苦，好不容易才拥有短暂的安宁和快乐，可一场大火把一切都毁灭了。郭敬明的意图很明显，通过小人物的生存悲剧，揭示出这座城市的残酷与冷漠：

　　这是一个以光速往前发展的城市。旋转的物欲和蓬勃的生机，把城市变成地下迷宫般的错综复杂。

　　这是一个匕首般锋利的冷漠时代。在人的心脏上挖出一个又一个洞，然后埋进滴答滴答的炸弹。财富两极的迅速分化，活生生地把人的灵魂撕成了两半。

　　我们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窝里，我们微茫得几乎什么都不是。(1.0，第5页)

　　生活不太富裕的人们……穿行在冷气建筑起来的狭窄管道里，顽强地顶着恶劣的生存环境，征服着这个贪婪的城市。又或者说，其实是被这个贪婪的城市继续榨取着最后一滴生命的汁液。我们称之为“劳动力聚集”。……

　　这些肥皂泡般泛滥着彩虹光的白日梦，每天都笼罩在这个城市的上空，成为最美好也最肮脏的海市蜃楼。(1.0，第176-177页)

　　而现在，我每一次想到上海，脑海里都是一个浑身长满水泥钢筋和玻璃碎片的庞大怪物在不断吞噬食物的画面。它流淌着腥臭汁液的下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咀嚼，因为有源源不断的人，前赴后继地奉献上自己迷失在这个金光涣散的时代里的灵魂和肉体———这些就是这个怪兽的食物。(2.0，第221页)

　　这些富于抒情特色的段落遍布在“小时代”文本当中。不难注意到，这些段落“高度华丽、戏剧性、充满感情”，首先是不断强化着这个时代、这座城市的魔性，它那华丽的袍下面，是面目狰狞的怪兽；接着以一种强烈的对比和文学修饰的夸张，凸显“我们”的渺茫和无能为力，凸显个体在物欲横流、冷漠自私的资本高度发达时代的无所适从。这种情绪不仅仅极易打动读者，并且也形成了一种修辞上的批判效果———高度物质社会中，个性的被碾压。甚至，这种无所适从感，最后上升为一种“看透世事”的虚无感和沧桑感———似乎还颇有哲理和深度。

　　我想，以上的分析应该是郭敬明所期待的。他“处心积虑”地让作品显得“深刻”，没有理由不期待获得评论家和读者的啧啧赞赏。只是，我们自然不能因为小说叙述者“我”对上海来几段颇有“神韵”的“批评”便认为“海派作家，又见传人”。首先的一个判断标准是，这些“新鲜的东西”与小说的整体叙述口吻是否协调一致：它们是锦上添花，还是生搬硬套“装饰”上去的？

　　二、虚伪的“抒情”

　　前面已提到，小说采取了第一人称叙述，这里叙述者与角色“我”是高度重合的。如果郭敬明果真想通过叙述者“我”的讲述还原出上海的“复杂性”，叙述者“我”也应是复杂的。从创作设计角度上讲，他应着力凸显“我”在物质与灵魂之间的矛盾，凸显“我”在各种人事起伏中心灵的成长。可是，郭敬明并没有这样做，甚至，我们在阅读中惊讶地发现，当“我”说完那些批判性质的话回到现实生活中时，“我”恰恰是“我”所批判“魔都”上海的最典型的“异化”代表，骨子里对资本高度认同和迷恋。读者首先遭际的是“我”以一种怎样“羡慕嫉妒恨”的口吻表达对一大堆名牌产品的渴求，LV、DOLCE&GABBANA(D&G)、HERMES、GUCCI、DIOR、CHANNEL、PRADA……叙述者为读者们普及了一次奢侈品课程。文本中出现名牌符号也许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键是这些名牌符号已经深刻地嵌入文本肌理。我想这绝对是郭敬明的独创：他开辟了一种新的人物描写方法，即刻画人物时，不是刻画其外貌、神态、动作或语言，而是以其身上的奢侈品牌来进行定性：

　　站在我们前面的一个穿着Dior套装拎着PRADA包包的女人。(1.0，第18页)他穿着GUCCI的修身西装，浓郁的黑色。衬衣的领口上，那根白色的领带被一种巧妙的方法扎起来，我记得我在时尚杂志上看过，是今年流行的新的领带打法。(1.0，第83页)

　　我回过头，看见提着LV包包、踩着GUCC小短靴的顾里朝我们走过来。(1.0，第56页)

　　奢侈品代表着一切。“我”所秉持的逻辑与“资本”社会的运行逻辑是一样的，一切以商品的价值来衡量。奢侈品不仅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更延伸到个人的身份认同、尊严乃至品行：

　　我看着我面前重新出现的顾里，精致的妆容，一件COMME des GARCONS的小白裙子让她像一朵刚刚开放的山茶花，而我身上的那件only连衣裙，让我显得像是街边插在塑料桶里贩卖的塑料花……并且还有点褪色……(1.0，第188页)

　　而我，一个穿着Zara(并且还是打折品)的小助理，坐在他们的对面，生活平稳，无所牵挂，除了刚刚失去了一个谈了好多年的男朋友和死了一个刚刚开始交往的信男朋友之外，我的生活真的很好，没什么好值得担忧的。(2.0，第58页)

　　“我”的自卑自怜仅仅是因为“我”穿着一件相形之下较为廉价的衣服，虽然，only服饰在中国已经算是中高档商品。

　　但“人的价值=衣着的价钱”，比别人穿得便宜永远是可耻的。引文2那“并且还是打折品”的注释近乎神来之笔，这个段落本是叙述“我”失去了简溪与崇光之后的一种麻木的生活状态，可是“我”下意识里却还在意“我”穿着的是打折衣服。一方面是人生最重大的生离死别、是人生中两个“我”最爱的和最爱“我”的男人的离开，一方面是最日常的穿着打扮，却被不无戏剧性地组合在一起。

　　“小时代”里的顾里，可以说是这种资本逻辑登峰造极的体现者和发扬者。她是大上海要样貌有样貌、要才干有才干的富二代，她只有两个兴趣爱好：赚钱和买奢侈品，并对此达到了一种变态性的痴迷态度。她衡量一切，都是以“金钱”为标尺：“像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转换成标好克数的砝码一样丢到天平上去衡量的东西，任何的情感，都能用游标卡尺去测量到小数点后第三位。”不妨举两例：

　　南湘深吸了一口气，握着顾里的手，悲痛地继续说，“这家店，在浦东！顾里，你可考虑清楚了！”

　　顾里面容惨白，忧心忡忡，“一出中环，我会过敏的。”

　　我怜悯地抱住顾里的肩膀，“坚强点儿！”(3.0，第138页)

　　“话说回来。七星滑雪场在哪儿？闵行么？好恶心……”

　　“不，在闵行外面。七宝！”我非常同情顾里，她每次坐车只要出了中环，就会呕吐。“谢谢你把我弄得更加恶心了。七宝？你要出远门怎么不告诉我呀，我可以让公司帮你订折扣低的机票！”她愤怒地挂断了这个来自上海外环郊区的电话。(1.0，第275页)

　　这里：在顾里看来，出了上海市区的一切地方，都是贫困的，而贫困的地方，便是低劣的，令她恶心的(想起了2009年有人在上海《新民晚报·社区版》发了一篇小文，里头说到一句“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立即被网友愤怒地人肉搜索，成为轰动一时的“上海话事件”。可是顾里将上海的浦东、闵行等如此诋毁，“小时代系列”照样在上海风生水起。而“我”对于顾里这样的“资本人”，心理上是彻彻底底的膜拜，每次当“我”叙述顾里时，那故作讶异的语气充满着炫示。“我”一直羡慕顾里，但却无法企及，其最终结果是嫉妒与仇恨的根苗疯狂地生长。虽然“我”总说自己和顾里姐妹情深，但“我”潜意识里从未放弃过报复顾里的努力，一旦报复成功后，“我”立即感到一种邪恶的快感：

　　我笑了。我看向顾里，我想要看到她崩溃的样子，我想要看到她那张精钢铸造的脸上写满了挫败、失落、屈辱……(3.0，第114页)

　　对于南湘，“我”的感情同样如此，“我”与南湘感情深厚，是因为一直以来南湘过得比“我”惨得多，可是当她一旦飞上枝头变凤凰，嫉妒之火便席卷“我”的内心，“我”不惜以最残酷的言语刺激和伤害她。———不仅仅是人的尊严、价值等被物化了，连同感情也被彻底物化了。这时，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我”时不时抒情一下，说什么“资本是万恶的源泉”“大上海真可恶”“我们的真情可以对抗物质”大意的话；可实际上“我”对物质充满偏执，资本逻辑根深蒂固。说到底———并不是资本碾压了“我们”，而是“我们”的贪婪和欲望让我们“自作孽不可活”。

　　此外，虽然“我”总在每一章引言或开头“批评”一下上海的贫富差距，可最后是“我也可以非常平静地面对眼前的情况：我现在坐在学校图书馆下的咖啡厅里，和顾里、Neil一起悠闲地喝着拿铁”。并且“我”也追随着顾里对“穷人”进行各种旁敲侧击的侮辱。“我”一方面似乎对金钱渗入人际交往、日常生活每个角度“深恶痛绝”，可是小说中每次出现危机，总是用金钱来摆平。《小时代3.0》的故事末尾，顾里财务危机的解决竟然是她终于找到父亲藏着的一堆黄金———她一下子成了亿万富婆。前面层层叠叠铺陈的惊心动魄的商业阴谋，本应该有一个刀光剑影高潮迭起的结尾，可突然就一泻千里了。一笔飞来横财就逢凶化吉、无所不能了。看吧，果然金钱是万能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小时代三部曲”其实是一个断裂的文本，其断裂在于叙述者的分裂。当她作为“深刻”的“传声筒”时，她是一个高高在上、具有深刻悲悯情怀的人物，“小时代”立即升华为：一群男女青年，他们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是怎样为上海这座城市所把持和操纵，他们尽管努力地恨，努力地爱，努力地生活，但终究只是这个时代中渺茫的存在，某个瞬间就灰飞烟灭了。可事实上，当她作为故事的参与者、作为自足的叙述者时，她所秉持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她所讲述的故事，无非是一群上海的男女青年们，怎样因为金钱和名牌而奋斗，又是怎样因为它们而撕破脸———一群拜金主义者的悲喜剧。可是，这两种语调和逻辑完全不同的话竟然出自同一个人的口中。怎一个乱套了得？

　　终究，郭敬明那些颇具“海派”神韵的“深刻批判”是多么虚妄。我想他也许有过努力的，他大抵读过不少海派小说，也听说大部分人对这座城市的感情总是“爱恨交加”的复杂，他想把这些写出来；只是，作为最上层的人物，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和二流的写手，他更熟悉的，或许是这个城市的摩天大楼，是风光华丽的夜生活，是那些贵得吓人的名牌，是时尚风潮。他既缺乏波德莱尔的勇气，更没有波德莱尔的才华和深邃，他把握不住上海的复杂神韵，也无法体悟到“震惊”，他那些发达资本时代的抒情，并无深刻的批判和反思；恰恰相反，因为骨子里对资本高度认同和疯狂迷恋，他谱写的恰恰是资本至上的颂歌、是资本无所不能的颂歌。“小时代”里描写的那些阴谋与斗争、那些爱恨情仇，都是发生在上流社会某几个富人之间充满戏剧性、“闲得无聊”的“勾心斗角”，与真正的苦难、与时代夹缝中的痛楚、与灵魂内部痛苦的挣扎，有着太遥远的距离；因此，郭敬明只能诉诸危言耸听的阴谋、突如其来的死亡和一些华丽空洞的语言来渲染悲剧感。只是，这一切说穿了，既造作又拙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