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在赵构的统治下变成什么样了（本该代表宋朝与金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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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八年(1138)五月二十九日（癸丑），一封紧急诏书由快马送交到鼎州知府衙门，诏书内容为催促马扩尽快赶赴临安行在。

何事这般紧急？

原来，当年高宗即位后，曾一厢情愿地要与金朝议和，“选能专对者使金”。

1、宋金和谈的背景

无奈金人非要灭宋室而后快，无论是立张邦昌为“楚帝”，还是扶刘豫为“齐帝”，总是想要取代赵宋社稷。高宗朝廷不甘就此“沦落”，便赶鸭子似的派了一拨又一拨使者，如王伦、宇文虚中、魏行可、洪皓、崔纵、张邵等人“相继入使”，但金人根本不买账，“皆拘之”。

其中王伦、洪皓等人算是幸运的，若干年后被放回，而宇文虚中等人终究有去无回，死于金人之手。多年来，金人始终倾力对南宋的军事强攻，以致高宗一直处于求和而不得的困苦之中。

绍兴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己酉），金人派了使者李永寿、王诩来见高宗，“二人骄倨”，毫无和谈诚意，竟然与秦桧重返南宋时向高宗建议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口吻毫无二致地提出：“求尽还北俘”，即以河北人还于金国，中原人还于刘豫。

结果，身为“北人”的高宗与其不欢而散。绍兴五年正月金太宗病逝，完颜合剌（汉名亶）即位，是为金熙宗。这以后，粘罕的势力渐渐衰落，而由挞懒取而代之主政。随着金军在战场上的屡屡失利，宋金战争初期的金强宋弱的形势已经被颠覆，转变成宋强金弱的局面，金朝被迫开始调整对宋策略，宋金关系也随之渐生变化。

绍兴七年十一月，金朝废弃刘豫伪齐政权。随后，挞懒通过宋使王伦向宋朝传递了和议的信息。绍兴八年初，王伦再次使金，就金朝废豫一事向金熙宗致谢，并“致上旨”，请求将原刘豫辖地河南和陕西之地还给南宋。“金主始密与群臣定议许和”，原先只知诉诸武力的金人终于接受了宋人的议和请求，派使者前来临安和谈。

而金朝这次派出的正使不是别人，就是“海上之盟”到“靖康之变”之前屡屡与马扩打交道的撒卢母。

绍兴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丁未），金使撒卢母等人与王伦等宋使一起到达南宋境内。撒卢母没有忘记在宋朝还有一位曾经相与折冲的对手马扩，“初入境，数问扩所在”，急切之色，溢于言表。王伦随即向高宗奏报，认为撒卢母是当初“海上之盟”参与缔约的重要人物之一，与马扩很熟，所以请朝廷速招马扩赶赴行在，“恐须使令”，也就是需要马扩人在谈判现场，以备随时差遣、使唤。

金使来访，对高宗朝廷这是何等的大事！现如今金使数次提及马扩，颇有想要叙旧的意味，同本朝倡议和谈的调子似乎也比较合拍，这种要求理所应当要尽力满足。于是，高宗赶快派人传令，急招马扩赶赴临安。

另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高宗愿意让马扩与撒卢母会面，说明高宗有意通过马扩与撒卢母的交谊，急于将宋金和议之事确定下来。金人派遣撒卢母使宋，并于后来与马扩谈论还算融洽，说明金人也有与宋议和的愿望。

六月，马扩赶到行在时，撒卢母等人已经先一步到达临安了。马扩随即奉命前往使馆会见了金使。

2、马扩的“故人”

相距上次在太原金使最后通牒似的会谈，马扩和撒卢母这两个老相识也是老对手时隔十二年以后，终于在临安再次碰面了。双方很自然地就叙及了当年“海上之盟”时两人之间的“相见之好”。

说着说着，马扩有意无意伸出手来，扳着手指头——列举金朝各位开国重臣的小字，询问撒卢母这些人是否安康。撒卢母跟着马扩的思路，对提及的人也——“举其封谥之号”作了回答。

马扩和撒卢母一起提到的这一大串人名足以构成一份可怕的“死亡名单”。

金朝已故开国元勋中，除了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外，与马扩打过交道或比较知名的人有：

当年将第一次使金的马扩称之为“也力麻立”的粘罕之父撒改，早在天辅五年(1121)即已去世；

宋金战争爆发后，曾经在真定府两次劝降马扩的金军东路军元帅斡离不病逝于天会五年(1127)；

围剿五马山寨并参与攻击马扩于清平的大将阁母死于天会七年(1129)；

粘罕部下的名将、曾经擒获辽朝天祚帝的娄室死于天会八年(1130)；

金太宗吴乞买病逝于天会十三年(1135)，金主病故，这已是马扩见到的第二位了，而主持五马山之战和清平之战的金军东路军副元帅窝里嗢也死于这年；

多次与马扩当面对话的堪称金朝一代枭雄的粘罕，一年前（天会十五年，1137）在金朝的一场内讧中，先是其亲信高庆裔等人在六月被金熙宗处斩，接着他本人也于七月被熙宗以“阴怀异议”等罪名秘密地“缢于狱”，死得够冤够惨的。

反观宋朝一方，以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谓的“渡江后名将”为例，在韩世忠、曲端、吴玠、吴璘、郭浩、张俊、刘锜、王躞、刘光世、杨存中、赵密、苗傅、岳飞和王彦等人中，到此时也只有曲端和苗傅死于自家人手上，杨惟忠病亡。

宋金双方自开战以来就名将名帅作古率一项的比拼，金人显然是“当仁不让”了。

撒卢母是一名机警的人，他在与辽人和宋人的谈判中似乎从未吃亏过，但现在，他在向马扩恭敬作答中突然感到了一种不安。

一则，马扩提问而自己作答，感觉自己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位置，这与他的上国天使的身份不符；

二则，马扩一个个点着金朝首领的小名，大谈当年他们的相遇之事，显得与其交情深厚，似乎有意无意地在自己面前摆老资格，小看自己；

三则，马扩所问之人多数早已作古，令撒卢母回想起当年金军启动侵宋战争后，自己最后一次在太原和马扩谈判时，马扩曾经毫不含糊地说过一句话：

“看来贵朝听信狂悖之言，却把本朝当作残破没落之契丹辽朝看待，只恐怕以后贵朝自己蒙受之祸患也会不小啊！”

如今对照事实，似被马扩不幸言中。至于撒卢母自己，后来于天德二年(1150)被完颜亮缢杀，成为金朝内部政治纷争的又一个牺牲品，也是死得一文不值。

3、不合时宜的《奉使录》

马扩有意无意地给撒卢母好好上了一课，使他备感不安。两人这次相聚后不久，撒卢母就探听到南宋朝廷中有人提议让马扩奉使金朝。这是一个确实的消息，撒卢母立即感到不妙，他已经开始惧怕马扩对他的小看，而对于一直以来在宋金谈判中占据上风的金人来说，这绝对是不能接受的。

于是，撒卢母施展了诈伪之术，向宋朝声称，马扩早年经常往来奉使，金朝中人对他甚为敬重，今日倘或再遣马扩奉使，“恐必见留”。幼稚的高宗朝廷竟然轻易就被撒卢母骗过了，对这几句话深信不疑，遣使马扩之事就此打住。

后来在七月份，高宗朝廷决定以王伦为奉迎梓宫使，蓝公佐充奉使大金国兼奉迎梓宫副使，使得马扩失去了最后一次奉使金朝的机会，从此再无折冲樽俎于金朝之庭的可能，在其人生经历上也是一大损失。

这次与扮演议和角色的撒卢母会面，对马扩来说也许是一种“刺激”。

尽管两人相见的时间非常短促，但撒卢母这次的恭敬对答与当年金人败盟时他在太原对马扩等人咄咄逼人的态度，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可能就此促使了马扩决定要将自己当年奉使金朝的经历公诸于世。

马扩这次见到撒卢母之后，可能就没有再回湖南鼎州了。金使撒卢母回去后不久，在八月七日（庚申），朝廷重又任命马扩为沿海制置副使。与上次驻军明州不同的是，这次是“镇江府置司”，又回到了绍兴五年措置军务的老地方。

马扩调任沿海制置副使的朝旨下达后没有几天，八月十一日（甲子），宰相赵鼎向高宗奏报：“今有亲卫大夫、利州观察使马扩送到《奉使录》一部，专记当年‘海上之盟'结约金人夹攻辽朝之事。”马扩不可能在六月与撒卢母相见，八月就将一部比较完整记录“海上之盟”的《奉使录》提交给朝廷。

在这次赴临安行在之前，他肯定已经有了一部相关内容的底稿，《奉使录》当为其中的一部分。而之所以要在金朝第一次正式与南宋和谈的这个时候进呈朝廷，不但包含了一种以史为鉴的劝诫，更表明了马扩反对和议的鲜明态度。

这种态度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建立在他对惨痛历史教训长久思考的基础上的。

然而，这时候的高宗正热衷于同金朝实现来之不易的和议之局，马扩的这个《奉使录》竟然提到要“剿除”大金，对正在和谈兴头上的高宗而言简直就是“违逆”之言。

赵鼎这厮也是一个“糊涂”宰相，居然不予把关就直报上来，让人好不气恼！

于是，高宗对赵鼎劈头就是一阵训诫：

“人君不当有此心！臣下不当进此说！外国之与中国，如阴阳消长，岂能偏废？若可剿除，汉唐之君行之久矣。”

高宗对《奉使录》的批评，凉透了马扩一颗报国的心，他似乎已经看到，大宋从此将偏安南方半壁江山，不会再行奢谈什么枕戈待旦，恢复进取；曾经的故土永将朔风猎猎，胡骑啾啾：远在敌国的眷属也将天各一方，永被奴役。

至此，马扩已经非常清楚自己一直为之效忠和拼搏的王朝，它的志向、追求和价值观，已经和自己完全处在了一个背道而驰的境地。

于是，马扩愤然作出决断，向朝廷提请辞去任命时间还不到一个月的沿海制置副使一职。

4、马扩最后的日子

马扩是抱着退居赋闲的目的向朝廷提出“求退”辞呈的，但他回到湖南后，似乎仍有很多事情要他费心。

绍兴九年(1139)六月，上任不久的湖南安抚使、知潭州谢祖信找到马扩，向他讲述了当下在武冈军（湖南武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造反事件，一名叫杨三天的土著首领起兵反叛，官军一时奈何不了，“叛军”声势浩大，竟然“势摇荆湖”。谢祖信希望马扩能为他出个主意，想个办法，摆平杨三天。

于是，马扩推荐了一名叫张球的武将，建议让他领兵去对付杨三天。谢祖信采纳了马扩的意见，上奏朝廷提请以张球知武冈军。张球上任后，果然战败了“叛军”，擒获了杨三天，连其“巢穴”也一并给端了。

马扩在随后的金人败盟入侵，到最后宋金再次议和并签订和约的过程中，征战也好，外交也好，高宗朝廷均未再次起用他。国家有难，而马扩却报国无门，空有一身军事才能和外交历练，空有恢复故土的雄心壮志，始终只能做一名“观棋不语”的看客。

终于，他厌倦了这个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王朝，“累乞宫观”。所谓宫观即“宫观使”的省称，原为宋朝崇奉道教而设，由前任宰相或现任宰相充任，后渐成朝廷安排闲散官员以及退休官员而用，无实职，也不必往其处供职。绍兴十一年五月五日（壬寅），高宗下诏“特依所乞”。马扩“如愿”请到宫观使一职，也即意味着他在宋朝军政大舞台上正式谢幕而退。

马扩退出政治舞台以后直至他去世的十年时间里，终老归宿于何地，具体生活又如何，没有任何记载。而事实上，湖南之地对马扩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马扩“南渡”以后在湖南经历非浅，“苗刘之变”后贬官谪居在湖南，第一次复出成为吴敏的幕僚在湖南，第一次作为一名地方长官在湖南，而重要的是他在绍兴八年退居“二线”时也在湖南。所以，似乎有理由推测马扩退休以后仍在湖南。

绍兴二十一年(1151)，金朝扩建燕京城，调集各路工匠修饰宫殿，开始着手将其政治中心从上京会宁迁至燕京，这也意味着金人对于南宋政权仍然心存“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念头。同年八月，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去世。到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己丑，公元1152年1月31日），马扩终以“亲卫大夫、利州观察使”之衔，与世长辞。

在庸庸碌碌者挤挤挨挨的《宋史》列传中，没有马扩的传记。这也从一个方面暴露出《宋史》纂修者工作的粗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的《渡江后名将皆西北人》一节，讲述到韩世忠、岳飞等十九名南宋初期的将帅，其中唯马扩和王躞二人《宋史》无传。

明代嘉靖年间柯维骐编撰《宋史新编》，也未补其传记。直到明末崇祯年间钱士升撰写《南宋书》时，才注意到应该补写马扩传记，“旧史无，今增入”。马扩算是第一次在史传中有了一席之地。但《南宋书》中的《马扩传》记述非常简略，一鳞半爪，无头无尾，不成条理，严格地说，根本不能称作“传记”。

马扩在诸史记载中的遭遇可以表明，他在生前并不讨人喜欢，身后也不为大多数史家所重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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