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最终结果（郭沫若这篇文章）

1948年2月10日，文豪郭沫若写完了他那篇酝酿多时的文章《斥反动文艺》。

此时这篇文章中被形容为“作文字上的裸体画，作文字上的春宫图”的“桃红色代表”沈从文一家正在北平，当时的他还在做着靠版税养活自己的作家梦。

1948年5月，郭沫若这篇《斥反动文艺》在香港被发表。发表初，沈从文虽然有所耳闻却并未太在意，他只将它当做一般的文艺批评作品。他甚至还多少觉得，这仅仅是郭沫若对自己曾批评他“不会写小说”的回击罢了。

当年年底，北平和平解放，沈从文在写给大哥的信里写到：“能到乡下二三年，写十本八本书，比教书有意义得多”。由此可见，此时的他依旧沉浸在梦里，并不知道一场因为郭沫若那篇文章引发的巨大灾难正在走来。

第二年年初，新政权还未建立之时，已决定举家留在北京的他便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的作品已被宣判了死刑，而他的作品被判死刑的原因，则正是因为郭沫若批评他的那篇《斥反动文艺》。

郭沫若与沈从文

当这篇《斥反动文艺》以大字报的形式被张贴在他所执教的北京大学时，他才细读起这篇文章来。在读到“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时，沈从文惊出了一身冷汗。到此时，他便也明白了进步学生高喊着的“打倒新月派、打倒评论派，打倒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意思了。

郭沫若这篇文章根本不是一般的文章，而是一篇“划线文”，他划的这条线以内便是反动派。这就意味着，在文中被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的郭沫若重点点名的他，已因其作品《看虹录》（又名《摘星录》）被划成了反动派。

“打倒沈从文”的声音响彻校园之际，整个沈家都震动了。当时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年仅14岁，因为好奇他第一时间跑到了校园里查看究竟。也是这时起，他知道了《斥反动文艺》，也第一次意识到“桃红色”三字将可能对父亲和这个家造成巨大影响。

即便当时年岁尚小，沈龙朱也已能读懂《斥反动文艺》上的字眼了，他看到郭沫若写父亲时形容其为：

“在抗战初期全民族抗击日寇生死存亡之际，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高喊着‘作家不要从政’”。

沈龙朱虽然不懂这些究竟是何意味，又是否是事实，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但他也已隐隐觉察到：父亲似乎“犯错”了。

沈从文全家福

很快，沈龙朱的猜测便被证实了：连母亲也开始对他怨怼，整个家里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只是，当时的沈朱龙并不知道，母亲张兆和之怨怼父亲沈从文，更多的不是他的“桃红色”作品，而是因为：这被定性为“桃红色”的作品原型乃是他们婚姻的第三者高青子。

原本，张兆和就对他和高青子这长达十年的婚外情非常不满，所以，在得知丈夫是因为把与第三者的性经历用艺术手法写在《看虹录》里而被批判时，她心里怎会没有怨怼。

也是到此时，一向清高的张兆和才知道这个《看虹录》里的“虹”就是高青子，他们在一起时，她在沈从文辅导下出版的小说集就叫《虹霓集》。所以，这个《看虹录》几乎就是写给高青子的。

没有一个妻子在面对这样的事实时心里会不膈应，何况是家室、才貌等各方面都绝佳的张兆和。张兆和即便能理解沈从文的外遇，也绝理解不了他把外遇经历写成小说的事实。

外界的打压，加上妻子的怨怼，沈从文很快便撑不住了。

1949年初，沈从文第一次尝试自杀。第一次自杀时，沈从文将手伸到了电线插头上，可这次自杀因儿子发现并及时拔掉电源而失败。

沈从文人生的第二次自杀发生在1949年3月28日，这次，沈从文将自己一人锁在屋里用刀片割开了手动脉和脖子的血管，为了能让自己不被救，他还喝了一些煤油。

这一次，沈从文再次被救，这次救他的是妻子张兆和和儿子，当他们破窗而入时，沈从文已经鲜血四溅。

这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沈从文都一直待在精神疗养院里。送走沈从文后，张兆和便立刻动身去华北大学深造了。张兆和在这个节骨眼上去深造，多少是她内心痛苦后逃避的结果。

左二为张兆和

这以后，沈从文在现实的残酷碾压下，放下了笔不再写作。支撑他活下去的，是妻子张兆和。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便是：三三（张兆和小名）一定会回到自己身边。

沈从文的这个信念，和他最初拼死追求张兆和时的信念一样强。

之后不久，沈从文被迫离开了北大国文系的教学岗位，转而进入了北平历史博物馆任职。沈从文当时被分配到了博物馆陈列部内容组工作，他的日常工作是负责打杂。

有时候，他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有时候，他编写文物说明，有时候，他也要抄写文物卡片。

因为郭沫若大笔一挥给的“桃红色”标签，即便是在博物馆里，沈从文也无时无刻不受到冷遇。

从踏进博物馆那刻起，沈从文被边缘化的后半生便已注定。后来，沈从文当时的同事杨文和在谈起沈从文时说：

“馆里有一段时间对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绪低落。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我曾听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

在被边缘化的日子里，沈从文每日在送走参观百姓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光。对于这段岁月，沈从文自己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明白我生命是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后来，后生陈徒手在一篇名为《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写到：

“一方面是高大建筑对人的压迫和威慑，另一方面，又是沈从文孤寂落寞的身影。”

可以说，郭沫若一篇批判文，直将沈从文从天才文学家的神坛打入了地狱。这样的结局，出乎沈从文的意料，也超出了郭沫若自己的想象。

左一为沈从文右一为张兆和

自古“文人相轻”，可郭沫若所为下沈从文这境地，已不仅仅是“相轻”的概念了，它已经相当于“相杀”。

《斥反动文艺》被发表后，众叛亲离的沈从文彻底消失在了文坛，整个文坛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实际上，此间封笔的他不仅不再写作品，甚至连文学作品也不再看了。

沈从文只一心研究文物艺术，他将全部的心血都用在了文物研究上。

1960年，一部名为《龙凤艺术》的图书被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的内容涉及织金锦、染缬、明锦、传统装饰纹样、民族工艺、铜镜、瓷器等。很难想象，这样一部专业性极强的历史文物研究书籍，其作者竟是写下《边城》等不朽小说的天才作家沈从文。

1969年，依旧因为被定性为反动派的缘故，沈从文被下放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期间他的主要工作是打扫女厕所。

沈从文的境遇越发难了，可世人却发现，他较之以前却更加乐观了。原来，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因为：他和妻子张兆和的感情在时间的推移下，慢慢有了缓和。

张兆和一生极少向沈从文表达“我爱你”，可她心里却一直装着沈从文。她虽然曾在丈夫出轨后有过怨恨，可她对他终也是情深义重。

时间终究是个好东西，时日越久，曾经的伤害便也慢慢被抚平了。张兆和终究再次原谅了丈夫，她开始给他回信。

张兆和二姐张允和一次来看打扫女厕所时的沈从文时，年近70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宝贝似地捏在手里对二姐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完，他便像孩子似地哭了起来。

感动的哭，从来只会让人强大，这场哭泣后的沈从文终于完全拾起了生活的信心。

沈从文在重拾生活信心后再次动了创作小说的心思，这次，他想写的是以妻子张兆和自己感情为蓝本的小说。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这部小说终未被写出。

1978年，沈从文被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他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这部作品成为了奠定沈从文在文物研究领域的代表之作，行到此时，沈从文也真正从一个作家成功转型成了历史研究专家。

而此时，他和妻子张兆和的感情也慢慢回温，他和她依旧是世间普通恩爱夫妻的模样。

不得不说，沈从文因为郭沫若那篇《斥反动文艺》而封笔，无疑是文学界的损失，但对于他的整个人生而言，那次磨难，恰是他人生的新篇章的开始。

福祸相依，自古如此。可叹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