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发生了什么（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研究美国20世纪60年代文化的《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这样写道。

1969年八月的夏天，全美国的年轻人都在涌向一个叫贝塞尔的小镇参加音乐节。小镇的居民担心成群结队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欢会是一场灾难，会彻底毁掉自己的家园。因此在音乐节开幕前一周，当地居民联名请愿，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他们声称为了保护家园，会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墙，以阻止嬉皮士们的到来。

最终，这个原本计划10万人参与的音乐节吸引来了50万人参加。从纽约通往音乐节现场的17B号公路上， 迎来了一场纽约州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堵车。但是在整个音乐节举办过程里，没有任何暴力事件发生，摇滚乐让年轻人享受了三天极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们相亲相爱，非暴力维持了爱与和平。

伍德斯托克音乐艺术节是60年代最著名的摇滚音乐节，而它的组织者却是四名毫无经验的年轻人。

四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相遇了

1968年，乔尔·罗森曼（Joel Rosenman）和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两个人在《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上登了一则奇怪的广告：“（我们是）拥有无限资本的年轻人，正在寻求有趣、合法的投资机会和商业建议。”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乔尔·罗森曼，父亲是有名的牙齿矫正医生，约翰·罗伯茨从常春藤大学毕业后继承了家里的药店和牙膏厂。两名多金的年轻人决定拍情景喜剧，并自己担任主角。他们为了给喜剧征集新点子而刊登了那则广告，结果收到5000封答复。其中一封则促成了后来的音乐节。

迈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考菲尔德（Artie Kornfeld）是两个年轻的嬉皮士，他们建议在纽约城以北150公里处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间新的嬉皮士录音棚，为当地音乐人制作专辑。那里有当时的一流乐手，像鲍勃·迪伦（Bob Dylan）和班得乐队（The Band），他们已经打下了音乐的基石。

有利可图？还是异想天开？

拍喜剧是爱好，可以不计回报，而录音棚却是一种商业投资，两个名校毕业的精英经过权衡，决定四人合开一家“伍德斯托克风险有限公司”，共同办一场户外摇滚音乐节。

之所以是一场音乐节，而不是录音棚，是因为据统计，1967年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乐节总共吸引了2.5万至9万人参加，乔尔·罗森曼和约翰·罗伯茨认为，以每张票6美元计算，只要卖出2.5万张就能盈利，如果能卖出9万张简直就是赚了。

可见，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一场以利益为出发点的商业活动。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说：“摇滚乐变成了一个极其有利可图的庞大行业，几乎专为'青年文化'服务——这是一个以1950年以后富裕的美国社会为基础，由11岁至25岁青年人组成的新市场。”

各种意外

音乐节最初的举办地定在沃克尔的一个老工业园里，但就在开幕前的几周，在已经售出一万多张门票、购买了总计两百多万美元设备的情况下，当地的抗议活动迫使工业园区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诺。因为成群结队的嬉皮士、酒精、毒品和狂欢……小镇的居民认为即将举办的音乐节就是一场灾难，会彻底毁掉自己的家园。“和平与音乐”的口号也让小镇官员心有余悸，他们害怕会引来反战示威游行。最终，沃克尔方面以“音乐节布置的移动厕所不符合本地规范”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许可证。

就在四个年轻人焦头烂额的时刻，埃利奥特·提伯（Elliot Tiber）向他们抛来了橄榄枝。在埃利奥特·提伯的帮助下，他们与牛奶制造商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以三天75000美元的价格达成新的协议。消息一出便引发了各地的疯狂骚动，雅斯各的农场也即将变成巨大的欢乐海洋。

平面艺术家阿诺德·斯科尔尼克（Arnold Skolnick）为音乐节设计了海报——一只鸽子单脚栖息在吉他的琴颈上，象征着“三天的和平与音乐”。但音乐节并没有给四个年轻人带来和平。音乐节开幕前一周，当地居民联名请愿，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他们甚至扬言会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墙，以阻止嬉皮士们的到来。

最终，这个原本计划10万人参与的音乐节吸引来了50万人参加。从纽约通往音乐节现场的17B号公路上，将近25公里长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误长达8小时。记者站在动弹不得的车辆之间，说：“欢迎来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车场。”——这是纽约州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堵车。

收获“爱与和平”

人们穿过满目疮痍的破围栏，也穿过组织者失败的印记。音乐节开始不久，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便宣布，这个地区已经进入混乱状态。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的后勤，被堵的水泄不通的小路，狂风和暴雨导致的泥泞，迟到的歌手和安排混乱的日程……唯一准备齐全的便是各色毒品和酒。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这座规模相当于波士顿市总人口的“嬉皮士城市”里，一种比毒品劲头更大的东西在人群中引起亢奋：一群人自发的相互分享、给予和关照的精神迸发了出来。因此在整个音乐节举办过程里，没有任何暴力事件发生，摇滚乐让年轻人享受了三天极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们相亲相爱，彼此共情也彼此依赖——不用暴力维持的爱与和平，在这里被证明是行得通的。

后来，这场音乐会因纪录片《伍德斯托克》而传世，影片不仅获得了1971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还让当时陷入财政危机的华纳公司依靠此片起死回生。对于196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当时的媒体无法命名他们，直到这部纪录片问世，他们才被定义为“伍德斯托克世代”。

毫无疑问，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不仅是美国音乐史的标志，也是美国历史本身的标志。在20世纪60年代最后一个夏天的最后一个月，成千上万充满希望、乐观的年轻人走到一起，定义了他们这一代和他们所处的整个时代。每个人都不会忘记伍德斯托克是为音乐而生的，尽管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场范围更广阔的艺术盛宴。历史学家巴特·费尔徳曼在评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时说道：“人们在这里经历的是一个一生中绝对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复杂，无法复制，如同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时至今日，英国的格拉斯顿伯里、美国的波纳若，以及中国的迷笛等各种摇滚音乐节仍然承袭着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形式，但其精神内核与伍德斯托克已大相径庭。前《滚石》专栏作家戴维·道尔顿曾说：“这一切就像是一场奇特的幻想，如今的人们再也不可能抱着改变世界的幻想去参加音乐节了。”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东方IC

参考资料：

The Complete, Unadulterated History Of 1969’s Woodstock Music Festival —— Marco Margaritoff

《时间旅行者手册：从维苏威火山爆发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英)约翰尼·阿克顿,大卫·戈德布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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