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失控的后果（失控的权力争夺）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厮杀。有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战争阴云；也有波云诡谲、尔虞我诈权谋操纵。但是，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沦落到以争权夺利为主色调之时，那么不管是哪一方胜利其实都是在不断消耗着这个国家的生机。

网图，侵删。汉桓帝刘志剧照

公元159年九月九日，汉桓帝延喜二年八月丁丑日，这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这一天，汉桓帝终于可以挺直腰杆，走上皇帝的宝座，行使自己作为东汉帝国的主人十几年不曾享受过的权力。因为这一天，汉桓帝借助宦官势力成功消灭掉权倾一时的“跋扈将军”梁冀，夺取了帝国的最高统治权。

按照历史剧本，此时的汉桓帝所做的应该是扫清寰宇，励精图治。但是，作为一个自幼就有“荒唐”美名的皇帝，在他掌权之后所做的就两件事：敛财与弄权。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回顾一下汉桓帝夺权的过程。

汉桓帝不满梁氏专权久矣，但是一方面苦于自己势力薄弱，另一方面又由于逆来顺受的性格让他无力改变。无力改变，索性就对梁氏听之任之。只是可惜，梁冀跋扈太久，甚至公然插手自己后宫的事务。这就彻底激怒了刘志，回想起前任汉质帝的早夭，刘志更是夜不能寐。他一生喜欢享乐，但是前提是自己必须能够保护自己。为了能够消除威胁，汉桓帝开始着手对付梁冀。但是孤掌难鸣，他该如何获得可以对梁氏集团一击制胜的势力呢？

为权臣所控制的皇帝大多数是无法相信外臣的，尤其是文官势力。对于皇帝来说，感情相隔太远，无法完全相信外臣。同时，对于士人阶层来说，他们对皇帝个人的依附性极小，不管是谁做皇帝，都不会妨碍他们做忠臣。所以，东汉皇帝在夺取权位之时，首先依赖就是自己身边的人。可以是娘舅外公，也可以说是小小宦官，却对气节为先的文官势力的忠心抱有怀疑。

• 因如厕，独呼小黄门史唐衡，问：“左右与外舍不相得者，谁乎？”衡对：“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史左与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资治通鉴第五十四卷》

趁着上厕所的空档，汉桓帝避开梁冀的眼线，得以向自己身边近侍探听与梁氏集团不和的宦官势力。这个举动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梁冀对于深宫之内的控制力度之强，但是汉桓帝还有任用私人的权力，两者之间相互还存在着一定的默契。第二，就是身为皇帝的刘志也非常清楚宦官势力的强大，因为虽然宦官是刘志目前所能依赖的唯一力量，但若是无法给予刘志足够的信心他也不敢将宝押在宦官身上。

• | ……于是帝呼超、入室，谓曰：“梁将军兄弟专朝，迫胁内外，公卿以下，从其风旨，今欲诛之，于常侍意如何？”超等对曰：“诚国奸贼，当诛日久；臣等弱劣，未知圣意如何耳。”帝曰：“审然者，常侍密图之。”对曰：“图之不难，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奸臣胁国，当伏其罪，何疑乎！”于是召璜、瑗五人共定其议，帝啮超臂出血为盟。超等曰：“陛下今计已决，勿复更言，恐为人所疑。”《资治通鉴第五十四卷》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看刘志如何将宦官势力拉进自己的阵营的。首先，就是在小黄门唐衡的引荐之下，见到了能够引为助力的单超、史左、徐璜以及具瑗四人。接下来，见到四人之后，刘志直抒胸臆，表达了对梁氏集团的不满，与宦官们在目的上达成一致。只是可惜，这帮宦官对于皇帝的想法并非纳头便拜，感谢皇帝的信任，而是保持着相当大的怀疑。正如他们所说，未知圣意如何，并且担心刘志心中摇摆不定。这一点可以看出，在情感上虽然皇帝更为相信宦官，但是宦官势力并非完全就是为皇帝所私属，他们本质上还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的私心和打算。这就是老书蠡一直喜欢强调的人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宦官的私心可能更重。面对这样质疑，刘志只得采取颇具江湖气的结盟方式“啮超臂出血为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在夺回皇权的道路上，刘志就已经将皇权放弃了。因为二者之间不再是一个整体，皇帝与宦官从原本的主仆逐渐演化成了一种盟友的关系。这种盟友的关系对东汉政府权力架构的破坏比其梁氏外戚势力的专权要更为严重。

接下来的故事我们无需多言，有了宦官势力的支持，刘志很快就消灭了梁氏集团，成为货真价实的皇帝。接下来，刘志要做的就是知恩图报。于是，他给自己盟友们全部封侯。

• 诏赏诛梁冀之功，封单超、徐璜、具瑗、史左、唐衡皆为县侯， 超食二万户，璜等各万余户，世谓之五侯。《资治通鉴第五十四卷》

宦官势力到此达到了一个高峰，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或者爵位上都有了远超外朝文官集团的地位。其中，单超更是获得了车骑将军的职位。这里的车骑将军可不是只是管管战车骑兵的将军，更不是一个普通的杂号将军。而是仅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的东汉军方第三号人物，掌管京城卫戍力量及宫廷护卫，与三公地位相当。只是单超功成之后还没来得及享受自己来之不易的权位，就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60年病逝。这样，所谓的“五侯”就变成了“四侯”。

看起来因为单超的去世，宦官势力似乎也就衰弱了。只是可惜，宦官非但没有觉得自己势力受损，反而更加肆无忌惮。

• |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资本论》中所引述邓宁格名言）

在这里对资本家的描述也可以适用在宦官势力的身上，前文中也说了他们帮助汉桓帝除掉外戚势力的原因并非是他们心怀忠义，而是他们出于私愤并且又想要借此获利的原始目的。因此，获得权位之后他们的第一选择并非是忠于职守，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不断扩张的私欲野蛮盘剥，不顾吃相。

宦官势力猖獗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简单的来看两个例子，第一个是电视剧例常见的“强抢民女”。徐璜（四侯之一）的侄子看上了李氏的女子，便向李家人强行索要，在遭到拒绝之后，竟然怀恨在心率一众官吏破门而入，将此女抢走“戏射杀之”，其残暴行径令人发指。当地的地方官东海相黄浮秉公处理，惩处了徐璜侄子，竟然还被汉桓帝责罚。第二个则是逼逃官员。史左（四侯之一）的哥哥左胜担任河东郡太守，下属皮氏县长京兆人赵岐，对此感到耻辱，当天便自动离职，西归故乡。唐衡（四侯之一）的哥哥担任京兆尹，他和赵岐之间向来有怨恨，于是逮捕赵岐的家属、宗族和亲戚，扣上重大的罪名，全部加以诛杀。赵岐只身外逃，走遍全国，后来隐姓埋名，在北海国的街市上以卖饼为生。安丘县人孙嵩，发现他不同寻常，就带他一同乘车回家，把他藏在夹墙之中。等到唐衡兄弟死后，遇到了赦令，才敢出来。

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整个宦官势力此时已经膨胀到了何等程度。首先是完全无视地方官的权威，肆意妄为草菅人命，甚至还获得了来自中央皇权的庇护。其次就是宦官的兄长担任了地方官，打破了宦官亲属不得担任官职的旧制。破坏了自西汉以来相对有效的官员选拔制度——“察举制”，这也加速了整个东汉吏治的崩溃。最后，宦官势力之大让一个曾有官职的人物不敢报灭家之仇，只能以卖饼为生。在为人解救之后也只能终日躲在夹墙之中，宦官威势“恐怖如斯”。

但是，这些宦官毕竟还是依托于皇权之上，当一个宦官势力让皇帝感受到威胁之时，必然引起皇帝来自皇帝的怒火。在梁冀的威胁下度过了十多年的汉桓帝对于权力更是无比在意。绝对不愿意再一次尝试大权旁落的滋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桓帝先是重用以侯览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宦官势力，分夺“四候”的权力，继而借他们残害人民的暴行，对他们进行打击。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司隶校尉韩演奏言左倌罪恶，言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桓帝立刻准奏，结果左氏兄弟都被迫自杀。韩演又奏具瑗兄具恭贪污罪，桓帝也下令征诣廷尉。 具瑷只好上还东武侯印绶，自己向桓帝谢罪。桓帝下诏贬他为都乡侯，后来死在家中。接着，桓帝又下诏单超、徐璜和唐衡的袭封者，都降为乡侯；其子弟分封者，一律免爵。这就是所谓的“一除内嬖”。

如果有人认为清除“四侯”势力，是汉桓帝下决心解决宦官骄横这一问题的征召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不管怎么样，作为皇帝的汉桓帝最信任的还是宦官。他所做的不过是换一个宦官集团，就像走了一个外戚还会有另一个外戚被皇帝扶持上台一样，侯览、曹节以及王甫等人又在刘志的安排下成为另一个当权的宦官势力。

当权力之争开始失控之时，每个参与权力游戏的势力都认为自己的是“屠龙的勇士”，但每个勇士最后都不可避免的成为新的“恶龙”。

侯览等人走上权力的宝座，们任用私人，败坏朝政，为祸乡里，如侯览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谋财构陷无辜，聚敛上亿的财富。并模仿皇宫修建大规模住宅十六区，都有楼阁、池塘、苑园。同时由于宦官专权，他们的爪牙被安插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选举不实的情况也更为严重。这样的状态自然激起了另外两大势力的不满，针对宦官当政、卖官鬻爵等种种弊政，以外戚窦武和士人代表李膺为首结成了反宦官联盟，他们在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的帮助之下发动“清议”。他们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在舆论上对宦官集团进行猛烈抨击。东汉王朝的势同水火的两大势力在共同面对宦官势力的威胁之时，不得不取得暂时性的联合。虽然其中人物被冠以“三君”“八骏”等各种称号，但是笔者不禁会问，真正发自内心关心国家的人有多少呢？若是一切如愿，是否会再一次冒出其他权臣势力呢？历史不容假设，但是却让后人不断反思。

网图，侵删。李膺剧照

宦官势力此时和反宦官联盟此时已经势同水火，为了能够打击宦官势力的嚣张气焰，文官集团不断抗争，坚守底线不断向宦官集团发起进攻。公元166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

宦官派人诬告李膺等交结太学生、都国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于是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收执李膺、陈实等两百多人。有的党人逃走，桓帝就悬金购赏。一时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反宦官的斗争遭到严重挫折。第二年，在窦武等的求情之下，桓帝对“党人”略为宽恕，下诏将其赦归田里，但规定他们都终身禁锢，不得做官。这就是桓帝时著名的“党锢”。

在反对宦官势力之时，士人阶层以急先锋的形象出现，他们不断向宦官发起冲锋，但是可惜的是宦官拥有着皇权作为后盾，只要他们没有威胁到皇权，汉桓帝并不会对他们多加处罚。更多的时候，汉桓帝会错误的将士人集团与外戚集团的联合当作一场夺权逼宫，正因如此，刘志在处理整个“党锢之祸”时才不断偏向宦官势力。

公元167年，汉桓帝刘志病逝。但是他所留下的烂摊子并未随他而去，东汉的局势比他登基之前更加不堪。

桓帝去世，窦皇后称皇太后，即与父亲窦武临朝定策，迎立解犊亭侯刘宏，是为灵帝。临朝称制后，窦太后立即发难，桓帝的棺材尚在前殿，就派人杀了桓帝宠妃，皇后之位的有力竞争者田圣，并且还想把其他桓帝宠爱的妃嫔全都杀掉，在近臣的劝谏之下才作罢。如此疯癫的举动十分符合一个嫉妒其他妃嫔分享丈夫宠爱的女子形象，我们对窦太后不能过多苛责，但是作为称制的太后，一朝得势便如此疯狂，这必然会引发更大的危局。这个危局便是被后人称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网图，侵删。窦武剧照

窦武因身为皇太后父亲而被任命为大将军，陈蕃再度被任命为太尉，两人与司徒胡广一起掌握朝政。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这些人全部是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蒙受冤屈的正义之士。正因如此民间大多认为，贤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来了。

只是可惜，他们忘记了宦官势力的庞大，他们掌控着皇宫，不断影响着窦太后，虽然宦官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但是他们却可以通过操控皇权去攫取更多利益。

• 而帝乳母赵娆及诸女尚书，旦夕在太后侧，中常侍曹节、王甫等共相朋结，谄事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资治通鉴》第五十五卷）

毫无执政经验的窦太后在宦官的撺掇之下，乱命频出，不仅助长了宦官们嚣张的气焰，也在扼杀东汉王朝最后一点回暖的机会。于是，大将军窦武和李膺开始再一次谋划诛杀宦官。但是，宦官会坐以待毙吗？

公元168年农历九月初七，按照天干计数，这一天是辛亥日，宦官与反宦官势力的矛盾彻底激化，爆发了一场抢班夺权的政变，史称“辛亥政变”。

这一天按照观礼是大将军窦武的休假日，像往常一样出宫回家。但是有道是“臣不密则失其身”，宦官偷出他的奏折，得知了士人的计划，不肯就范的宦官们决定放手一搏，连夜歃血为盟，发动政变。

网图，侵删。宦官势力操控年幼皇帝

政变的第一步便是掌控皇权，以此获得大义。宦官们与皇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灵帝，格杀亲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抢夺印、玺、符、节，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劫持窦太后，追捕窦武、陈蕃等。

猝不及防的反宦官同盟仓促之间难以组织有力反抗，所能凭借的不过是一腔热血。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此时的读书人身配长剑，与后世手无缚鸡之力的措大可不一样。但是终究双拳难敌四手，勉强冲到到尚书门时，终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

而掌握军权的窦武则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偏偏遇到刚出征回来的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尚未了解局势，宦官等人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他的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而被迫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事后张奂明白了前因后果，后悔异常，不肯与宦官势力为伍的他虽然仗义直谏，无奈回天乏力，最后落得个禁锢终身的下场。

幸赖其他义士周全，陈蕃与窦武并未因此绝后，陈藩之子陈逸与窦武年仅两岁的孙子在其友人舍生忘死的保护之下得以幸免。

宦官势力到此实现了完胜，彻底将朝廷中的反宦官联盟的中坚力量清扫干净。但是，这些士人以其绝高的风骨仍旧在朝野舆论中享有盛名，仍旧时刻威胁着宦官势力。于是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像第一次“党锢之祸”一样，宦官们不仅对有名望的士人赶尽杀绝，还将他们的亲朋故旧划为“党人”，禁锢终身，不得入仕。从根本上保证了他们自己架空皇帝，控制中枢的权力。

八年之后的公元176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

灵帝在位期间，是皇权滑落至低谷。与其后的少帝及献帝不同，汉灵帝刘宏在位之时，仍旧对整个东汉王朝享有绝对的号召力。但是刘宏却在执政的二十年间，对宦官集团百依百顺。他是突破常制一次便册封了十二位中常侍，史称“十常侍”。在宦官曹节病重时，刘宏以其为车骑将军，他死后又追赠为车骑将军；之后又任命中常侍赵忠为车骑将军，负责对讨伐黄巾的将领论功行赏。之后宦官张让与赵忠成了刘宏宠信的宦官，刘宏甚至将二人比作自己的父母，可见对宦官的依赖。

网图，侵删。十常侍

公元178年，刘宏在其母亲董太后和及常侍们的教唆下，又尝试卖官。朝廷公开宣布可花钱买到自关内侯以下至光禄勋下属虎贲、羽林等部门职位；卖官的规定是：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这样定价是否是因为地方官更容易中饱私囊，贪赃枉法呢），县官则价格不一；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

不管是将朝廷大事完全托付于宦官，还是公开执行卖官鬻爵的政策，这就是一道道催命符，不断的透支东汉王朝最后一点民心人望。在这样的风气之下，黄巾军起义爆发了。

张角等人利用“太平道”蛊惑人心，看不到希望的农民们就这样被裹挟成了“黄巾军”。公元184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自此，党锢之祸才算是彻底结束。

但是，此时的东汉王朝已经彻底走入生命的尽头。本就孱弱的统治，在各地大小不断的起义中变得更加微弱。而此时的刘宏却更是昏招频出，接受了刘焉的建议，“废史立牧”。即以“州牧”取代了“刺史”，成为地方最高长官，准许各州自行招募军队。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对各地的控制只剩下名义上的统治。刘宏也对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局面负有极大的责任。

两次“党锢之祸”，在本质上或许可以视作是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但是在其中我们不难发现，士人集团确实抱有极大的社会理想，为了挽救东汉颓势而不断抗争。同时，外戚集团中窦武等人也是在积极维护皇权统治。虽然二者出发点不同，但是却在反抗宦官势力这一共同目标之上达成了联盟。但是，这种难得的联盟却并未能扭转乾坤。在此之后，外戚势力被彻底丧失争夺权力的资本。士人阶层也对与东汉王朝彻底失望，转而寻找其他服务对象。东汉王朝土崩瓦解，随后三分魏蜀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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