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教育发展（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对融合教育的影响）

焦点新闻邵伟婷（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武汉430079），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改革开放后教育发展?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改革开放后教育发展

焦点新闻

邵伟婷（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武汉430079）

摘要：新自由主义主张强有力的私人所有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在这样的概念下自由主义掀起了全球的教育改革，倡导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引入教育，提高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并提高教育质量。然而，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并不如预期，导致考试被滥用，公立学校教师大面积下岗，私营企业赚取高额利润，歧视、种族隔离愈加严重。对融合教育产生巨大影响，导致特殊学生的数量增加，新形式的隔离出现，以及教师的“自由选拔”造成的不公平加剧。本文通过反思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过程出现的问题和对融合教育的影响，进一步反思我国融合教育，为我国融合教育提供借鉴和启发。关键词：新自由主义自由教育改革融合教育一、新自由主义思想下的教育改革1983年出版的《国家处于危机之中》(NationalCommissiononExcellenceinEducation,1983)认为，美国在国际上的表现较差。该报告提出要提高教育标准，以增进国民在全球竞争中的能力。社会发展面临严峻危机，自由主义再度复苏，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政治、经济的主流价值体系，并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中。这些主张被很多学者命名为新自由主义，大卫·哈维（DavidHarvey）认为“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理论，它主张在以强有力的私人所有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范围内，使每个人和企业活动的自由及其能力得到无限的发挥，因而使人类的财富和福利最大限度地增加。国家的作用就是创造并维持符合这种实践的制度框架。”［1］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唯一代价高昂的宏观经济职责是抑制物价，其他的方面还包括：停止将富人的财富分配给穷人，降低税收以鼓励工作，削减开支避免举债，确保法治和财产权。至于其他的功能市场均能很好的达成。因此，一种颠覆性的思想普及开来，那就是：人们之间的任何交易都可以用经济学术语来描述，这些交易就要受制于市场规律，包括医疗和教育。[2]他认为美国目前运行的公共教育制度，缺少自由竞争的元素，本质上是一种行政主导的教育体制，政府垄断了教育，这种垄断直接导致学校缺乏竞争意识，造成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学校应通过自由竞争来拓展办学理念，提高教育质1邵伟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为分析与支持，自闭症儿童教育与康复。

量。与此同时，政府应该赋予家长自由的择校权，自由择校能够引导教育资源的有效分配，将教育经费流向办学质量高的学校，也就实现了教育的优胜劣汰与教育资源的合理利用。[3]弗里德曼的观点植根于市场的效率，此后在世界各地演变成许多以私有制和以利润为中心的方法。2015年，世界银行的总裁表示支持私营营利性公司提供公共教育，这是一项将公共资金引向私人利润的战略。[4]公共教育因此被视为一个新的有利可图的市场，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一次国际金融公司会议上，一位风险资本家称教育是一个具有4.65万亿美元规模的市场，并指出全球公共教育支出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利润储备市场[5]。而目前这些公共教育资金中只有一小部分为私营企业提供了利润流，因此私营企业有极大动机寻求在教育领域抢占市场份额的机会。而在此过程中政府的职责就转变为一个类似私有企业的概念，来管理这些公司。Sahlberg提到了一套以市场为基础的教育政策，这些政策在国际教育领域得到了强烈的支持，他把这套政策称为全球教育改革运动(GlobalEducationReformMovement，简称GERM)。按照Sahlberg的定义，这一套政策包括:对学校的选择和学校之间的竞争，标准化考试，缩小课程范围，以及使用不合格但更便宜的教师。[6]其主要举措有：评价内容标准化，重视阅读和数学，教师教的是提前确认的内容，基于标准化考试的问责和对学校的控制日益加强。[7][8]根据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学校被要求增加他们管理评估，并根据学生的表现进行惩罚或奖励。然后根据这些表现对学校进行分类，这种分类作为家长选择学校时衡量学校质量的标准。新自由主义改革提供给学生父母关于所有学校完整的信息，父母有权自主选择学校而不是固定去对应的分区学校。选择的宗旨是，减少居住小区和学校质量之间的联系，使生活在贫困或隔离小区的学生不会沦落到最差的学校。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直接目标不是直接减少不平等。新自由主义认为，当所有学校的教学质量都得到改善，所有家庭都有对学校的选择权时，父母会有一个更好择校系统来选择最适合他们需要的学校[9]，以此促进教育公平。这种全球教育改革运动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引发了很多国家或多或少的教育改革。很多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推动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如美国奥巴马政府制定的“力争上游”竞争性拨款项目，鼓励和奖励那些实施改革、提高学生成绩(包括毕业率、学生成绩和缩小学生群体之间的成绩差距)的州和那些表现成功、提高学生表现的学校，并找出那些没有达到标准的学校。另外，还推动“共同核心”课程标准，使所有州的内容和课程都规范化，这样佛罗里达州的学生就可以像在南达科他州长大的学生一样获得类似的教育。

与这些新课程标准相联系的是标准化的教材、评估，甚至是教学节奏指南，以确保教育的一致性和可靠性[10]。二、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中的问题在历史中，教育被很多国家认为是改变个人阶级或者改变个人命运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也是本着推动教育能够有质量发展的基本理念进行的。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暴露出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设计者许多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因此遭遇到了大量的反抗与抵制，其具体的问题如下：（一）考试被滥用由于新自由主义的问责制度，学校为了能够有良好的成绩表现以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学校依靠购买较多次的测验试题来让学生练习，进而提高考试成绩。而这些成绩除了用来评估学生的成绩外，还用来评估教师。在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浪潮下，包含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爆发了抵制考试运动，教师、家长和学生抵制考试政策，他们认为这些考试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学校和更普遍的公共教育系统。此外，对标准化考试的抵制从根本上说是对国家促进教育被市场控制反对，因为考试已经成为迫使学校和社区进行自由市场改革的杠杆。此外，对考试的抵制隐含着对替代形式的评估和教育的呼吁。[11]老师拒绝接受学生进行标准化考试的原因还包括对考试有效性的担忧，一些地区一年三次考试会减少教学时间,老师的教学变成只为学生通过考试的辅导。（二）公立学校教师大面积下岗放松管制往往与权力下放和市场自由化同时发生。在这些情况下，国家政府将教育控制权和责任移交给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往往缺乏提供高质量教育的必要能力。然后，这些地方市政府将教育外包给私人或准私人实体，将放松管制、权力下放和自由化转变为更多通向私有化的途径。大量的特许学校取代了传统的公立学校，而这些转型的特许学校解雇大量原公立学校教师，取而代之的是应届毕业的大学生或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们完成为期6周的暑期课程后，可以成为特许学校的全职教师。他们可能是非合格但是更加廉价的师资，而这样的师资也并不能导致教育质量的提升，当然也不可能达到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教育改革的理想状态。目前，由于教育经费投入的削减，欧美很多学校会将线上教育软件引入到课堂之中进行混合式的教学，根据教育需要再匹配不同的教师，而这些教师会根据其岗位不同以最节约成本的方式进行选择。教师在教育技术的辅助下开展教学，其主要接受的培训是如何使用这些教育技术软件，对学生在利用软件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进行学习效果的评估析，重新制定教育计划，以产生“更有效率”的学习结果。[12]这种机器训练，以及使用大数据进性教育决策的教育技术正在兴起，与此同时也边缘化了教师的教育经验和教师在教育中的地位，也可能是专业教师逐渐被机器与非专业教师替代的原因。[13]（三）私营企业赚取高额利润另外的问题是由上述讲到的两个问题引发的另一个经济层面的考虑，考试滥用后的高成本，例如，在密歇根州，安阿伯公立学校(AnnArborPublicSchools)，一个有大约1.7万名学生的学区，在2011-2012学年为考试花费了超过9.6万美元，在2012-2013学年为7.7万美元，在2013-2014学年为大约9.4万美元(安阿伯学校，2013年)。[14]在美国，这些钱大部分都被一两家专门做测验的公司所赚取，如西北评估协会(NWEA)。另外，学校也会大批量的购买考试的辅导书籍，以帮助学生通过标准考试，提高学校的评价。而这些书籍和参考资料的出版商也赚到了巨额利益。最后，由于特许学校的陆续增加，教师制度开始宽松，进行快速短期的教师培训的公司在这个环节中也迅速的积累财富。更加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学校被视为有利可图的市场，而不是公共产品，学校已经将课程、评估和教师认证考试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商业资本与出版商。而这些有巨额财富的大家族，利用他们可观的财政资源对教育政策和地方课堂实践施加巨大的影响，没有对公众负责。目前，在教育政策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陆续进入教育市场。并声称可以利用教育技术在改善新自由主义教育中遇到的问题，提高教育效能，兜售各种教育软件。这些教育技术从业者试图抢占自由主义教育的“权威专家”身份，以利于宣传产品和促进政策上的话语权。伦敦大学学院斯蒂芬·鲍尔教授在文章中详细描述了在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中，为了学生更有效率的学习，学习辅助及学习管理如何结合科技在教育教学中应用，并以一家教育公司的出资者、投资者、竞争对手的分析为例，展现了教育如何作为一种商品被近乎夸张的宣传、炒作及被完全“市场化”的场景。[15]而在这个过程中并不会有人质疑将教育服务变相外包给这些出版商和教育科技公司是一种利益输送，资本家成为了服务社会、解决教育问题的慈善家。（四）歧视、种族隔离愈加严重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将自由视为“个人选择”，通过将学校推向市场，给家长更多的选择学校的机会，公民将被提供更加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成果[16]，但结果似乎并不如预期。2016年，Brathwaitezai探讨了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时期纽约市高中教育平等的变化。研究发现，在改革时期表现最好的学校中，种族隔离现象有所增加，而且尽管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种族和阶级对毕业率仍然有负面影响。这些政策不仅未能减少不平等，而且加剧和再现了学校教育中的阶级和种族不平等。[17]自主择校确实极大的调动了中产阶级进入教育市场，但是对于原本就没有竞争力的工薪阶级依旧没有竞争力。首先，评价靠前的学校有机会行使自己的“反选”权利，受到学生成绩会影响学校评级的政策影响，这些学校会倾向于优先选择那些更有性价比“可塑之才”，这些学生只需要较少的教育投入就能够产生较大的收益，进而影响该校的下一轮评级。相反，那些需要较大的资源投入，徘徊在及格线上的学生是在择校时是没有机会的，尽管这有时只是来自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刻板印象，并不代表他们真正的学习潜力。其次，虽然学校的信息是公开透明的，但不同阶级、种族的家庭对信息的掌握并不完全相同。教育市场为中产阶级提供了使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机会，他们可以熟练的整合自己的资源为孩子择校服务，并以此维护其阶级优势。工薪阶级在这样的市场竞争中毫无优势。因此，家长对学校的选择还是会受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阶级、种族、性别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弱势地区、种族、阶级的受教育更加弱势。同时，由于教学成绩靠后的学生大部分是其他族裔，最终致使歧视和种族隔离更加严重。毕业考试增加了黑人学生、高度贫困学生、少数民族学校学生以及农村学校学生的辍学率。[18]学校变成了为能够需要较少辅导就能通过考试的学生服务的场所，而不是为学习困难或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服务的地方。三、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对融合教育的影响上述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自然也席卷了与普通教育息息相关的融合教育。融合教育是基于平等、自由、公平等社会价值的教育理念的延续，是指所有儿童都有接受平等、公平、无歧视普通教育的权利。美国《残疾人教育法》(IDEA)中有相关规定，要促进残疾学生包容、准入和公平。2001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ChildLeftBehind,NCLB)制定了一个目标，到2014年，所有学生都要达到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州评估水平标准，并公开报告测试结果，并汇总特定学生群体的分数，包括低收入学生、残疾学生、英语语言学习者和其他种族和民族群体。学校必须每年报告他们的进展，并对学生的表现负责。不履行义务的学校会受到一系列的制裁，从强制性的改善计划到政府监督，再到关闭。这项立法的标志之一是期望所有学生，包括许多迄今为止被排除在评估方案之外的学生，在核心内容领域达到年级水平的标准。对于许多残疾学生来说，这增加了他们获得课程和年级教育的机会。同时，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之中，关注特殊儿童教育的倡导者也积极推动将有特殊学生纳入考试系统，成功地提高了特殊学生的参与度，并迫使许多学校首次将重点放在教育特殊学生上。[19]McLaughlin和Rhim(2007)发现从在美国教育系统中引入强制责制的证据表明，这些问责措施不仅提高了具有特殊学生在主流学校的安置率，也为提高他们的学业成绩做出了贡献[20]。还有很多类似的调查研究也都表示，将特殊学生纳入考核，特殊学生参与了更多的通识教育课程，教师对特殊学生的期待增加，特殊学生的成绩也有很大的提高。[21][22][23]然而，由于他们对标准化的幻想和对考试制度的强调，与维持融合学校所必需的人类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理念不太一致，这些过高的期望也让许多学生落在了后面，并为新的排斥类型的出现创造了环境。致使在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中暴露出了更多的威胁融合教育质量的问题。（一）特殊学生的数量增加通过上述对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中的问题分析，在认知能力能够转化为经济繁荣的假设框架下[24]，能力被狭义地定义和衡量为为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的价值。被贴上残疾标签并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通常没有这种“利用价值”。很容易发现特殊学生如同少数族裔一样，在自由主义市场中是“性价比”不高的商品之一。因此，特殊学生也是有选择权的学校优先排除的选项。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一所学校的“特殊学生”或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数量为何不减反增？在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中，虽然特殊学生也会被要求必须参加标准化的测评，但是他们的分数并不包括在学校的报告之中，也不会对学校的评级产生影响。因此很多学校抓住这个漏洞，将成绩可能对学校整体成绩产生负面影响的学生排除在外，将其纳入特殊教育，这样学校就会获得更好的成绩评级。我们可以预期在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措施实施后，特殊教育学生的比例将会增加。Haney（2000）的调查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个猜测，他指出在标准化测验实施的前4年，特殊教育学生的比例从4.5%上升到7.1%。[24]强制统一的教育评价促使学校将特殊学生这个标签作为一种“护身符”，与想要更多纳入特殊学生，并且让有特殊需要的学生也能够得到有质量的教学改革的初衷几乎背道而驰。“人为”的增加特殊学生的数量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也剥夺了真正需要更多支持的“真正”的特殊学生的教育资源。（二）新形式的分类与隔离出现一个以标准的方式学习，以必要的速度学习，并使用最少数量的教师资源的学生表现出自由主义教育改革所需理想的能力。学校和学生及教师都被一个标准化的考试来评估，而这个评估结果是国家财政给与学校支持和补贴的根据。新的教师问责制度，意味着教师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对学生的成功或失败负责。对每一位教师来说，一个反映学生成长的证据(通过标准化考试成绩衡量)和教师观察的综合分数被用来确定教师的教学过程无效、待发展、有效或高度有效的评级。这样做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教师的效能对学生的学习表现

有显著和直接的影响。换句话说，虽然并非所有学生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开始的，但仍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积极的增长。然而，这个增长模式并不是为那些即使有合理的支持也无法达到学业目标的学生设计的，更多的是为那些“有效率的”学生设计。此外，这个方法也导致学生和教师的分类增加，分类的标准是根据学生对新自由主义教育“卓越”贡献，因为学生个体的分数是附加到特定教师的，所以教师也因此被分类为好教师还是不好的教师。这样的教师统一的绩效考核及分类方式，完全剥夺了教师创造性。很容易看出，这些政策是如何阻碍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合作和间灵活分组的。教师要追求更高得教学效率，更好的教师评级，所以教师不愿与可能影响学生整体评分的学生合作，也不会让可能影响他人有更好表现的学生进入一个学习小组或一个班级。这样的导向，更不愿意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帮助和支持特殊学生[25]。正如Dudley-Marling和Baker所报告的那样，特殊学生，尤其是残疾程度更严重的学生，在特许学校中明显得不到充分的服务。严格的问责要求导致了千篇一律的课程，忽视了学习风格和能力的差异[26]。对学生来说，他们的价值仅仅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接近以年龄为基础的成就标准。在不断提高考试成绩的压力下，不能跟上日益严格的课程标准的学生，可能会被排除在不断增加的“标准”(即使是没有标签的学生)之外，被排除在新组建的低水平班级之外，最终被转到特殊教育。一些学校以为针对性帮助特殊学生为由，为特殊学生开展经过速度调整的通识教育课程，并创建新的独立班级，由特殊教育教师任课。以一种看似合理的方式在普通学校建立普通教育教师与特殊教育教师，普通学生和特殊学生的隔离环境。学校甚至暗中鼓励一些更难教的学生辍学，作为排除学生的新方法。（3）教师的“自由选拔”造成的不公平“为美国而教”(TFA)是一个组织，该组织早期建立的初衷和使命是通过招募成绩优异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到低收入城市社区任教两年，是加强教育公平运动的一个产物。而在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中，TFA绝大多数情况下把这种非合格教师安置在特殊教育教室，而这种特殊教育教室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特许学校[27]。个人能力更好地、更有经验的教师被更多的安排到普通班级，以尽可能的提升考试成绩在合格边缘的学生的考试成绩，提高考试的合格率，以彰显学校优异绩效表现。毫无疑问的是想要特殊学生得到真正的个别化的教学，教师需要掌握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远远高于教导一般学生。教师需要掌握一般儿童的身心特点和发展规律，还要各类特殊儿童的身心特点和其重点关注的技能目标及其特殊的教学方法等。通常高质量的融合教育，是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创造性的设计教材，设计通用课程，减少课程设计对不同学生造成的障碍。这也需要教师经过大量的教育基础培训和较长的实践经验的总结。而这样经过短期训练的教师和因为避免计算成绩而被“划分”到特殊教育的日益增加的特殊学生，形成一个难以突破的融合教育困境，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现象日益加重。四、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对我国融合教育的借鉴与思考通过以上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教育变革以及其对普通教育及融合教育的影响分析，不难看出新自由主义下的教育改革面临的巨大挑战，很多国家的基层教师、学生、家长组织积极倡导反对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并倡导新的教育政策及管理方法。有些国家和地区通过教育实践及反思已经开始积极修订原本教育政策并，积极推动为儿童服务的、由公立资金支持的、公平、民主的公立学校。市场化的教育改革确实能够促进竞争，但是标准化的考核制度无法真实的表现出融合教育所需要的包容性和差异化教学。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之中有值得我们借鉴反思之处。（一）反思竞争，改善融合教育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评价形式，促进真正融合我国融合教育是根植于早期为了解决特殊儿童安置问题而采取的的折中方式——随班就读。随班就读直接让适龄的特殊儿童就近入学，进入普通学校后，学校为了教师考核的公平性，通常的做法是将班级中特殊儿童的成绩直接排除在班级成绩之外。教师对特殊儿童的态度是“只要安静坐着就好”。面对有行为问题等干扰课堂的特殊儿童，教师常与一般儿童的家长站在同一立场，建议其退学或转学。我国普通教育的强调的竞争和考试制度与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某些元素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国情不同，但与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显现出的弊端类似，普通教师的绩效考核几乎全部集中在学生的考试合格率、升学率、成绩排名。教师宁愿选择去花时间和精力在提高一般学生的成绩上，而不会花时间去辅导本就不计算成绩的特殊儿童。也有教师要求班级里面学习困难的学生家长去带学生到医院诊断障碍并开具证明。以此方式排除该生的成绩对班级整体成绩的影响。导致特殊儿童“随班就坐”“随班混读”的显现。现行的教育制度和以成绩为导向的教育评价方式在无意中促进了这个现象的产生，目前的“双减”政策为解决这个问题五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些问题产生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我们国家的人口基数大，专业人员数量不足，以及融合教育整体政策和制度还不够完善。目前的义务教育阶段，班额过大，普通班级教师无法兼顾特殊儿童需求。大部分在城市中的学校都还以大班制进行课堂教学，为了保证特殊儿童的受教育权及推动融合教育，很多学校不得不接纳特殊儿童入学。有严重情绪、行为障碍的特殊儿童也被纳入其中。导致课堂常规被打破，老师的授课节奏被打乱，造成特殊儿童和老师的对立，普通儿童和特殊儿童的对立，普通儿童家长与特殊儿童家长的对立。为了保证少数族群（特殊学生）的利益，融合教育要改善早期“保证安置”的基本思路，进一步改善制度“促进发展”，针对在融合教育学校安置的特殊儿童不能单纯的将其成绩排除在班级成绩之外，来确保对教师的评价的公平性。对在融合班级就读的特殊儿童来说，可以通过评价其个别化教育方案的目标达成水平和日常表现的动态评估来评价该儿童的进展，折合成一定的评价老师的指标计入教师考核。若儿童没有进展，教师可以借由申诉，请专家团队确认学生进步不佳的原因是由教学导致还是障碍本身导致，进一步完善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这样全面的考核才能避免同上述新自由主义改革中的特殊教育遇到的困境——将特殊学生越来越边缘化，只注重一般儿童的发展。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需要政策指引。（二）建立融合教育中特殊学生的准入标准，给予普通教育教师专业支持在融合学校中，特殊儿童和特殊儿童的家长是少数群体的利益，一般儿童和一般儿童的家长是多数群体的利益。以自由主义的观点，应以保护性的立法保护少数族群的利益，并使少数族群因此而获得更有效的自由和更接近平等的条件。政策和资源应向少数群体倾斜才能真正保证教育公平性。对于当前我们国家难以减少的班额，难以扩大的教师编制，专业人员训练不足等现状来说，有条件的融合教育可能才是最适合发展和推广融合教育的方向。以一定准入标准来考量特殊儿童的安置问题，特殊儿童可以提出入学申请，学校可以延聘专业人员进行入学前的基本评估，特殊儿童若达到标准就可以进入普通班进行融合教育。若无法达成该标准，专业人员给与安置意见，学生可以安置到专门的特殊教育学校接收教育训练。学生的安置应是可流动的，每一个学期可以开放给学生申请重新安置评估，若之前未达到指标的技能标准，后续经过康复训练和教育教学达成后，可根据家长意愿再次申请进入融合教育学校。这对两种儿童及家长以及学校来说才是以最大化收益为考量的方法。另外，也是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方法，为了解决融合教育学校的教师特殊教育知识匮乏的所带来的问题，在融合教育学校建立资源教室或资源中心，或在融合教育学校至少配备一名资源教师，或在一个学区配备一个支持团队。对本学校或学区的有特殊学生的班级教师提供专业支持。专业支持方式不仅包含专业内容的培训，还应包含对学生问题行为的评估和改善的计划，并协助教师执行，直到教师可以独立处理该行为或特殊学生的行为减少，支持才撤出。

（四）建立特殊教育学校的考评制度，激发办学活力基于目前我国适龄特殊儿童基数大，融合教育师资和学校需要时间成长的现状。办好特殊教育才能够分担融合教育的一部分压力，与普通教育过度强调成绩和竞争相反的是，特殊教育几乎没有针对学生和教师的相关考评机制。特殊教育学校的考评制度也应该基于教师的个别化教育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效果来进行评价。如果学生大部分目标长时间没有进展，也可以申请专业测评，确认是否是教师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制定的目标过难，还是学生的障碍导致的。以其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的恰当性和学生的学习目标达成率对教师进行评价。吸收新自由主义教育考评及责任制的长处，提高特殊教育学校的办学质量和促进教师和专业成长。另外，特殊教育学校也可以引入一定的竞争，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国特殊教育学校数量基本可以满足特殊学生的教育需求，但还有一些地区完全安置有困难。除了积极推进适合不同障碍类型的学生就读的特殊教育学校外，可以鼓励一部分民办的特殊教育学校加入竞争，反向促进特殊教育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对于这些民办特殊教育学校，国家可以根据其专业评估结果，给与不同等级的办学补贴。促进教学质量提升的同时，提升特殊教育学校的创造力。参考文献：[1]黑泽惟昭著，张德伟译.日本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上）[J].外国教育研究，2010，37(11):1-9.[2]埃德蒙.福赛特著，杨涛斌译.自由主义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458.[3]刘晔.自由主义视域下的教育改革及其反思[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170-175.[4]AdamsonF,AstrandB,Darling-HammondL.GlobalEducationReform[M].NewYork:Routledge,2016:2-3.[5]GlobalmarketestimateprovidedinspeechbyRobHutter,ManagingPartneratLearnCapital,attheInternationalFinanceCorporation’s“InternationalPrivateEducationConference,”SanFrancisco,TheIFCistheprivatearmoftheWorldBankGroup,2014.[6]SahlbergP.Finnishlessons[M].NewYork:TeachersCollegePress,2011：99.[7]SahlbergP.FinnishLessons2.0:WhatCantheWorldLearnfromEducationalChangeinFinland？[M].NewYork:TeachersCollegePress,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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