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利19年春拍（北京保利2022春拍经典之作）

中国古董珍玩部 北京保利拍卖

Lot 5661

17世纪 铜鎏金扎纳巴扎尔风格双身金刚持

高：36.5cm

备注：亚洲重要私人收藏

估价：RMB 10,000,000-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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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纳巴扎尔造像的经典之作

——17世纪蒙古风格铜镀金双身金刚持像赏析

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黄春和

在风格纷呈的藏传佛像艺术体系中，蒙古风格造像以其俊朗的面容、完美的身躯、优雅的体态和精湛的工艺一直广受市场关注和青睐。在国内外艺术品市场上，它也一直受到佛像收藏家和爱好者的热烈追捧，屡屡创出惊人的佳绩，如2014年法国苏富比春拍一尊铜镀金绿度母像以357万欧元成交（图1）；2016年中国嘉德春拍一尊铜镀金扎纳巴扎尔像以7302.5万元人民币成交（图2）；2017年意大利卡宾春拍一尊带背光的铜镀金无量寿佛像以折合人民币3658万元成交（图3）。这些成交纪录足以显示蒙古造像的优胜品质和在艺术品市场的重要地位。此次北京保利拍卖推出的这尊铜镀金双身金刚持像在体量、艺术、工艺和题材等方面表现独特而优异，足堪与过去几尊蒙古造像名品相媲美。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欣赏这尊造像的艺术特点和价值。

图1、图2、图3

一、造像基本特征

此像头戴五花冠，头顶束葫芦形高发髻，髻顶安海螺形大宝珠，余发编成发辫垂于两肩；耳际有扇形冠结，宝缯紧贴耳际呈U字形翻卷；大耳垂肩，耳下垂花瓣形大耳环。面形圆润，额部高广，双目俯视，双眉上挑，眉间饰圆形白毫，鼻梁尖挺，嘴部小巧，下唇厚实，面容俊朗超逸，神态庄严慈祥。宽肩束腰，躯体及四肢壮硕有力。上身胸前饰联珠式项圈，双肩披帔帛，下身着长裙，腰间束宝带，腰带下亦装饰繁复的联珠式璎珞，手和足部有花瓣形钏镯装饰。下身僧裙衣纹简洁，完全采取印度萨尔纳特式表现手法，仅于腿部刻出宽大衣边，下摆衣褶呈放射状铺于座面，衣质薄透贴体，凸显出躯体的丰腴与健美。跏跌端坐于莲花宝座上，双手于胸前交叉结金刚吽迦罗印，并拥抱明妃，两手分别持金刚铃和金刚杵。铃杵组合象征慈悲与智慧的合一，代表密教修行的最高修行成就和境界，为此像表现神格的标志性造型特征。莲花座呈圆形，上敞下敛，形似碗状，莲瓣宽大肥厚，上下共四层，周匝环绕，既错落分布，又互相包裹，宛如鱼鳞一般。花瓣头部微卷成曲齿状，最上一层花瓣之间有装饰性极强的花蕊点缀，看上去既生动逼真，又美观大方。莲花座部位保存有完好的装藏，装藏形式、内容、方法，以及封底盖上的雕刻丰富讲究，既具有蒙古造像的共性特点，又有其独特之处，这些内容和形式不仅具有提升和丰富此像综合价值的重要意义，而且对于鉴别此像时代和风格亦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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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像明妃称孙那利菩萨，她坐在主尊的双腿上，双腿盘在主尊腰间，两手抱在主尊颈后，左右手分别持钺刀和嘎巴拉碗，头部略向后仰，面对主尊之面。其花冠、发髻、耳珰、钏镯、胸部及腰下璎珞一应俱全，与主尊装饰样式完全一致。唯有不同的是，她的胸部双乳凸起，显现出女性特征。由于其身体紧贴主尊，所以双乳塑造成被挤压的状态，这一细节亦足见蒙古造像无处不在的写实性追求。主尊和明妃以整体铸造的工艺技术紧紧地相拥一起，完全融入到一个整体之中，这在其他地区和风格的双身造像上十分罕见。现知另外几尊蒙古风格的双身造像，如蒙古甘丹德吉林寺供奉的传为扎纳巴札尔于1683年亲手制作的铜镀金金刚持像（图4）、蒙古乔金喇嘛纪念馆收藏的铜镀金白胜乐金刚像（图5）、英国藏家罗西收藏的铜镀金金刚萨埵像（高25厘米）等，其双身形式也都是一体铸造。这种铸造形式不仅体现了蒙古造像铸造技艺的高超，而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创作者对佛教思想的忠实追求，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更加完美准确地表达佛教追求的最高谛理——理智合一和佛教修法的最高境界——乐空双运。

（图4）

（图5）

整体观之，此像可谓造型完美，工艺精细，形象生动，法相庄严，体量硕大，品相一流，既是一尊非常难得的蒙古造像精品，也堪称一件精美绝伦的古代雕塑艺术珍品。

二、造像风格及年代

由上特征可以清楚看出，此像是一尊典型的清代蒙古风格造像，其全身的艺术特征，如葫芦状高隆发髻、圆润的面庞、樱桃般的小嘴、厚实的下唇、丰腴健美的身躯、简洁的衣纹、浅细的衣缘刻花、碗状的莲花座、独特的装藏和明亮悦目的通身施金，无不展现出蒙古造像鲜明突出的风格特点。那么，蒙古地区何以出现这种独特的造像风格呢？这自然要归功于蒙古历史上伟大的佛教领袖扎纳巴扎尔，他是众所公认的蒙古造像风格的创始人。扎纳巴扎尔诞生于1635年，是蒙古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之子，阿巴岱汗的曾孙。出生不久即被指定为西藏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的转世。3岁受沙弥戒，取法名扎纳巴扎尔。青年时期先后两次入藏求法。第一次是1615年，先至后藏从四世班禅受戒，后至拉萨从五世达赖受“奥妙之宗义法戒”。第二次是1655年，再次得到五世达赖的特殊关照。求法归来后，积极投身蒙古佛教建设事业，大兴寺塔，广造经像，为喀尔喀蒙古佛教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688年，噶尔丹入侵蒙古喀尔喀部，他以自身崇高的宗教地位和影响力排众议，规劝喀尔喀蒙古诸王倾心内向，一致对敌，康熙皇帝对其忠心赞赏有加，在其后的多伦会盟大会上授予他“大喇嘛”尊号。外患平息后，扎纳巴扎尔已届60余岁高龄，受康熙帝优渥，冬居北京，夏寓热河。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清廷正式册封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尊号，成为清代喀尔喀蒙古地区最大活佛——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雍正元年（1723年）圆寂于北京。

扎纳巴扎尔与佛教艺术的因缘及创作活动在民国妙舟所撰《蒙藏佛教史》中有一些零星记载。该书记载，他在儿童时期，与同伴游玩，“常修寺耳，唯诵经耳，画大喇嘛及佛像祭佛陀耳”；1651年由藏地返回蒙古时，“携带西藏之著名喇嘛600名及各种匠工画工而归，归时首致力修建寺院，筑造佛像”；1655年“遣使北京，献佛像”；1683年亲手制作多件佛像及器物，“中有其手造之佛像一、银塔八，并遣使北京，赠圣祖（康熙皇帝）佛像二尊”；同年，他还铸造了一尊佛像作为礼物送给安多的寺庙，又将其他一些佛像送给准噶尔部汗王噶尔丹；驻锡北京期间，一天圣祖康熙皇帝让他于拇指前节大的红色宝玉上雕刻佛像，他“善雕之”，圣祖“叹为天巧”。从这些记载我们不难看出扎纳巴扎尔毕生对佛像艺术的不懈追求和表现出来的高超雕塑技艺。

所幸扎纳巴扎尔的艺术创作今天留下了宝贵实物，蒙古国出版的《著名的雕塑家——扎纳巴扎尔》一书刊布的一组铜镀金五方佛像，据称是扎纳巴扎尔于1683年亲手制作的。这组佛像除一尊宝生佛像收藏于蒙古乔金喇嘛纪念馆，其余四尊均为蒙古乌兰巴托市扎纳巴扎尔博物馆（又称“博格达汗宫博物馆”）收藏，它们的高度均为70厘米左右，体量高大，气势非凡，艺术和工艺堪称完美之极（图6、图7）。从这组造像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蒙古造像风格的原始面貌和高超艺术水平，而且可以从中领悟到扎纳巴扎尔献身佛教艺术的伟大创造精神和卓越才智。扎纳巴扎尔以非凡的勇气和宗教热忱，以崇高的佛教追求，既不依循当时西藏和北京宫廷流行的成熟的造像风格，亦不固守本民族的传统艺术形式，而是直接穿越千载和相隔万里的时间和空间，去追摹印度造像的优美造型，去领悟印度大师对佛教慈悲和智慧的完美诠释，最终达成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完成了印度-尼泊尔艺术向蒙古艺术的过渡，也实现了印度-尼泊尔艺术与蒙古艺术的完美结合，不愧为“蒙古最伟大的雕塑家”的称号。

（图6）‍

（图7）

对比扎纳巴扎尔1683年亲手制作的五方佛像，同时参照其后大量出现的扎纳巴扎尔弟子辈创作的佛像（图8、图9），我们可以明确地判断这尊双身金刚持像应当属于一件17世纪的蒙古早期造像作品。因为此像不仅整体造型展现了蒙古早期造像雄健、超逸、俊美的艺术美感，而且局部造型和细节处理亦具蒙古早期造像的鲜明特点。如它的联珠及钏镯装饰，不仅精美别致，而且极富立体感；它身披的帔帛褶皱流畅，生动体现了帔帛柔软的质感和自然披覆的状态；它衣边上刻画的纹饰，匀细密集，如锦缎般华丽优美；就连他手持的法器金刚铃，在口沿的外部也錾刻了精美的纹饰。当然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莲花座，整体造型肥厚美观，细节处理精致华丽，无论是造型样式还是工艺水平皆可与扎纳巴扎尔亲手制作的五方佛像相媲美，特别是2016年嘉德拍卖的一尊被公认为17世纪的铜镀金扎纳巴扎尔像的莲花座也是如此，其独特的造型及精美的工艺堪为蒙古早期造像标志性的艺术特征。可见，基于这尊造像造型风格、艺术手法和工艺水平皆与扎纳巴扎尔制作的五方佛像表现一致，而艺术和工艺水平又远胜于18世纪及其之后的蒙古风格造像，其制作年代定为17世纪的清代早期无可置疑。

（图8）

（图9）

三、造像题材及寓意

这尊造像表现的题材非常重要，是藏传佛教崇奉的一尊重要尊神——金刚持，宗教地位崇高无比。金刚持是印度梵语的意译名称，音译为“伐折罗陀罗”，其中“伐折罗”意为“金刚杵”，“陀罗”是执持义，合译就是“持金刚”或“金刚持”；藏语称“多杰羌”。对其神格的定位，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他是本初佛，即最原始、最根本的佛，是诸法之本源、万物之创造者；再一种认为他是报身佛；第三种认为他是法、报、化三身的总集；第四种认为他总摄了五方佛的智慧与功德，称他为“第六金刚持佛”。这些说法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给出的定位，其实他的真实身份就是法身佛，与大日如来无二无别，既为湛然不动、离言绝思的寂静法身本体，又具有无所不能的智慧和功德，为一切众生本来具足。他与释迦牟尼佛有同有异，相同处是，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心是法身，语是报身，色身是化身，报身、化身与法身本来不即不离，亦不一不异，故而金刚持与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而不同处是，释迦牟尼佛是化身佛，是法身化现的有形有相的慈悲色身，而金刚持是无形无相的，是法界的本体。我们可用比喻的方式来理解二者的关系，金刚持和释迦牟尼佛如水和波的关系，金刚持是水本身，而释迦牟尼佛是水产生的波浪。可见二者的不同处是从事相而言，而相同处是立足于本体和实相而论。由于金刚持地位崇高，他在藏传佛教中广受崇拜，有单体和双身两种艺术形象，两种形象皆为一面二臂，全身菩萨装束，双手在胸前结金刚吽迦罗印并分别持金刚铃和金刚杵，区别在于前者无明妃而后者抱有明妃孙那利菩萨。

清代喀尔喀蒙古佛教对金刚持十分崇拜，我们从现存的造像实物可以明显看出。据初步统计，单体的金刚持像蒙古及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有10余尊，如蒙古甘丹德吉林寺供奉的传为扎纳巴札尔于1683年亲手制作的铜镀金金刚持像（图10）、蒙古藏家Gansukh Sodnom收藏的铜镀金金刚持像（图8）、蒙古藏家Altangerel收藏的铜镀金金刚持像（图9）、蒙古藏家shankhiin Baruun Khuree收藏的铜镀金金刚持像（图11）、2013年北京匡时秋拍的铜镀金金刚持像（图12）等；而双身金刚持像世界各地收藏也有多尊，如蒙古甘丹德吉林寺供奉的传为扎纳巴札尔于1683年亲手制作的铜镀金金刚持像（图4）、蒙古藏家Altangerel收藏铜镀金双身金刚持像（图5）等。这些造像实物足以见证蒙古人对金刚持崇拜之盛和金刚持在蒙古佛教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图10、图11、图12

那么，蒙古地区何以如此流行金刚持造像呢？对此大多数人自然会联想到金刚持特有的宗教地位和影响，并将其流行归因于此。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扎纳巴扎尔与金刚持的关系。从文献记载和各种现象来看，扎纳巴扎尔与金刚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扎纳巴扎尔3岁时所取的法名“扎纳巴扎尔”，是一个梵语音译名称，藏语音译为“益希多杰”，汉语意译为“智慧金刚”。从名称含义可见，这个名称即有扎纳巴扎尔是“智慧金刚”化身的喻意；而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智慧金刚”就可以等同于金刚持。二是有文献明确记载，扎纳巴扎尔曾宣称，他在冥冥之中接受了金刚持向他秘密传授的密法；他还亲手铸造了一尊金刚持像，供自己供奉观修。三是扎纳巴扎尔的艺术形象带有金刚持标志性的造型特征，即双手相交于胸前结金刚吽迦罗印，并分别持金刚铃杵。这种形象的扎纳巴扎尔像目前发现有两尊，皆为金铜造像，一尊为首都博物馆收藏，另一尊为2016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拍品。两尊造像均为头戴桃形尖帽、身穿袈裟的格鲁派高僧形象，它们表现的具体神格由首都博物馆所藏一尊的刻铭明确地标示出来。首都博物馆造像的刻铭出现在莲座底部的内缘，为自左至右刻写的藏文，汉语音译为“南无扎纳巴扎尔”，“南无”意译就是皈依，或称稽首、顶礼。以上三个方面可谓有理有据，史物互证，足以见证扎纳巴扎尔与金刚持密切的宗教关联，而这种关系无疑与蒙古地区流行金刚持造像密切相关。基于扎纳巴扎尔与金刚持这种特殊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尊显示清初风格的双身金刚持像极有可能出自于扎纳巴扎尔的妙手塑造，它象征着扎纳巴扎尔与金刚持无二无别的清净法身，供扎纳巴扎尔本人或广大蒙古信众修学和供奉。

四、造像装藏及工艺

最后看这尊造像的装藏。其现状虽然是打开的，但内装圣物及封底板等一切完好无损。据称，装藏打开时，内膛有规律地填满了纸质经卷。经卷呈圆筒状，中间位置缠有浅蓝色丝线，最外一层可见藏文经文和汉字标记的卷数。膛内经卷共有103个，其中大经卷一个，高11、5厘米，直径5厘米，其余皆为小经卷，规格略有差异，高3至4厘米不等，直径1、8至2、2厘米不等。大经卷居于内膛中央位置，小经卷依序填充于大经卷周围，满满当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的经卷之中还装入了两颗乳白色的圆珠，经鉴定为玛瑙珠。它们一大一小，大者直径约一厘米，小者直径约半厘米。据佛典记载，佛教信众建塔造像时，若无佛的真身舍利，可用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等珍宝来代替。可见这两颗玛瑙珠在此代表的正是舍利子，虽然材质平凡，但其象征意义非凡，等同于佛的舍利。从内装圣物及装藏方式可见，此像原始装藏严格遵循了佛教仪轨，可谓如法如仪，殊胜难得。

现在此像装藏圣物已被取出，我们可以看到内膛的原始面貌。内膛的形状同所有藏式金铜造像一样，一边是凹陷的半月形状，另一边是平面的山字形状，其中凹陷部位又有一个深洞，直达造像头部的位置。由内膛形状可见，其铸造方法应为藏式造像惯用的模具法或中原地区流行的失蜡法。内膛整体呈猪肝色，标明造像所用铜质为红铜，这一特点正与蒙古地区造像习惯用铜一致。内膛表面麻麻渣渣，极不平滑，显得有些粗糙，乍览之下让人颇觉狐疑，但笔者亲自观摩了首都博物馆所藏几尊已经打开的蒙古风格造像内膛，发现它们大多都是如此，原来这样的表现正是蒙古造像内膛的共同特征（图13）。

（图13）

佛像装藏如法完成之后，底部都用一块底盖封锢，这尊造像亦复如是。在造像内膛口沿部位可以看到一个沟槽，正是此像封底盖嵌入的位置。它离佛像底边约有1、5厘米，显示底盖嵌入较深。这一特点是蒙古造像封底独有的特征，与其他地区造像齐着底边封锢的形式明显不同。封底盖呈圆形，随佛像底部形状而来，其向内一面光素无纹，而向外一面整体镀金，并錾刻图案纹饰。图案为十字金刚杵，又称羯磨杵，由两个五股金刚杵交叉成十字形，所以又俗称十字交杵或十字杵。十字杵具有净除一切邪魔外道污染的功用，《大日经疏》卷十六对此有明确记载：“金刚有二种，一者智金刚，二者业金刚。此梵云金刚羯磨，谓所作事业也。以此金刚业而加持故，得净除其地。”可见封底盖不仅有封锢装藏的实际效用，同时又具有神圣的宗教功用。十字杵中央刻阴阳鱼，代表太极图，四边各刻三个莲花瓣，两杵的中股逼直伸展，其余各侧股呈曲线形外张，整体造型周正大方，棱角分明，与清代宫廷造像封底板上的十字杵形制颇为相似，所有蒙古造像封底上的十字杵造型率皆如此。十字杵图案下面是密密麻麻的鱼子纹，它们既起到了突出十字杵图形的烘托作用，又具有极强的装饰性。十字杵外围有双线勾画的大圆圈，使整个十字杵图案显得独立而完整。蒙古造像封底盖上的雕刻向来以独特和精美著称（图14），而此像封底盖上的雕刻不仅表现了蒙古造像这一特点，而且大大地的超越了常规：十字杵图像圆大，几乎占满了底盖；底盖全部采取镀金处理，而不是局限于图像部位；十字杵下面刻鱼子纹，装饰更为精致讲究。由此可见，此像的封底盖以其独特的图像形制和精致讲究的錾刻技法在现知蒙古造像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稀有性。

（图14）

通过对此像装藏内容、形式到工艺的全面考察，不难看出其装藏内容丰富，形式复杂，仪轨严谨，工艺讲究，这些足以显示此像作为宗教艺术非同一般的神圣性和殊胜性；同时通过考察，也不难看出其历史面貌的完整性与统一性，艺术表现的自然性与真实性。如其内膛装入的经卷纸质微黄，文字墨色沉稳，一眼便知为数百年前的老旧之物，如此数量庞大，且规格统一的经卷，若非造像自身所藏所带是万难觅得的。一言以蔽之，此像装藏内容、形式及工艺既展现了它独特的宗教艺术面貌，也从一个角度见证了其年代的真实可靠。

此尊造像内膛所装经卷

结语

综上所述，这尊铜镀金双身金刚持像的艺术特点和价值可以归纳为如下四点：第一，此像造型完美，工艺精细，形象生动，法相庄严，体量硕大，品相一流，既是一尊非常难得的清初蒙古造像精品，也是是一件美轮美奂的古代雕塑艺术珍品。第二，此像时代特征鲜明突出，其艺术和工艺水平都堪称上乘，足以与扎纳巴扎尔亲手制作的佛像相媲美，而其整体造型及局部细节又与扎纳巴扎尔1683年亲手制作的五方佛、金刚持等造像甚相一致，由此可以判断其制作年代应在17世纪的清代早期。第三，此像表现题材非常重要，是藏传佛教尊奉的重要本尊，宗教地位至高无上，而一些史实明确显示扎纳巴扎尔与金刚持因缘深厚，金刚持是扎纳巴扎尔的法身本体，又是扎纳巴扎尔尊崇和修学的重要本尊。从此角度来看，此像极有可能出自于扎纳巴扎尔本人之手，为扎纳巴扎尔自己供奉的本尊。第四，此像莲花座部位保存了完好的装藏，现在虽为打开状态，但所藏圣物毫发无损，装藏内容、形式、封藏方法及封底盖上的雕刻都非常讲究，既符合佛教装藏仪轨，又具有蒙古造像装藏的特点，既具有殊胜的宗教意义，又具有独特的工艺价值。因此，其装藏具有提升和丰富此像综合价值的重要意义，同时对于鉴别此像时代和风格亦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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