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瑾为什么不反水（为什么大太监刘瑾威风了5年就完蛋）

有人说过“读史使人明智，知古可以鉴今”，但我以为光读史书上的文字很容易被忽悠瘸，还得有自己的思考和认知。鲁迅先生读史书就品出了“吃人”二字，我自然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但也能看出来一些门道，比如很多史官都愿意按照自己的喜好给历史穿衣打扮——凡是自己人或是看着顺眼的就拼命吹捧，非我同道或是瞧一眼就来气的当然要往死里埋汰。

唐宋之前的史官还算靠谱，大抵能够做到秉笔直书，“人杰有瑕疵必说，枭雄有善意必录”，但是古人做学问的方法有问题。我们今天搞夏商周断代工程，集合了近10个专业领域的上百位专家搞了好几年还留下一大堆瑕疵；清史纂修工程更是集合了15个部门、上千名学者折腾了近20年还没出成果。可是古人呢？拿《史记》举例，从上古黄帝时代一直到汉武帝太初四年这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一个人花了14年就全部搞定。

以现代观点看，古人著史的文学价值往往大于史料价值

所以说古人做学问比今天简单太多了，他们可以用主观的思想、主观的判断和主观的文字来决定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代替（或者说是扼杀）所有人的观点，这还算是好的。北宋欧阳修在修撰《新五代史》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那就是不但完全按照个人好恶述史，还动辄大发议论、大肆删削史料（《新唐书》也没少被他祸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颇受此影响。明清史书就更不用说，（不论官修还是私修的）作为政治工具的价值远大于史学价值。

对自己（或同一利益集团）有利的就拼命粉饰、神化，不利的或是有害的呢？那些出身士人的史官倒没有无耻到一概否定或是涂改的地步。但是凡人都有优缺点，什么地方需要大说特说，什么地方不说少说的权力可是拿捏在他们手里的，玩这种文字游戏可是他们的独门绝技。

所以不知有多少史实和先人成了任他们打扮的小姑娘，又有不知多少后人被他们忽悠瘸了还不自知。

比如说明武宗朱厚照时期的大太监刘瑾，史书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似乎就是个媚上欺下、纳贿自肥、祸乱人间、迫害忠良的大坏蛋，人称“立皇帝”，可见嚣张跋扈到了何种程度。

提到明朝太监就让人想到坏蛋——这种脸谱化的述史一直是史书的大问题

刘公公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但是这种单一脸谱化的形象也肯定不是他全部的面貌。

比如说，有多少人知道刘瑾不但变过法、还变得挺像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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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其人——坏蛋肯定是个坏蛋，如果他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还不够坏。

刘瑾，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后来入宫认大宦官刘顺为干爹，并因此改姓。别看刘公公后来火得很，堪称有明一朝除了魏忠贤以外的太监第二人，但其实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过得很凄惨。

可能是因为恶名昭彰，所以史书中对于刘瑾在正德年间以前的记载几乎就是个空白。我所能了解的仅有几个片段，比如在弘治年间这货不知道因为啥犯了死罪，差点被砍死；在侥幸得免以后，又费尽了心思贿赂了当时内廷最红的大太监李广，这才得到机会去侍奉时为太子的朱厚照。

刘瑾对于士大夫来说十恶不赦，但是不能否认他对家乡以及平民百姓还是怀有一定的善意

弘治十八年，明孝宗朱佑樘驾崩、明武宗朱厚照即位，随即任命刘瑾执掌钟鼓司，这一年他已经54岁了。不久刘瑾又被调进内官监，总督团营，次年就掌管司礼监，走上了一个太监的权力巅峰。

明朝宦官的权力主要来自于“照阁票批朱”；提督东厂，治理诏狱；凌驾于三法司之上的审案权；监军、镇守、守备、巡视；出使；提督市舶、矿使税监、采办、监工、监器、织造这么几块，其中权力凌驾于内阁之上的司礼监才是重中之重：

“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纲纪，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旨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国榷·卷四十三》）

正德五年，在另一个太监张永的举报、李东阳、杨一清等重臣的佐（cuan）证（duo）下，刘瑾被“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族人、逆党皆伏诛”，时年59岁。

也就是说刘瑾手握大权、过得很爽的日子不过5年而已。

杨一清曾经因为失职被刘瑾罚过款

刘公公干的坏事别人已经说得太多，我懒得重复太多，先拿一段史书记载凑合事：

“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这里只重点说两件事，一个是贪污受贿，另一个迫害忠良。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搞了一个不怎么靠谱的榜单，对象是1000年以来世界50大富豪——中国共有6人上榜，其中就包括了两大贪污犯和珅和刘瑾（另外四个是成吉思汗、忽必烈、伍秉鉴和宋子文）。和珅的“光辉事迹”大家比较熟悉，那么刘公公又贪了多少呢？

据说他被抄家时，收缴出来的黄金有250万两、白银5000万两。和珅被抄出多少财产有不同的版本，数字在2.2亿两～8亿两之间，可这是他“辛辛苦苦”搜刮了20多年的成果，比起刘公公起码在效率上差远了。不过这事要怪只能怪在朱厚照头上，要是他再给刘公公几年时间，以后者的“勤勉”和“敬业”，抢走和珅的史上最大贪官头衔根本就不废什么劲儿。

明朝被骂得最狠的太监除了魏忠贤，就是刘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俩货喜欢“迫害忠良”，这其实不过是掌握着舆论话语权的士大夫物伤其类而已。相比于喜欢跟那些文官狗咬狗的魏公公，刘公公显然对银子更感兴趣，死在他手下的文官不少，但跟魏忠贤比起来就差远了。而且只要那些文官滚远点、不在刘公公眼前碍眼、碍事，他并不追求非得肉体消灭——这就导致后来刘瑾倒霉的时候，那些恨他入骨的政敌大多还活着，自然破鼓万人捶，于是刘公公死相极惨。

相比刘瑾，魏忠贤的智商和情商显然更高，所以混得更好

（瞎扯一句，如果那些被魏忠贤、刘瑾迫害过的“忠良”活在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应该不会愿意与他们共事，更甭提为友。因为这些家伙既不能任事，又难以相处，真的很烦人啊……）

刘公公最得意的时候，可以让群臣跪在金水桥畔然后宣布这帮家伙统统都是奸党——要是让魏公公办这件事，奸党们能痛痛快快的挨上一刀都得感谢“九千岁”大慈大悲；可是在刘公公手底下，这些“奸党”却大都能活蹦乱跳的挺到“立皇帝”被碎尸万段，然后破口大骂这货迫害忠良。

魏公公最后死得还算好看，刘公公则惨不忍睹，我猜他死前肯定怨气冲天，比如他的第一大罪状居然是谋反，这得有多扯？

要是刘瑾早早把李东阳、杨一清等陷害他的家伙弄死（刘瑾的17条大罪里边，还真有不少纯属诬陷或是替人背锅），下场也不至于这么惨。

可这事能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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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为啥能获得这么大的权力？因为他是皇权的代言人。

中国历史上阉宦之祸最为严重的时代非东汉、晚唐和明朝莫属，但是明朝的情况与前两者完全不同。

与汉唐宦官可以完全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不同，明朝的皇帝是“威柄自操”的，不存在太监挟制天子导致“太阿倒持”的情况。就连被一个“九千岁”魏忠贤搞得毫无存在感的明熹宗朱由校都能自信的表示“政事朕所亲裁”（《国榷·卷七十九》），更何况其余？而且哪怕魏、刘等大太监权擅天下，在皇帝面前也是“片纸中出而夜就缚”（《弇山堂别集·卷九十》明·王世贞），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十常侍就是东汉太监的代表，他们手中的权力其实比魏忠贤、刘瑾之流大多了

这也是明朝太监与汉唐宦官最大的不同之处。

为啥明朝的皇帝这么牛？因为与汉唐那些连活着都得看人脸色的可怜皇帝相比，他们手中有一个超级厉害的法宝，名为“君主专制”（从西汉到南宋，真正能专制起来的皇帝堪称凤毛麟角），而这还要感谢他们的老祖宗朱元璋。

老朱当上皇帝以后，总结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时，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明太祖实录·卷十四》）有了理论指导，办法自然多的是，比如建立高度的君主集权。

自从皇帝这种生物诞生开始，就本能的贪婪的攫取一切权力，并和任何试图与其分享权力的利益集团斗个不死不休——这样的利益集团包括贵族、外戚、士族、勋贵武将等等，自从隋唐以科举取士，便统统被作为庶族地主代表的士大夫阶层所取代。士大夫对于皇帝的好处在于他们可能会撬皇权的墙角，但绝对不会也没有能力把整面墙推倒，于是两者和平共处了数百年。

可是自从两宋以后，士大夫在政治、经济上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自然追求更大的权力，这就与朱元璋主张的君主专制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所以在明初，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对朱元璋是非常抵触的，类似清初读书人拒绝出仕、隐逸山野的情况在洪武年间其实也非常普遍，把皇帝气得要命。得罪老朱这样的狠人自然没有好下场，“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世以下万数。”（《明史·卷九十四·志第七十》）当然最狠的手段就是杀了胡惟庸之后，干脆连宰相这个职位都废掉了（胡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宰相）。

老朱这家伙绝对够狠，也绝对能瞎搞，明朝大部分的疑难杂症都是他搞出来的

宰相是啥玩意？那是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理论上任职时连皇帝都要“拜”的，不但是臣子从皇帝手中争取权力最有力的保障，更是所有士大夫梦想的终点，你老朱说给整没就没了？

这个仇就结大了。此后的朱棣得位不正，杀人更狠，于是仇恨愈深。如果说唐宋时期士大夫们都在忙着内讧、党争，那么在明朝就是有志一同的斗皇帝——明朝十六帝中，君臣关系比较和谐的只有朱允炆、朱高炽和朱佑樘这么三位。可是捧朱允炆臭脚风险太高，朱高炽在位时间太短、能夸的不多，所以明孝宗朱佑樘就被士大夫们树为正面典型捧上了天，甚至称之为“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何为“三代以下”？那可是夏商周以后的3000多年，这也太过了吧？

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要斗皇帝也只能文斗，可是皇帝却不一定非得跟他们讲道理，毕竟刀子比道理更具有说服力。不过像朱元璋、朱棣这种杀大臣如宰鸡的狠人太少见，后来刀子就变成了棒子（廷杖），可惜效果非常不好，还成了普遍具有受虐狂倾向的明朝士大夫的“心水之物”——一旦被廷杖打得屁股稀烂，甭管死活都成了不畏皇权、坚持真理的斗士、君子，从此声望值噌噌爆表，天下无不敬仰。所以明朝的大臣斗起皇帝来都跟疯狗一样，就盼着能换来（或是骗来）一顿廷杖，往往挨打者兴奋如狂，没挨上的如丧考妣，简直让人神经错乱。

廷杖打屁股是明朝特色，之前宋朝特色是官员下乡，之后清朝就干脆是砍脑袋了

其实这么干的皇帝不多，毕竟皇帝亲自出马斗大臣如同大人欺负小孩，赢了不光彩，输了更丢人。也就是明武宗朱厚照这样以荒唐著称的皇帝，或是刚从安陆那个小地方跑来京城的土鳖朱厚熜干得比较多。比如一个左顺门血案就让134名官员入狱、180多人挨了廷杖，其中17人被打死，因此朱厚熜在史书上被骂得很惨。

明朝的皇帝更愿意让他们信任的宦官扮演这样的角色，并在宦官和文官间的斗争中充当偏心眼裁判的角色。比如明武宗朱厚照在有人告刘瑾黑状时，就公然吹黑哨——“手匿名书曰：‘汝谓贤，吾故不用；汝谓不贤，今用之’任瑾益专。”（《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更是在庇护太监时训斥内阁首辅刘健道：

“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

一向不靠谱的朱厚照这回说的是句大实话。

所以像魏忠贤、刘瑾、李广之流的大太监大肆“陷害忠良”，其实就是皇帝想看到的结果，绝对是太监们“忠于职守”的表现，所以他们怎么可能会管、会纠正？所以明朝的太监们虽然多有作恶多端之辈，但只要现任皇帝不挂掉，他们的日子一般都会过得美滋滋。只有到了新君登基，魏公公之流作为用脏、用臭的破抹布才失去存在价值，才会被宰掉以平“民愤”，把他们存在的最后一点价值也榨干。

所以当文官眼巴巴的盼着皇帝用廷杖打自己屁股、以求名扬天下时，迎来的却往往是公公们的各种花式打击。比如又是刘瑾，发明了扒掉裤子直接拿光溜溜的屁股开揍的新打法，既伤害肉体又摧残尊严，大大降低了极度好面子的士大夫对于廷杖的好感度。

像死成恐怖片的“东林六君子”——看似杀死他们的是魏忠贤，其实背后站着的是皇帝

所以在史书中越是恶名昭彰、越是“迫害忠良”的太监，皇帝其实打心眼里喜欢，以至于他们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什么的都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反正这些钱财在卸磨杀驴的时候早晚还会落到皇帝手里）。所以明熹宗朱由校在临死前还向他兄弟朱由检郑重推荐了魏公公：“谕以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明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

那为啥“忠贞”不亚于魏公公的刘公公威风了没几年就被朱厚照弄死了？

因为他好像犯了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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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有理想的公公，刘瑾想要变法并身体力行，这就有点越线了。

明朝开国以后，一直严禁宦官参与政事，但是这一传统却被明宣宗朱瞻基彻底推翻——宣德三年，他下令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授宦官入学，以使他们能够处理文书并能参与朝政。

明朝的阉宦之祸就是口碑还不错的朱瞻基开的口子

可惜效果并不好，那些饱读诗书的公公们要么没混出头要么悲催的混成了好太监（明朝好太监的下场也都不太好），而那些坏太监的文化水平大都不大咋地，比如魏忠贤就是个纯文盲，刘瑾则是个半文盲。

刘公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不代表就没有理想。他一边敬业的替皇帝斗文官，一边努力的给自己捞银子，同时也没忘了替大明朝的事业添砖加瓦。

身为司礼监大铛，刘瑾有“照阁票批朱”之权，就是对内阁大臣做出的“票拟”进行批示。“批朱”本来是皇帝才有的权力，可是在明朝往往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尤其是摊上朱厚照这么一个极度厌恶朝政的皇帝，“批朱”权就被刘公公独家垄断了。

刘公公很好面子，而且很有责任心，生怕因为自己没文化闹笑话、出乱子，便把相关奏章文书带回家，拉上妹婿孙聪、秀才张文冕等人天天“加夜班”，一起商议决定。

在刘瑾“执政”的那五年，尽管把朝廷官场搞得乱七八糟，但是大明朝的国事并没有出什么大的岔子。以刘公公的本事，他也算是尽力了。

朱厚照以荒嬉无度闻名，所以刘瑾才责任大、担子重，确实没少为大明朝操心

不仅对身前事很负责，刘瑾还在为自己的身后名做打算。可是太监的名声实在糟糕，名垂青史的难度很大，所以刘公公觉得必须搞票大的。

还有什么比变法更能抬高一个人的名望的吗？想想人家商鞅、王安石，刘公公觉得自己一下子找到了人生的榜样。

那就变法呗：

“辛丑，兵科给事中屈拴，请颁行刘谨所定《见行事例》，按六部为序，编集成书，颁布中外，以昭法守。诏下廷臣议行。”（《明通鉴·卷四十三·武宗》）

“已，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诏悉厘正如旧制。”（《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看人家刘公公，不变法则已，一变就变出85条，能把商鞅、王安石什么的甩出好几里地……

而且刘公公变法不仅是以数量取胜，在质量上也有不少干货，大致总结如下：

1、政治方面。

因为跟文官长期斗争的不愉快经历，所以刘公公对于天下官员普遍持不信任态度（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于是他决定整顿吏治，比如建立官员不定期考察制度，“二月，刘瑾矫诏行吏部，不时考察两京及在外方面官。”（《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七》）；比如发明了“罚米例”，、对失职官吏进行惩罚：

“丁末，工科给事中吴仪核宁夏、固原等处仓场秋坯亏折之数，劫历任巡抚都仰史徐廷薄等十六人，侍郎硕佐及管粮郎中、副使、金事徐键等十八人，又通判董全等一百八十八人，又以马价盐课劫巡抚宁夏全都御史刘宪、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杨一清及苑马寺卿、全事、知府、间知及管屯卫宫十余人，皆入罚米例，重者五百石，轻者三百石以下，致仕者半之。”建立内厂钳制东西厂的权力，”（《明通鉴·卷四十三·武宗》）

刘宪、杨一清等都是所谓的名臣，结果因为任职不力统统被刘公公罚了款——咱先甭管罚款是不是进了某人的腰包，但这起码不是件坏事。

刘公公非常热爱和擅长罚款，至于款最后被罚到哪里就不好说了

不仅如此，刘瑾还利用提督厂卫的便利，大肆侦缉官员不法事。刘公公自己虽然是个大贪污犯，可是却见不得别人贪污腐败，所以执法甚严：“瑾峻刑”。使得在他治下的大明官场颇有洪武遗风，也算难得。

2、经济方面。

可能是因为出身的缘故，所以刘公公虽然对待官员要求非常高，但是对于百姓民生却颇有同情、仁慈之心。在他当政期间，多次降低赋税，减轻农民负担。

他的另一大政绩就是整顿了盐法，清理盐课。明朝盐商势力很大，与地方不法官员勾结，大肆侵吞国家财产，这让最喜欢银子的刘公公哪里受得了？于是派御史查核两浙盐课，追究官员责任、收缴赃款，而且据说全部收归了国库……

3、文化方面。

这方面刘公公就比较随心所欲了。比如他调整了各省的科举录取名额——跟他作对的那些文官大多出自南方，尤其是江西最多，所以刘公公下令裁剪江西乡试名额50个，同时给他的老家陕西加到100个（当年的科举成绩江西是出了名的好，陕西是出了名的差），至于河南、山西等省也因为盛产刘氏党羽得到了照顾。

另外刘公公脑洞还比较大，变法措施中还包括“又悉逐京师客佣，令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等在当时令人难以想象的条目，简直让人目瞪狗呆。

刘瑾变法首先严重影响了文官的利益，其次其中不乏以权谋私的心思，而且有些措施过于“新潮”让人无法接受，所以其结果自然是“辇下汹汹几致乱”，几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太监的一切都建立在皇权之上，失去皇帝的支持会生不如死

可是刘公公不怕，只要皇帝支持他，谁反对都没用。

不过没过多久，朱厚照就下令将刘瑾碎尸万段了。

这是为啥？

明朝的皇帝把太监推上前台与文官斗，自己落个清闲不说，还不用生前挨骂、死后摊上坏名声，这多好？所以作为皇权代言人的太监们无论怎么折腾，成了“九千岁”也好、“立皇帝”也罢，他们都可以不在意。至于杀掉一堆大臣弄得朝堂鲜血淋漓、舆论怨声载道或是贪污了好几个国库那更是小事情，皇帝理都懒得理。

可问题是太监怎么作都可以，但不能越界，更不能让皇帝产生猜忌。

“九千岁”、“立皇帝”都是假的，这点皇帝心知肚明，“片纸中出而夜就缚”嘛；“批朱”也无所谓，反正真正有大事还得“朕所亲裁”；循例处理各种国事就跟没有问题了，反正这种不出格的事情皇帝大都懒得操心。

除了姓司马的，皇帝里边就没有傻子，而且对于权力尤其敏感

可变法肯定不行。那是对国朝制度作出重大的、可能涉及生死存亡的变革，那是一般人能干的吗？哪怕是商鞅、王安石这样的人物，搞完变法也得或杀或废，为啥？因为搞变法的家伙权力通常会变得很大、名望会变得很高，让皇帝感到不舒服甚至不安全。

当然，朱厚照再荒唐也能掂量出刘公公的斤两，就这货的水平搞不出什么幺蛾子，也不至于对他造成什么威胁。但问题是当皇帝的考虑问题从来不需要事实和依据，只要觉得你有动机，那就一定是大逆不道。

而且对于天下大多数人来说，刘公公权势熏天有如高山仰止，但对于朱厚照来说不过是个家奴、一条狗而已。这条狗不够听话，换一条就是，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于是刘瑾仅仅嚣张了5年，就被碎尸万段了。

不过考虑到历史上变法者的下场都不太好，刘公公也算死得其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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