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瑾为什么不反水(为什么大太监刘瑾威风了5年就完蛋)

有人说过“读史使人明智,知古可以鉴今”,但我以为光读史书上的文字很容易被忽悠瘸,还得有自己的思考和认知。鲁迅先生读史书就品出了“吃人”二字,我自然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但也能看出来一些门道,比如很多史官都愿意按照自己的喜好给历史穿衣打扮——凡是自己人或是看着顺眼的就拼命吹捧,非我同道或是瞧一眼就来气的当然要往死里埋汰。

唐宋之前的史官还算靠谱,大抵能够做到秉笔直书,“人杰有瑕疵必说,枭雄有善意必录”,但是古人做学问的方法有问题。我们今天搞夏商周断代工程,集合了近10个专业领域的上百位专家搞了好几年还留下一大堆瑕疵;清史纂修工程更是集合了15个部门、上千名学者折腾了近20年还没出成果。可是古人呢?拿《史记》举例,从上古黄帝时代一直到汉武帝太初四年这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一个人花了14年就全部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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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观点看,古人著史的文学价值往往大于史料价值

所以说古人做学问比今天简单太多了,他们可以用主观的思想、主观的判断和主观的文字来决定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代替(或者说是扼杀)所有人的观点,这还算是好的。北宋欧阳修在修撰《新五代史》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那就是不但完全按照个人好恶述史,还动辄大发议论、大肆删削史料(《新唐书》也没少被他祸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颇受此影响。明清史书就更不用说,(不论官修还是私修的)作为政治工具的价值远大于史学价值。

对自己(或同一利益集团)有利的就拼命粉饰、神化,不利的或是有害的呢?那些出身士人的史官倒没有无耻到一概否定或是涂改的地步。但是凡人都有优缺点,什么地方需要大说特说,什么地方不说少说的权力可是拿捏在他们手里的,玩这种文字游戏可是他们的独门绝技。

所以不知有多少史实和先人成了任他们打扮的小姑娘,又有不知多少后人被他们忽悠瘸了还不自知。

比如说明武宗朱厚照时期的大太监刘瑾,史书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似乎就是个媚上欺下、纳贿自肥、祸乱人间、迫害忠良的大坏蛋,人称“立皇帝”,可见嚣张跋扈到了何种程度。

诸葛瑾为什么不反水(为什么大太监刘瑾威风了5年就完蛋)(2)

提到明朝太监就让人想到坏蛋——这种脸谱化的述史一直是史书的大问题

刘公公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但是这种单一脸谱化的形象也肯定不是他全部的面貌。

比如说,有多少人知道刘瑾不但变过法、还变得挺像那么回事?


刘瑾其人——坏蛋肯定是个坏蛋,如果他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还不够坏。

刘瑾,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后来入宫认大宦官刘顺为干爹,并因此改姓。别看刘公公后来火得很,堪称有明一朝除了魏忠贤以外的太监第二人,但其实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过得很凄惨。

可能是因为恶名昭彰,所以史书中对于刘瑾在正德年间以前的记载几乎就是个空白。我所能了解的仅有几个片段,比如在弘治年间这货不知道因为啥犯了死罪,差点被砍死;在侥幸得免以后,又费尽了心思贿赂了当时内廷最红的大太监李广,这才得到机会去侍奉时为太子的朱厚照。

诸葛瑾为什么不反水(为什么大太监刘瑾威风了5年就完蛋)(3)

刘瑾对于士大夫来说十恶不赦,但是不能否认他对家乡以及平民百姓还是怀有一定的善意

弘治十八年,明孝宗朱佑樘驾崩、明武宗朱厚照即位,随即任命刘瑾执掌钟鼓司,这一年他已经54岁了。不久刘瑾又被调进内官监,总督团营,次年就掌管司礼监,走上了一个太监的权力巅峰。

明朝宦官的权力主要来自于“照阁票批朱”;提督东厂,治理诏狱;凌驾于三法司之上的审案权;监军、镇守、守备、巡视;出使;提督市舶、矿使税监、采办、监工、监器、织造这么几块,其中权力凌驾于内阁之上的司礼监才是重中之重:

“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纲纪,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旨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国榷·卷四十三》)

正德五年,在另一个太监张永的举报、李东阳、杨一清等重臣的佐(cuan)证(duo)下,刘瑾被“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族人、逆党皆伏诛”,时年59岁。

也就是说刘瑾手握大权、过得很爽的日子不过5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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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一清曾经因为失职被刘瑾罚过款

刘公公干的坏事别人已经说得太多,我懒得重复太多,先拿一段史书记载凑合事:

“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这里只重点说两件事,一个是贪污受贿,另一个迫害忠良。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搞了一个不怎么靠谱的榜单,对象是1000年以来世界50大富豪——中国共有6人上榜,其中就包括了两大贪污犯和珅和刘瑾(另外四个是成吉思汗、忽必烈、伍秉鉴和宋子文)。和珅的“光辉事迹”大家比较熟悉,那么刘公公又贪了多少呢?

据说他被抄家时,收缴出来的黄金有250万两、白银5000万两。和珅被抄出多少财产有不同的版本,数字在2.2亿两~8亿两之间,可这是他“辛辛苦苦”搜刮了20多年的成果,比起刘公公起码在效率上差远了。不过这事要怪只能怪在朱厚照头上,要是他再给刘公公几年时间,以后者的“勤勉”和“敬业”,抢走和珅的史上最大贪官头衔根本就不废什么劲儿。

明朝被骂得最狠的太监除了魏忠贤,就是刘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俩货喜欢“迫害忠良”,这其实不过是掌握着舆论话语权的士大夫物伤其类而已。相比于喜欢跟那些文官狗咬狗的魏公公,刘公公显然对银子更感兴趣,死在他手下的文官不少,但跟魏忠贤比起来就差远了。而且只要那些文官滚远点、不在刘公公眼前碍眼、碍事,他并不追求非得肉体消灭——这就导致后来刘瑾倒霉的时候,那些恨他入骨的政敌大多还活着,自然破鼓万人捶,于是刘公公死相极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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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刘瑾,魏忠贤的智商和情商显然更高,所以混得更好

(瞎扯一句,如果那些被魏忠贤、刘瑾迫害过的“忠良”活在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应该不会愿意与他们共事,更甭提为友。因为这些家伙既不能任事,又难以相处,真的很烦人啊……)

刘公公最得意的时候,可以让群臣跪在金水桥畔然后宣布这帮家伙统统都是奸党——要是让魏公公办这件事,奸党们能痛痛快快的挨上一刀都得感谢“九千岁”大慈大悲;可是在刘公公手底下,这些“奸党”却大都能活蹦乱跳的挺到“立皇帝”被碎尸万段,然后破口大骂这货迫害忠良。

魏公公最后死得还算好看,刘公公则惨不忍睹,我猜他死前肯定怨气冲天,比如他的第一大罪状居然是谋反,这得有多扯?

要是刘瑾早早把李东阳、杨一清等陷害他的家伙弄死(刘瑾的17条大罪里边,还真有不少纯属诬陷或是替人背锅),下场也不至于这么惨。

可这事能怨谁?


刘瑾为啥能获得这么大的权力?因为他是皇权的代言人。

中国历史上阉宦之祸最为严重的时代非东汉、晚唐和明朝莫属,但是明朝的情况与前两者完全不同。

与汉唐宦官可以完全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不同,明朝的皇帝是“威柄自操”的,不存在太监挟制天子导致“太阿倒持”的情况。就连被一个“九千岁”魏忠贤搞得毫无存在感的明熹宗朱由校都能自信的表示“政事朕所亲裁”(《国榷·卷七十九》),更何况其余?而且哪怕魏、刘等大太监权擅天下,在皇帝面前也是“片纸中出而夜就缚”(《弇山堂别集·卷九十》明·王世贞),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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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常侍就是东汉太监的代表,他们手中的权力其实比魏忠贤、刘瑾之流大多了

这也是明朝太监与汉唐宦官最大的不同之处。

为啥明朝的皇帝这么牛?因为与汉唐那些连活着都得看人脸色的可怜皇帝相比,他们手中有一个超级厉害的法宝,名为“君主专制”(从西汉到南宋,真正能专制起来的皇帝堪称凤毛麟角),而这还要感谢他们的老祖宗朱元璋。

老朱当上皇帝以后,总结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时,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明太祖实录·卷十四》)有了理论指导,办法自然多的是,比如建立高度的君主集权。

自从皇帝这种生物诞生开始,就本能的贪婪的攫取一切权力,并和任何试图与其分享权力的利益集团斗个不死不休——这样的利益集团包括贵族、外戚、士族、勋贵武将等等,自从隋唐以科举取士,便统统被作为庶族地主代表的士大夫阶层所取代。士大夫对于皇帝的好处在于他们可能会撬皇权的墙角,但绝对不会也没有能力把整面墙推倒,于是两者和平共处了数百年。

可是自从两宋以后,士大夫在政治、经济上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自然追求更大的权力,这就与朱元璋主张的君主专制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所以在明初,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对朱元璋是非常抵触的,类似清初读书人拒绝出仕、隐逸山野的情况在洪武年间其实也非常普遍,把皇帝气得要命。得罪老朱这样的狠人自然没有好下场,“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世以下万数。”(《明史·卷九十四·志第七十》)当然最狠的手段就是杀了胡惟庸之后,干脆连宰相这个职位都废掉了(胡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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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朱这家伙绝对够狠,也绝对能瞎搞,明朝大部分的疑难杂症都是他搞出来的

宰相是啥玩意?那是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理论上任职时连皇帝都要“拜”的,不但是臣子从皇帝手中争取权力最有力的保障,更是所有士大夫梦想的终点,你老朱说给整没就没了?

这个仇就结大了。此后的朱棣得位不正,杀人更狠,于是仇恨愈深。如果说唐宋时期士大夫们都在忙着内讧、党争,那么在明朝就是有志一同的斗皇帝——明朝十六帝中,君臣关系比较和谐的只有朱允炆、朱高炽和朱佑樘这么三位。可是捧朱允炆臭脚风险太高,朱高炽在位时间太短、能夸的不多,所以明孝宗朱佑樘就被士大夫们树为正面典型捧上了天,甚至称之为“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何为“三代以下”?那可是夏商周以后的3000多年,这也太过了吧?

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要斗皇帝也只能文斗,可是皇帝却不一定非得跟他们讲道理,毕竟刀子比道理更具有说服力。不过像朱元璋、朱棣这种杀大臣如宰鸡的狠人太少见,后来刀子就变成了棒子(廷杖),可惜效果非常不好,还成了普遍具有受虐狂倾向的明朝士大夫的“心水之物”——一旦被廷杖打得屁股稀烂,甭管死活都成了不畏皇权、坚持真理的斗士、君子,从此声望值噌噌爆表,天下无不敬仰。所以明朝的大臣斗起皇帝来都跟疯狗一样,就盼着能换来(或是骗来)一顿廷杖,往往挨打者兴奋如狂,没挨上的如丧考妣,简直让人神经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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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杖打屁股是明朝特色,之前宋朝特色是官员下乡,之后清朝就干脆是砍脑袋了

其实这么干的皇帝不多,毕竟皇帝亲自出马斗大臣如同大人欺负小孩,赢了不光彩,输了更丢人。也就是明武宗朱厚照这样以荒唐著称的皇帝,或是刚从安陆那个小地方跑来京城的土鳖朱厚熜干得比较多。比如一个左顺门血案就让134名官员入狱、180多人挨了廷杖,其中17人被打死,因此朱厚熜在史书上被骂得很惨。

明朝的皇帝更愿意让他们信任的宦官扮演这样的角色,并在宦官和文官间的斗争中充当偏心眼裁判的角色。比如明武宗朱厚照在有人告刘瑾黑状时,就公然吹黑哨——“手匿名书曰:‘汝谓贤,吾故不用;汝谓不贤,今用之’任瑾益专。”(《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更是在庇护太监时训斥内阁首辅刘健道:

“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

一向不靠谱的朱厚照这回说的是句大实话。

所以像魏忠贤、刘瑾、李广之流的大太监大肆“陷害忠良”,其实就是皇帝想看到的结果,绝对是太监们“忠于职守”的表现,所以他们怎么可能会管、会纠正?所以明朝的太监们虽然多有作恶多端之辈,但只要现任皇帝不挂掉,他们的日子一般都会过得美滋滋。只有到了新君登基,魏公公之流作为用脏、用臭的破抹布才失去存在价值,才会被宰掉以平“民愤”,把他们存在的最后一点价值也榨干。

所以当文官眼巴巴的盼着皇帝用廷杖打自己屁股、以求名扬天下时,迎来的却往往是公公们的各种花式打击。比如又是刘瑾,发明了扒掉裤子直接拿光溜溜的屁股开揍的新打法,既伤害肉体又摧残尊严,大大降低了极度好面子的士大夫对于廷杖的好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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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死成恐怖片的“东林六君子”——看似杀死他们的是魏忠贤,其实背后站着的是皇帝

所以在史书中越是恶名昭彰、越是“迫害忠良”的太监,皇帝其实打心眼里喜欢,以至于他们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什么的都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反正这些钱财在卸磨杀驴的时候早晚还会落到皇帝手里)。所以明熹宗朱由校在临死前还向他兄弟朱由检郑重推荐了魏公公:“谕以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明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

那为啥“忠贞”不亚于魏公公的刘公公威风了没几年就被朱厚照弄死了?

因为他好像犯了忌讳。


作为一名有理想的公公,刘瑾想要变法并身体力行,这就有点越线了。

明朝开国以后,一直严禁宦官参与政事,但是这一传统却被明宣宗朱瞻基彻底推翻——宣德三年,他下令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授宦官入学,以使他们能够处理文书并能参与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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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阉宦之祸就是口碑还不错的朱瞻基开的口子

可惜效果并不好,那些饱读诗书的公公们要么没混出头要么悲催的混成了好太监(明朝好太监的下场也都不太好),而那些坏太监的文化水平大都不大咋地,比如魏忠贤就是个纯文盲,刘瑾则是个半文盲。

刘公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不代表就没有理想。他一边敬业的替皇帝斗文官,一边努力的给自己捞银子,同时也没忘了替大明朝的事业添砖加瓦。

身为司礼监大铛,刘瑾有“照阁票批朱”之权,就是对内阁大臣做出的“票拟”进行批示。“批朱”本来是皇帝才有的权力,可是在明朝往往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尤其是摊上朱厚照这么一个极度厌恶朝政的皇帝,“批朱”权就被刘公公独家垄断了。

刘公公很好面子,而且很有责任心,生怕因为自己没文化闹笑话、出乱子,便把相关奏章文书带回家,拉上妹婿孙聪、秀才张文冕等人天天“加夜班”,一起商议决定。

在刘瑾“执政”的那五年,尽管把朝廷官场搞得乱七八糟,但是大明朝的国事并没有出什么大的岔子。以刘公公的本事,他也算是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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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以荒嬉无度闻名,所以刘瑾才责任大、担子重,确实没少为大明朝操心

不仅对身前事很负责,刘瑾还在为自己的身后名做打算。可是太监的名声实在糟糕,名垂青史的难度很大,所以刘公公觉得必须搞票大的。

还有什么比变法更能抬高一个人的名望的吗?想想人家商鞅、王安石,刘公公觉得自己一下子找到了人生的榜样。

那就变法呗:

“辛丑,兵科给事中屈拴,请颁行刘谨所定《见行事例》,按六部为序,编集成书,颁布中外,以昭法守。诏下廷臣议行。”(《明通鉴·卷四十三·武宗》)

“已,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诏悉厘正如旧制。”(《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看人家刘公公,不变法则已,一变就变出85条,能把商鞅、王安石什么的甩出好几里地……

而且刘公公变法不仅是以数量取胜,在质量上也有不少干货,大致总结如下:

1、政治方面。

因为跟文官长期斗争的不愉快经历,所以刘公公对于天下官员普遍持不信任态度(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于是他决定整顿吏治,比如建立官员不定期考察制度,“二月,刘瑾矫诏行吏部,不时考察两京及在外方面官。”(《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七》);比如发明了“罚米例”,、对失职官吏进行惩罚:

“丁末,工科给事中吴仪核宁夏、固原等处仓场秋坯亏折之数,劫历任巡抚都仰史徐廷薄等十六人,侍郎硕佐及管粮郎中、副使、金事徐键等十八人,又通判董全等一百八十八人,又以马价盐课劫巡抚宁夏全都御史刘宪、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杨一清及苑马寺卿、全事、知府、间知及管屯卫宫十余人,皆入罚米例,重者五百石,轻者三百石以下,致仕者半之。”建立内厂钳制东西厂的权力,”(《明通鉴·卷四十三·武宗》)

刘宪、杨一清等都是所谓的名臣,结果因为任职不力统统被刘公公罚了款——咱先甭管罚款是不是进了某人的腰包,但这起码不是件坏事。

诸葛瑾为什么不反水(为什么大太监刘瑾威风了5年就完蛋)(12)

刘公公非常热爱和擅长罚款,至于款最后被罚到哪里就不好说了

不仅如此,刘瑾还利用提督厂卫的便利,大肆侦缉官员不法事。刘公公自己虽然是个大贪污犯,可是却见不得别人贪污腐败,所以执法甚严:“瑾峻刑”。使得在他治下的大明官场颇有洪武遗风,也算难得。

2、经济方面。

可能是因为出身的缘故,所以刘公公虽然对待官员要求非常高,但是对于百姓民生却颇有同情、仁慈之心。在他当政期间,多次降低赋税,减轻农民负担。

他的另一大政绩就是整顿了盐法,清理盐课。明朝盐商势力很大,与地方不法官员勾结,大肆侵吞国家财产,这让最喜欢银子的刘公公哪里受得了?于是派御史查核两浙盐课,追究官员责任、收缴赃款,而且据说全部收归了国库……

3、文化方面。

这方面刘公公就比较随心所欲了。比如他调整了各省的科举录取名额——跟他作对的那些文官大多出自南方,尤其是江西最多,所以刘公公下令裁剪江西乡试名额50个,同时给他的老家陕西加到100个(当年的科举成绩江西是出了名的好,陕西是出了名的差),至于河南、山西等省也因为盛产刘氏党羽得到了照顾。

另外刘公公脑洞还比较大,变法措施中还包括“又悉逐京师客佣,令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等在当时令人难以想象的条目,简直让人目瞪狗呆。

刘瑾变法首先严重影响了文官的利益,其次其中不乏以权谋私的心思,而且有些措施过于“新潮”让人无法接受,所以其结果自然是“辇下汹汹几致乱”,几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诸葛瑾为什么不反水(为什么大太监刘瑾威风了5年就完蛋)(13)

太监的一切都建立在皇权之上,失去皇帝的支持会生不如死

可是刘公公不怕,只要皇帝支持他,谁反对都没用。

不过没过多久,朱厚照就下令将刘瑾碎尸万段了。

这是为啥?

明朝的皇帝把太监推上前台与文官斗,自己落个清闲不说,还不用生前挨骂、死后摊上坏名声,这多好?所以作为皇权代言人的太监们无论怎么折腾,成了“九千岁”也好、“立皇帝”也罢,他们都可以不在意。至于杀掉一堆大臣弄得朝堂鲜血淋漓、舆论怨声载道或是贪污了好几个国库那更是小事情,皇帝理都懒得理。

可问题是太监怎么作都可以,但不能越界,更不能让皇帝产生猜忌。

“九千岁”、“立皇帝”都是假的,这点皇帝心知肚明,“片纸中出而夜就缚”嘛;“批朱”也无所谓,反正真正有大事还得“朕所亲裁”;循例处理各种国事就跟没有问题了,反正这种不出格的事情皇帝大都懒得操心。

诸葛瑾为什么不反水(为什么大太监刘瑾威风了5年就完蛋)(14)

除了姓司马的,皇帝里边就没有傻子,而且对于权力尤其敏感

可变法肯定不行。那是对国朝制度作出重大的、可能涉及生死存亡的变革,那是一般人能干的吗?哪怕是商鞅、王安石这样的人物,搞完变法也得或杀或废,为啥?因为搞变法的家伙权力通常会变得很大、名望会变得很高,让皇帝感到不舒服甚至不安全。

当然,朱厚照再荒唐也能掂量出刘公公的斤两,就这货的水平搞不出什么幺蛾子,也不至于对他造成什么威胁。但问题是当皇帝的考虑问题从来不需要事实和依据,只要觉得你有动机,那就一定是大逆不道。

而且对于天下大多数人来说,刘公公权势熏天有如高山仰止,但对于朱厚照来说不过是个家奴、一条狗而已。这条狗不够听话,换一条就是,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于是刘瑾仅仅嚣张了5年,就被碎尸万段了。

不过考虑到历史上变法者的下场都不太好,刘公公也算死得其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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