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海瑟薇人生观点（林沛理评安妮埃尔诺）

妮•埃尔诺与她的新著《迷失》。 （资料图）

今年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把诺贝尔文学奖颁了给一个“小作家”（minor writer）。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的“小”，不是指她的才情，而在于她的眼界和视野。不管时代和世界有多大，她关心的只是小小的“自我”（self）。与其说她的作品“自传色彩浓厚”（autobiographical），倒不如说它们“自我中心”（self-centered）和“只关心作者自己”（self-interested）。在这个意义上，埃尔诺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传统，是将“看自己的肚脐眼”（naval-gazing，自我沉溺的意思）提升为一种艺术。

这是法国文学的光辉传统。这个传统的“庸俗版”（lowbrow version）代表是萨冈（François Sagan），她19岁发表的《你好，忧愁》（Bonjour Tristesse），向全球渴望成名但生活经验贫乏的写作人，示范如何以“无病呻吟”和“为赋新词强说愁”引起共鸣。这本书的巨大成功，启发了30年后的“我一代”（Me Generation）和今日社交媒体的网红。

“严肃版”（highbrow version）的代表是科莱特（Colette）和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科莱特是法国20世纪上半叶的作家，卒于《你好，忧愁》面世之年。她的成名作《切里》（Cheri）极有可能是埃尔诺的两部小说《简单的激情》（Simple Passion）与《迷失》（Getting Lost）的启发甚至参照。三部小说的主题都是女人的“性违法”（sexual transgression）——她们的性行为和性关系如何僭越道德和法律。《切里》的男主角已婚，25岁，与一个49岁的女子离离合合、难舍难分。《简单的激情》与《迷失》讲的是同一类关系、同一类故事：20多年前，年近50的埃尔诺搭上一个30多岁的苏联外交官，二人整天整晚做爱，不知人间何世。

杜拉斯对埃尔诺的影响更显而易见。杜拉斯的《情人》（The Lover）也在年龄差距（age difference）这个话题上大造文章。15岁的法国穷家女在越南与一个30多岁的中国男人发展不伦关系。杜拉斯对爱情以至生命的悲剧意识（tragic consciousness）是法国文坛的一套“天气系统”（weather system），当地的作家很少能够不受影响。《情人》很多刻骨铭心的句子，都阴魂不散地在《迷途》出现。《情人》的读者，怎会忘记“老早已太晚，这是我的人生”（Very early in my life it was too late）这样价值连城的句子？埃尔诺不是杜拉斯，但“下次相聚的日期就是我的前途”（I have no future, other than the date of our next meeting）也确实令人心痛。

“透过年轻的肉体寻回生趣”（Young flesh as renewal），是男性作家的偏爱和乐此不疲的主题。随便举个例，四年前离世的美国小说家罗斯（Philip Roth）生前是个无（少）女不欢的男人，他笔下的男人也总是没法按捺他们对年轻女人的性幻想和性欲望。对罗斯来说，这等同于对生命的热情。然而，只要把老少恋中男女的年纪互换，“透过年轻的肉体寻回生趣”马上变成“透过年轻的肉体摧毁天真”（Young flesh as corrupting innocence）。年长的女性是要吃唐僧肉的妖怪，通俗文化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电影《毕业生》（The Graduate）中的鲁滨逊太太（Mrs. Robinson）。她不但像玩木偶一样把入世未深的达夫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弄上床，还千方百计要破坏他与女儿的纯洁爱情。

从这个角度看，埃尔诺的小说试图对文学世界的性别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y）进行纠正改错和拨乱反正。这也许就是她获瑞典学院垂青的原因：因性侵丑闻曾停办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急于向世界证明它对性别不平等的“零容忍”。文学创作和欣赏并非在与世隔绝的真空中进行，文学被赋予的价值受到很多文学以外（extra-literary）的因素影响。更何况瑞典学院喜欢借得奖者表态，例如今年把和平奖颁予俄乌及白俄人权组织，就是摆明要令俄罗斯领导人难看。

这不是说埃尔诺浪得虚名。2004年，同样善于写女性出轨的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获诺贝尔文学奖。若论作品的“吓人值”（shock value），埃尔诺远不如耶利内克。耶利内克最为人所知的小说《钢琴教师》（The Piano Teacher）令卫道之士大发雷霆、绅士淑女面红耳赤，因为它不仅充斥着性，还是强迫的性、变态的性和没有一丝感情联系的性。女主角不是性解放者，而是性急救者，试图用性虐待来克服自己病入膏肓的性冷感。于是，绑缚与调教、施虐与受虐（简称BDSM）变成医治奄奄一息的性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

埃尔诺的作品有大量的性描写，但多炽烈而不露骨（intense but not explicit）。她的新作《迷失》最令人忘不了的，不是跟性有关的种种偏差行为（deviant sex），而是那些发出“事实的金石声”（the ring of truth，张爱玲译法）的细节。例如在情人的阳具上找到自己遗失了的隐形眼镜。埃尔诺是小说家，但她在情感上的诚实（emotional honesty），以及对细节的掌握，令她更胜任做“日记作者”（diarist）。《迷失》的“日志式”结构（diary entry）可以说是让她尽展所长。

埃尔诺其实有两个情人，一个会跟她做爱，另一个不会，但永远不会因她年老色衰而离她已去。埃尔诺这样写：“我有点害怕，害怕自己日渐衰老，终有一天会被取消资格，不能再玩做爱这个游戏。在生命这个荒凉小镇，做爱是唯一好玩的游戏，除了写作。”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个如此相信写作的人，总是好事。至少不会是“我本将心寄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林沛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