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决定胜负的五个因素（孙子兵法新解06取舍的抉择）

自古以来，任何军政斗争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区间、地域范围内进行的，一切成功谋略的发挥作用归根到底都有赖于施谋者自身兵力的集中或者对方兵力的分散作为博弈的双方，既可以通过伐谋、伐交的策略对军事行动进行补充，增强自身的作战态势，又可以通过设伏邀击、冲虚动敌等战术造成对方兵力的分散，同时集中自身的优势兵力，形成局部的以多打少、以强打弱然而，当决策者站在战略高度上分析问题时就会发现：作为博弈的参与者，特别是多元博弈的参与者，即使是优势的一方，对于全局来讲，自身力量也是有限的，实力再强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毕竟也是一个定数因此，由于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决策者总觉得有些力不从心，面对种种博弈，不可能面面俱到，常常需要做取舍之抉择，而抉择的标准在于：选取重大的，放弃微小的；选取决定性的，放弃从属性的；选择深远性的，放弃暂时性的，旨在着眼于大局的把控，使得自身的力量在最需要爆发的时机进行爆发和汇聚，这也就成为了能否取得斗争胜利的关键《孙子兵法·九变篇》中，孙子以军事地理问题为例，将各种作战地形分为两大类：其一，必争之地，其二，虽可争而不争之地，并认为应该根据“圮地、衢地、绝地、围地、死地”等地形的不同特点，具体分析，灵活处理进而，提出了“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的著名论断其中，“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指的是对于得而无利、舍而无害的城池不要去进攻；对于破而无利、弃而无害的军队也不要去进攻，避免无谓地耗费自身的兵力与士气，不执著于一城一池的得失，着眼于大势，集中力量，占据战略要地，借以掌控全局这一作战理念正是“舍得”哲学的体现，有所舍才能有所得，有所不为才能更好地有所为，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孙子兵法决定胜负的五个因素?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孙子兵法决定胜负的五个因素

自古以来，任何军政斗争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区间、地域范围内进行的，一切成功谋略的发挥作用归根到底都有赖于施谋者自身兵力的集中或者对方兵力的分散。作为博弈的双方，既可以通过伐谋、伐交的策略对军事行动进行补充，增强自身的作战态势，又可以通过设伏邀击、冲虚动敌等战术造成对方兵力的分散，同时集中自身的优势兵力，形成局部的以多打少、以强打弱。然而，当决策者站在战略高度上分析问题时就会发现：作为博弈的参与者，特别是多元博弈的参与者，即使是优势的一方，对于全局来讲，自身力量也是有限的，实力再强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毕竟也是一个定数。因此，由于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决策者总觉得有些力不从心，面对种种博弈，不可能面面俱到，常常需要做取舍之抉择，而抉择的标准在于：选取重大的，放弃微小的；选取决定性的，放弃从属性的；选择深远性的，放弃暂时性的，旨在着眼于大局的把控，使得自身的力量在最需要爆发的时机进行爆发和汇聚，这也就成为了能否取得斗争胜利的关键。《孙子兵法·九变篇》中，孙子以军事地理问题为例，将各种作战地形分为两大类：其一，必争之地，其二，虽可争而不争之地，并认为应该根据“圮地、衢地、绝地、围地、死地”等地形的不同特点，具体分析，灵活处理。进而，提出了“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的著名论断。其中，“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指的是对于得而无利、舍而无害的城池不要去进攻；对于破而无利、弃而无害的军队也不要去进攻，避免无谓地耗费自身的兵力与士气，不执著于一城一池的得失，着眼于大势，集中力量，占据战略要地，借以掌控全局。这一作战理念正是“舍得”哲学的体现，有所舍才能有所得，有所不为才能更好地有所为。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秦将白起破楚”的经典战例。战国中后期，随着列国形势的变幻，前279年，秦昭王与赵惠文王在渑池举行会盟，该会盟实质上是秦赵两国在齐国复国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一次“战略妥协”，秦赵两国实力相近，秦国略占优势，如若相互兼并，必然实力大损，也将给与齐、楚这两个昔日强国复兴的机会，这正是秦、赵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正是基于共同的利益，此时秦赵两国均有达成默契的愿望，暂时建立彼此相对稳定的战略联盟关系，联手粉碎齐楚的复兴，进而兼并天下。两国最终约定秦国攻击楚国和魏国，赵国侵掠燕国和齐国。秦昭襄王在与赵国息兵言和、解除后顾之忧之后，着力准备伐楚之事。昭王二十八年，白起经过周密策划，认为：楚国疆域辽阔，若步步为营，即使动用百万大军，也不足以攻占楚国全境，徒费钱粮，一旦部队过于分散，很可能被楚军各个击破。相反，秦国已得巴蜀，占据江汉上游，地理优势明显，水师步军，攻击线路极多。楚国防不胜防，虽有百万之众，却不能守于一处，其势必“无处不备，则无处不寡”。加之，楚地山水纵横，结构松散，不利于大兵团展开，楚国纵然有兵力优势，也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围。因而，白起选取了秦军的精锐部队，选择了“由蓝田，过商地，经丹水流域出武关，再顺汉水而南”的进军路线，既掠取汉水流域丰饶的粮草补给军需，又利用江水之势，出敌不意突入楚境，攻取主要分布在汉水流域的楚国重镇。征战途中，白起令军士过河拆桥毁船，自断归路，示以必战。自怀王时起，楚、秦交战多以秦胜楚败告终，楚人久畏秦军声威，又因士卒本土自战而有很大的后顾之忧，根本无法抵挡秦军锐卒的猛烈进攻，节节败退。秦军长驱直入，迅速攻取汉水流域要地邓，直抵楚国别都鄢。鄢与楚都郢距离很近，历来是楚国的军事重镇、郢都的门户，楚国早已在此屯集重兵，借以阻止秦军南下攻郢。秦军在此遭到入楚以来最为顽强的抵抗，屡攻不克，而秦孤军深入，不宜持久，白起利用夷水从楚西山长谷出而流向东南的有利条件，在鄢城西边百里处筑堤蓄水，并修长渠直达鄢城，尔后开渠灌城。鄢城东北角溃破，城中军民溺死者不计其数，秦军乘势攻取鄢地。取鄢后，白起休整士卒，补充兵员物资，将秦之罪人刑徒迁徙到所得楚地，充实后方，以此为进一步攻楚的基地。次年，白起挥军东进，势如破竹，一举攻破楚都郢。楚顷襄王兵败，向东北方溃逃至陈地。秦军破郢后，随即西取西陵，焚毁楚先王宗庙，向东乘胜攻取竟陵，直至安陆，南下洞庭湖边，夺得楚国大别山以西的江汉地区，设为南郡。

是役，白起深明“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的用兵之道，尽量避免秦军进行不必要的攻战，除了必须要攻陷的战略据点，一概掠过，直贯鄢、郢，进军极其迅猛，转眼间兵临城下，给楚军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震慑，使得楚国彻底丧失了坚守的勇气与决心。尽管楚国为秦所破，但其幅员辽阔，仅靠当时白起的兵力还不足以占领全境，正是“破楚容易灭楚难”。如若秦王倾国而出增兵破楚，撇开胜负不论，必将大伤国力，并且很可能会给赵国以可乘之机，断送大好形势。鄢郢之战后，楚国实力大减，已不足以成为秦国的威胁，即使得了楚地，东面必将遭受齐、南越等国的骚扰，弃则失地，守则分势，反而不如暂且放过楚国，使之成为秦国东南的缓冲之地，集中力量会战中原，兼并天下。由此可见，秦国以区区残楚，换得天下大争之先机，取舍得当，真可谓是明智之举。

意大利学者维弗烈度·梅瑞图提出的“重要的少数与琐碎的多数原理”（“八十比二十”原理），就是说大约80%的价值来源于20%的因素，其余价值则来自其余80%的因素。这种20%决定另外80%的原则，强调“专注重点、带动其余”的策略，为我们古老的“取舍”原则提供了现代的科学依据。《三国演义》中，对于战争的描写侧重于策略，甚至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描述指挥者仅仅通过计策的博弈和时局的判断，就可以使得敌人卷甲撤兵甚至四散奔逃，细细地体会这实际是完全不可能的，而非真实的战争。战争不是摆积木、做算术，谋略固然重要，但执行起来必须有足够的实力、勇气和耐心才能够成功。要想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必须打赢几场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役不可，西方军事学中将这类战役称为“必胜战役”（MWBs，Must-win battles），这几场战役就是“城有所必攻，军有所必击”，先前的“不攻、不击”也正是为此时作准备，积蓄更强的兵力与士气，将自身的战斗力在关键的地方爆发出去。

前311年，秦惠文王死，太子荡即位，号武王。是时，秦国已灭巴蜀，后方巩固，国力日盛。秦武王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锋锐的君主，重武好战，有问鼎中原之志。三川，即韩国军事重镇宜阳，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记载，春秋前后成为西通秦陇，东下吴越的交通要道，称为“秦楚孔道”，既是中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周国与韩国阻挡秦国东进最为重要的屏障。秦军若想兵出函谷，会战中原，首先必须掌控此地，才可以保证物资与兵员的输通顺畅。然而，韩国宜阳城坚兵精，路远道险，秦军孤军深入，倘若魏、赵二国出兵相救，秦军可谓是举步维艰。在秦武王征求臣子们的意见时，公子樗里疾就以“难度高，风险大”为由表示反对；客卿甘茂则认为：“伐宜阳，定三川”是秦国挺进中原、成就帝业的关键所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伐韩宜阳，必先破韩魏联盟，只要魏国助秦，赵国就不能越魏而援韩，韩一旦被孤立，宜阳虽然城池坚固，兵精粮足，但也是有可能被秦军所攻破的。秦武王大喜，立即派遣甘茂出使魏国。甘茂以“共享伐韩之利”为诱饵，争取魏王，并施以政治军事压力，与其建立了秦魏联盟共伐韩国。接着甘茂领兵五万攻伐宜阳，战争持续了五个月，未见丝毫成效。武王力排众议，决定增兵五万援助甘茂。甘茂亦散私财以赏部下，秦军果然士气大振，击退韩国援兵，攻陷了宜阳孤城，斩杀韩军七万人。韩国元气大伤，只得向秦国求和。

战前，甘茂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争取有利于己方的外部形势，但对于“宜阳之战”这样的攻坚战来说也不过是侧面的帮助，其率领秦军与韩守军进行了近一年之久的鏖战方才拿下宜阳城，正是说明了这一点，任何的外交斡旋和奇谋妙策最终均要借助于沙场决胜来实现。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往往是在几分钟内决出胜负的，但你也得有坚持到最后的能力，才能够谈得上去取得成功。秦军占领宜阳要地，打通了秦军通往中原的战略通路，为日后中原争霸所需的兵员与物资的运输提供了有利的保证。此外，秦国掌控宜阳，也打开了周都洛阳与韩都新郑的门户，进而控制周天子和韩国，从地缘上中分天下，山东诸国的合纵阵线更加难以形成，为日后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对于此类决定性的问题，付出再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也是必然要付出的。

其实，取舍原则也不仅仅是战略问题，而是渗透于每场战斗的始终。我们之前所讲的“后发制人”策略，就是一种特殊的“取舍”，即决策者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不与对手进行决定性的争夺，放弃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以换取自身一定的灵活性和主动权，不被对手的既定计划所致，为日后的反击争取机会。“官渡之战”是东汉时期曹操集团和袁绍集团间进行的巅峰对决，其中曹操对于决策中局部与整体的取舍处理堪称典范之作。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趁关中大乱之机，将汉献帝迎入许昌，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而袁绍所控制的河北四州都是大州且远离中原是非之地，经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特别是冀州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因此其实际的兵力、财力和物力等方面均远在曹操之上。随着自身实力的急剧膨胀，一统河朔四州的袁绍自然对于曹操独霸中央权利的做法表示不满，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甚至有“代汉自立”的打算，故而积极准备兵马物资，择机同曹操一决雌雄。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任命审配、逢纪主持军事，田丰、荀谌、许攸充当谋士，颜良、文丑担任将帅，企图南下进攻许昌。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昌，朝野震动，就连曹操的部将们也多认为袁军强大难以抵敌。但曹操却根据他多年来对袁绍的了解，认为袁绍志大才疏、胆略不足，刻薄寡恩、刚愎自用，兵多而指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难成大事；另外，荀彧从“度、谋、武、德”四个方面分析了曹方获胜的可能性，也极大的鼓舞了曹操的信心，使其最终下决心以所能集中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针对兵力不足的缺点，为了争取态势上的主动，曹操进行了周密的战略部署。首先，大胆放弃了对于黄河南岸的全面防守，仅令于禁率步骑两千屯守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协助扼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黄河南岸）的东郡太守刘延，阻滞袁军快速渡河和长驱突袭南下，同时以主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一带筑垒固守，以阻挡袁绍从正面发起的进攻。其次，派遣臧霸率精兵自琅玡（今山东临沂北）入青州，占领齐（今山东临淄）、北海（今山东昌乐）、东安（今山东沂水县）等地，利用其在青州的旧有影响力，牵制袁绍，巩固右翼，防止袁军从东面袭击许昌；并派钟繇等人持节镇抚关中，通过外交手段，拉拢雍、凉诸部，抵御袁绍，稳定左翼，以防袁绍凭借兵力优势开辟第二战场，夹击曹军。其三，命荀彧坐镇许昌，稳定后方，筹备粮草，又命曹仁率一支骑兵作为机动部队，清除骚扰后方的袁军。

在当时形势下，曹操的战略决断可称得上是十分客观而高明的：袁绍兵多而曹操兵少，千里黄河渡口极多，如分兵把守则防不胜防，不但难以阻止袁军南下，只会使自己本已处于劣势的兵力更加分散。故而，曹操采取“集中兵力、扼守要害”的方式，极力防止袁军发动突袭，为官渡主力的重点防御争取时间。黄河南岸地势平坦，易攻难守，只有官渡地处鸿沟上游，濒临汴水。鸿沟运河西连虎牢、巩、洛要隘，东下淮泗，为许昌北、东之屏障，是夺取许昌的要津和必争之地，曹操选择这里作为迎击袁绍的主战场，可谓“守其所必攻、以逸待劳”之举。曹操舍弃黄河渡口，选择官渡作为主要防御阵地就在于收缩兵力，官渡之地靠近许昌，曹军便于补给，而将漫长的补给线抛给袁绍，成为袁军了运输粮草的巨大障碍，有利于自身的持久防御。与此相对，曹操在自身兵力紧张的情况下，果断分兵数支，派遣臧霸率精兵入青州，派钟繇等人持节镇抚关中，则是为了牵制袁绍，巩固两翼；命令荀彧、曹仁坐镇许昌，稳定后方，以防袁绍凭借兵力优势夹击曹军，发挥兵力众多的优势，同样有利于自身的持久防御。无论是争取，还是放弃，都是为曹军能够实现持久防御、待机破敌的作战指导思想而服务的。史实证明：正是曹操众多有效的取舍抉择，才使得曹军的兵力得到了合理的分配，并在官渡地区挡住了袁绍的凌厉攻势，直至官渡之战的结束，袁绍也没能开辟第二战场，袁军的兵力始终不得伸展。毫不夸张地讲：曹军能够后发制人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曹操在战争初期的战略决断。

在一场博弈或者一个博弈阶段中，决策者诚然可以通过谋略和战术的增强自身的作战态势，掌握主动权。但当面临众多博弈或者多个博弈阶段时，一位优秀的决策者往往还是首先要进行深刻的取舍抉择，抓住问题的关键，以使得自身的实力得以汇聚和合理分配，使之能够在最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发挥作用。正如，法国著名军事家约米尼所讲：“军事打击一定要打击在最具有决定性的方向上面。”适当放弃无关紧要的争夺，避免四面出击，进而抓住关键性的竞争，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形成力量的汇聚，并以此带动形势向有利于自身的形势发展，这才是“舍得”哲学的旨要所在。

又见飞刀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