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成就最高的山水游记(散文杨丹愚溪)
《愚溪(组照)》。文艺琳/摄于零陵愚溪
愚溪,愚溪
文/杨丹
隔着1200多年的时光,裹一身七月的骄阳,我在心里轻轻地说:“愚溪,我来了,我又来了。”
目光抚过眼前的小溪,心头滑过一缕失望。溪面不宽,两岸杂草丛生,由于连日下雨,水质混浊,水流汹涌。
想象中,那溪应是清澈见底的:游鱼在自由地穿梭,鹅卵石懒懒地躺在溪底,偶有圆滑的青石露出水面,那是飞鸟蜻蜓的驿站。潺潺水声中,嘉木挺立,修竹摇曳,白云悠然……若遇日头正好,溪面如镜,会将这一切倒映成一幅画。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愚溪,来拜谒柳子庙,但心中仍流淌着莫名而青涩的悸动。眼前之溪与心中之溪落差实在有点大,可这并未削减它在我心中的神圣感,反而更激发我一路访古寻幽的热情。水清濯我缨,水浊濯我足。愚溪之美,既在眼前,更在心中。
行走永州,如入宝地。这是太有故事和历史的一方山水。
永州古称零陵,得名于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零陵是我国夏代就已出现的全国34处重要地名之一,有2100多年建郡历史。因湘江与潇水在永州的萍洲汇合,故永州又雅称“潇湘”。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让自古前来永州“打卡”的名人络绎不绝:怀素、元结、颜真卿、寇准、米芾、苏轼苏辙兄弟、张浚张栻父子、陆游……但论永州山水的千古知音,当非柳宗元莫属。章士钊说:“世无子厚,山川之秘奥,遂乃千古无闻。”
如柳子般,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我没有柳子“漱涤万物,牢笼百态”之笔,写不出“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之幽,描不了“若牛马之饮于溪,若熊罴之登于山”之奇,甚至来到了钴鉧潭边,由于河床的改变,硬是没感觉出“熨斗”的形状(钴鉧为“熨斗”之意)。可心,却在一步步的行进中被填满,千年时空,一跃而过。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这是柳宗元《永州八记》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首句。意思是:自从我成为受贬谪的罪人,住到永州来,常常感到忧惧不安。因“予以愚触罪”,柳宗元索性将在永州所见之景均以“愚”命名。溪叫愚溪,泉叫愚泉,丘叫愚丘,沟叫愚沟。一个“愚”字,几多辛酸。是希望能大智若愚,还是会在此终了余生,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永州的山水啊,消解安抚了他的不安。永州与柳宗元,彼此互相成就。
奔流不息的愚溪,任凭风霜拂面。溪水无言,蜿蜒东去,融入潇水。掬一捧愚溪的水,我仿佛打开了时光隧道的开关,触摸到了柳子无言的悲欢。
粼粼的波光中,那不停闪烁着的,不是深沉的母爱吗?
从“孟母三迁”到“岳母刺字”,从“临行密密缝”的慈爱到爱迪生妈妈对他各种奇思妙想的鼓励包容,古今中外,留下许多关于贤母教子、慈母爱子的故事。母亲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终身的导师。弗洛伊德说,“受到母亲无限宠爱的人,一辈子都保持着征服者的感情,也就是保持着对成功的信心,在现实中也经常取得成功。”这说的其实是一种心理支持。
柳宗元也有一个深爱着他的伟大母亲。柳母卢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文化素养较高,贤淑有见识。她生有二女一子,柳宗元是最小的。四岁那年,父亲柳镇去了南方任职,母亲卢氏带领他住在京西庄园里,教年幼的他背诵古赋十四首等诗文。“永贞革新”失败(公元805年),柳宗元贬官永州时,他的父亲早已去世,两个姐姐刚刚先后病殁,母亲以六十多岁的垂暮之年,强忍丧女之痛,跟随唯一的儿子来到这南荒之地,没有丝毫怨言。她还安慰儿子说,“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
初贬邵州刺史,赴任路上再贬永州司马。“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这是柳宗元在永州的职务,司马的官位为六品上。“员外”就是编制之外的人员,也就是个“闲员”,只领俸禄不管事。初到永州的他,没有地方可住,只得借住在龙兴寺的西厢房。
年迈的老母亲长途奔劳,身心俱疲,加上水土不服,生活条件恶劣,不久就病倒了,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本为天之骄子,一朝获罪,从繁华的京城长安来到荒僻的永州,相依为命的老母亲又因受连累而去世,柳宗元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这还不够惨。因为是获罪之身,他“不得归奉丧事以尽其志”,是堂弟替他将亡母归葬回乡。
无法想象柳子当时的沉痛。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永州的山水要感谢柳宗元这段经历,可这样的日子毕竟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没几年,他竟“行则膝颤、坐则髀痹”。
在愚溪的浪花里,还绽放着流传千古的友谊之花。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友谊是人生的调味品,也是人生的止痛药。”柳宗元有一位可当止痛药的“生死之交”,那就是“诗豪”刘禹锡。两人同科登进士,有同年之谊,同怀报国之志,同历“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同被贬谪,同在诗文上造诣很深,是中唐文坛上著名的“双子星”。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公元793年,进士及第后在长安大慈恩寺内的大雁塔。
唐朝初年,科举盛行,为表礼遇,中了进士的学子可以“雁塔题名”,即到大雁塔内题上自己的名字或感言。这是个莫大的荣耀,也是当时风靡一时的雅事。这一年,柳宗元21岁,刘禹锡22岁,精英俊彦,同气相求,惺惺相惜,遂为知己。
据史载,唐朝共开科举268次,录取进士总数7448人,平均每次不到28人,进士的稀有和难度可想而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刘柳二人如此年轻就中进士,可谓了不得,一时名声大振。
了不得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许可以从白居易的题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得到旁证:那一年进士共有17位,白居易是最年轻的,同侪都比他年长。那是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白居易28岁。
在柳宗元被贬永州的同时,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两人书信往来十余年,唱和、辩论、探讨诗文和哲学问题。相较于柳宗元的敏感内向,刘禹锡性格更刚毅豁达。这从他贬后所作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以及《陋室铭》可以看出。好友间的交流,尤其是刘禹锡的乐观坚强,应该为柳宗元那孤寂苍凉的日子增添了不少光亮与慰藉吧!
被贬出京城十年后,刘柳二人奉诏回到长安,但不久又同被再贬。起因是刘禹锡在两人游长安玄都观时写的一首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权贵们觉得从诗里听到了牢骚和不满,于是,“刘郎”被贬播州刺史,“柳郎”被贬柳州刺史。
播州在今贵州遵义,比柳州条件更恶劣。柳宗元不仅没埋怨好友,反而为他忧心不已,刘母已年近八十,此番调往播州,必为死别。于是,他以孝道向朝廷上奏,希望能让刘禹锡去柳州,自己替他去播州。御史中丞裴度被感动了,帮忙求情,刘禹锡得以改播州为连州。
有友如此,夫复何求!“以柳易播”遂成佳话。
两人结伴同行再贬之路。走到湖南衡阳,不得不就此别过。无限感慨,付与诗中。柳宗元先赠诗一首《衡阳分路与梦得赠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刘禹锡答诗《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相望长吟有所思”。你来我往,依依惜别。
在47岁盛年病逝于柳州之前,柳宗元曾遗书托孤于刘禹锡,请他抚养幼子,整理文稿,送其还乡。闻知噩耗,刘禹锡“惊号大哭,如得狂病”,曾三写《祭柳员外文》以抒解思念之情,并作有《伤愚溪》一诗。对于好友的临终托付,刘禹锡均一一办好:护送灵柩回故乡,使其叶落归根;待柳宗元的遗孤“同于己子”,将他们抚育成人;花了20余年的时间为好友整理遗稿,编纂成集,即30卷的《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生死相托,肝胆相照,大抵如此。
不知愚溪岸边的草木间,可曾有异蛇?千年的时光镜中,那“黑质而白章”之异蛇,成为永州偏远落后不开化的标志物,也是柳子为民请命的象征。
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在关心百姓的疾苦,敢为人民鼓与呼。政敌的迫害,生活的磨难,没有泯灭他替百姓做实事的初衷,没有消磨他立身行道的勇毅,没有污染他热血激荡的灵魂。他伟大的人格,与灿烂的华章,均与永州山水融为一体,辉映于天地间。
他寄情于山水,但对待人生的态度始终是积极执着的。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他既身体力行了“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政治理想,又和韩愈一道倡导“文以明道”的古文运动,提出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源”。
柳宗元在永州生活了10年,不仅写下《永州八记》,《柳河东全集》的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作于永州,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思想财富。
之后,在柳州任刺史期间,他更是致力于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改革,如废除了人身典押的陋习,释放奴婢,还兴办学校,开荒建设,开凿水井,推广医学。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建了柳侯祠。
“欸乃一声山水绿”,一千多年的时光,多少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盈盈在《渔翁》里的清波,与不舍昼夜的愚溪水一样,今天仍然能够洗亮我们的眼睛。
临近小暑,正是湘南最热的时节。可透过岁月的缝隙,我似乎看到了漫天风雪的愚溪之畔,正坐着一个静默的、孤舟独钓的蓑笠翁。
(原载于《湖南日报》-06版 湘江 2022-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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