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兴国调查中8户农民的后人怎么样了（毛泽东兴国调查中8户农民的后人怎么样了）

↑如今的兴国山头种上了脐橙和油茶，郁郁葱葱，早不见当年“江南沙漠”的踪影。陈鹏摄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张典标)6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毛泽东中8户农民的后人怎么样了?》的报道。

起砖房是李吉锴十几年的执念。他先花3万元在外墙贴上一层瓷砖，即使屋内还只是毛坯。

李吉锴辛苦了一辈子，毛坯房贴瓷砖，是要宣告：自己的苦日子到头了。当然，贴了瓷砖，将来儿子娶媳妇也容易些。

71岁的李吉锴生活在江西兴国县永丰乡石坳村，他有8个儿子，3个还没结婚。在兴国农村，判断一家人日子过得怎么样，就看起没起房，外墙有没有贴瓷砖。

李吉锴家起房、贴瓷砖、儿子结婚这些事，自己操心，县里乡里关心。甚至1600多公里外的北京，很多研究者也关心。

↑黄大春继子黄英明夫妇。陈鹏摄

李吉锴是毛泽东《兴国调查》中调查的8个农民之一李昌英之孙。1930年，李昌英和另外7个兴国籍农民傅济庭、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赶到新余参加红军预备队，当时毛泽东在新余罗坊召开“罗坊会议”，便邀请这8个农民开调查会。调查会开了一个星期，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深夜。毛泽东称他们为“我的可敬爱的先生”。

这次调查会的成果就是著名的《兴国调查》。毛泽东在4万余字的调查报告中写道：这次调查要比历次调查深入些。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中的基本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

1941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时提到：“我在兴国调查中……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因为在中国革命史和农村调查史的特殊地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这八个家庭不断引来各界关注。

外来调查组人生地不熟，一些家庭分家、搬迁，加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要找到这八户农民的后代并不容易。

大多时候，是由兴国党史研究者胡玉春给调查组引路。

↑傅济庭孙媳钟石娇在自家院子里晒辣椒。陈鹏摄

“江南沙漠”里难刨食

35年前，胡玉春第一次引路时，听到的一个好消息是傅浪搬了新家。

傅浪是傅济庭的曾孙，住在永丰乡凌源村宋坊组。新房是栋土木瓦房，三个房间。原本他家和三个叔伯家挤一个老屋，傅浪四兄妹跟父母住一间房。

那是1986年，24岁的胡玉春刚进兴国党史办，研究毛泽东农村调查，负责寻访兴国调查中八个家庭的后人。

山路坑坑洼洼，他推着自行车，攀爬在植被稀疏的山岭上。有时寻访一户，路上就得半天，没谈上几句天就黑了，只得借宿一晚。

夜宿温常鑫家的见闻让胡玉春记忆犹新。温常鑫是温奉章的儿子。温奉章是当初参加兴国调查的八人中唯一活到新中国成立的。村干部说温家在村里算日子最好过的。不过，胡玉春发现温家7口人住两间低矮的土坯房，每年要花200元购买议价粮。

两年之后的1988年，全国百县县情调查开始，兴国被选中。江西省和兴国县社科联组成联合调查组，参与其中的胡玉春再一次走访了那8户农民的后代。

调查组详细比较了1930年兴国调查中提及的劳动方式、生产工具、口粮和债务、文化程度、生活水平等方面。虽然农民翻身得解放，但农村仍很落后，农民生活普遍不富裕。

胡玉春解释，那时兴国自然条件仍然恶劣，传统农业收成很低，农村改革的活力难以激发。

毛泽东在《兴国调查》里写道：“那一带的山都是走沙山，没有树木，山中沙子被水冲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过一年，河堤一决便成水患，久不下雨又成旱灾。”1980年，英国皇家学会专家德·查理斯爵士考察此地时感慨：“在世界上见到的水土流失范围有如此广阔的不及这里强烈，有如此强烈的面积又没有这样大。”

兴国曾被称作“江南沙漠”，当地人形容这里天空无鸟、山上无树、地面无皮、河里无水、田中无肥、灶前无柴、缸里无米。一到夏天就和“火焰山差不多”。

时任江西社科联主席的傅伯言补充了另外一个原因：八户家庭人口倍增，人均耕地过少。1930年，八户农民家庭共51人，人均耕地1.2亩；1987年这八户农民家庭人口达111人，人均耕地只有0.54亩。

不过，八户家庭后代已经感受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情况逐步开始好转了。

“小学穿的是空调裤。前面磨破了，屁股也磨破了，风从前面进后面出。”说起过去的事，傅浪笑声中带着一丝辛酸，“上了初中就慢慢告别了空调裤，每周带去学校的菜里也有肉末了。”

↑陈北平的儿子陈显来（中）和家人。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典标摄

走出“江南沙漠”，闯出一片天

生态条件“先天不利”，限制了兴国农村发展，好在市场经济潮起，兴国农民不用像先辈一样在“江南沙漠”里刨食了。

初中毕业后，傅浪在周边县市打小工。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第二年，傅浪扛着装行李的蛇皮袋，和村里二十多人挤上南下广州的客车。

刚到广州，傅浪在玩具厂做塑胶公仔，后来在老乡开的制衣小作坊里做饭，一闲下来就自学制衣技术。1999年，他跳槽一家大型制衣厂。2000年，傅浪工资每月1000多块钱。攒了7年钱之后，他给家里盖了一栋三层砖房。

上世纪九十年代，不仅是傅浪，兴国调查那八户农民的后代也都南下广东、东进福建打工。

1993年，李昌英的孙子李吉元去广东建筑工地拉沙子，一年能攒下一万块。1996年，李吉元把老家摇摇欲坠的土坯房换成了新瓦房。

情况最好的是陈庄德。

↑陈侦山孙媳在给婆婆盛汤。

陈庄德是陈侦山的孙子。上世纪九十年代，陈庄奎、陈庄林、陈庄兴、陈庄德、陈庄才五兄弟到福建漳州的工地里做建筑模板。最开始兄弟几个帮人打工，一天十块钱，手艺最好的人也才十五块钱。四年之后，老四陈庄德开始自己承包工程，拉起一支施工队。好的时候，一年挣十来万。

到2002年，陈庄德在老家永丰乡果溪村陈屋组，盖了二层小别墅，贴着外瓷砖。这是村子最早的楼房。

↑李昌英孙子李吉元牵着自家养殖的肉牛。陈鹏摄

李吉元回忆说，当时村子里谁家在外打工的多，谁家日子就好一些。

这一时期八户家庭后代已经摆脱了生存压力。1995年和2000年，两次兴国再调查证明了这一点。1995年和2000年所调查的八个家庭后代人均收入分别达到1236.3元和2200元，为1988年的7.5倍和13倍。

1995年调查组发现，收入的提高来自多种经营和外出务工。多种经营主要是喂猪、养家禽。1995年，八户家庭后代养殖业人均产值530.4元，是1988年人均收入的3倍多。当年，陈侦山儿子一家养了20头肉猪，100多只鸡鸭，产值12300元，占家庭总收入的36%。

↑温常鑫在讲述父亲温奉章的故事。陈鹏摄

调查数据显示，1988年，8户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来自于农业；1995年，调查组调查的77人中有10人在外务工；2000年，八户家庭后代近三分之一的人投身打工潮；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振华探访八户农民后代时，这一比例提高至35.7%。傅济庭的孙子傅传芬、陈北平的继子陈显来和温常鑫三家甚至所有劳动力都在外务工。

治理“江南沙漠”，告别穷山恶水

每次回家，傅浪都发现村里过去赤裸裸的山头渐渐披上了绿装。“2000年以后，山头都郁郁葱葱，见不到‘江南沙漠’的痕迹了。”

当年，“江南沙漠”叫兴国人吃尽了苦头。数据显示，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县山地总面积的84.78%。流失严重的地区，红砂岩裸露，山体被雨水冲出大量的切沟，当地人称之为“崩冈地”。

流失的水土造成河道水库淤塞、水旱灾频发、土地肥力下降和燃料奇缺。钟得五的继孙钟来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妻子刚嫁过来时，经常为做饭没柴火发愁。为此，她每次都得天不亮就和邻居妇女去隔壁县少有人迹的深山里砍柴。为了一担柴，往返15公里，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而钟来发最发愁的是，每次下大雨，泥沙俱下，山脚下的稻田经常被沙土冲毁覆盖。

就在年轻人在外拼搏的同时，留守的兴国人向“江南沙漠”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

“为了治理穷山恶水，大家拼尽全力。”李吉元回忆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村里号召每家每户上山种树、修拦砂坝、挖环山沟。很多村民带着午饭上山，一些妇女背着小孩造林种草。

1985年起，兴国全县400多个行政村都安排了1名护林员。傅浪的爷爷傅学桢就是其中之一。在村子里还流传着傅学桢的一段佳话：有一年，山里的松树受虫害影响枯死了，傅学桢的儿子傅传荷在山上捡了5担柴，被父亲发现后，按规定罚了2.5元钱。

傅传荷笑着回忆：“当时村民觉得父亲太死板了。现在见到我，他们都说，多亏了这些护林员管得严，山上的树才恢复得快。”

山村里的“能源革命”也为“江南沙漠”治理立了大功。傅浪回忆，政府大力推广省柴灶，替代原来费柴的大灶。“灶肚变小了，通风更足，小灶少柴也烧出了原来大灶多柴的效果。”另外，当地还大建沼气池，以沼气代柴。

↑钟得五继孙钟来发在给自家新种的油茶林除草。

钟来发说，再后来煤炉煤气进村，捡柴火的人越来越少了。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几十年过去了，兴国的植被覆盖率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28.8%上升到现在的82%。一些因为水土流失而举家搬迁的村民又搬回来了。2013年，兴国县被评为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县。

水土保持住了，山下的水田实现了稳产丰产，山上一片片治理过的崩岗地也种上了油茶、脐橙等经济作物。兴国县扶贫办主任廖顺尧介绍，全县现有脐橙面积达15.2万亩，带动2000余户果农年均增收1800元；种植油茶66.1万亩，带动2.8万余户农民人均增收4500元。

钟来发几年前种了近10亩油茶林，马上要挂果了。他掰着长满茧的手指算了一笔账：一亩油茶毛收入3600元，去掉成本1200元，净挣2400元，10亩就是2.4万元。

站在自己的油茶林里，钟来发感慨地说，不是党和政府发动我们治理荒山，哪有今天？

↑雷汉香孙子雷世桂在耕地。

“模范县”摘掉贫困帽

年长的孩子务工，李吉锴和老伴留在家里务农。不过，因为孩子多，要读书，家庭负担比较重，直到2009年李吉锴的新房才动工，在村里最晚。

新房动工那一年，老五李士森大学毕业，这是八个家庭后代中最早的大学生。在外来调查组看来，这是八个家庭生活变迁的标志性事件。

李士森大学毕业之后，在北京从事计算机编程工作，2011年每月工资一万多元，几年之后涨到近3万元。他的几个兄弟，也在政策帮扶和李士森的帮衬下陆续盖起了新房。

“李吉锴家终于赶上了。”永丰乡党委书记肖燕萍说。“这些家庭要是生活没有起色，我们也揪心。”

外来调查组把这八户家庭生活变迁视为农村发展的标本，那八个家庭中有五户在永丰乡。

记者走访发现八个家庭中的十七户后人，均已脱贫。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八户家庭后代中，受益最多的是住房、医疗、教育和产业等方面帮扶。

脱贫攻坚带来了第二次建房潮。兴国对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每户补助1.5万元。傅济庭的孙子傅传英一家被列为贫困户，也享受了政策。房子盖好的那一天，傅传英对媳妇说，这次终于跟上大队伍了。

同样好转的还有李吉元。李吉元在家养了4头牛、100多只鸡。养殖业是当地扶贫补贴的产业，一头牛补贴2000元，每羽鸡鸭补20元，每只猪补300元。再加上儿子的务工收入，李吉元一家不仅脱了贫，还把2011年开工的新房子彻底完工，贴上了瓷砖。

“2019年去的时候，差不多所有人的房子都经过粉刷，窗户都是铝合金的，空调、冰箱、摩托车、小汽车都有了。”去年7月，新余博物馆馆长高增忠找这八户家庭后代“走亲戚”时，对这些家庭的变化印象深刻。兴国调查会的旧址在新余，从1990年开始，每隔十年，新余博物馆都组团来兴国这八户家庭后人家里“串门”。

在胡玉春看来，这八户家庭的后代生活变迁是兴国旧貌焕新颜的缩影。

↑陈庄奎家里三栋房子对比。（左为80年代、中为90年代，右为2014年所建新房)

兴国是有名的“模范县”和“将军县”。苏区时期，兴国全县23万人口中，参加红军的就有8万多人，5万多人为国捐躯，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籍红军倒下。1955年至1964年间，兴国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就有56位。毛泽东曾亲笔书写了“模范兴国”的奖旗授予兴国。

兴国的尴尬，是曾经的“模范县”一度在经济发展上是“落后生”。过去胡玉春外出讲座时，经常有人问：“模范县”为什么还这么穷？

2020年4月，兴国彻底摘掉了贫困帽，可以告慰5万多兴国籍烈士了。

2012年6月28日，《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2015年3月，《瑞（金）兴（国）于（都）经济振兴试验区发展总体规划》获国家发改委批复；2021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在胡玉春看来，兴国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也是《兴国调查》八户家庭后人的发展机遇”。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兴国调查91周年。高增忠给八户家庭后人中的代表发了邀请，请他们讲讲自家几十年来的变化。（参与：陈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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