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悲剧的意义（为什么说白鹿原是一个悲剧）

《白鹿原》是悲剧，也是一本史诗性文学著作。对它的解读不能停留于小说表层的悲剧艺术追求，要结合文本的政治性判断语境，理解史诗性内在的历史必然性，在白鹿原这个典型环境中塑造的典型人物（以白嘉轩为代表），他们的命运走向有其历史必然性。其人物悲剧、故事悲剧是风云突变时代和封建乡绅文化下的双重产物。

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没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产生，它就不能说拥有伟大的作品，那这个时代则是一个文学的悲哀时代。随着20世纪90年代《白鹿原》的出版，许多评论家以此为契机，呼唤中国文学的"史诗性"作品的诞生。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丁帆对史诗的定义是：把人物置于动荡年代里进行塑造，凸显出人物性格的个性特征和差异特征；把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作为人物的背景，将人物与故事糅合成有机的整体，显示出其内容与艺术结构的美学价值来。

《白鹿原》无疑是这样一部作品。陈忠实从白嘉轩不同寻常的婚事开始，把我们带进了纠葛了数十年的白鹿两家的故事：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风云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诸多复杂而丰富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具有乡土风气的语言和风俗，陈老用他的笔书写了一部渭南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

文革后的新时期，小说创作努力追求去政治化，以《受戒》为代表，"四十三年前那个田园旧梦"无疑是古典主义美的风范。一时间，乡土小说创作在汪曾祺田园牧歌创作模式下有了很大转变，回到文学本体的纯艺术主张占据主流。而《白鹿原》在重新回到政治性判断语境下给人们带来了震撼：史诗性文学作品的伟大不在于对人物历史做出评判，而是力图客观公正地再现历史和这一历史环境下的人类生活状况，是非功过、真善美与假恶丑都在历史中发生，陈忠实不对它做出判断，而是交由读者去感受，在历史语境、时代风浪中人物的心灵及成长过程，以及我们的文化是怎么影响着我们前进的步伐。

正如蒋永济先生所言："众所周知，《白鹿原》被誉为揭示了'一个民族的秘史'的经典，是一部史诗般的小说。然而，它为什么能被称为'史诗'性经典？就在于它除了大容量、长时段地再现一个时期家国、民族、个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外，还能秉持一种史家臧否历史的价值中立的立场。比如说，在对待乡族组织和传统儒家文化态度上，我们看到小说《白鹿原》既有对传统乡族儒家价值观念（仁义）的坚持，也有通过朱先生变通、开明的言行对封建的、僵化的教条和愚昧行为进行批判；在党派信仰和革命问题上，小说既有对党派政治积极方面的肯定，也有对党派极端做法的否定和批判；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小说既有对民族反抗侵略的民族大义的坚守，又有对像朱先生那样草率赴前线的举动和虚假宣扬鹿兆海作为民族英雄的否定与批判。"

从表面上看，《白鹿原》有对传统乡绅形象的颠覆。典型代表是白鹿原上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和乡约鹿子霖。白嘉轩是一族之长、是儒家信仰的绝佳践行者和传统秩序的维护者。作为白嘉轩的对立面书写的鹿子霖，如果说白嘉轩是"仁义"的代表，鹿子霖就是"伪仁义"的代表，白嘉轩维护封建秩序，鹿子霖则更关心个人得失。这一点，在面临第一次社会巨大变革的时候便表现了出来：当冷先生从县城把辛亥革命后清王朝灭亡的消息带回来时，白嘉轩鹿子霖二人的问题交替出现——

白嘉轩问："那皇帝现时……"

鹿子霖问："是要改朝换代了？"

白嘉轩问："反正了还有没有皇帝？"

鹿子霖问："总督是个啥官职？"

白嘉轩问："没有了皇帝，往后的日子还咋过呢?"

鹿子霖问："皇粮还纳不纳呢？"

白嘉轩深刻地知道稳定的社会秩序是自己和族人得以长足发展的前提，所以当他听到皇帝没了，一时间难以接受。而鹿子霖不同，他是一个对于社会变革有着极强适应能力的人，在所有问题面前，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有没有受损，关心变革到底对他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而在往后白鹿两家的矛盾关系中，鹿子霖为了打击对抗以白嘉轩为首的族权实力，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势力相勾结。

白鹿两家这种矛盾的关系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山容不下二虎。在白鹿原上，白家世代任族长，祖先发迹的"有进口无出口的木匣儿，被村村寨寨一代一代富的穷的庄稼人咀嚼着、品味着、删改着、充实着传给自己的后代，成为本原无可企及的经典性的乡土教材。这种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发家经历符合庄稼人走向成功之路的预期心理，是长期的农耕文明下世代传诵的朴实经验。而家世财富与白家不相上下的鹿家，则一直是白丁。鹿家的发家史是靠祖先马勺忍辱负重、挨打受气、靠不得已"卖尻子"换来的技艺，才功成名就成为"天下第一勺"的。积淀于鹿家血脉传统中的个人奋斗因素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鹿子霖提醒自己与教育孩子的理念，"让别人伺候自己"是鹿家在白鹿原生存的家训信条。

本来白鹿两家可以和平相处，而在白嘉轩娶了仙草后这种平衡逐渐被打破。白家子嗣绵延，白嘉轩也在岳父的帮助下渐渐将白家恢复到了父亲在世的光景，修四合院，扩建马号，重新置地。白家与鹿家的矛盾，在白家逐渐壮大之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方是封建宗族的一族之长，一方是白鹿村的乡绅，在"皇权不下县"的时代，族权和绅权平行运作交织成了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当族权和绅权发生冲突之时会怎样？自然由不甘心的一方率先采取报复的行动。白嘉轩是仁德宽厚的代表，鹿子霖则圆滑狡黠，在鹿黑娃逃走之后他便唆使黑娃媳妇小娥去勾引白家长子白孝文，事情败露之后白家名誉扫地。在白鹿原被国共搅得翻天覆地之时，鹿子霖的人生也随着原上此起彼伏的系列事件跌宕起伏，但是这些事件却于白嘉轩影响甚微。原因在于他始终挺得笔直的腰杆和以不变应万变的治家原则。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不难窥见这场斗争最后的胜利者是谁。

从深层次上，《白鹿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中国乡土宗法社会中剥削与被剥削阶级均有的两面性问题。在这一社会下女性的生存困境问题，新女性（如田小娥和白灵）的成长被扼杀，族长的话语权具有绝对的支配力量，乡缙文化的存在以及它贯穿的不仅仅是清末到民国的百年衰亡过程，乡缙文化应该还会继续以一种变异的方式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

《白鹿原》在描写一片土地上的宗族历史变迁时，视角并没有停滞在时代的历史事件更迭上面，更多的重点落在"近乎人格神"的悲剧性审美描写上。换言之，陈忠实没有追求对悲剧英雄人物的礼赞，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着道德伦理的两极和文化性格的分裂，人物性格是封闭的，它不受外界因素的制约，有着强大的自我，用自我人格去辐射、影响甚至改变周围。陈忠实正是用这样近乎人格神的人物，让渭南大地鲜活了起来。

白嘉轩是经过多年打造出来的一个和其他现代文学史人物不同的形象，他是生长在那块特有土地和在特殊的历史交会时代中的特殊人物，是一个历史中的风云人物和悲剧人物。

白嘉轩：乡绅文化下的典型人物

作为乡绅文化的典型人物，白嘉轩在一连串起伏跌宕的历史事件中所形成的双重性格，正是其内心中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冲突的产物。

从小说一开始描写白嘉轩连克七个女人的蓬勃性欲来看，作者让其"典型性格"在原始的繁衍图腾中升腾，预示着强大的乡土政治生命力对传统的封建文化秩序的交融和延续作用。白家的发家史和耕读传家的家训，何尝不是一部农耕文明繁衍的经验之书？白嘉轩严于律己，坚持身体力行的劳动，在对子女的教育和家庭内部管理上十分严格。在利己的同时，白嘉轩也不忘惠及他人。作为一族之长，他出力组织修建祠堂，立乡约民规，暗中组织交农事件，在一次次时代风浪之中站稳脚跟，争求保全族人利益。我有时候想，在白嘉轩一人力挽狂澜之下，白鹿原有可能成为乱世里的一隅桃花源吗？答案是否定的。白嘉轩可以以一己之力护住族人一时，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维护一个等级分明的小社会，而从长期看是不现实的。外界动荡，改朝换代，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天下发展的大趋势不会因为他一人的抵抗而停止，革命的热浪终有一天席卷而来。而他更无力阻止的是鹿兆鹏、黑娃这一代年轻人对新事物的渴望，对公平自由的追求，在封建制度垂垂老矣的时候，这种热血所造成的冲击无疑是致命一击。

白嘉轩既是乡绅文化的典型人物也是这种制度的维护者。作为一方小天地的统治者，他有很强烈的排斥异己的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族长的话语权和绝对权力。在《白鹿原》的语境下，我们非常容易去理解白嘉轩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千百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倡导的"德治""人治""礼治"和"仁义"。 重修祠堂，重立乡约民规，这些仪式感十分强烈的行为，重塑着乡间秩序。和鹿兆鹏思想观念的分分合合，以及对幼稚盲动的白灵的思想禁锢，代表着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抗。

白嘉轩：人性的戕害者

在解读白嘉轩人物形象时，通常是将他作为儒家君子的正面形象来解读，而这里，主要探讨白嘉轩作为封建卫道士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人的自私。

白嘉轩处理了两件家丑，第一件是让他骄傲的接班人长子白孝文和黑娃的媳妇田小娥通奸，第二件是三子白孝义没有生育能力，于是白嘉轩与白赵氏联手，借兔娃之种让三儿媳怀上了孩子。同样是妇女失贞的问题，白嘉轩处理的态度却不同，一扬一隐。对于田小娥，他不准其进祠堂，在鹿子霖的设计下撞破田小娥和白孝文奸情后，选择了在祠堂毒惩。在面对长工儿媳妇失贞、长子失德和家长失教的全面危机下，白嘉轩在全村人面前惩罚奸夫淫妇，实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既是督促儿子悬崖勒马，也是挽回自己作为族长的威严，铁面无私的维护自己立下的乡约，达到修身、齐家、治村的社会意义。对于三儿媳失贞这个问题，白嘉轩不仅纵容，甚至是一手促成者，是他帮忙把未经人事的兔娃骗上三儿媳的床，而在事后借机给兔娃寻到一个女人，分给兔娃一块地，让他自立门户。儿媳失节是大事，但儒家也在意"无后为大"，在儿子没有生育能力的情况下，只能暂时摒弃取之有道，用非常手段维护家族的血脉传承。

当白嘉轩在一味地维护旧有的封建乡绅文化的时候，也无意间造成了对人性的压抑和戕害。比如他对田小娥的青眼相加，一定程度是他用封建的乡绅文化思想促使鹿三杀死了田小娥，杀死了这个生长在封建土壤里的乡间"新女性"；比如他对黑娃的仇恨，比如他对自己大儿子白孝文决绝的态度，都是在维护着他的那一块乡约碑文，虽然那块碑文被新文化象征性地打碎过，但是，二次修补的碑文，也正是体现出了白嘉轩（同时也是陈忠实）那种对传统文化秩序的深刻眷恋。

生存在白鹿原上的女性是乡土社会的等级体系中最底层的一批人，她们被宗法束缚，成为男性的附庸，成为社会中无言的底端。白鹿原的女性大多隐藏在男性和时代的背后，以自身的经历无言地传递出一段段凄婉的悲歌，无论是良家贞烈还是妖娆淫妇，都被乡土的腐朽无情所淹没。

白嘉轩一生中引以为傲的是娶了七个女人。其中有一任老婆，卫家三姑娘，娘家人为白家丰厚的彩礼打动。在金钱的冲击下，女性的个人意志不值一提。婚后，卫家三姑娘在原上人对白嘉轩妖魔化的叙述中感到恐惧，在恐惧中沦为男性的泄欲工具。最后在疯癫中死去。对于她的死亡白嘉轩感到一丝愧疚，而这丝愧疚落到实际行动中，不过是下葬的时候给她多穿了几件衣服。女性的死亡给了丈夫占有更多配偶的权利，白嘉轩很快又准备娶妻生子大业。他与女性的关系像"糊窗户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白鹿原中女性的独立地位从来没有被承认过，她们的个人意志无人倾听，女性的荣辱生死被系于男性身上。

在这片土地上会有新女性成长起来吗？陈忠实本人说："在严过刑法、繁似鬃毛的乡约族规家法的桎梏之下，岂容哪个敢于肆无忌惮地呼哥唤妹、倾吐爱死爱活的情爱呢？即使有某个情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唱出一首赤裸裸的恋歌，不得流传便会被掐死；何况禁锢了的心灵，怕是极难产生那种如远山僻壤的赤裸裸的情歌的。"田小娥则是从封建县志烈女的棺椁里挖掘出来，由陈忠实的人性观念重新塑造出来的新女性形象。

田小娥的父亲是个抠门的秀才，为了金钱将青春貌美的女儿嫁给郭举人做小老婆。一方面，女性的身体成为男性滋补身体的容器，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另一方面，在郭家，田小娥像被犯人一样被大老婆管得死死的，一月和郭举人同几次房、时间长短，都在大老婆的控制下。将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和一个渐渐腐朽的生命捆绑在一起，田小娥无疑是痛苦的。于是在和年轻强健的长工黑娃偷情之后，她发出感叹："兄弟，我明日或是后日死了，也不记惦啥了！"黑娃将她带回白鹿村后，即使没能得到族人的承认，但他们在村外的破窑洞安家过日子，那无疑是小娥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农协失败后黑娃逃往外地，小娥孤身住在村外。村子里有权有势她能够依靠的，只有白嘉轩和鹿子霖，但白嘉轩向来正直眼里容不得她，她只能转投乡绅鹿子霖。鹿子霖庇护她，呵护她，她对鹿子霖是怀着一丝爱情和柔意的，直到鹿子霖要她去勾引新族长白孝文，"在白嘉轩的脸上尿一脸"。小娥和白孝文的事情败露之后，小娥却也真正在鹿子霖脸上尿了一脸，这宣告着她和鹿子霖关系的破裂。白孝文在事情被揭露之前，虽然经常去找小娥，但由于白家严格的家教，他并未真正和小娥发生关系。被揭露之后白孝文自嘲"不要脸就成事了"，这无疑让小娥认识到：白孝文是个好人，她把一个好人拉向了堕落的深渊，这使她自责。于是有了在这一事件的策划者——鹿子霖脸上撒尿的举动。田小娥最后被不承认她身份的公公，长工鹿三，用一把梭镖，戳死在破窑坑。

面对白鹿原这片荒寂的精神平原，田小娥是第一个站出来反抗、具有个人独立意识和反抗精神的女性。为了反抗，为了自由的掌控自己的身体，她以身体为武器，发出震颤的呼号，成为封建伦理道德中的反叛者。她的一生有过四个男人，而正是这四个男人，将她一步一步推向了死亡。死后她的怨念化为大瘟疫对白鹿原进行疯狂的报复，在生与死的考验前，原上的人开始重新审视她的遭际，开始正视女性的自主性以及伦理道德的合法性，她的悲剧命运撬动了沿袭千年的强加

在女性身上的封建纲常，以血的事实揭示封建礼教的腐朽冷酷，发出一个被宗族伦理道德损害、被侮辱女性的不屈呐喊。在打破旧世界、争取自身合法权益中，女性无疑要比男性付出更多努力。田小娥最初想要的不过是和黑娃生活在一起，她以为逃到遥远的白鹿原就能和心上人厮守，和其他妇女一样有自己的家庭，不被欺侮。而伦理纲常像一条毒蛇，吐着信子追逐她千百里，缠上去，紧紧的勒住她，在贤妻良母的人生道路被中断后，身处末路的田小娥用身体为武器，依附鹿子霖、勾引白孝文，对宗族伦理道德和乡土秩序的维护者发出了无情的嘲讽。没有机会生活在现代的田小娥，以身体为武器反抗封建伦理，是她的勇敢，也是她的悲哀。乡土社会里女性能够支配的仅仅是自己的身体，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悲剧命运在其选择的斗争方式中显露无疑。

《白鹿原》的卷首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与宏大叙事不相干的，史官不便于表达的东西，就交给文学吧。伟大的文学家用他的眼睛，用一支笔书写一个民族的秘密和隐痛。《白鹿原》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好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