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真实面目（朱熹会面父亲好友李桐）

阳明心学有三大重要观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尽管“心即理”的概念最早是由南宋哲学家陆九渊提出，但是却是到了明朝中叶，由阳明先生将这个概念发扬光大。

“心即理”是阳明先生37岁龙场悟道的亲身体证。

1508年，被贬谪到贵州龙场的阳明先生，于半夜呼跃而起，说出了石破天惊的这段话“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后来，徒弟徐爱问阳明先生：“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阳明先生回答：“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朱熹和王阳明的学说本质上有根本和主动力的区别。

比较宋明之学的差异，会发现前者是唯“理”论，后者是唯“心”论；

前者是“性宗之学”，后者是“心宗之学”。

若单从心学来看，明初心学是始于吴与弼的高徒陈献章。

《明史·儒林传》在序中将明初诸儒都视作朱熹弟子的支流余脉，直到陈献章和王阳明，学术才开始出现分流。

但是，朱子学在明初已经呈现出重视内心的倾向。

明初的宋濂和王祎，以及稍后一点的薛瑄和胡居仁，都是著名的朱子学者，但从其学说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已经出现转向心学的倾向。

虽然他们都声称自己恪守朱子学，但已经不再执着于朱子学的核心思想——“理气二元论”，

也不再追求朱子学主张的纤细分析和博闻广识，他们开始重视心的存养，出现“一元论”的倾向。

从明初开始，朱子学逐渐趋向于陆学，但真正确立心学思想的是陈献章。

陈献章的老师吴与弼对朱熹极度崇拜，甚至做梦都会梦见朱熹，并在梦中祈求朱熹教授自己学问。

吴与弼是江西人士，当时陆学余脉在江西比较兴盛，他的一些好友就信奉陆学。

受明初文化风潮以及江西陆学的影响，吴与弼之学与薛瑄、胡居仁之学比起来，受陆学影响的痕迹更加明显。

虽说吴与弼的陆学风格很浓，但他又不同于陆九渊那种生动活泼、充满生命力的风格，而是更接近陆九渊的弟子杨简的风格。

杨简的心学以静虚为宗，在这一点上，吴与弼与他有些相似，但二者也有不同，例如吴与弼追求艰苦地反省克己、对神明要有敬畏之心、皈依神明以求心安等，而杨简则不主张这些。

吴与弼之学传至陈献章时，心学的立场更加明确。

陈献章主张：

“其观于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时所以运行，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

他认为道至大，天地之不及。

道乃虚无，超越言诠。

道乃难以名状之物。

若想求道，必须默识神通，贵在自得。

陈献章的“自得之说”认为道就蕴藏于人的内心之中，只有去领悟，才能得道。

他认为，虚无之妙道，思虑所不及。

非穷尽万物之理，通过外求和积累所能达到。

陈献章主张“静坐退藏”，排斥“安排思索”，主张通过“洗心”来发现“天机”。

他在一首诗中描述了去除“天机障”后，达到“物我一体”的状态：

“窗外竹青青，窗间人独坐。究竟竹与人，原来无两个。”

陈献章理解的“天机”，其实就是自由自在的“生机”，是无与有，动与静的枢纽，依托于“心”而存在。

陈献章还将能够揭露天机的东西称为“端倪”。

他主张先通过静坐使内心“虚明静一”，然后才能去求“端倪”。

单从“静虚为宗”这一点来看，陈献章的学说和宋代周敦颐，以及程门弟子杨时、罗从彦和李侗等“主静派”的学说有些相似。

但若从“端倪”说来看，陈献章的学说中又有陆学唯心主义的影子。

陈献章曾说：“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端倪来，方有商量处。”

言下之意就是通过静坐养出个“端倪”来，这对做学问非常重要。

如果悟出了“端倪”，那么天地将会由我而立，万物将会由我而生，宇宙也会在我内心，一切皆可及。

陈献章认为这就是道之“霸柄”，主张“反求诸身，霸柄在手”。

陈献章担心儒生做学问时失去“自然性”，所以才提出“端倪”说。

在这一点上，他和周敦颐等“主静派”的观点不一致。

通过静坐来养出端倪，从而提高自己涵养的修行方法是陈献章学说的一大特色。

陈献章

端倪是“本心”的线索，这和王阳明的“良知”说有些相近。

陈献章主张通过静坐来提高自己的涵养，而王阳明则是将万事都寄托于生命力的迸发。

二者虽然同属心学，但是各有其趣。

陈献章的心学既有恩师朱子学大家吴与弼的影子，又有曾子和邵雍的超脱之风，还有程颢浑厚的气概。

黄宗羲认为陈献章的学说吸收了杨简的“主静”思想。

杨简是陆九渊的弟子，陆九渊直接承袭孟子心学，思想“主动”，而杨简则与老师不同，他主张“清虚澄明”，倾心“主静”之学。

黄宗羲还提出疑问：

“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功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近，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故何也？”

王阳明当时肯定了解陈献章的学说。

陈献章的心学“主静”，而王阳明的心学追求的是简单直接，尊重生命跃动，可能是他觉得陈献章的学说没有魅力，所以才没有提及。

王阳明和陈献章虽然都坚持“唯心论”，但是王阳明继承的是孟子和陆九渊的学说，主张“动”，而陈献章继承的是杨简的学说，主张“静”。

二者之间是动与静之别，同时也是明学与宋学之别。

在阳明学和陆学之间起到媒介作用的是娄谅之学，而不是陈献章之学。

娄谅少时就有志于圣学，遍求名师于四方，但最终也没能求得。

他认为当时的儒生都是“率举子学，非身心学”，后来听说吴与弼的声名，就前往临川听他讲学，最终拜他为师。

娄谅天性聪明豪迈，不屑于世务，但后来对一些琐碎小事也能躬行。

四十三岁时，娄谅出任成都训导，但不久就辞职返乡（江西广信上饶）。

返乡之后，以矫正邻里风俗为己任，专心教授弟子，著书立说。

据说娄谅当时事无巨细都会加以晓谕禁诫，时不时地得罪一些人。

娄谅著有《日录》四十卷、《三礼订讹》四十卷、《诸儒附会》十三篇和《春秋本意》十二篇，但遗憾的是他的所有著作都散佚不见，今人对他的学说无从了解。

吴与弼对娄谅的学说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娄谅主张“居敬存养”，他认为《易》中的“何思何虑”和《孟子》中的“勿助勿忘”是“居敬”之要旨，“收心放心”为“居敬”之门。

娄谅的学说以“静修”为本，主张做学问的“自然性”，与陈献章的“主静”之学存在一些差异。

娄谅

胡居仁对师出同门的陈献章和娄谅都曾进行过批判，认为他们二人都陷入了异端。

胡居仁批评他们说：

“娄克贞说他非陆子之比，陆子不穷理，他却肯穷理。公甫不读书，他勤读书。以愚观之，他亦不是穷理，他读书，只是将圣贤言语来护己见，未尝虚心求圣贤指意，舍己以从之也。”

“娄克贞见搬木之人得法，便说他是道。此与运水搬柴相似，指知觉运动为性，故如此说。夫道固无所不在，必其合乎义理而无私，乃可为道，岂搬木者所能？”

据此可以看出，娄谅穷理重在用心，“心之妙用”可致理现。

胡居仁批判他陷入禅学，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总而言之，娄谅之学深受吴与弼学风的影响，其中充满陆学的元素。

无怪乎黄宗羲会说：“姚江之学（阳明学），一斋（娄谅）为发端也。”

胡居仁

王阳明出生八年前，薛瑄去世；

王阳明出生三年前，吴与弼去世；

王阳明十三岁时，胡居仁去世；

王阳明二十岁时，即拜谒娄谅两年之后，娄谅去世；

王阳明二十九岁时，陈献章去世。

王阳明拜谒娄谅时，娄谅有没有向他提起以上几位，我们已无从得知，但他应该向王阳明介绍过自己的恩师吴与弼以及自己的同门师兄弟。

王阳明没有见过陈献章，但对他的学风性行应该还是有所耳闻的。

可以说，在明初儒学中，吴与弼和娄谅的学风与王阳明的学风还是存在一定联系的。

王阳明向娄谅请教宋儒格物之说。

除了学说，娄谅可能还传授了一些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做学问的态度等。

娄谅告诉王阳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做学问成为圣人，这又燃起了阳明自少年时代就有志于通过做学问成为圣人的热情。

王阳明当时肯定是想通过修习格物之学而使自己成为圣人。

王阳明与娄谅的会面和朱熹与李侗的会面有些相似。

李侗是朱熹父亲的好友，朱熹在和他会面之后，开始意识到佛学和老庄思想的不足，转而笃信儒学，最终成为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宋学确立之前，整个时代风潮都是倾向于佛学和老庄思想的。

如果没有和李侗的会面，朱熹应该不会转向儒学，也不会把当时的时代风潮从佛学和老庄思想处扭转过来。

王阳明和娄谅会面之后，开始有志于圣学，但在真正以圣学为宗之前，他还是经历了一段迷茫期，在那段时期他曾被异端学说所蛊惑。

如果没有和娄谅的这次会面，王阳明不会笃志于圣学，也不会开创明代儒学的新篇章。

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娄谅和李侗的作用几乎一样，他们都是伟大的启蒙老师。

李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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