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瓜子老板（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逝世）

记者 | 卢奕贝

编辑 | 牙韩翔

著名民营企业家、“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11日14时在芜湖逝世，享年84岁。

“年广九先生治丧委员会”的讣告提及，其出身贫苦，一生从事瓜子生意，饱受磨难，几度沉浮。但他迎难而上，创出深受消费者喜爱的著名品牌“傻子瓜子”。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以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气概，开启中国民营经济先河，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

年广九确实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而又充满争议的人物。

他在1976年就凭卖瓜子赚取上百万元，也曾经三次获罪入狱，他的商海沉浮甚至令邓小平三次在谈话中提及，分别为1980年，1984年，1992年，这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个私经济的代表人物，年广九与其创办的“傻子瓜子”的命运起伏，也暗合着中国个体经济的发展进程。

年广九出生在淮河岸边的安徽省怀远县，抗战后的一次大水灾，父亲带着全家来到芜湖要饭。十几岁的年广九学会了在街头卖水果持家。但由于当时的政策环境限制，年广九被迫关掉了水果摊并锒铛入狱。1972年，年广九开始在剧院门口或大街小巷售卖瓜子，由于味道好，价格低，不过几年时间便赚了100多万。

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全国能被称为“万元户”的商贩仍是罕见。一则关于年广九的轶事是，由于迅速累积了百万元资产，骤然富裕的年广九将纸钞用牛皮包好乘天黑偷埋于自家院里。等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年广九再将钱挖出来，钞票已霉变，于是将钱铺满院子，在太阳下晾晒。

几乎是凭借直觉，目不识丁的年广九具备着当时许多生意人所没有的市场营销与科学管理意识。

年广久曾多次对外提及傻子瓜子的品牌名由来：“我卖瓜子的时候，别人买一包，我就会另抓一把给他，他要是不要，我就硬塞，所以别人都叫我‘傻子’……后来我想给自己卖的瓜子取个名字，想来想去，干脆就叫‘傻子瓜子’得了！”

除营销引流的手段外，薄利多销、规模效应等策略也被年广九早早运用在傻子瓜子的经营上。

1981年10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指出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1981年年底，年广久租地建起简易厂房，办起了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傻子瓜子厂。

傻子瓜子的定价比当时国营瓜子的更低。成本1.5元的生瓜子加上配料傻子瓜子仅卖1.76元每斤，而国营要卖2.4元。本是亏本的生意，年广九却认为降价带来的销量大增可以令炉子、煤炭成本降低，而100斤瓜子还能溢称5斤。

“你要是天天炒，你质量好，卖得多，赚得就多，炒得少，赚得就少，我就是赚量的钱，一般人卖不到我这个量，他就竞争不过我。 ”年广九曾在采访中说道。而在稳定占领市场，得到顾客们认同之后，他又悄悄地将瓜子的售价，从原先每斤1．76元，涨到了1．9元每斤，顾客们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认为好货不便宜。

年广九也践行了现代化经营管理。

傻子瓜子的36条厂规中，有事要请假，上班时间不能看报纸，否则就要罚款。他还采用按劳分配的方式，工人每多做一包货就能多10元工资，一度使工人的工资普遍高过干部的收入。其中也不乏创新之举，比如休息期间工人品尝瓜子要回答年广九的提问，是什么火候炒的瓜子，好处在什么地方，回答出来就是50元奖金。1982年前后，傻子瓜子厂支了9口大锅炒瓜子，雇工最多达到103人。

但在彼时的环境限制下，年广九几度身陷囹圄，也在时代的巨浪下跌宕前行。

邓小平曾在1980年、1984年、1992年三次提及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第一次是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第二次，关于“傻子瓜子”雇工超过100人的问题，邓小平表态支持；到1992年，改革开放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90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又提及傻子瓜子的案例来稳定局面。

历经风波的年广九在2000年后，将傻子瓜子经营权移交给儿子经营，自己则淡出市场，到2008年，“傻子瓜子”在全国仍有上千家专卖店。但属于傻子瓜子的好时代终究过去了。

随着炒货行业中的“洽洽”“小刘”等品牌逐渐强大，坚持“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不进入彼时新兴的超商百货渠道的傻子瓜子逐渐落后，再加上家族内部也出现了经营理念分歧和商标权纷争，“傻子瓜子”风波频生。

在眼下的商业世界，年广九已经归于黯淡，其创办的“傻子瓜子”也不再引起热议，“年广九现象”已经从社会的“异态”演变为“常态”，但他所折射出的时代烙印仍熠熠生辉。

在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让一个又一个年广九崛起的不是个人出身、不是智商高低、也无关区域资源丰富与否，是致富的欲望、是敢于拼搏冒险精神的代际传递，成就了那个跌宕起伏又热血沸腾的火热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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