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王凯饰演的是哪个皇帝（清平乐中王凯扮演的宋仁宗）

朱熹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最重要的目的是，让皇帝阅读史事，从中汲取执政的经验。因此，《资治通鉴》的开篇都是选取司马光认为皇帝掌管天下首先应注重的大节。

前文已经说过，周威烈王封魏、赵、韩为诸侯，是自坏礼制。由此，君不再是君，臣可以靠实力来争取成为诸侯。司马光在开篇之后的大段论述，也是提醒皇帝时刻要注意君臣的礼制，不能自坏规矩。

我们看《宋史·列传第九十五》中的《司马光传》，就会明白，司马光的论述主要是针对宋仁宗时发生的两件事。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王凯饰演宋仁宗

麦允言是宋仁宗的中官，官职是入内副都知、宫苑使、眉州防御使。入内副都知，全称是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内侍省在北宋初设置，是管理皇家内务的宦官衙署。之后，又设立了入内内侍省，与内侍省都同为宦官衙署。不过入内内侍省直接服务皇帝，更为亲近。入内内侍省的一把手是“都都知”，二把手是“都知”，三把手是“副都知”。

麦允言同时还任宫苑使、眉州防御使。宫苑使主要掌管皇宫内院的事务。防御使是武官，位阶在节度使下、团练使上。

庆历七年（1047），贝州的王则叛乱。宋仁宗命麦允言和西京作坊使、资州团练使王凯一起带军到贝州，第二年平定了叛乱。平叛有功，宋仁宗升了麦允言的官，任昭宣使、遂州观察使。昭宣使仍然是内官，观察使比防御使级别高一级。所以，麦允言升官是升了一级。

大多数人认为麦允言是宦官。但不一定，因为唐代，掌管皇宫内苑的都是宦官，五代吸取唐朝宦官专权作乱的教训，已经开始用外官来掌管太监。宋朝是沿用五代的制度。根据《宋史·职官志九》记载：“国朝亦有外国为昭宣使者。”外官就是朝官，相对于“中官”而言，也就是不是太监。所以，麦允言可能是太监，也可能不是太监。现在，我们也无法验明正身了。

平定叛乱两年后，皇祐二年（1050）麦允言就死了。死时的官职是宣庆使、遂州观察使、入内都知。宣庆使比昭宣使高两级，入内都知比副都知高一级。

麦允言深得宋仁宗的信任。所以，他死后，同年八月，宋仁宗给他追赠了官职——司徒、武安节度使。司徒在宋朝与太尉、司空同为三公。不过，这时三公更多的勋名，而不是实职。节度使也比观察使要高了。这是死后的特封。但宋仁宗觉得还不够，九月又下诏书，说麦允言有战功，特命葬礼赏赐一品卤簿。卤簿就是按照一品大员的规格，在出殡时派遣仪仗队。

入内内侍省都知，宋神宗时定为正六品。可见，麦允言死时，官品不高。但死后却备享尊荣。

时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的司马光上疏，反对宋仁宗的特诏。

司马光认为：“繁缨以朝，孔子且犹不可。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官，给一品卤簿，其视繁缨，不亦大乎。”

这里，司马光引用了典故，认为给麦允言的葬礼逾越了礼制。

电视剧《清平乐》司马光剧照

“繁缨以朝，孔子且犹不可”是什么意思？

成公二年的时候，齐国攻打鲁国，卫侯派孙良夫等人率军攻打齐国以救鲁。两军在卫国的新筑（今河北魏县）交战，卫国军队打不过齐国，败了。新筑的大夫仲叔于奚把孙良夫救了。为了奖赏仲叔于奚，卫侯决定给他几个城邑。但仲叔于奚不要，“请曲悬、繁缨以朝”。

曲悬，是诸侯才能用的乐器制度。天子的乐器制度是四面悬挂钟磬，叫“宫悬”；诸侯的乐器是去其南面，三面悬挂钟磬，叫“曲悬”，就是像弯曲的意思；大夫是左右两面，叫“判悬”，判就是剖开的意思；士只能东面悬挂钟磬，叫“特悬”。

湖北博物馆藏曾侯乙编钟

1978年，湖北随州出土了曾侯乙编钟，同时出土的还有编磬。编钟位于墓的中室西边，编磬位于北边。曾侯乙是诸侯，所以用的是三面的曲悬。

仲叔于奚是大夫，但他不要土地，而是要待遇，钟磬要享受诸侯的制度。这是僭越。

同时，他还让卫侯赐他繁缨。繁缨是马饰。前文我们讲过，周朝的礼制对各个爵位享受什么样的待遇都有详细繁复的规定。按照礼仪，诸侯乘坐的马车，马鬣毛上配繁，马脖子前挂缨。仲叔于奚也同样是要诸侯的待遇。

仲叔于奚要诸侯的待遇，卫侯居然同意了。

孔子听说这件事后，说：“惜也，不如过与之邑。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孔子认为，让仲叔于奚配曲悬和繁缨，是卫国亡国的征兆。因为诸侯是名，曲悬、繁缨是器。威信是通过爵位名号来赋予的，有什么样的威信就拥有什么样的器物，礼仪就是通过器物的等级来体现的，只有循礼而行，才能行有法则，才能让人民得利而国家治安。这是政治的大节。如果将名器随便给人，就相当于把治理国家的规矩和权力也拱手让人了。规矩坏了，国家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所以，司马光引用这个典故，认为麦允言只是宋仁宗的近臣，而不是有什么大功勋，不应该给他赏爵，并特诏卤簿。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三家分晋后的所作的评论中也引用了“繁缨”的事。可见，司马光论礼、名、分并不是纯从历史来看，而是有感宋仁宗赏赐麦允言，破坏礼制来说的。写的是历史，评论的是当下。

第二件事是夏竦死后的赠谥。

夏竦行事见于《宋史·列传第四十二》，官至宰相。《宋史》对他的评价是：“材术过人，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数术，倾侧反覆，世以为奸邪。”夏竦有文才，以文学起家，名擅一时。同时，也当过地方官，治理地方也有政绩；管过西北边防，治军也有一套。所以，是个有学有术的人。官至宰相，也深得宋仁宗的宠信。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所以，宋仁宗在夏竦死后，赠给他的勋名是太师、中书令，并赐谥号为“文正”。太师是勋名中最高的，“文正”是大臣谥号中最高的。范仲淹、司马光的谥号都是“文正”。

就这个谥号，刘敞认为，世人都认为夏竦是奸邪，但却赐给他“正”的谥号，不可。司马光也说：“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当之？”

于是，宋仁宗将“文正”改为“文庄”。

这也是名不可假人的一个例子。

通过这两件事，我们再去看《资治通鉴》的开篇和司马光的第一个评论，就明白，司马光为什么要选择从三家分晋来开始写了。也就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用意在于让警示宋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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