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和魏晋风度（到底是三曹七子的雄健）

“魏晋风骨”本来是三曹用来表达建功立业的壮志，那后来怎么又成为崇尚自然，洒脱的名士的代名词？

这里面有概念混淆。而这种混淆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诗风衍变，逐渐从家国民生的大情怀零落成文人宴乐、归隐的个人小情调的过程。

这里面涉及到几个容易让人混乱的词汇：“汉魏风骨”、“魏晋风骨”、“建安风骨”、“魏晋风流”。人们容易把这几者混为一谈，实际上在诗风传承演变上确实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各有侧重点。

陈子昂《修竹篇序》中提出“汉魏风骨”的概念：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

写文章的正道被抛弃，已经五百年了。汉魏风骨，晋和刘宋都没有传承到，但是有足够的文献可以体察前人的正道风格。

很显然，在陈子昂心里，晋朝之前的文章风格才是正道。而这个时期实际上是指两汉和曹魏时期的文学。其实这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两汉，文学（诗、文）还是掌握在上层知识分子手中，秉承《诗经》以降文治天下的功用，诗文必然是以论道（治国之道）为主，而相对的个人感情抒发作品都是从民间收集的乐府作品，比如《江南》之类的。也就是说诗文的上层功用是国事，而下层民声因为没有文辞修饰一说，也是朴实无华的。

而朴实无华的表达方式、内容丰满的主题叙述就是文章的正道——这个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汉魏的诗文正是这种风格，才会被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奉为圭臬。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汉魏时期的朴是“拙朴”、“古朴”，是文艺创作本身没有提升到修辞的阶段，而并非文人创作之时的有意为之。这也是为什么经历了骈文、齐梁体这些极尽修辞的形式主义文体之后，无论陈子昂、初唐四杰、杜甫、欧阳修等大文人如何纠偏文风，写作风格都难以再回归到原来的路子上。

因为修辞也是文艺的必要手段。这种手段一旦从曹植手中诞生，就不可能再磨灭。所以我们只能说“返璞归真”，尽量回到最真的状态，而“真”并非就是“拙”，这其中是有区别的。

这也就是“汉魏风骨”和“魏晋风骨”的形式上的区别，汉是天然淳朴，晋就有了文采。

文艺修辞这种手段正如后来的平仄格律一样，一旦产生了，就会在无意中影响创作。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我们号召返璞归真，学习汉魏风骨，实际上是反对齐梁体、骈文的过度修饰。就好像现在很多人反对格律，是格律真的不好么？当然不是，我们要反对，也只能反对格律的滥用。格律本身是近体诗入门的一种规则，无所谓好坏。

那些不了解而反对的人，根本不必在意。这些人就类似于北宋初年的“太学体”，为反对晚唐体后延的“西昆体”，而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为了反对而反对，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却同样险怪奇涩，这就是追求本真过度的表现。

相对于艰难晦涩的“西昆体”，险怪奇涩的“太学体”，白居易的“香山体”就好多了，既通俗易懂，又不流于江湖，所以成为北宋初最大的诗歌流派，直接影响了日本诗坛。

所以，任何一种形式，任何一种文风，其初衷都是对前面文风的发展以及修正，我们要反对的都是他们的矫枉过正，我们要学习的也只是他们能够适用于现时代的正道。

“建安风骨”其实是指建安时期的文学，“建安”实际上是汉献帝的第五个年号，也就是说不管曹魏如何权倾天下，这个时期还是汉末。但是建安时期的代表人物“三曹七子”基本上都是曹魏集团的人物，除了一个孔融。这十个人对这一时期的诗、赋、文的发展都做了贡献，在诗的领域，对建安风骨的推崇甚至高过汉魏风骨，因为汉朝的诗，除了乐府之外，和其他时期比起来实在是太不显眼了。

这个时期的诗歌，内容上关注社会、热心政治、心在民生，风格上雄健、疏朗、悲壮。格式上上承两汉敦厚淳朴，下启晋朝玄思空灵。

而题主之所以把“魏晋风流”和“魏晋风骨”混为一谈，就在于正始时期的诗风衍变。“正始”是魏帝曹芳的年号，这个时期，司马氏逐渐势大，他们代表的士人集团和宗亲集团的冲突就慢慢凸显。上层的士人、门阀也到了必须要站队的时候。高层文人大部分是曹魏门生或者血亲，不愿意出仕司马氏的，但是又不得不面对司马氏的邀请。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疯子文人。如著名的“竹林七贤”。

现在有很多人崇尚自由浪漫的“魏晋风度”，其实当时那些高级文人都是逼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这些人嗑药、醉酒、滥交、裸奔，全都瞎胡闹，就是要作给司马氏看的，司马家本来就是出于稳定局面想邀请这些高人出仕，一看个个都是疯子，也就放弃了。

这正是魏、晋的过渡时期，所以后人称这些特立独行的名士风格为“魏晋风度”、“魏晋风流”，在不是很熟悉诗歌、文学发展史的人眼中，就和“魏晋风骨”混淆起来。

这个时期的高层文人的理想破灭了，没有了经国济世、建功立业的想法，只求平平安安、隐居活命。思想决定风格，所以诗风就不再关注社会民生，而更多地开始进行个人追求——肉体追求和精神追求。

实际上从“汉魏风骨”到“建安风骨”，再到“魏晋风度”，再到后来的“左思风力”，是经历了“建安时期”、“正始时期”、“太康时期”的不同时代政治权利变更倾轧之下的结果。

最终南北朝宋齐梁陈的诗歌风格在文人朝不保夕的政治生态下、修辞风格的大流行下，逐渐放弃了对家国情怀的关注，进入了形而上的空洞、颓靡的诗文表达方向。后来的发展就主要集中在音韵学的变化，从“永明体”到“宫体”，也就是“齐梁体”，为唐诗的平仄格律打好了形式上的基础。

盛唐诗歌在形式上承袭并发展宫体，在写作上效仿“汉魏风骨”，融入大唐奋发向上的意象，终于成就了中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盛世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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