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出嫁后怎样分户（嫁母析户分家与孝道）

今天咱们谈谈「嫁母析户」，「分家与孝道」，这几件看似不相关的事儿之间，有什么关系？

所谓「嫁母析户」，就是宋书中记载的“老百姓的一种规避服役的方法”，也叫「析户避役」。

简而言之，宋代百姓最大的负担还不是赋税，而是各种徭役、兵役和差役。而役是按照家庭户等分摊的。户等越高，役的负担就越重。而划分户等的依据，是所谓「人丁事产」。就是成年男子的数量，和家庭财产的多寡。家庭成年男子多，家庭财产多，户等就高，役的负担就重。

如果仅从立法角度说，这种立法原则，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难以承受，所以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规避方法。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分家析户，降低户等」，把一个人丁众多的大家庭，拆分成若干个小家庭。家庭变小之后，人丁少财产也少，户等自然就降低了。北宋平均每户只有两口人，原因就在于老百姓的析户避役。而政府为了打击析户避役，就立法规定，禁止祖父母和父母在世的时候，分家析户。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间的应对方法，就是在祖父或者父亲去世后，为孀居的祖母或者母亲，找一独身老头假结婚，这样就可以规避法律达到分家的目的。而分家的目的，就是变大家庭为小家庭，以逃避役负。这就是所谓的「嫁母析户」。

有很多人认为，父母在不能分家，是中国人的传统家庭观念，也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孝道」的一种具体体现。

如果一个家庭在父母还健在时就分家，这是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的，会被认为是一种子孙不孝或者是一个家庭衰败。所以人们倾向于认为，符合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家庭，都应该是大家庭。中国人也习惯于把人丁兴旺，儿孙满堂，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当作家庭和睦美满幸福的重要标志。

但是实际上，中国人的家庭组成方式，历来都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个道德问题。家庭的大或者小其实都是受当时的社会制度与法律制约的，并不是一个自由的选择结果，与道德无关，与孝道更无关。

比如秦朝，商鞅变法之后规定：一户只允许留一个成年儿子与长辈同居，有两个以上成年儿子的家庭，必须分家分居，否则加倍税赋。因为秦朝的口赋，就是人头税，是论户取赋。家庭单位越多，人头税的收入就会越多。如果老百姓不分家，都聚集在一个大家庭里，朝廷就收不到税了。所以秦朝就规定，必须是小家庭，不允许大家庭的存在。

但是到唐代，朝廷又改为提倡大家庭共居。对三代同居不分家的大家庭，政府会给予特别的奖励与补贴。因为唐代早期的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是以人头分田和计税，但以户头征税。大家庭可以方便统计和征收。

但「安史之乱」之后，土地兼并严重，很多小农户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土地，但仍旧要计税，所以他们就化整为零逃匿户口。而有些大户，虽然兼并了大量土地，但按人头计税，只需缴很少的税又可以逃税。所以朝廷就改为两税法。不再只按照人头计税，而是以现有的人口，田地和收入为计税依据。如此一来，实际拥有的土地越多，交税就会越多，收入越多缴税也就会越多。而越是大家庭，土地和收入肯定就越多，朝廷的税收也就会越多。而越是小家庭，就越容易隐瞒和藏匿收入，所以朝廷就鼓励大家庭。

到了宋代，宋朝借鉴了唐代的「两税法」但又有所不同。宋代实行的是一种「以贫富为差的两税法」。简单说就是先根据居民有无不动产划分「户别」，再以家庭财产的多寡划分不同「户等」。然后再以户等财产的多少分级。简而言之，高资产户纳税多，低资产户纳税少，没有田产则不用纳税。所以宋朝的这套税收制度决定了，越是大家庭，田产地产等资产就越多，户别户等就越高，纳税和差役也就越多。所以到宋代政府就鼓励大家庭，并且专门立法禁止分家。违者算犯法，要重责。如果老人还在世，子孙分家另过就犯了所谓「十恶不赦之罪」的第七条「不孝之罪」。这意思就是说，分家犯的还并不是“分家罪”，而是“不孝罪”，因为分家就是不孝，而不孝就是犯罪。

但分家为什么就是不孝呢？这是因为宋代的御用理论家们，为了证明“禁止分家”的法律的合法性，煞费苦心地偷换了一个概念。把分家等同于不赡养父母。而不赡养父母当然是不忠不孝，所以分家就等同于不忠不孝。此所谓大逆不道之举。如果按今天的话说，这其实就是把道德法律化，用法律强制社会道德。这是利用公权力，干预私人生活。

其实是否赡养父母，与分家还是不分家是两回事。并不是说因为要赡养父母，所以就不能分家。也不是说因为分了家，就意味着不赡养父母。在传统社会，赡养父母既是法律责任，也是公序良俗。在现代社会，老有所养是社会福利，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社会保障，而不是个人私德。

所以父母在不分家，不过是宋代的御用学者们无中生有的炮制出的一个所谓「传统美德」，是在「用法律强制道德」，不过是以偷梁换柱的方式，「合法化」了。

其实「尊老敬老」也并不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传统，而是全人类普适的美德。而所谓赡养父母，指的是一种经济责任，其在古代社会的特定的历史含义，在现代社会已经被社会福利所取代。简言之，在古代社会，即使没有立法，也不可能不赡养父母。而在现代社会，老有所养是社会责任，不能依赖道德约束。而父母与子女选择以何种方式相处，应该是个体的自由。

所以大家庭还是小家庭，分家还是不分家，其实从来就不是老百姓自由的选择。背后主导的是朝廷的经济税赋政策。老百姓的应对之策，只是出于利益考量的一种无奈的自保，或“隐蔽的抵抗”，与道德无关，与所谓「孝道」也无关。

在现代社会，让丧失劳动能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可以在完全不依靠子女的情况下， 可以有尊严地终老，这是社会的责任，与个体的道德无关。

老百姓对晚年生活与医疗焦虑的背后，其实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健全或者不合理。不能以道德的说教，代替制度的建设；

用虚幻的孝道，代替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