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纪公园能带狗狗吗（为什么租界内的公园）

在李小龙主演的电影《精武门》里，有这样一个片段。陈真路过某公园想进去逛逛，结果被门口的印度保安拦住，并向他指了指门口挂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与此同时，几个来公园游玩的日本浪人也不住向他挑衅。陈真当即大怒，在痛殴了几个日本浪人后，一脚把这块牌子踢碎了。

陈真一脚踢碎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匾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实际上，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中国境内的列强“租界”之内。188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游园规则”中，就有明确“规定”：

1. 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
2. 小孩坐车，应在旁边（的）小路上推行；
3. 禁止采花捉鸟巢以及损害花草树木，凡小孩之父母及庸妇等理应格外小心以免此等情事；
4. 不准入奏乐之处；
5. 除西人之庸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
6. 小孩无“西人同伴”则不准入内花园。

坦诚说，尽管“华人”并未与“狗”并列在一起，但“非西人之佣仆的华人”与“脚踏车及犬”不能入园，却是不争的事实。

上海法租界旧照

伴随着近代中国国力的持续衰微，最终出现了“华人与狗不能入内”这一说法。周作人（1885—1967）在《公园之感情》一文中如是写道，“上午乘车，晤封燮臣….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近代中国特殊产物，有着“国中之国”特质的租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又是在什么时候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租界：不平等条约的“产物”

上海的所谓“英租界”，无疑是两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产生的“时代产物”。1842年，在中英两国签订的《南京条约》中，明确规定“英人及其家属可以在五口通商城市居住”。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在《南京条约》的附件《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1843）中，又做出了更为“得寸进尺”的规定，即“应划出地界让英人居住”。“广州等五港口英商或常川居住”，“中华地方官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势，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实际上，这里的“界址”，指代的就是“租界”。

在1845年颁布的《上海租地章程》中，对上海英租界的地域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划定洋泾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

位于虹口的美国领事馆和美国邮局

1844年，中美两国签订《望厦条约》。与英国一样，美国也取得了在上海设立租界的权利，地址位于上海英租界的北面区域。1863年，英美两租界合并。1899年，英美租界改名为“上海公共租界”。

上海的英美租界，遵循所谓“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了内部的自治机关，即立法机关“租地人会”（1846）、行政机关“工部局”（1854）和司法机关“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1864）。不客气地说，英美租界俨然成为了“国中之国”。

上海租界示意图

2）租界中的“华人歧视”

值得注意的是，悬挂有“非西人之佣仆的华人与狗不能入园的”牌子的外滩公园，实际上一开始并非英租界的“固有土地”，这块土地只是靠近英租界而已。

只不过，因为英国人垂涎这块地方已久，于是便运用了一系列见不得光的手段，最终成功将之“据为己有”，并修建了“外滩公园”。

当年的“外滩公园”即今天的“黄浦公园”

面对英美等列强的一再挑衅，尽管当时的中国人民表现出了强烈愤慨之情，但对方不仅“没当回事儿”，甚至还以 “（外国）侨民一般都反对华人入园”为由，给遍体鳞伤的中国人民身上“撒了一把盐”。

从那以后，上海几乎所有的租界公园，都颁布了“不准华人入园”的相关规定。比如英美租界的“公园规则（1885）”中明确规定，“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不准入内”；法租界更为过分，在强调“中国人严禁入内”的同时，居然允许“洋人牵带的外加口罩的狗入园”——挑衅意味非常明显。

不久，我国其他城市的部分租界，也颁布了“华人不准入园”的规定。譬如1887年建成的天津英租界维多利亚花园（今解放北园），就作出过限制华人并禁止狗入园的规定，“如果华人与外国人不相识者，则不得入内。”“如华人未经董事会理事或巡捕长许可，不得入内。”“自行车、军乐器及狗不许带入园内。”

建国前的“维多利亚花园”

3）“大革命”与“收回租界”

综合各方资料看，直到1928年，上海租界内的所有公园才全部取消了“华人不得入园”的规定。换言之，这种歧视意味十足的“规矩”，居然延续了近半个世纪。

取消“华人不得入园”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925年5月30日，上海两千余名学生在英租界内发表演说并散发传单，控诉日本纱厂镇压工人大罢工的举措，并提出了“收回租界”的口号。英国巡捕得知后，当场逮捕了参与示威的合计一百余名学生。

当天下午，近万名群众聚集在英租界，要求英国人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

惨案发生后，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本着“大事化小”的原则，仅将总巡麦高云、捕头爱伏生免职，杀害游行群众的凶手根本没有得到严惩。

“五卅惨案”主题油画

英国人的“无所谓态度”，不仅激起包括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怒，“收回租界”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了起来。

上海学联拟定的演说提纲中，不仅有与“收回租界”相关的内容，其演讲更一度“震撼了十里洋场”。与此同时，全国学生总会不仅积极声援上海华人的爱国行动，并在第一时间发布了与“收回租界”相关的宣言。

上海租界的扩张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上海工人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在三次起义中，他们始终将“收回租界”作为起义的宣传口号之一。

1. 在2月25日发布的 《中共上海区委告同志书》中，“收回租界”不仅是宣传口号之一，而且还要求“普遍地在群众中呼喊起来”；
2. 在2月27日发布的《上海总同盟罢工的记录》中，“收回租界”不仅被形容为“上海工人目前的紧急政治口号”，还是“群众行动之大纲”；
3. 在3月1日发布的《特委会议记录》中，尽管要求口号“要集中，不要太多”，但“收回租界”依然是得到保留的口号之一。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并于次日成立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即“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政府”。在3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中，“收回租界”成为了“反英与反蒋”的宣传口号。

参加上海市总工会升旗典礼的工人武装纠察队

一言概之，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收回租界”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1927年1月，在武汉各界组织召开的“庆祝北伐战争胜利与迁都武汉”的会议上，“收回租界”被提上了会议日程。同年3月，在北伐军逼近镇江时，镇江人民不仅发出了“收回租界”的呼声，并付诸了实践，当地商会“承接了收回租界的各项任务”。

原法租界一角

面对全民人民“收回租界”的呼声，西方列强们开始“慌张”了起来。1928年4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通过了“租界内公园向华人全面开放”的决议，并于同年6月1日起正式生效；7月1日，上海法租界正式通过《法国公园规则》，取消了“禁止华人入园”的相关规定。至此，“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规定，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4）尾声

时光荏苒，到了1943年1月，作为“同盟国”盟友的英美两国，彻底废除了过往同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取消了两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和租界。至此，在国内存在了近百年的租界，至少在法理上“完成了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后，“租界”被正式取消，租界内的外国公产被全部收回，过往的特权彻底不复存在。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以平和的心态流连于原租界的精美洋房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这些精致建筑的背后，是我们曾经落后挨打的“辛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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