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名钓誉的人特点(为何皇帝喜好沉迷沽名钓誉好大喜功)

皇帝昏庸无能招摇过市而臣民还高唱赞歌。人们通常形容“光屁股皇帝”,意思就是自欺欺人。这就不仅仅是皇帝的智力或品质的问题了,而应当从体制上面找找原因。

“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韩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上有五种被蒙蔽的情况:臣下封锁了君上叫蒙蔽,臣下控制了财权叫蒙蔽,臣下擅自发号施令叫蒙蔽,臣下私自给人以好处叫蒙蔽,臣下扶植私人党羽叫蒙蔽。

沽名钓誉的人特点(为何皇帝喜好沉迷沽名钓誉好大喜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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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看到对最高掌权者的一些谀词,似乎人世万象缤纷都无可逃遁于他那睿智的目光,其实,最高掌权者是最容易被蒙蔽的。

这种人之所以容易被蒙蔽,客观原因在于“最高”二字,他太高了,下情要上达到他那里,需要经过一个长距离的、多层次的过滤,一切有碍于视听的东西都被过滤掉了,一切被认为需要有而没有的东西都添加上去了。

“最高”所见到的,都是臣下认为他希望知道的东西,或者是臣下希望他知道的东西,然而也是最虚假的东西。

唐德宗贞元末年,李实任京兆尹,其人专横霸道,无法无天,只知道一味讨好皇帝,而对民间疾苦根本不放在心上。其时关中大旱,禾苗枯萎,粮食歉收已成定局,可他反而百般盘剥百姓,聚敛钱财奉献皇帝,以满足皇帝无底的欲壑,巩固自己的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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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宗向他了解民间疾苦时,他浮夸虚报:“今年虽然天旱,但庄稼长势还很好。”于是,本来应该减免的租税未能减免,百姓穷苦无告,只得拆房卖瓦,抵押麦苗,以上交租税。

这样的事在历史和现实中比比皆是。中国历代最高掌权者处理政事的手段,基本上有两个方法:一是批阅奏章,一是会议汇报(古时叫做朝会)。中国的官僚,在蒙蔽上司方面,手段甚是高明。

沽名钓誉的人特点(为何皇帝喜好沉迷沽名钓誉好大喜功)(2)

你要看材料吗,他会将有利于自己、不利于对手、或适合君上口味的东西递上去;如果没有,就瞎编、造假。袁世凯称帝时,举国上下一片反对之声,当时的报纸还有一定的自由度,还能反映民情民意,对袁氏予以猛烈的抨击。

这类文字自然不宜让袁世凯看到,他手下的人,专门为他编了一份报纸,每日只出一张,报头版式与外间的报纸并无二致,可内容全是赞同他称帝的谀词,蒙蔽之术古今独步。

你要听汇报吗,他更会见风使舵,察言观色,有时专拣你爱听的说,让你喜笑颜开,他也邀宠得势;有时他专拣你不爱听的说,让你怒发冲冠,以便假你之手排斥政敌。

许多最高掌权者不能说不兢兢业业,例如秦始皇,据说每天批阅的竹简,重达一二百斤;而雍正更是以勤政着称,可是,他又怎么能识破臣下隐藏在假面后的真相,察觉满篇颂词中的虚假?

要求最高掌权者如某些“戏说”的电视剧那样成年累月地微服私访,不只不现实,简直就是荒唐。因此,他们的受蒙蔽就是必然的了,于是秦始皇就未能发现睡在他身边的赵高,雍正交办的事也屡屡被打折扣。

某些精明的最高掌权者也深知其中的弊端,他们也采取各种办法来加以防范、克服,例如雍正制定的“秘密奏折制度”,让官员的奏疏不由通政司进呈,直接送达皇帝本人,这就有效地避免了中间梗阻和过滤;这种秘密奏折的内容,既包括各地的民情民意,也包括其他官员情况的小报告。

这种制度固然可以使皇帝得到第一手材料,也具有较大的可信度,但能完全避免欺蒙吗?雍正自己也不相信,他在一封奏折上批示道:“耳目见闻之类,朕殊不以为然。

若能用耳目,即道路之人皆可为我之耳目,否则左右前后无非蔽明塞听之辈。偏用一二人,寄以心腹,非善策也。”连心腹近臣都是蔽明塞听之辈,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

沽名钓誉的人特点(为何皇帝喜好沉迷沽名钓誉好大喜功)(3)

有时,最高掌权者也想下去体察民情,看一看真情实况。殊不知,你这里人马未动,他那里应付的办法早就安排好了。先是精心挑选要去的地方,事先乔装打扮一番,你到那里一看,到处莺歌燕舞,百姓一片颂声,形势大好。

“最高”意得志满,觉得自己治国有术,领导有方,是唐虞再世,尧舜重生,甚至尧舜也不过是粪土,只有自己才是千古一人。高兴之余,或写诗,或填词,或题字,自然也忘不了给接待者加官晋级。

他大约再也不会知道,自己其实是落进了臣下用鲜花布置的陷阱,成了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光屁股的皇帝,留下了千古笑柄。

但是如果将蒙蔽的过失完全归咎于臣下,那也不公平,最高掌权者的主观因素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那么些掌权者,或者被一两次胜利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自以为无所不能,无往不胜;或被臣下的吹捧迷住了心窍,将谀词当成实情;或者好大喜功,听言成就,哪怕明知有假,也笑逐颜开。

对言之者褒奖有加;或者讳疾忌医,听言过失、失败,哪怕明知为真,也怒目相向,甚至大动肝火,对言之者贬职罢官,甚至坐牢杀头;或者偏听偏信,喜柔佞而恶忠直,远君子,近小人……这些都对欺骗蒙蔽之风的形成起了诱导作用。

还以唐德宗为例吧,李实的骗术何以能够得逞呢?对于当时民间的灾情,是不是就没人向他反映呢?事实上就在李实欺君罔上之时,宫中有个叫成辅端的优伶,利用其特殊身份,以歌谣这种特殊的形式反映了民间的疾苦:“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伍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

李实诬称他“诽谤国政”,唐德宗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将其乱棍打死。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上书请求暂缓租税,说:“京畿百姓穷困,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结果被贬官到遥远的阳山。可见并不是下情不能上达,而是上位者根本不想了解下情。

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皇帝之所以当众出丑,并不是骗子的骗术有多么高明,而是皇帝太愚蠢,绝大多数臣民又太怯懦,以至于皇帝光着屁股招摇过市而臣民还高唱赞歌。但如果这种光屁股的皇帝太多,那就不仅仅是个人的智力或品质的问题了,而应当从体制上面找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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