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打动你的古风情书（--天下最美情书）

有些人，以温吞麻木的方式活到100岁，他们的生命却不过区区由春而冬，年复一年而已。有些人，鲜衣怒马，若电光石火般一闪而逝，他们以青春的死亡，点亮历史的某个至暗时刻，肉体泯灭，灵魂却上升为时空里久远的星辰。

广州天字码头，24岁

1911年，4月将尽。一个暮色苍茫的黄昏，一小队手脚戴着沉重镣铐的朝廷重犯被押解到珠江畔广州天字码头。浩荡的江水声掩盖了犯人们镣铐碰触的声响。其时，南国大地上一片动荡，一场震动朝廷的起义刚刚被平息，清兵到处宵禁、抓人。

只有珠江一如往昔，在暮色里激荡着汹涌的波涛，仿佛对这个世界的无尽控诉。

24岁的林觉民夹在这七零八落的犯人队列里。若你注视这群人，便能够一眼将他认出：高额浓眉，鼻梁像一笔米芾的中锋。尽管不久前身受流弹之伤，伤口未愈合，但他站在队伍里依然那么坚挺。

4月27日是林觉民一生最悲壮的一日，几天前他从香港赶回广州，就知道自己是来赴死的。他和同盟会的战友们臂上缠着白布，脚上穿着黑鞋。他们义无反顾地打响了广州起义的第一枪，一路奋进，击毙卫队管带，闯入总督署，再与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血战。天知道这是一支多么弱小的队伍，就是数得清个数的100多号人；也只有天知道，这是一支多么强大的队伍，战友们自发地称这支队伍为“敢死队”。在起义军出发之前，这些年轻人都表明了义无反顾的决心。

在清兵火力猛烈的反攻中，林觉民的同乡林文，那个与他相同年纪的年轻人第一个倒下了，子弹从正面射来，直直扎入他的胸膛；比他仅仅年长一岁的方声洞倒下了，子弹从他的背面进去，血喷涌而出；他的堂弟，亦是24岁的林尹民倒下了，子弹打爆了他的脑袋……这3个同一年出生的青年，现在竟要同时赴死了。硝烟散去，林觉民的脑海里浮现出妻子的模样，她于暮色里缓缓抬起头来，温婉的脸上爬满了伤痛。她拽着他的手臂说：“你答应过我的，无论去哪儿都带上我。”说完这句话，她又失望地转过身去，动作迟缓而疲惫，她的腹中正孕育着他们的孩子。

就在前些天，就在4月春光泼洒的季节，他最后一次返回故园，最后一次拥抱了她，最后一次放开她的手。为了不至于让前行的勇气彻底丧失，他快步离开杨桥巷，但走出几个巷子后，忍不住回头望，她已跟出来好远，她婆娑的泪眼此刻又浮现出来。

这一年春天，陈意映拥抱了短暂的幸福，林觉民早早地从日本庆应大学请了假回来。但她根本不知道他的到来，是为了赴一场多么凶险的革命之约，她是那么天真地以为他真是放了樱花假，她那么欣喜地迎接他，并和他一道融入这短暂的春天。他还是那么匆忙，他们还是聚少离多，他常常前脚跑进院子，后脚就走了。她有时候也忧戚地问：“觉民，你来去如此仓促，你在干什么？”他不能回答她，只好愧疚地笑道：“我在会朋友，我们要办一件大事。”她无法想象，他要办的这件大事是在城郊的西禅寺里制造炸药。

大清的行刑队已一字排开，刽子手们将子弹推进了枪膛，子弹落入枪膛的咔嗒声打断了林觉民的思绪。面对一排乌黑的枪口，可以感觉到死刑犯的队伍里有了轻微的骚动，有人开始抽泣，有人瑟瑟发抖。林觉民微微扬起头来，沉静地凝视着枪口，他直了直身子，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来。“这黑暗一定不会持久地笼罩着我的中国。”他心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随即，妻子那张圆圆的脸庞又浮现出来，“意映，我先走一步了，来世一定带你去想去的地方。”他再一次听到了江水拍岸的声音，一颗子弹在那时冲出了枪膛。

杨桥巷17号，20岁

林孝颖已在儿子住的小楼外徘徊良久，他决定找儿子谈谈。那天早晨，他再一次出现在林宅大院里的西南隅，那是一个自成院落的厢房。林孝颖看到儿子小楼的廊下挂着一块匾，上书“双栖楼”，脸上禁不住露出了一丝笑意，他心想：“小夫妻倒也恩爱。”其实，他何尝不期望他们就这样恩恩爱爱过一份平常富足的生活，儿女绕膝，至亲在身边。

但作为老父，他深知儿子秉性，觉民是不可能就这样安逸地挨过一生的。生逢如此乱世，他定是无法安心过小日子的。早年，送儿子去私塾，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老先生的“之乎者也”，一点儿也不喜欢“弟子规，圣人训”。林孝颖只好让儿子入新学，15岁那年，林觉民从侯官高等小学毕业，考入全闽大学堂文科学习。在全闽大学堂，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常有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举动。他带领激进的同学闹学潮，在七星庙里做《挽救垂亡之中国》的演讲，真有一呼百应的架势，台下一干青年被他的话语和思想鼓舞得热血沸腾。其时，全闽大学堂的一个学监恰好在场，忍不住感叹：“亡大清者，必此辈也！”这话传到林孝颖耳中，像一记重锤砸在他心窝上。

有一回，林孝颖去了福州城南的一栋旧宅，那里有儿子创办的阅报所。诸多自印的进步刊物——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民报》《苏报》《浙江潮》和秋瑾的《中国女报》，这些小册子，每一本都“烫手”得很，里面涌动着激越的思想，跳跃着噼里啪啦的火星子。

立在阅报所廊下，林孝颖第一次感到震惊，一股隐隐的不安像闷雷滚过心间。他在心里跟自己说，不能再拖下去了，得即刻想办法。

林孝颖多方奔走，还是决定让儿子去日本留学，或许这样可以离“祸端”远些。早些时候，林觉民提出留学想法时，林孝颖是反对的，他既不认为新学有多好，又只有这么一个从兄长处过继来的儿子，心里就是放不下。林孝颖一次次想起大哥的长子长民来，觉民本是长民的亲弟弟。长民离家千里，在外面做大事，可怜的大哥成天担惊受怕，恐长民有性命之忧，曾想过要将长民关起来，不准他外出。但长民自诩为“治世之能臣”，又岂是能关得住的？

老父亲将让他留学日本的决定告诉了林觉民，觉民兴奋得像个孩子：“父亲大人，儿子一定不负期望，学成后定为民族大业尽一份心力。”林孝颖心里不免感慨：“20岁的人了，都已为人父，还如此天真。”尽管话已出口，老父亲脸上依然浓云密布：“你关心林家大业就好了……”

1907年，林觉民东渡日本，开始了为期4年的留日生涯。

双栖楼，18岁

从1905年开始，林觉民心里有了另外的内容。这个心思成天被家国情怀和革故鼎新的念头占据的年轻人，心里装进了一个女子的名字，生活也紧跟着滋生出另外一番滋味。

“要成亲，要跟父亲挑选的姑娘成亲，这不是包办婚姻吗？”起先，林觉民心里是反感的。但在林觉民18岁那年，林孝颖催逼得紧。林孝颖还是怕儿子一心闹革命，哪天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想着让他成个家，或许能收收心。

林觉民没有想到相亲的对象竟这般令人心生好感。从见到陈意映第一眼开始，他就得到了一种确认，就是她了。仿佛一个于世间流转了十几年的人，终于寻到了失散的亲人。她是一个温润娴静的女子，他是一个俊逸刚正的男子。相逢的那一刻，两个人的目光和内心里都积攒起欢喜，彼此在欣喜的静默里交付了一生的契约。

1905年秋天，18岁的林觉民与14岁的陈意映结为夫妻，在三坊七巷的林宅过了一段短暂如花的日子。林觉民、陈意映住在林宅西南隅的一栋小楼中。因了有情人的相遇，这大宅院里的小楼成了一个理想的家。他在绝笔信中深情追忆：“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林觉民看似执拗，实则铁血柔肠。夫妻俩情投意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南窗下听夜雨，在天井里赏梅花，在廊间紫竹丛中捉蝴蝶。

林觉民相信所谓幸福大致就是这番模样。但林觉民更相信，如果没有盗火者、没有先行者站起来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样的幸福于老百姓绝不是唾手可得的。在乱世，要毁坏一对小夫妻的安稳日子，真是易如反掌，苛政压迫，兵灾动乱，外敌入侵……在动荡腐朽的旧中国，哪一件事都有可能倾覆平民百姓对幸福的想象。他越是爱这样与妻子举案齐眉的生活，越是爱身边的人，就越是要为之付出自己的一切。

有一回，他痴痴傻傻地说出一句令爱妻陈意映反目的话来：“若真可以选择，我宁愿你比我早死。”话一出口，陈意映脸色大变，讶异地瞪着丈夫，仿佛说：“你竟有这样歹毒的心思。”见陈意映发怒，林觉民将爱妻揽入怀里：“意映，你有所不知，我这样说自是有我的道理的。你想想，若有一天我于你之前死了，你必然伤心欲绝，你身体又那么孱弱，让我如何放心得下！我倒真想守着你，等你离开这个世界，我再死，想必心里就无牵挂了。”陈意映沉默着，眼睛里滴下一颗一颗的泪珠。

香港滨江楼，24岁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三更已过，杂沓的喧嚣沉寂下来，奔忙了一天的人们都已进入梦乡。一座小楼内油灯依然亮着，晃动的灯影勾勒出一张坚毅的棱角分明的脸。林觉民再次用手捻了捻灯盏，油灯的火苗向上欠了欠身。

这是特殊时期，林觉民从清晨开始一直忙到晚上10点才停下来。有太多大事需要商讨，有太多细节需要交代，也有太多人需要达成共识。几天之后，他们就将奔赴广州，发动一场革命。这是生死攸关的时期，这些心怀天下的年轻人需要给自己一往无前的勇气。林觉民好不容易等到安静的时刻，他推开一身的事务，在小桌子前坐下来。是时候了，他得留出一个夜晚给自己深爱的人。他最喜欢在烛光的火焰里，与意映相依，看着她低眉颔首的模样，便是岁月里最丰盈的时刻。“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义山的诗句竟在此刻涌上心头。他不禁哑然失笑：这是诀别，哪儿来的归期呢？

几天前，他匆匆回到福建家中，说学校放了樱花假，正好回来看看家人。随后又匆匆走了，意映临别时问他：“下回你何时放假？”他无数次想过要告诉她实情，告诉她这次是去参加革命，或许就和你永别了。但他无论如何都说不出这番话来。那些到嘴边的话，一次次被他嚼烂，又咽回肚子里。这是多么残忍的时刻，要弃至爱的人而去，要留下她孤零零地在这荒凉的世上。

林觉民从抽屉里找出一块洁白的丝绸方巾，他要在这一方洁净的丝绸方巾上给妻子写一封绝笔信。他摊开方巾，磨好墨，郑重下笔：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写完一段，林觉民停了一会儿，他担心泪水滴落在方巾上，把字迹洇开。他起身去洗了一把脸，坐下重新往下写：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

笔再也没停过，他的字在洁白的方巾上翻飞。他几乎一口气就写完了后面的段落。待到搁笔，他瘫坐在位置上，再无气力，仿佛一生都在这短短的方巾上盛开和凋零了。他在方巾上写下整整1252个字，每一个字都带着泪，可以泣出血来。

他是以爱她的心去爱天下的人们，以疼惜她的心去疼惜天下人的幸福。他将生命看得如此通透，将生死看得如此淡然。那个夜晚他不会知道，这封情意款款的家书将穿越百年的风雨，和他的精神一样，以永不凋零的方式在世间流传，后人更是指此为“天下最美情书”。

写完信后，已是25日凌晨。林觉民推开窗，一阵风吹了进来。窗外夜色深沉，四鼓已过。林觉民将方巾叠好，心里想着：“再过两个时辰，黎明就要到来了。”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故人在纸一方：致故人的二十四封书简》

​题內之外：

1911年4月25日，林觉民在香港滨江楼对同行的同志说，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待同屋两人入睡后，林觉民挑灯写下两封诀别书，他给父亲林孝颖的（《禀父书》写得很简单，“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另一封诀别书，则写给妻子陈意映。次日，他拿着书信嘱托友人说，我死，幸为转达。

被捕后，面对清廷广州将军张鸣歧与水师提督李准会审，根据相关记载，林觉民“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以笔立言，立尽两纸，书至激烈处，解衣磅礴，以手捶胸”。他告诉两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死也瞑目”。

李准甚至动了恻隐之心，觉得可以留下林觉民为清廷所用。张鸣歧则认为，这个“面貌如玉、心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称得上奇男子”的林觉民，如果留给了革命党，实为后患。

1911年5月3日（清宣统三年五月二日），林觉民在广州天字码头被枪杀，年仅24岁。林觉民就义后不久，"腹中之物"降生人间，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取名林仲新。由于陈意映一直不能走出失去丈夫的悲伤，再加上生活变得艰难，林仲新刚刚两岁的时候，陈意映就去世了，年仅22岁，林仲新由祖父抚养。

两人婚后，林觉民的大儿子叫林伯新，按福州的习惯大家叫他“依新”，即“阿新”的意思。爷爷对依新寄托了厚望，但不幸的是，依新9岁时夭折了。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林仲新受到政府的许多关照，在福州念完小学、中学，后来又到上海光华大学就读，生活支出与学费全由民国政府承担。大学毕业后，林仲新来到南京，跟随林觉民的旧交林森做事。林森当时是民国要员，念及与林觉民的旧交，他对林仲新关照很多。但林仲新似乎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只做过几个不大重要的局长、科长等职，随中国历史的变化不断迁移居住地，到过重庆，后又回到南京。49年后回到福建。1957年至1968年任漳州市粮食局副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下放诏安，退休后定居漳州，1983年辞世。

“与妻书”为林仲新所珍藏，1959年他将此珍贵文物捐赠给福建博物院。他结过两次婚，前妻在抗战期间病死，与第二个妻子刘文业感情很好，晚年生活在福建漳州。生有一儿两女，一个在北京，两个在福州。孙子在北京，已经过世，其孙有一儿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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