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谈相貌（历史上真实的梁漱溟）

梁漱溟，名焕鼎，字寿铭，早年曾用笔名寿民、瘦名，后又取字漱溟，有时将溟写作冥。1893年重阳节（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生于北京。梁家祖籍广西桂林，但自1849年梁漱溟的曾祖父进京会试中榜，做了直隶正定的县令后，梁家便移居北京。梁漱溟有兄妹四人，上有哥哥焕鼐，下有妹妹焕洁、焕绅。

梁家本是名门望族，其始祖也先帖木儿是元朝建立者忽必烈的第五子和齐克之子。但传至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时，梁家已经中衰。梁济虽也中过举人，做过几年小小的京官，然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贫困与压抑中度过的。据梁漱溟回忆，他家有时拮据得要靠典当母亲的妆奁来维持生计。

1898年，梁漱溟开始在家启蒙受读。由于父亲梁济早年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比较开明，他不仅支持过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新政，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也表赞同，因此，当梁漱溟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后，父亲就再也没有让他按照惯例往下读儒家的四书五经，而是要私塾先生拿了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地球韵言》来教他，梁漱溟第一次从中知道了“欧罗巴、亚细亚、英吉利、法兰西”。翌年，福建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中西小学堂”首次招生，梁济又立即将梁漱溟送到那儿学习。后来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学制的混乱，梁漱溟又先后进“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启蒙学堂”、“江苏小学堂”学习，中间还有两年时间是在家塾中度过的。

1906年，梁漱溟小学毕业，入“顺天中学堂”学习。“顺天中学堂”为福建人陈璧所创办，它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呆的时间较长，直到1911年他中学毕业。中学时代对梁漱溟的一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在晚年时写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在梁漱溟进顺天中学堂学习的时候，正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立宪运动日益高涨。受父亲的影响，梁漱溟开始虽支持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然而，当历史进入1911年后，由于清预备立宪的破产，梁漱溟放弃了原来君主立宪的立场，而站到了反清革命的队伍一边，成为京津同盟会会员，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他被派到《民国报》任外勤记者。《民国报》是革命党人的一份报纸，原创办于天津，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不久，迁往北京。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民国报》又成了国民党的机关报。

由于职业的关系，梁漱溟经常出入于民初各政党团体的本部，参加各种政治会议，采访各式政界人物，耳闻目睹了一幕幕政治丑剧。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与他所想象的政治理想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作为一个刚中学毕业步入社会并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的青年，他对此深感苦闷和失望。他回忆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为了摆脱因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引起的痛苦，1913年春，梁漱溟辞去了《民国报》记者之职，回到家中，潜心于佛学，过起了隐居生活。

1919年，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长文，此文分为“究元”和“决疑”两大部分，其宗旨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一家”。就内容来看，《究元决疑论》实际上是梁漱溟本人生活和思想的总结，是他为生活在大变动时代的人们提供的一幅医治精神空虚而感到忧虑、不安和痛苦的药方，即他在此文的“跋”中所说“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尽管在理论上，《究元决疑论》并没有什么重大创见，但它那立论的方法，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对人们所普遍关切之人生问题的探索，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19年底，蔡元培应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之邀，从欧洲回国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他途经上海时看到了《东方杂志》上的这篇文章，读后颇感兴趣。不久，当梁漱溟经范源廉介绍前去拜访时，蔡便当面邀请梁漱溟这位年仅24岁的中学毕业生到北大教书，讲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当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耀曾的机要秘书，尽管他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但直到1917年10月他才到北大正式上课。到北大的第一天，他在校长室找到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问他们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有些突然，犹豫了一阵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则表示，他“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他“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因此，他在讲授印度哲学之余，又陆续开设了唯识哲学、儒家哲学、孔子铎旨等课程，并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唯识述义》（1920年由北大出版）两书。当时思想文化界围绕什么是东方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东方化还是西方化等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梁漱溟于1918年10月在《北大日刊》上登了一则广告，征求有志于研究东方学的人。但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们大都醉心于西学，对东方学无大兴趣，因而“应者寥寥”。

梁漱溟只好在哲学研究所开办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将自己的意思“略微讲了一个梗概”。“孔子哲学研究会”只维持了一段时间，到这年11月底，因父亲梁济自杀的影响，便搁置下来。但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研究仍在进行。1920年秋，他开始在北大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部分讲稿陆续在《少年中国》上刊载。1921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到济南作了40天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是年秋，演讲稿整理出版。这是梁漱溟第一部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在此书中，梁漱溟“批评东西文化各家学说，而独发挥孔子哲学”，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标志着梁漱溟“从青年以来的一大思想转变”。此书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事的相续”，“事的相续”又是“意欲”活动的结果，由于意欲的不同，产生了人生三大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宇宙间的因果法则。与这种问题相适应，便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调和持中”和“反身向后去要求”，这三大文化路向的代表分别是西方、中国和印度，它们之间的一切差异就在所走文化路向的不同。

书中依据中国的陆王心学和西方的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孔子哲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建立起中西合璧的“新孔学”。梁漱溟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在理论上不赞成中西文化的互补调和，而主张“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同时“批评地把中国原事态度重新拿出来”。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经济、思想、学术之“变迁”的考察，得出“世界未来的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结论。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年之内就连续再版了5次，盛况空前。

梁漱溟本人也因此成了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儒学的开启者。

1924年秋，为了实践自己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前往山东担任曹州六中校长，并负责筹办拟议中的曲阜大学。犹如北京大学是中国新式教育的中心一样，拟议中的曲阜大学将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心。但梁漱溟在山东没有呆很长的时间，1925年春他就辞去了曹州六中校长的职务，回到北京。先居清华园，编刻他父亲的遗文《桂林梁先生遗书》，后移居什刹海，与追随他来北京的十几个曹州六中学生同住共读，从事讲学。

1927年5、6月间，梁漱溟应他的老朋友李济深的一再邀请去了广东，其目的是实验他的“乡治”计划。所谓“乡治”，按梁本人的解释，“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据梁说，这是他经过几年的烦闷思索而得来的“最后觉悟”。开始，梁漱溟打算在广州招收一批学生，仿“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一个“乡治讲习所”。为此，他利用自己代李济深为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之便，拟了一份《请示乡治讲习所建议书》，报请广州政治分会和国民党中央审批。由于国民党中央各机构相互推诿，开办乡治讲习所之事不了了之。

1929年2月，梁漱溟离粤北上，一路参观考察了陶行知的晓庄乡村师范，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办的乡村改进会，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办的乡村改革实验区，以及阎锡山的山西地方自治。后来他把自己一路所见所闻和感想，写成《北游所见纪略》，发表在《村治月刊》上。

本来梁这次北上参观考察的目的是为回到广东办“乡治”积累经验，但他离开了广州不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年3月，因蒋桂矛盾激化，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因此，梁没有再回广东。时值他的老朋友王鸿一、彭禹廷、梁耀祖等人正在北方大力提倡“村治”。1929年1月，王鸿一得到阎锡山的资助，在北平创办《村治月刊》。1930年1月，王鸿一、彭禹廷等在冯玉祥及其部下、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梁漱溟先后出任《村治月刊》主编和河南村治学院教务主任。1930年10月，韩复榘由河南调往山东，河南村治学院停办。

河南村治学院关闭后，韩复榘表示欢迎梁漱溟等人到山东继续他们的乡村运动。1931年1月，梁漱溟等到了山东。他们改“乡治”、“村治”为“乡村建设”。据梁解释采用这个名称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人们都提倡建设，建设有许多方面，我想我们搞的工作是乡村的建设工作，所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