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炉香不是爱情（根本就不是爱情）

#人生必看的五部电影，有推荐的电影吗##张爱玲###

编者按：

在华语电影界颇受推崇的、数次执导张爱玲作品电影版的许鞍华导演，这次似乎在《第一炉香》上“栽了跟头”。专业影评人委婉地表达着对影片成品的失望，而网友们则毫不掩饰地对其吐槽：影片里的乔琪乔和葛薇龙，根本没有原著的气质，反而像在演《骆驼祥子》。

张爱玲的作品并不好拍。在众多影视化改编中，真正能收获一致认可的，或许也就是李安执导的《色·戒》，关锦鹏执导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以及许鞍华执导的《半生缘》这几部，其余作品大都差强人意。

• 为何张爱玲的作品难以改编？
• 我们如何理解张爱玲的小说？
• 我们今天为何还要读张爱玲的作品？

今天，时间君邀请到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杨佳娴老师，从《第一炉香》说起，和大家聊聊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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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选自豆瓣时间专栏

《张爱玲和她的时代——理解经典的五个侧面》

01

《第一炉香》的故事，是爱情吗？

影片《第一炉香》在宣传语上主打“爱而不得”一词。事实上，张爱玲想通过《第一炉香》告诉我们的，根本无关爱情。

不能否认，张爱玲这一生，始终痴于写男女的感情。

她曾经说：

“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份大于艺术的成份。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大家以为张爱玲写的都是上流社会、俊男美女间的狗血情爱，殊不知，张爱玲小说中的审美一直都是“出世”的。

在《色，戒》中，她对易先生的描写是这样的：

“人像映在那大人国的凤尾草上，更显得他矮小。穿着灰色西装，生得苍白清秀，前面头发微秃，褪出一只奇长的花尖；鼻子长长的，有点‘鼠相’，据说也是主贵的。”

“矮小”、“微秃”、“鼠相”……都不是符合主流审美的形容，想来定是不及电影中的梁朝伟那般帅气。

电影《色，戒》中的易先生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周旋于妻子和情人之间的振保也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美男子：

“他个子不高，但是身手矫捷。晦暗的酱黄脸，戴着黑边眼镜，眉目五官的详情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赵文瑄饰演的振保

电影摆脱不了商业化，所以必须在符合原著与观众口味之间做出平衡，而遗世独立的张爱玲从来不必。她笔下的人物，从来都是不完美的，甚至可以说——是千疮百孔的。

在小说《金锁记》里，女主角曹七巧从一个被压榨、欲爱而不能的可怜人，变成一个性格扭曲的善妒者，最终甚至亲手毁掉自己儿女的幸福。

而在《连环套》中，她更是打破人们心目中圣洁的修女形象，将梅腊妮师太塑造成一个市侩的三姑六婆。在那里，宗教的神圣都成为横流的物欲和精巧的算计。

这些讨人厌的角色，却成就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为之疯狂的好故事。

至于爱情，那更没有什么美好可言。

比如《倾城之恋》，就是一个名字看起来像纯爱小说、却充满了猜疑与算计的故事。

女主角白流苏的爱情并不纯粹。她需要找到体面的、经济情况好的对象结婚，为了在看不起她的亲戚面前争一口气。

所以，白流苏陪妹妹宝络出去和范柳原相亲的时候，发现命运之手似乎向自己这一边伸过来了。基于一种本能，她立刻接住了这个机会——抛开成见，大胆地和陌生男人下场跳舞，这显然给了范柳原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男主人公范柳原，也绝非专情无邪之辈。他原本并不想与流苏结婚、承担家庭责任，但这不妨碍他的俏皮话一串接一串，身边的女友也像走马灯一样来了又去。

最后，范柳原在浅水湾饭店躲避战乱时才收起了游戏的心情。他深深感觉到：在这生死未卜的日子里，身边有一个人陪伴，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情。

这样一段“倾城之恋”，与其说是二人同心成佳话，不如说是动荡时局之下一场利益的各得其所。

1984年许鞍华导演的电影《倾城之恋》

张爱玲说：“结婚并不使他（范柳原）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只能这样”——张爱玲笔下的爱情，再看似完满的结局，也大都归结于这四个字，像一声巨大的叹息。

张爱玲是反浪漫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否定“情”的存在。相反，正是因为她太看重“情”了，才会对于那些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小说里把“情”写得那么俗滥、那么陈腐，会那么地反感。她故意在小说里面以讽刺手法来揭开真相——世间的婚姻和恋爱，本质上只是无穷的计算。

她提供给读者的，不是浪漫想象的安慰剂，或是革命就能解决一切，而是揭示人生中就是有那些无可奈何、难以追回的遗憾。

这就是张爱玲不同于民国其他作家、并且至今仍然令人着迷的特质。

02

张爱玲笔下的爱情，是时代和社会的缩影

在GQ报道发布的一篇《第一炉香》的影评文章中，作者梅雪风一针见血地指出电影因为缺乏对时代背景的塑造，使得人物形象变得模糊且行为缺乏逻辑：

“在《第一炉香》里，我们看不到时代的印记，看不到薇龙的心理状态，看不到她的前史，所以为什么乔琪乔的爱对于薇龙会这么重要，也就变得模糊。”

“在原著的字里行间，有一个巨大的时代变革横亘其中：正在死去的封建贵族的生活，与新鲜却不安定的平民世界的裂缝；西方的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与中国家族式的道德压迫之间的对抗。是做出走的娜拉，还是做富足的寄生虫的艰难选择。而在这种巨变之中，张爱玲又看到了某种亘古不变却丑恶的东西，于是她激愤而又颓然地冷眼旁观着。”

张爱玲曾如此解释她笔下那些形形色色的人：

“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就像《第一炉香》原著，1940年代在上海发表，属于张爱玲自己说的写给上海人看的香港故事里头的一篇。

张爱玲在上海文坛初出茅庐，就是以写香港故事成名，她一口气发表了《茉莉香片》、《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三篇小说。这几部作品构成了张爱玲作品中殖民色彩最浓厚的部分。

张爱玲是怎样书写殖民者的呢？

张爱玲小说里的殖民者，并非直接行使殖民权力的那些殖民地官员，可是，他们的身份、工作、行动，往往受到殖民体制的庇护，在殖民地社会中占有的也是比较中上阶层的位置，是殖民阶层的一分子。

文学史上把殖民者纳入笔下的作者不少，比较有名的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他有一部以缅甸殖民地为背景的小说，叫《猎象记》。这个故事透露出，具有绝对权力的殖民者在殖民地，却也受到被殖民者偏见与刻板印象的要挟，这是《猎象记》这篇小说最深刻的地方。

和乔治·奥威尔一样，张爱玲也出色地描绘出殖民阶层的这种复杂感受。与同一时期的作家相比，这种殖民视野让她脱颖而出。

可以说，在张爱玲笔下的殖民者，和她笔下的中国人一样，不再带有先进文化代言人的高高在上，而是将他们光鲜外表下的粗鄙和不堪，他们在殖民地遭受到的挫折公之于众。

比如《第一炉香》中以乔琪乔、周吉婕为代表的混血儿，他们看似在华洋交汇的香港很吃得开，但身份认同的焦虑时刻伴随左右，既得不到中国家庭的关爱，也得不到西方主流世界的正眼对待。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接纳一个像葛薇龙那样的纯中国人，从这一角度来看，葛薇龙与乔琪乔的结合，注定不幸福。

正如周吉婕对葛薇龙的倾诉：

“薇龙你不知道，杂种的男孩子们，再好的也是脾气有点阴沉沉的，带点丫头气。”

“是呀！我自己也是杂种人，我就吃了这个苦。你看，我们的可能的对象全是些杂种的男孩子。中国人不行，因为我们受的外国式的教育，跟纯粹的中国人搅不来。外国人也不行！这儿的白种人哪一个不是种族观念极深的？这就使他本人肯了，他们的社会也不答应。谁娶了个东方人，这一辈子的事业就完了。这个年头儿，谁是那么罗曼蒂克的傻子？”

更别说《第二炉香》，直接将殖民者作为故事的主角，写一个英国人在香港的另类文化中遭受的挫折。

英国拼命扩张殖民地，充斥着一种冒险的、进取的气氛，可是，当初的殖民者们在东方生活久了，生活圈难免越来越小。张爱玲敏锐地关注到这一点，并且用犀利的文笔把它书写出来。殖民者们在东方自觉或不自觉得受到环境影响发生“异化”，他们企图固守某些坚持，让自己和被殖民的东方人区别开来，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逐渐变得和自己原本所属的族群不同。

在《第一炉香》的开头，张爱玲细致地描绘了葛薇龙姑母梁太太府邸的环境，这个光怪陆离的大花园正是1940年代香港的缩影，在战争的冲击和殖民活动的混杂下，香港本地人以及每一个进入这里的统治者、淘金者、逃难者都变得不伦不类、迷失自己：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

所以，大家还认为《第一炉香》只是一个“爱而不得”的故事吗？

03

“女人不读张爱玲”

读到这，如果还有人期待从张爱玲的小说中读出爱情的美好，那只能说ta太天真了。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怎样的经历，塑造了张爱玲——这样一个热衷于打破“传奇”、描绘衰颓的女作家？

这要从她不一般的家世说起。

张爱玲的父母双方出身都好，都是晚清的世家，在近代史上都起过作用。1940年代的上海小报谈到张爱玲，常常说她拥有“贵族血液”，就是从这里来的。

但光鲜的身世，并没有给她带来优越和幸福。

张爱玲的父亲叫做张志沂，是清末重臣张佩纶的儿子，而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则是李鸿章的外孙女。

张志沂出生在1896年，恰好遇上中国社会与文化剧烈转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些人跟着时代转变，逐渐适应了新时代的价值与生活，有些人却就此遗落在时代的另一边——张志沂便是一位“遗少”。

在张爱玲《私语》里，她就曾描写，在父亲那边的家里，她什么都看不起。不管是鸦片、教她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或是章回小说，张爱玲形容：那里头充满了一种懒洋洋、灰扑扑的气息。

张爱玲的父亲不仅仅跟不上时代，还有抽鸦片、嫖妓的恶习，甚至在和张爱玲的母亲离婚后软禁过张爱玲。张爱玲受不了这样的虐待，最终逃出父亲家，投奔母亲。

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位开朗时髦的新女性，一生无限风流，辗转于各国之间。但她与张爱玲的关系却有几分疏离，她们之间没有过深入的交流。在张爱玲眼中，母亲美丽而神秘，却不是亲切而温暖的。

张爱玲的母亲

她的学生时代也可谓“颠沛流离”。1939年欧战爆发，当时张爱玲已经考取伦敦大学，一心想出国，却没办法到欧洲去。逼不得已，她只能就近选择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大学入学。

在香港，张爱玲靠奖学金过活，手头并不宽裕。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18天后香港总督就宣布投降。大学课程被迫停摆，张爱玲的大学生活也戛然而止。

1942年，张爱玲终止大学学业，回到上海；1943年，她开始正式运用自己的文字天才，向中文杂志投稿。

在受战乱纷扰的上海，许多名作家离开，上海文坛陷入真空状态。于是，文学新人张爱玲凭着她的能力与天份，很快变成了文学明星。

她惊人的文学天赋，不仅带给她收入，还让她遇见了胡兰成。

这是一段注定走向毁灭的爱情。他们相爱时，胡兰成是有妇之夫，张爱玲始终处于道德的下风地带。即便后来，胡兰成签了离婚协议与张爱玲结合，也改不了沾花惹草的性情，与多位女子有染。

此时，张爱玲明白，她再也不愿像这样“在尘埃中开出花来”了。她写了最后一封给胡兰成的信，从此二人绝交。

坎坷的人生，加上绝无仅有的文学天赋，让张爱玲得以洞察婚姻和爱情的真相，书写女性的命运。

她在《半生缘》里写出真爱来临时的热烈与美好，也在爱情最浓烈的时候无情地毁掉它。

她写道：“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份。”

她在《倾城之恋》里写一对情人在战乱中终成眷属，你以为这是伟大的爱情，张爱玲告诉你，这只不过是一对自私男女看似完美的结局。

她写道：“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

张爱玲把自己看待爱情的方式，都穿针引线集结成一部部经典作品，想要“读懂”张爱玲，光是看到故事表面的文字是远远不够的。

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杨佳娴老师认为，我们应该去了解张爱玲文字背后表达的是什么，看到她文字背后她对人生的领悟，看到那些浮华背后真实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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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GQ报道《<第一炉香>的问题：温吞且徒劳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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