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位出家的佛教学者（却培育出佛教弘法的中坚力量）

诞 生

在清宣统末年中秋节过后的第二天，南京城延龄巷的“金陵刻经处”内，客厅中有许多人在开会。他们都是南京佛学研究会和金陵刻经处的人员，开会的目的，是要选出一位新会长。

老会长卧病在床，病情日重，所以授意他们选出一位新会长来。其次，就是老会长如果一旦不讳，如何维持金陵刻经处的存在，并使刻经事业延续不辍。

下午五点钟，会议尚在进行的时候，内宅传出了消息，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佛学研究会的老会长、一代佛学大师杨仁山文会老居士，已经安详往生了。这是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七日，西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杨仁山享年七十五岁。

两天之后(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未几中华民国诞生，由秦始皇以来历时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专制政体终告结束。

童年与婚姻

杨仁山，名文会，仁山其字，安徽池州石埭人。石埭，后来改为石台县。他于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中。

文会的父亲朴庵公，于道光十七年文会出生之前，乡试中了举人，接著又添了儿子——在五个女儿之后的第一个儿子，可算是双喜临门。更可喜的是，在生儿子的第二年，道光十八年戊戌，朴庵公上京会试，殿试中了进士，这可是喜上加喜了。中了进士，授职京官部曹，一家人迁到北京居住，所以仁山自幼是在北京长大的。

文会三岁时，他的父母就为他订了亲，对方是石埭乡间苏姓人家的女孩，大仁山六岁。那时民间习俗，男孩订亲，女方总要大几岁，一来可以照管丈夫，二来可以为家庭增加人手。习俗如此，并非杨家一家为然。

数年之后，文会已八、九岁了，石埭乡间苏家寄来书信，告以苏女因出天花，面上落疤损了容颜。苏父在信中说：“我女已残废，汝家可另婚娶。”

这时，文会的母亲孙太夫人，就以此事征求儿子的意见，不意文会却说：“订婚在前，出天花在后，不应改变婚约。再者，在人道上，残废人我若不要，则以后她将嫁何人?”

既然儿子这么说，婚事就定下来了。

文会十一岁时，朴庵公带他去见曾国藩。朴庵公与曾公是戊戌科同年，颇有交谊。文会在曾公面前应对快捷，有问必答。曾公奇之，对朴庵公说：“此子天资聪颖，可及早安排他去应试。”

朴庵公尚未回答，文会却接口说：“我何必在异族人手上去取功名。”

朴庵公闻言大惊失色，曾公则微笑不语。

临别时，曾公说：“此子将来必有大用。”

这以后，不论朴庵公夫妇如何劝说，文会终生不曾下过考场。《杨仁山居士事略》称：居士童时，示现游戏，条理秩然。九岁南归，十岁受读，甚颖悟。十四能文，雅不喜举子业。唐宋诗词，时一浏览，间与知交结社赋诗为乐。性任侠，稍长，益复练习驰射击刺之术。

这就是文会青少年时期的缩影。

文会十六岁那一年，父母为他在家乡完婚。新妇进门之后，夫妇和睦相处，文会并没有因妻子面丑而不满，而苏夫人也确是治家能手，把家务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她和所有的能干女人一样，性情刚烈，脾气很大。她绝不因自己貌陋而有所自卑，她处理事情果决明快，就是不大迁就别人。

朴庵公夫妇总觉得儿子受了委曲，朴庵公劝儿子可另行纳妾，孙太夫人劝儿子要振夫纲，莫要事事顺从妻子。文会对他的父母说：“我的妻子本来丑陋，别人已经看她不顺眼了，我若不敬她爱她，说不定别人就要欺侮她了。至于说纳妾，我的妻子只要能够孝顺父母，料理家务，生男育女，这也就够了。要说娶妻真能情投意合，就必须由我自己选择，两人各方面都要相合相爱才行。如果只在容貌上计较，那不是娶妻，那是玩弄女人。”

朴庵公夫妇被儿子说得哑口无言，此事只得作罢。

促成学佛的一段情缘

就在文会完婚的前两年，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事，九月占据了蒙山县，定国号曰“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咸丰二年，由广西进入湖南，在岳州得到清初吴三桂起兵时留下的大批军械，太平军顺流而东，下汉阳、武昌，继续东下，破九江、安庆、芜湖。咸丰三年，攻下了南京。

这时，受了战争的影响，文会一家十多口也开始转徙避乱的生活。他们一家人由安徽而江西，而江苏，而浙江，最后在杭州安居下来。

文会回到杭州，大约是二十三、四岁的年纪。杨家在杭州是逃难性质，租赁的住宅并不宽大。后来，杨家隔壁迁来了一家邻居。这家邻居的住宅，前面与杨家隔壁，两家各有门户，而后面院子却无墙可隔，和杨家共一个院子。这家邻居，也是外地迁来避难的，只有姑嫂两人带一个小孩。即与杨家是共院的邻居，难免和杨家妇女有往来。有时和杨老太太闲话家常，有时向杨家借点零星东西。两家只有文会一个人是年轻力壮的男人，遇有什么重工作，杨老太太就会找文会为邻居帮忙。就这样，天长日久，文会和邻家那位姑娘牵引出一段情缘。

邻家那位姑娘不但知书识字，还会作诗填词。她每天除了看护侄子外，就是读书吟诗。人也落落大方，不躲避男子。文会和那姑娘接触多了，才发现她不仅粗通文字，而是一个极有成就的才女。

文会在十几岁时就曾说过：“要说娶妻真能情投意合，就必须由我自己选择，两人各方面都要相合相爱才行。”现在果然被他选择到了。他爱慕那位姑娘，那位姑娘也爱慕他。两人情苗渐长，爱意日深，周围的人自然也感觉得出来。那位嫂嫂示意小姑，可以做文会的“并妻”。

文会以此事和父母商议，朴庵公十分赞成，杨老太太却说：“迟迟再说。”原来她的儿媳，文会的苏夫人此时有孕在身，杨老太太说迟迟再说，意思是等儿媳生产，若是男孩，文会就不必再娶；若是女孩，文会再娶，儿媳也就无所抱怨了。就这样，这件是就搁置了下来。

杨步伟在《我的祖父》一文中说：“由于双方固执不让，婚事之议遂未成功。”

由佛经中找到安身立命处

文会遭此打击，一时万念皆灰，更感到世事无聊。他丢开公事家事，终日到西湖边上，徘徊遣愁。

一日，他在西湖边漫步，在书肆中发现了一本《大乘起信论》，当即买下，置之案头，家居无聊，读别的书俱不惬意，拿起《起信论》来读，不觉间不能释手，一遍又一遍的反复阅读。读了若干遍之后，忽然悟得论中奥旨，顿觉国事家事、爱情事业都是过眼云烟。由此开始，他到处去求购佛经，埋首阅读，他竟在佛经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处。

文会自从读了《起信论》后，就开始到各书肆、寺院中去求购佛经。遇到亲朋往他省者，就托人家在外省找。遇到行脚僧，就询问人家来自何处寺院，寺院中有没有佛经。他“一心学佛，悉废其向所学。”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朴庵公和杨老太太见儿子对佛经著了迷，心中忧愁，但又无可奈何。而文会的苏夫人，是个刚烈倔强的女性，她对丈夫这般行径，只有一声不响，保持缄默，希望由时间来冲淡那一段家庭风波。

转眼到了同治元年，文会二十六岁。洪杨的太平军自道光三十年起兵，到现在进入第十三年，已成了强弩之末。是年，曾国荃大破太平军，光复芜湖，进围南京。安徽全省秩序渐渐安定下来，杨家一家人就迁回安徽省会安庆居住。文会到了安庆，仍是埋头在佛经中，不过问世事。

同治二年夏天，衰迈的朴庵公病倒了，并且病情日益沈重。杨老太太眼见老伴卧病，而儿子整日里念佛求道，不问世事，不由得心中忧急，忍不住责问儿子：“你父卧病在床，一天比一天加重。我和奶媳妇是妇道人家，你的孩子还小，似你这样丢下家务不管，整日里念经求道，我们这一家老小，将来可有何依靠?”

文会回答他母亲说：“我现在落身世界中，必尽我的天职，虽不求奢望，总能家人温饱。我并非落发为僧，不过是研究佛经，将来能广大流传，就是我的愿心了。”

太平天国之乱，前后十五年，太平军所过之处，寺院经像，荡然无存。这就是杨仁山学佛的那个时代，佛经难求的原因。及至他主持江宁工程局期间，局中有一位同事王梅叔先生，于佛学颇有研究。二人一见如故，彼此切磋佛学。由王梅叔的介绍，又认识了邵阳魏刚己、武进刘开生、岭南张浦斋、长沙曹镜初等人，都是有志学佛的人。他们不时聚会互相讨论，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才能普济众生。这时江南佛教文物经典毁于兵燹，如能刻印佛经，广为流传，实是弘扬正法、续佛慧命的不二法门。于此，文会的学佛，又进入一新的境界。

四十余年刻经弘法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文会在南京约集了十多位同志，分别劝募经费，创办“金陵刻经处”。选觅善本、刻印经书，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第一部经书，是魏默深辑的“净土四经”，即《无量寿经》、《十六观经》、《阿弥陀经》及《妙法莲华经·普贤行愿品》的合刊本。

魏默深名源，默深其字，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生，早于杨仁山四十三岁，他和龚自珍是同一时代的人。默深少有才名，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以屡试不第，三十四岁时从杭州禅宗学者钱东圃学释典，潜心禅理。五十二岁中进士，数任县令，六十岁致仕，专修净土，自署名菩萨戒弟子魏承贯。他手录“净土四经”，交其好友周贻朴刊布流通。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在杭州僧舍坐化，享年六十四岁，金陵刻经处首刊的“净土四经”，就是魏默深手录，周贻朴刊印的版本。

金陵刻经处自同治五年创立，至宣统三年文会逝世，四十余年间，刻印了经典两千余卷，先后流通经书百万余卷，佛像十余万帧。

文会于同治十二年，辞去江宁工程局的职务，同时也辞谢了李鸿章函聘他到北方办工程的差事(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驻节天津)而“屏绝世事，家居读书”。在家中“参考造像量度，及净土诸经，静坐观想，审定章法。”延请高明画家，在他的监督指导下，绘成了一幅“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悬在家中供奉观想。

同治十三年甲戌，泛舟游历苏浙各地梵刹，并便中访求各寺院古旧的经书，供刻经处刻版刊印。闻得洞庭湖西山有古刹，猜想也许会有古本经书，于是泛舟到西山，而“搜求殆遍，迄无所得”，并且在外日久，旅费用完了，几至不能回家。

光绪六年，曾纪泽改派为出使俄国大臣，约文会同行，文会坚辞回国。曾纪泽要保举他做官，他也坚辞不受。纪泽不得已，给他长子杨自新保举了一个六品同知。

文会回家后，仍忙他的刻经事业。惟这时经书愈刻愈多，不但经书积存的多，而经版的积存也愈来愈多。木版印书，一片木版刻十行，一行刻二十个字，一本十万字的经书，就要刻出五百片经版。古语“汗牛充栋”，指的就是竹简或木版而言，文会为了解决经版保存的问题，他和刻经处的人去了几次苏州，到元墓山香雪海看土地，想建一处永久的藏版之所，终以经费未集，土地也没有购成，直到光绪二十三年，他在南京延龄巷建了新宅，才解决了经版的保存问题。这所巨宅，他后来捐给了金陵刻经处，列为公产，迄今仍被列为政府保护的文物单位。

光绪十二年，刘芝田出使英国，以文会曾随曾纪泽使英，娴于英国国情，坚约文会同行为助。文会情不可却，仍以参赞名义随行，二度赴英伦。文会这次在英四年，他考察英国政治制度，和工业发达的原因，领悟到泰西各国富强之道，在于以实学为本。他建议刘芝田，上种种条陈给清廷政府，无奈这时西太后当国，所上条陈有如泥牛入海，文会为此对时政颇感灰心。光绪十六年，刘芝田回国出任广东巡抚，文会也由英回国。此后他即未再出山任事，惟以刻经弘法为职志。

杨仁山对近代佛教的影响

光绪二十一年，锡兰人达磨波罗居士来华，由英国传教士李摩提太之介绍，与文会在上海会晤。达磨波罗以复兴印度佛教为目标，希望得到文会的支持。文会对达磨波罗的抱负十分赞同，曾计划训练出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协助达磨波罗弘扬佛教，这就是他后来创办“祇洹精舍”的原因。

文会晚年(六十岁以后)，追随他学佛的弟子为数颇多，如谭嗣同、桂伯华、李证刚、黎端甫、蒯若木、孙少侯、梅撷芸、欧阳渐等，是其著者。欧阳渐撰《杨仁山居士传》，称：惟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亦云夥矣。

光绪三十四年，文会在金陵刻经处内，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祇洹精舍。祇洹精舍是年冬季开学，翌年初春，太虚法师也入精舍就读。《太虚大师年谱·宣统元年》载曰：春，大师以华山之策发，栖云之怂恿，就学于南京祇洹精舍。凡半年，于古文及诗颇有进益。杨仁老授《楞严》，苏曼殊授英文，谛老(谛闲法师)任学监。同学有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与梅光羲、欧阳渐、邱明，亦有同学之谊。

文会门下众多弟子中，入民国后，实以太虚大师与欧阳渐居士二人最为突出。二人同为佛教思想界之巨擘，对近代佛学之复兴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欧阳渐，字竟无，江西宜黄人，生于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以优贡出任广昌县教谕。受同乡桂伯华之影响，从文会学佛。后以丧母、大病种种挫折，决计舍身为法，再到金陵刻经处，任校对经书之责。越年，文会病逝，以刻经处编校相属。时值辛亥起义，革命军攻南京，竟无于危城中守经坊四十日，经版赖以保全。

入民国后，竟无于金陵刻经处内筹设支那内学院。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于内学院讲《成唯识论》，门下学人毕集，如吕澄、王恩洋、聂耦耕、黄忏华、陈真如、熊十力等皆列入门下。梁漱溟、汤用彤亦从而问学。梁任公亦受业兼旬，以病辍，报竟无书曰：“自怅缘浅，不克久侍，然两旬所受之熏，自信当一生受用不尽。”

竟无后于内学院设法相大学特科，阐扬法相唯识之学。时太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缁素两学院遥遥相对，虽屡有法义之诤，却带动了近代佛学的进步。

杨仁山居士，由一段“情缘”促成他进入佛门，于佛经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他之创办刻经处，影响到后来各地继起的刻经处，如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他之创办祇洹精舍，门下人才辈出，促成了中国佛教的复兴。他是近代佛教复兴的启蒙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宏姆斯韦尔契教授(Holmes Welch)誉之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文会可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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