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集团在宜昌吗（以宜昌为省会的三峡省项目为何被叫停）

三峡工程，即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和清洁能源基地，同时也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建设的最大的工程项目。

虽然如今加诸在三峡工程上的荣誉颇多，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自这项工程开始筹建的那一刻起，便充满了巨大的争议。

因此在上个世纪，这项工程不止一次的被叫停。

关键时刻，还是邓小平一句话，扭转了最终的局面。

那么邓小平究竟说了什么呢？

邓小平

三峡工程一波三折

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在京广线的专列上，整夜未眠地听取了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以及坝址情况的汇报，从这时候开始，毛主席就已经意识到，关于长江三峡的建设工作势在必行。

回到北京之后，毛主席当即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希望苏联能够派相关方面的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三峡工程

1956年，毛主席亲手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壮阔词句，将三峡工程提上了日程。

周总理亲自坐镇，带领相关方面的专家实地勘测，才确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然而在这项工程即将动工之际，因为种种原因最终被耽搁下来，一直到80年代后，这件事才重新被邓小平重视起来。

1980年7月，76岁的邓小平乘坐东方红32号，从重庆顺流而下，实地考察长江三峡。

途中他不断地问起长江三峡的洪涝灾害、土地耕种以及航运等问题，在听取了相关方面的汇报之后，邓小平作出指示，他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是不对的，请党中央、国务院和相关部门的同事回到北京后抓紧研究。

同年8月，国务院就此开展常务会议，开始研究三峡问题。

最终经过中央众人经过一致讨论，决定由国家科委、建委对此组织召开讨论会，要求长江流域的办公室编制一套论证资料。

1983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根据水电部的要求，提出了《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尽管有些人提出了异议，认为防洪线力度不够，把资源浪费了，但是经过350多名专家对这项提案进行审查后，这项提案还是凭借较高的可行度顺利通过了。

次年2月，中央财经小组在中南海召开三峡工程会议之后，决定在1986年正式开工，开始建设三峡工程。

同时，这项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为了方便做好移民工作，可以将三峡工程涉及到的移民有关的地、市、县等，统一划分为一个三峡行政特区，方便中央直接管理。

在李鹏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开展三峡工程建设的筹备工作的报告》之后，三峡库区独立建制的计划已经基本成型。

三峡特区正式成立并确定了其所属管辖权之后，国务院直属局级单位三峡总公司也就此成立。

然而就在三峡工程即将动土之时，国务院副秘书长顾明又对“三峡特区”这个名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三峡特区”和“深圳特区”、“珠海特区”等地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要将三峡也加上“特区”的名号，容易造成误解。

因此众人又开始商议，用什么名称来代表这项工程比较合适。

此时有人提议道：“我看要不就叫三峡行政区？”

可是这个名称依旧没有通过，因为新中国的《宪法》中，并没有设置省一级行政区的规定，因此众人经过一致的商讨，最终才确定使用“三峡省”这个名称。

早期规划

从“三峡行政特区”到“三峡省”，从名字中似乎就能看出来，这项工程在此后的过程中，必定是命运多舛。

三峡工程修建过程

确定好最终的方案后，中央立刻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要想将这项浩大的工程落实到位，必须需要一位水利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来“掌舵”。

因此中央左挑右选之下，将这项重任交给了李伯宁。

李伯宁1918年出生于河北任邱，20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奋斗在抗战最前线。

新中国成立后，就和傅作义一起，参与了水利部的筹建工作，这些年来，他从一名副司长逐渐成长为一名副部长，是水利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当李伯宁接到中央的任命时，已经67岁的他虽然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之重，因为当时的三峡，情况实在不容乐观。

李伯宁

1984年，除了宜昌市农民的平均收入在420元之外，涪陵、万县等大部分地区的收入都在350元以下，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甚至还有不少人吃不上饭。

但这样的难题并没有困住李伯宁，他依旧庆幸自己还能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很快，李伯宁就收拾行李，走马上任，去实现自己的“三峡梦”。

踌躇满志地到达宜昌之后，李伯宁没有停歇，他立刻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三峡工程的落实和建设上。

三峡省的省会设置在宜昌市，“全省”共有1600万人正等着李伯宁的“嗷嗷待哺”。

李伯宁不停地穿梭在北京、宜昌、涪陵、万县以及重庆之间，为了尽快将政策落实到位，他的足迹遍布三峡库区，同时还和四川省的领导同志商讨库区的经济发展规划以及移民的选址地点。

短短半年时间，原本只有8个人的三峡筹建队伍就扩大到了500多人，为了让这些人进一步了解三峡工程，李伯宁不止一次的在开展“修建三峡工程的重大意义”的演讲。

他曾在演讲中提出：“三十多年来，由于工程迟迟不定，川东、鄂西一直不敢上大的骨干项目，导致这里的穷困面貌长时间得不到改善，如果这里的工程上马，通过工程建设和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群众们都会越来越富裕的。”

然而就在一切准备就绪，三峡工程准备动土的时候，这项筹备了三十多年的工程，再次出现了新的变化。

93岁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孙越崎老人，在率众考察过三峡之后，提交了《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长篇调查报告，同时还有一些专家学者，纷纷撰稿，反对三峡工程上马。

与此同时，就连海外的舆论也是纷纷对这件事“表明立场”，美国环境政策研究所布拉光韦尔特博士写了一篇《中国卷入大型水电和大坝的巨浪》，说中国为了修建三峡大坝，向美国有关部门寻求帮助，向世界银行贷款，还说我国这样突出发展水电，容易造成破坏生态环境，毁坏文物古迹，这无疑是在重复美国曾经犯过的错误。

还有不少人认为，这项浩大的工程不仅影响了长江下游的生态环境，同时120万人的移民数量世界之最，这样劳民伤财的工程只会拖垮中国的经济。

在众人的指责和反对声中，“150工程”无法继续进行，只好再次搁置了下来。

实际上，许多人对这项工程的指责，并没有站在科学的角度，而是站在了先入为主的立场上。

他们中大多数并非懂的水利工程的专家，也不清楚技术人员为了这项工程耗费了多大的心血，所以只能片面地看待这件事情。

但是真正身处其中的李伯宁，深知这项工程会对三峡地区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多么深远的影响，他依旧坚持，可以没有三峡省，但是三峡工程是惠及后代的工程，也是唯一能够带动三峡地区经济发展的工程，所以能早上还是要尽量早上。

但是由于反对的声音过多，这项工程还是被暂时搁置了下来。

就在李伯宁为这件事忙得焦头烂额之际，邓小平的一席话，为这件事带来了转机。

1986年3月3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中报》记者傅朝枢，两人谈话过程中，傅朝枢再次向邓小平问起了这项在国内外闹得沸沸洋洋的工程。

邓小平收起脸上的笑意，十分严肃地表示：“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三峡工程是绝对不会草率行事的。”

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很快就随着各大媒体头条，传到了世界各处。

三峡工程最终结果

同年6月，随着党中央下发《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412名专家学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重新复核了三峡工程以往的研究成果，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工作。

在1989年5月发布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显示，三峡工程可以修建，并且建比不建好，早建也会更有利。

因此经过再次研究之后，最终决定的三峡实施方案为：坝高185米。蓄水位为175米。

1992年，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终于通过了国务院的常务会议，并顺利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审议。

此时邓小平虽然退休在家，但对这件事，他比谁都上心。

对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他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同时，为了使三峡工程能够顺利通过决议，他时常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了解这件事情的进展。

最终在1991年8月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上，这次工程以1767票赞成顺利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此时距离三峡工程的筹建工作，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已经77岁的李伯宁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场激动的落下泪来。

但是三峡工程开始动土之后，还是产生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移民问题。

由于移民人数庞大，想要做好所有民众的思想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1995年李鹏在考察三峡工程的时候，提出：“为了发挥重庆作为长江上游中心城市的作用，为统一规划管理三峡移民，可考虑设立重庆直辖市。”

实际上，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将“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这个设想，因此后来李鹏将这项议案提交中央的时候，得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一致认可。

1997年2月1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关于重庆设立直辖市的议案顺利通过，同年6月，重庆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重庆直辖市揭牌仪式，移民的去处有了保障，同时也带动了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谓是一举两得。

后来，年近80的李伯宁虽然再也无力爬上三峡的高山，但是他依旧牵挂着库区民众的生活，牵挂着这个地区的发展。

如今，三峡工程的移民工作基本上已经全部完成，在发电、航运和防洪等方面，三峡工程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邓小平做出的决策，正如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委员魏廷铮所说：三峡工程的上马，主要还是邓小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如今的三峡工程已经迈出了一大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项工程一定会给四川乃至全中国，都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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