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德国苍白的母亲的电影(电影与现实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被妈妈劈头盖脸一通辱骂后,她默然盯着眼前的仙人球。她伸出手,用力抓下去,再抓下去,收回后,手掌里迅速渗出鲜血,她木然地看了一会儿,用手指搓了一下,随即血肉模糊一团......”

这是电影《春潮》里,人到四十的女儿在长期的家庭矛盾中,内心极度压抑的一个镜头,让人触目惊心。

类似德国苍白的母亲的电影(电影与现实的距离究竟有多远)(1)

《春潮》作为一部描述亲情的影片,并没有“同质化”其他国产电影,颂扬母爱的无私和伟大,而是对“母爱”的神圣和正面价值提出了质疑。

影片中纪明岚(金燕玲饰)跟女儿郭建波(郝蕾饰)无声对抗,最后只剩下沟通的失效。其实她们的对外社会身份都可以称作成功,对内的家庭身份(母亲)却都是失败的。

母亲的失职如同一个闭环,让她们不懂如何与最亲密的人相处。有问题的原生家庭就如同一道看不见的阴影,你试图摆脱,却依然被缚。

最后涌起的春潮究竟是什么?是希望还是对抗?

这个意象的空间正如影片最终无解的答案。“我们花一辈子的时间等待父母跟我们道歉,他们花一辈子的时间等我们说声谢谢,而我们都得不到想要的。”这是不少中国式家庭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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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她们是母女,也是一个屋檐下的两个仇人

传统叙事中,三代同堂应该是其乐融融的温馨画面,但影片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郝蕾在谈及影片中原生家庭的问题时说:

“很难,真的。生活对你的折磨是反反复复的,现实生活比这个还要苦的。”

片中四十岁的郭建波婚姻失败,为人刚正却不被领导看好。独自带着女儿“啃老”的她和母亲,蜗居在八九十年代单位分的“老破小”内。

在母亲眼看,她说话是错,不说话也是错,甚至她的存在对这个家庭来说就是最大的错。

她被生活边缘化,从杂乱的小厨房到堆满书籍的小书房,狭小的空间永远是她的主场地。对此她对母亲有很多怨恨,用一种几乎孩童般的中年叛逆方式与母亲进行着一场大人间的较量。

当有人追求建波时,母亲极力粉饰这个家的不堪,而建波却在一旁搞破坏:

“你面前的两个女人只有一个乳房,你猜长在谁身上?”

她用低俗轻浮的语言成功吓退求爱者的同时,也清楚表达了:

一方面作为女人,建波风韵犹存年龄尚可,常年流连于男性之间;而母亲年逾六十,痛恨男人,在女儿眼中完全不是一个女人的形象;

另一方面则是关于这个家的主权问题。建波和母亲,两个人生失败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注定只能有一个人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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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给社会带来实惠的人是“多余人”,没有给家里带来实惠的人也是“多余人”。

屠格涅夫在中篇小说《春潮》中塑造了一个多余人形象——萨宁。

“多余人”也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不满足自己的上流社会却又不能跳出自己生活的小圈子,所以在他人看来就成为了社会上“多余”的人。

这样的人往往能够看到现实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他们清高自傲不愿同流合污,却因此倍感窒息。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缺少抗争的勇气,最终无所作为。

母亲一次次用“白吃白喝”声讨的建波正是如此。

她唯一的价值在于自己的学历和知识素养,然而这些没有给家里带来实质的经济改观。最终,她活成了一个“多余的”女儿跟“多余的”妈妈。

家对于建波而言是一个窒息的地方,她也不是没有想过自救。

她曾拿着米兰.昆德拉的《可笑的爱情》跟女儿说:

“我喜欢的书都会买两本。”

可见,她切实的把精神信仰当成了自己的救赎稻草。她把救自己,转化为救他人,救世界。但让人无力的是,在这个针锋相对,仇人般的家庭氛围中,她是问题的关键一环,却不是唯一一环,她谁都解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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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不幸的家庭,究竟谁是原罪?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写道: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在我看来,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幸的源头却多有相似。

影片中的纪明岚看似是婚姻中的受害者,她也曾为家庭默默付出,把口粮给丈夫跟孩子,并把自己那份省出来给娘家。

可即便如此,老公还是把“小姐”带回家,还有特殊性癖好,她被母亲“讨债式”的质问:

“你为什么不寄钱回来?”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付出感,让她觉得自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在这些“清白感”、“高尚感”的掩饰下,她开始觉得自己有资本指责他人,最终演变成把生活所有的不如意,都推卸给前夫,同时也归罪给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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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作为成年人,是她为嫁城里人,选择了丈夫;也是她选择为娘家牺牲奉献。可她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只能找个“替罪羊”。

因此她不断用“骂”的方式,向建波索取着共情、确认着自己的价值、让建波分担自己的痛苦。她的期待是:女儿要为她过去的苦难负责。可这个期待显然不现实,也会给双方带来更大的伤害。

人这一生,总有些苦难是无法避免的。有人把苦难转化为丰富的养分,滋润了生命、柔软了心灵;而有人则把苦难凝结成了坚硬的毒刺,随时都会冒出来,扎向身边最亲近的人。

纪明岚无疑就是后者。不愿正视自己的问题,对生活缺失相应的担当,却又一心想维护自己所谓的清白形象。于是只能怨天尤人,容不下美好事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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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样历经生活的磨砺,也有一些人,选择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

如老周,同样经历过时代冲击,却能生出足够的胸怀去包容、接纳;

又如盲人按摩师,虽然眼盲,却历经江河湖海,一路追随祖父的乡愁,将自己感受到的世间美好,分享给其他失明的伙伴。

生活以痛吻我,而我报之以歌。树立对生活积极的态度,或许才是为人父母最正确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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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纪明岚没有意识到这点,她在家庭中是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所以,女儿唯有在她病危陷入昏迷时,才敢对着窗户说出多年内心的积怨:

“你控制着这个家的气氛,你占有的太多了。”

德国心理治疗师海灵格所创新的“家庭系统排列”中显示,家庭系统运行存在着维持其平衡的动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认可与尊重。

如果某一方过于强势,另一方被打压、排斥在外,那么孩子就会表面上服从强势方,而实际上则追随弱势方,从而试图平衡系统的运行。

建波通过自己行为上的追随,表达着对父亲的忠诚。父亲是建波生活中唯一的光,她说:

“这个男人再龌龊,他都不曾放弃我。”

这句话完美贴合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给“坏人”带上了救世主的光环,他的罪恶与我无关。可在枪响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没有赢家,孩子是最先中枪的人。

无独有偶,网上热传的流浪大师沈巍,在父母争吵的环境中长大,虽然上过大学,当过公务员,但对婚姻始终排斥,50多岁依然孤身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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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日谈》中,他坦言父母的婚姻对他造成的影响就是独身,他不会走进婚姻,因为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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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家庭,养不出快乐的孩子。

家庭的争吵,留给孩子婚姻的印象,始终都是悲凉的底色。且这种悲凉会追随他们一生,哪怕其他方面再成功都无法抹去。

家庭中,所有的不幸都不会是单方面的,不幸的原罪是无法改变原生家庭影响的所有你和我,这种影响还会轻易复刻给下一代,要么毁灭,要么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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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你和母亲的关系,决定你和世界的关系

影片中强势的母亲,其实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式“家长作风”。

她们通过自己的经历、阅历,形成一套对小孩的枷锁;不仅试图控制孩子的思想与行为,还会把自己渴望的东西、刻板的理念灌输给下一代,直至他们满足自己的需求。

另一方面,孩子在此环境下成长,则莫名成了母亲的“情绪垃圾桶”。

也许母亲是因为工作不顺、邻里矛盾或夫妻不睦,因此产生了众多负面情绪,以苛责小孩作为发泄;

下一代只能无奈忍受,进而逐渐逼迫自己习惯应对,最后麻木地接受病态的亲子关系。即使长大后成为独立的个体,这些经年累月的创伤,也无法彻底愈合。

正如建波,长期得不到母爱的关怀,成年后只能通过睡男人的方式,获取这种难得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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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母亲病倒,所有的骂声就此停止,才可以脱下疲惫的面具,表露自己多年的痛苦:

“家庭不是战场,你的胜利也不是真的荣耀。”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这些有强烈控制欲的家长,如何才能反思带给小孩的伤害呢?

事实上,比起离婚冷静期,生育更应该设定一个“冷静期”。希望成为家长的个体,都应该在学习育儿理念之外,确保自己能够接纳未知的育儿困境,并且有精力、时间去陪伴孩子。

当自身出现心理不健康的情况,也应该尽早求助专业医生,切实解决问题,而非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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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做母亲太难,做一个阳光、正直、又善良的榜样,更是难上加难。

戴锦华曾分享过女性的困境,她说:

“女性的困境源于语言的囚牢与规范的囚牢,源于自我指认的艰难,源于重重镜像的围困与迷惘,是一种胁迫、一种挤压、一种将女性的血肉之躯变为钉死的蝴蝶的文明暴行。”

影片中的三人就像是笼子里的长颈鹿,彼此捆绑,彼此治愈,又彼此伤害,无往不复的循环中是冲不破的牢笼。

长颈鹿是没有声带的,这也暗示了建波在母亲的压迫下,为避免“家庭战争”给自己女儿带来二次伤害,选择沉默、噤声、隐忍,以示自己倔强的抵抗。

电影中类似长颈鹿般的隐喻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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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山羊出现在建波的梦境中,先是几个穿着手术服的人从房间内拖走了一只哀嚎着的山羊,然后又出现了失语的母亲。

在西方文化中,山羊代表恶魔,Baphomet(基督教恶魔之一)在巫术的传说里面,魔王撒旦常常会化作一只羊的形状,在女巫聚会的场所上,供众女巫膜拜。

而这一意象是与母亲的形象连接在一起的,预示了她的死亡,同时也说明了建波潜意识里对母亲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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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衣女子的多次出现则与死亡有关,在导演的镜头下,死亡似乎是带有某种诱惑性的,就像那个性感女郎,对所有痛苦挣扎的人释放信号,也如建波日记里写的:

“我对未来没有幻想,我在这里出生,也将在这里死去。”

道破了她的生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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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上有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父母会经常对子女冷嘲热讽?

其中一个网友的回答让人心痛:

“大一那个寒假,我想的最多的就是自杀。

我在妈妈的苛责下长大,她谈起我永远是负面的,她会抓着一件小事然后当作宣泄口来辱骂你,你顶一句她骂十句,所以沉默是最好的回答。

长此以往我变得越来越沉默,我现在自卑、内向,开始抑郁。”

不可否认的是,妈妈是孩子的根源,是最原始的驱动力。那些被父母恶毒语言伤害过的孩子,被伤害的不仅是一时的自尊心,摧毁的更是前行一生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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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结语:重生

影片最后,春潮蔓延,流过街道,病房,舞台,最终流向婉婷。三代女性的爱与恨在同个屋檐下如潮水般控制不住,两次水漫,从节奏的快意,终究化成无需节制的畅达。

过程的波澜,现实也好,迷离也好,也都是些不止于家庭关系的惊惶。

影片很大胆,家庭战争之外,更有不同代际固有观念的形成。特别是纪明岚,经受过那个年代的变异,然后在这个年代歌颂,经历过迫害,却不只是自断经脉,而是培育了更大的迫害。

当老周赞叹媒体人批判的良心,姥姥直接说出了最苍白、最诡辩、最悚然的恩惠论,这就不只是思想、视野的局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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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结尾处理得很意识流,更像是给观众抛出了一个问题:千千万万被母亲伤害、却又割舍不下的“郭建波们”,该何去何从?

“标准答案”十有八九是“远离原生家庭,开展新生活。”

这像一句口号,却很难有人做到。都是普通人,又有谁能像毫无感情的机器一样,切割得清清楚楚,毫无挂碍地一走了之呢?

如果说和母亲的关系有毒有害,那么确实有必要阶段性远离,但我们需要明白远离是为了什么。

很喜欢一个比喻:

“我们小时候是一滴水,母亲带来的伤害,像是一个漆黑的颜色,浸染水滴的全部。

我们长大,变成一杯水、一盆水,甚至流入溪流、江海,愈发宽广,自洁能力愈发强大。

那抹颜色确实以底色的形式一直存在,但它已经不再漆黑,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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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远离母亲,不该是为了赌气、较劲,而是为了留出自我疗愈的时间空间,同时建立起新的关系。

等我们有了朋友、伴侣,母亲占据的部分和影响力,可能就会渐渐缩小为1/2、1/4、1/8、1/10、1/100......

我们在丰富的社交关系中,习得的能力、获得的滋养,也会不断稀释母亲带来的伤害,反过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处理和母亲的关系。

《母爱的羁绊》一书曾提到:

“被母亲伤害过的孩子,需要接受妈妈的缺点,体验因为没有过一个理想母亲而产生的伤感。”

因此我们需要接受母亲是受自身、时代局限的不完美的普通人,需要接受母亲给我们心里留下一个巨大的亏空,且只能由我们自己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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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接受现实,也不是强求自己去和解,而是为了不纠缠。

亲子关系中,双方无法沟通的原因往往在于期待不同,谁都没办法满足彼此的期待,所以一次次爆发争吵。

要想结束这种纠缠,就必须有个人破除期待。即不要想着把对方改造成一个会好好说话的人,而是认清现实,想想该怎样避免与不太会讲话的她,陷入无意义的纠纷中。

不纠缠,是解决亲子矛盾的第三条路。

当你越来越能接受不同的存在,就越来越能疗愈自己内在的小孩,也就真正能做到,放下伤害,不再与过去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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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最后,伴随着肖邦的小调夜曲,建波与盲人技师相拥、相触,这份爱残缺又美丽,孤独却又完整。

这是她在家庭中无法得到的满足感,这是身体在向“爱“招手,也是《春潮》放弃对抗,在向“希望”招手,是被流水蔓延过的女性生命力的重生。

这虽然是一部家庭电影,但更是两个女人,一个女孩的现实主义实录,是一场降维的阶梯式母女对“爱”的深刻探讨和索引。

现实往往比电影更狗血,电影与现实的距离或许也就是一个被披露,一个被深藏的距离。

电影是幸运的,无论过程如何,都可以合家欢。但现实中伤痛还在继续,有些母爱真的很“伤”。

看完影片,相比完美ending,我更希望在现实生活中,这种难得、久违的亲子和解能来得更早一些,病态的母女关系与畸形的相处模式少一些,因为受伤的人,亟待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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