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近乎完美的村庄里的美女（那是一个小屋子）

四分之一英里

凌岚

法拉盛有许多理发店，但被称为发廊一条街的只有那么一处，在四十街，起先我并不明白为什么。

四十街与缅街垂直，它有着纽约街道的标准长度，四分之一英里。那条街上的楼基本都是一个高度，三层或者四层楼，方方正正的形状，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廊都在二楼或者三楼。一楼是旅行社、公证处、保姆介绍所，或者是沿街摆的卖杂货和海产干货的摊子。要进发廊， 必须穿过一个光线很暗的宅门，上楼得走很陡的楼梯。等走到二楼，左手右手两家发廊，继续走上三楼，还是左手右手两家发廊。楼道很暗，发廊边写着小广告，比如“驾校在三楼”。发廊一条街上这种走上去的窄门一共只有两个，总共有几家发廊，不知道为什么会叫“一条街”。

移民到纽约前，我在南京一直有到发廊洗剪吹的习惯。感觉这般操作后，等于做了一个小SPA， 头脸靓丽，人精神很多。所以第一次在法拉盛的小公司领了工资，为了犒劳自己，想照搬旧习惯也去吹一次头发。我中午请了一小时假，兴冲冲地跑到发廊一条街，挑了一家开门的，腾腾地上楼，看到梦幻发廊的牌子，就走了进去。那是一个小屋子，站了几个年轻漂亮的妹子，见我进门，她们有点诧异，其中一个反应快，说要剪头发吗？我们的理发师傅下班了，您换一家吧。这么着，不到一分钟，我又腾腾地下楼来。出了窄门回到四十街，我闹不清楚刚才是怎么回事，好像走进什么不应该去的地方，心咚咚地跳，回头看看那个小窄门，中午的太阳直射下来，越发显得那个门里很暗，暗到几乎看不清里面的楼梯。左右都是小办公室和商铺，大白天也开着灯，货品摆在明处，清清楚楚。

这发廊不是那发廊，我这个初到皇后区的新移民不懂，不能怪我。走在那条街上，头顶的天空常常有大型喷气客机，几乎贴着楼顶飞过，低到可以看清飞机腹部那些藏有起落架的紧紧关着的小孔。这里离一个超繁忙的国际机场只有几分钟的路。法拉盛好像是机场跑道延伸出来的一块飞地。从那里乘坐客机出门旅行或者归来的人，在起飞或者降落的那几分钟里，若是从飞机的小窗往下看纽约皇后区密密麻麻的街道，积木一样的小楼，多半就是这里。每每我看到头顶飞过的大型客机，空中巴士、波音，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幻想着神仙降落。其实几年前，我也曾是这些降落凡间的神仙中一员。对于海关，我们有另外一个名字——移民，非法的、合法的。

一年之后我开始有点明白这些街头“政治”了——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开始，四十街的路上准会站个几个穿裙的女人，她们都用少女风的化名，西西、拉拉、琪琪、悠悠、詹妮……她们的装束也差不多，染过的长发扎成马尾巴，前帘留着乱妆一样的刘海。除此以外，她们真不能算花枝招展。四十街和缅街相交的路口开始，她们每一个人相隔七八米站着，从来不会成群结队。第一次注意到她们，是在3月。那天倒春寒，刮大风，气温突然降了十几度，路上的人都有备而来，几乎都穿着臃肿的羽绒夹克。四十街路上的女人们还是穿毛呢短裙， 里面套上一条深色紧身裤， 那样的打扮乍一看像时髦的白领女郎，office lady。有时其中一个会装成路上的行人，在街上走来走去。遇到看中的行人，她们会用普通话或者英语上前问上一句， 要按摩吗？先生要按摩吗？那普通话带的口音，像春晚上演小品的喜剧演员。站在街头那个，身材瘦丁丁的，远看苗条，近看超过五十岁。她“爱唠嗑”，偶尔跟行人聊几句， 涂着大红口红的薄嘴唇之间露出灰白色的牙齿。路上没有人的时候，她们会靠在路边放水果蔬菜的木架边刷手机， 或者抽一种韩国走私来的香烟。那种香烟比美国烟便宜不少。

这些女人在四十街上风雨无阻，唯有一种情况，会让她们从街上消失，那是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停在街头，里头坐着一个穿运动服的大块头男人。他坐在熄了火的车上一动不动，即便是额头上没有写字，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便衣警察。在法拉盛晃久了，你会毫不犹豫地认出哪些人属于便衣警察，哪些人就是无所事事的混混。这两类人都爱到饼屋买一杯咖啡带一个甜甜圈。

四十街其实有挺好的饭馆儿，比如豫园，新开的火锅店和过桥米线铺。街角有家“大口福”排档，好吃且便宜。最便宜的中餐套餐只要4.99美元，两菜一汤，还带一个幸运饼。那家餐馆门口永远有各种肤色的人排队。旁边一家广东人开的饼屋店面很小，店名却很豪气，“大三元”，卖老婆饼、拿破仑糕，也卖肉松包，老婆饼出炉时有股好闻的香味。自从我看懂路上那些女人的营生，我就怕到那里去，尤其在晚上。我怕在路上看到那些人，看到心里会痛。晚上若是加班，我宁可多走点路，穿过缅街到香港超市那一带去吃饭。

11月，纽约的天黑得很早， 到下午五点天已经漆黑了，好像深夜一样。天一黑人就松弛下来，就想下班回家，但11月是进出口业最忙的季节，大多数集装箱都是定的这个时间进港。这一天下班前，纽约的海关总局突然来通知，一只从张家港发来的集装箱船，其中有新鲜花椒不能入境，全船物品必须打回原地。我忙跟新泽西那边的公司总部问到底出了什么事。那船货有上百家公司的拼单，忙了很久也没有理清其中的头绪，这期间还要对付十几个不同公司打来的电话。

这船东西里真有鲜花椒吗？我给国内的发货商打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赌咒发誓说怎么可能有鲜花椒？花椒采下来几个小时就成干花椒了，这是常识嘛！你们不要总这么刁难我们好不好！

又不是我卡你不放行，我刚刚接到通知，我传给你看行吧？对方说不用了，就是发发牢骚，在花椒上栽了多少跟头啊。我说大不了同意70摄氏度热消毒呗， 电话那边长叹一声，说：70度消毒！说得轻巧，又要增加多少成本，再加上拆装费用，这笔单绝对赔本。我安慰对方，再多给点时间，也许能跟美国海关科普清楚了。

小艾在一边撇撇嘴，那鄙夷的表情， 她的内心独白我知道——要是真能解释清楚，过去三十年美国就不会禁花椒了！特么中餐馆偷偷藏花椒，偷偷用花椒，把这种普通的调味品搞得跟毒品一样，鸡同鸭讲！

芸香科植物中的花椒作为调味品从来都是干花椒，这也是为什么进口美国的花椒从来没有查出带柑橘溃疡菌。一想到明天又要跟海关声嘶力竭地解释，我就想撞墙。纽约海关会说，美国是柑橘大国，若是真带进柑橘溃疡菌，那就成千古罪人，把美国一大产业都毁了，比如2002年……这些老生常谈，从来都是扯皮。2002年那次并不是中国花椒带来的霉菌好不好！这些话在我脑海中闹哄哄地响着，好像蛤蟆坑。我在电话上讲了好久，等放下电话，已经近晚上十点了。除了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吃了一个“美心”的葡式蛋挞一杯奶茶，到現在都没吃晚饭。我突然饿得眼冒金星，决定出门买吃的，歇一歇，再回来理这团芸香科的乱麻。

出了公司大楼，这个时间点法拉盛大部分餐馆都已经关门打烊。要吃饭只能去四十街。几辆警车从身边呼啸着开过去，接着是救护车。一股黑色的风，带着猛烈的金属一样的气味，几乎把我掀倒。我本能地在路边站住，想等警察过去以后再前行，结果一批警车后又来了几辆警车，大队人马云集的架势。这些警力似乎跟我走的是同一个方向， 我走到下一个街区，已经看到前面路口警灯在狂闪，那个蓝白两色的车顶灯快速地转动闪耀着，刺破夜里街上的安静，看得让人无故地害怕。周围的空气仿佛稀薄起来，我觉得浑身的肌肉都像缺氧一样痛，但还是坚持走到下一个街口，那里的路已经封住。我转上缅街，往凯辛娜大道，那里有一家哥伦比亚人开的炸鸡店，几乎是通宵营业。

路过警察局的时候，黑色的大门打开，一辆警车鸣着警笛飞快地从我身边驶过，开进门里，停下。一个戴手铐的青壮汉子从警车后部被拉出来， 我站在那里看稀奇。不知从哪里跳出来一只猫，在我面前停留片刻，它狐疑地转头望望我，突然耳朵一炸，哇呜大叫一声，然后飞快地窜到街对面， 那里有一个垃圾箱。这死猫真特么见鬼啦！

继续往前走，人行便道的面高低不平，我小心地看着前面的路，怕崴了脚。那个被带进警察局的男人，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多半是偷东西， 严重的是持刀抢劫。这个钟点不是抓非法移民的时候。在纽约我还没有遇到过被抢劫的事。有一次我带着一个广州来参加儿子毕业典礼的大姐在北方大道上邮寄东西， 也是一个青壮汉子在街头要钱，手里攥着一只空咖啡杯， 里面的硬币摇得叮当响。我和大姐走过去，没有理会，他突然脸一横，冲着我们骂非常难听的话。他的声音不高，脸上表情自然，如果不懂英文还以为他在说唱呢。大姐没有太注意。我怕吓到她，我很后悔没有给强讨饭的汉子一块钱。

走着走着，大楼之间冷风直往脖子里钻，墙角的流浪汉裹着棉被睡在地上。我也许不应该这个钟点独自出来，点个外卖让他们送到办公室， 吃完叫一部电招车回家，才不管什么鲜花椒干花椒，什么柑橘溃疡霉菌呢。凯辛娜大道跟北方大道都是皇后区又直又长的大路， 一个是南北向，一个是东西向，有一个笑话说无论往哪个方向，这两条路的终点都是地狱……我脑子里胡思乱想着往前走。上了缅街，灯光如昼，街上已经挂了五颜六色的圣诞灯，每一个街灯下挂着六角形的雪花灯，跟不远处街心公园的大圣诞树呼应着，走着走着我身上热了，平安喜乐的气氛还是能传染的。

炸鸡店里暖气开得很足，热烘烘的，每一个餐桌上吊着白炽灯围着红色的灯罩，晕着一团一团的红色的光，看着像麦当劳， 但比麦当劳要脏要好吃，空气里飘着辛辣的油炸食物的香气，闻着很腻又很解馋。店里还有不少顾客，都是拉丁美洲裔人模样，膀大腰圆，在埋头大吃。凯辛娜大道到晚上这个钟点华人已经很少了。我看了一圈，只在门口的火车座上找到一个空位子， 于是背朝门坐了下来，坐下来就觉得头顶上暖气开口的风猛烈地吹着，我被那股妖风吹得浑身无力，心里极不安稳。但我是真饿了，不想再起身把堂吃换成外卖。所以我耐着性子，坐在那里，等着叫我的号去取炸鸡。

这时店里进来两个穿紧身牛仔裤的女子，头发都扎成马尾，其中一个脖子上系着黑红相间的围巾，围巾末端长长的穗子一直飘到腰间。她头上还戴着卡通风格的大蝴蝶结的粉紫色发卡。年龄像二十出头，叽叽喳喳地说着国语，朝店的深处走，背影窈窕。我盯着她们的背影看，想看看这两个身材瘦丁丁的女人长什么样。结果那个系红黑围巾的俏人儿果然回头，她朝我这里扫了一眼。在那一瞬间我们对了一下眼神。就那么一眼， 我们彼此就知道不是一类人。我知道，她也知道。我比她年轻，但打扮上绝对比她老气，你也可以说知性——白衬衫，米色的毛衣，黑西裤，黑色的羽绒夹克，脸上不施脂粉最多涂一点口红。她就不同了，她的五官姣好，头发染成焦糖一样的颜色， 刘海烫成卷儿，围着一张瓜子脸，细细的鼻梁很清秀。她打着洋红色的眼影，比我漂亮，比我艳， 你也可以说那是风尘感。

如果在国内，深夜一家餐馆里就是天天遇到，我们都不可能成为朋友。现在呢，假以时日，晚上在法拉盛的哥伦比亚炸鸡店多见几次，我们或许会成为熟人，彼此聊几句怎么到美国来的，来了多久了……但这一次，时间不在我们这一边，就像那首英文歌唱的，the time is not on your side：

你的袖子上有绽裂的破口

而你无视，继续在街上高声吟唱，手舞足蹈

有台小黄就在你身后

你才不管它呢

因为你就想疯狂一整夜

一切都会好好的

你说，你还有时间

是啊 一切都会好好的

只要再一些时间

……

炸鸡店的黑人服务员似乎跟她们很熟，站在柜台后面直接问她们要喝喜力还是红牛。说“红牛”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发音，而不是英文Red Bull， 可见这两个是老顾客了。她们俩嘻嘻哈哈地喝着饮料， 在店里很是放松的样子，的确是在自己的地盘上。

回到办公室，小艾已经回家了，留了一张字条，说花椒问题似乎解决了，国内公司托关系请了使馆的商务参赞明天出面解释，别急，time is on our side， 时间在我们这边 。看完字条，我释然，打电话叫了电招车回布鲁克林。

第二天早上，起来刷牙洗脸的时候，我打开电视，看“纽约第13台”晨间节目，才知道出事了——昨晚约十一点钟一个华裔站街女从法拉盛四十街的一个旧公寓四楼楼顶的小阳台上坠落下来，头先着地，当场死亡。当时纽约警察在搞一个扫黄行动，钓鱼执法，她跟其中一个警察发生争执……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电视镜头出现了四十街的街景， 出事的那栋红砖小楼，外墙上贴着中文字写的发廊和驾校的广告。镜头里街道的样子，看一眼我就知道在哪个位置，135号，一楼是卖海鲜干货的铺子。殒命的女人的大头照、生活照，都在电视上公开了：瓜子脸，五官精致，细巧的鼻梁……在炸鸡店里對我回头对视的女人，此刻她在电视上，照片上的她年轻漂亮，永恒地定格在一个异度空间里。

过了一个月，《纽约时报》发了一篇长报道：

坠楼者本名刘扬，38岁。在法拉盛的地下按摩院打工，她在那里的名字叫西西。她过去在塞班岛跟一个年龄是她两倍大的男人结婚，想借此成为美国公民。他们在塞班岛经营餐馆，生意失败后来到纽约皇后区这片移民聚集的地方。在最先的餐馆投资失败后，西西做起了地下色情生意。她的地盘意识很强，工作很拼，是四十街一带站街女中的头牌。

西西住在四十街的一栋旧公寓的顶层。这套一室一厅的公寓经过多人转租，最后被西西的老板租了下来，成为站街女的招客之地，为此她必须向“老板”支付一大笔钱。11月的这天晚上与之前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西西从楼下的华人超市买了不少吃的， 她一边吃一边尝试给在中国的弟弟打微信电话，但他睡觉了。之后她开始工作，在跟朋友和客户打电话，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支由十名警察组成的掃黄行动队盯上了。

西西打扮一番后下楼走到四十街那个固定的揽客点。人行道上那些堆放着杂物、放置着活鱼活蟹的水箱边即使在白天都很隐蔽，夜晚更是暗影重重，那里是按摩女跟顾客谈价钱的地点。没过一会儿，她就带着一名男子回到楼上，但她并不知道，那是一名便衣警察。在公寓里她和顾客说了几句，西西立刻意识到对方是前来钓鱼抓捕按摩女的警察，她愤怒地把他推出去，关上了门。西西之前因为非法卖春被捕过，她知道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警察冲进来。果不其然，一队警察很快来到小公寓的楼下，大力打开那个铝合金防盗门，穿过那栋布满灰尘的门厅，踩着破旧的猩红色地毯，腾腾地登上五十多级台阶上了楼。楼道里的中文标牌上面写着：“这里没有驾校，你找错了地方。”这是皇后区地下按摩的行业黑话。然后，这些人就到了她家门口。

从门旁边的监视器上，西西看到警察上楼。然后听到他们砸门，“警察！开门！”的喊声响彻楼道。大门出不去了，她只能冲到公寓朝北的阳台上，那里能看到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全景。日日夜夜，晴天或雨雪天，这条街是她和抢生意的姐妹们招揽路过的男人的地方：按摩吗？按摩吗？

狭窄的阳台的栏杆只有2英尺高，约合60厘米。那里放着一把扫帚、一个塑料水桶和一只蓝色小凳。她穿着高跟鞋的脚踩到小凳上，瞬间后，她已经俯身跌落，身体朝楼下那条长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四十街的坚硬路面扑了过去。卧底警察的工作完成了，他走出大楼朝右转，就在那一刻，那名刚刚向他报了服务价钱的女人击中路面，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这个以“西西”为名的华人女子过去三年在这里谋生，现在死在这里，她头着地撞在水泥路面上，颅骨破裂，脑浆和血溅洒在地上，场面惨烈。

报道还说如果这次被抓，将是她第三次在扫黄行动中被捕， 这也是正在申请绿卡的她最担心的，她多次向自己的移民律师哭诉：“被抓会不会留下不良记录，影响绿卡申请？”除了担心身份的问题，让西西心里充满恐慌耻辱的是被抓后的程序——她将被戴上手铐，推上警车和其他站街女一起带走，送到局子里，罚款几百美元。在警察局里，她会受到各种羞辱，包括被放出来前可能还要给警察来一次免费的性服务，“反正你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嘛， 干吗不给我也服务一下？”警察会笑嘻嘻地问，这是扫黄的潜规则。四十街是纽约警察喜欢来进行扫黄的地点……

报道里还有西西生前所住的小公寓的照片，里面的布置一看就是法拉盛这一带公寓风格——古典风的带金色合成木雕花边的镜子，赭红色的镶钉皮沙发，赭红色的镶钉床板，床上和桌上四处摆着粉色的公仔绒毛玩具，旁边是塑料梳子，卷发用的电热卷拖出一条黑色的电线，带花结的发卡……照片甚至拍了壁橱里挂的衣服，贴亮片的短裙，带毛茸茸的大翻领的夹克，其他的照片是从国内赶来料理丧事的西西的弟弟刘海，他愁眉苦脸的脸部特写，同来的老母亲木然地坐在群租房的单人床上，床边小桌上放着一堆药以及装食物的外卖简装盒……

我都怀疑这个记者有点窥视癖。这些物品的主人的脸一直在我面前晃着。我唯一一次遇见她， 那时她还活着，吃炸鸡柳，加辣，喝红牛。然后，就像拧了一个开关，她啪的一声烟消云散。我把这个报道给小艾看，她已经读过，全纽约的华人应该都读过了，你知道，这种惨事传得很快的。“你不觉得她可怜吗？”我问，小艾面无表情地点点头，她一边说一边在点手里的银行电汇单子，手指熟练得像赌场里的发牌员，跟我聊天并没有让她的动作慢下来：“当然可怜，但做按摩女这行是高风险的。更多的时候下毒手的是嫖客， 嫖完了，不付钱还要抢站街女手里的现金。这种事常发生。还有那种精神有毛病的低级嫖客，喜欢虐待妓女，所以死于非命的妓女总是伤痕累累， 很暴力很血腥。不过，死在警察手里，或者间接被警察逼迫跳楼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啪一声，小艾按了一下手里计算器的回车键，算出那叠单子的总数， 她扯了一张纸，把总数写在纸上，用橡皮筋捆住那叠单子。小艾熟练而机械的动作，让我联想起我们的身体，在报废以后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折叠归类，然后按部就班地回到永恒的大循环中，没有国籍，没有疆界，没有永久居民或者户口的差别。一道微薄的淡白的阳光从窗中斜照进来，照亮办公室的我和小艾共用的这一角。小艾起身把一盆吊兰和一盆发财树挪进那个阳光的小框里。于是阳光带上一点绿意，一点汪着水的灰尘在聚光灯一样的空气中飞进飞出……我还是在想着西西。

楼外有警车疾驰而过，一声急似一声，催命一样，警察不知道又要冲到哪里去抓坏人。那天晚上西西站在阳台的蓝色塑料小板凳上，从阳台上看到楼下的情形——一队穿黑色制服的男人，强壮有力，带着武器……他们疾步上了楼梯，狭窄的楼梯间回响着那些穿皮靴的脚步声，然后他们大力拍门——那是死亡步步逼近的声音。我好像穿越进一个陌生女人的身体里，惊恐中的震颤，在走投无路时纵身跳下， 黑夜，以及迎面飞来的大地，像张开怀抱那样对我诱惑着，来吧，来吧，到这里来吧。

虽然报道写得明明白白，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起一个阴谋论，西西会不会是被警察从楼上推下去的？这篇报道最让我难忘的地方，是西西和我是同一天到美国的。如果她也是从浦东机场出发的话，我们甚至坐了同一个航班。就像电影《甜蜜蜜》的结尾，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同时走过海关的转门，抵达这个世界，好像同一个时辰投胎的婴儿。

那些天带着这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我上下班都头脑昏沉，每天迟到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不等。有一天小艾忍无可忍，我一进门她就走过来，虎着脸问，是不是你已经知道花椒问题解决了所以才敢迟到的？我摇头，朝办公室前门那排书架望去，大惊失色，问：“办公室门口那只招财猫怎么不见了？”小艾拿我没办法，她耸耸肩，翻了翻白眼，说：“法拉盛有成千上万只招财猫，每个商店都至少有一尊。你不担心自己迟到却在操心招财猫！这样吧，你必须在下午两点之前，把昨天所有的电汇单子审了交给我存档。”作为公司里的资深员工，小艾对我发号施令。

办公室里有一只举起爪子祈求好运的招财猫， 不知道是谁带来的。每次大扫除我们都说这东西不应该摆在门口，搞得公司像餐馆一样。但这东西看久了，谁都没有动手把它扔掉。媒体对西西的报道中，也提到房间里同样一只的招财猫， 还拍了照片，附在那篇报道上。有天中午我比划着问过公司樓里做保洁的波多黎各大姐，是不是把那只发财猫收起来了？她听不太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先是讨好地点头，说si， si ， 后来猜到公司里少了一件什么东西，又赶紧摇头否认，non， non。为了强调她的无辜，她用手温柔地拍了拍我的手。我最后给了她十美金，让她给孩子买零食。

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那天晚上的偶遇——那天晚上，在那个时间点，哥伦比亚炸鸡店里见到的两个华人女子，其中一个回头看我的人真是西西的话，应该是她从四十街的楼里最后一次自由地出来。“你看到的，极可能并不是西西，而是别人， 任何人。法拉盛这种女人多得很呢，身材、长相都差不多，你就看那么一眼，真那么确定？就是西西又怎么样？”小艾说，她想说一切都是我的想象，那个晚上的记忆，加上一两点巧合，最后变成我对这个素不相识的陌生女人的想象，就像《西游补》里鲭鱼精吹出一口气，变成了让孙悟空入迷的青青世界——“鲭鱼本与悟空同时出世，住于‘幻部，自号‘青青世界，一切境界，皆彼所造，而实无有。其云鲭鱼精，云青青世界，云小月王者，皆谓‘情矣”。西西突然出现和同样突然的消失，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来和去的偶然和随意——只要提了两个箱子，坐上飞机，空降到这里， 然后就开始买公寓，找工作，一切都可以轻易地从零开始， 重新开始真的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吗？

这几年我没有太多对家乡的想念——反正所谓的家乡母国，坐一趟跨洋飞机16个小时就可以回去了。我是怎么来的，我要到哪里去，这些高深莫测又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在我决定移民的时候从来就没有纠结过，现在却时时纠缠着我，这不能不说跟西西有关，在这个广大嘈杂的都市里，她的悲惨经历牵动了我乡愁的那根筋。

那篇报道我看了好多遍，每次读都会注意到更多的细节。比如说西西出生于辽宁的一个村子。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刘扬（西西的中文名，那时还没有西西这个英文名字）的父母种过人参，做过各种小买卖。直到父亲开始做挖沙生意才真正赚到了一些钱， 把家里的茅草屋推倒改建成砖砌的大屋。19岁那年，刘扬被塞班岛服装厂招工的消息吸引，飞到两千英里外的太平洋上的塞班岛的车衣厂打黑工。塞班岛是太平洋上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中最大的岛，那里的车衣厂专门生产贴上“美国制造”标签的衣服然后卖到美国国内。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华裔美国人，他67岁，她27岁，他们结婚，然后在塞班岛开越南餐馆，第一年生意兴隆， 又借钱开了一家餐馆。过了一年，刘海也跟了过来，在那里开指甲花纹身店。他们像辽宁出来的犹太人，毫不犹豫地跨出国门，到任何可以挣钱的地方去。我从来没有去过塞班岛，因为西西之死，那个太平洋上的小岛的名字给我莫名的哀愁。

2011年日本大地震，阻断了塞班岛对日本的财路，大灾难后日本游客都不来了。西西的两家餐馆随之倒闭，还欠了不少钱，之后就决定到美国来发展……跟法拉盛的站街女相比，西西不是非法移民，她有合法身份，也能说几句地道的美式英语。这也是为什么在发廊一条街的站街妹子中，她一度小有优势，是那条街上的头牌。她们之间的纠纷，由一个叫老李的人来协调解决，老李在逢年过节时还给每一个女人一个小小的红包，女人在饼屋给他过生日，场面像会计师事务所的部门聚会。西西每做一单要给老李20美元的抽头，四十街的几个小公寓就是老李转租给女人们的。

这些细节我读了，免不了跟小艾唠叨。出事以后的几天，小艾对这些跟西西有关的细节还有好奇心和同情心，到后来神情就有点异样。一个月之后，晚间新闻里报道西西的弟弟刘海和母亲都已经到达纽约，我又津津乐道西西的事，小艾在那里沉默地听着，最后忍不住了，郑重把我拉到一边，说：“姐， you are obsessed！ 你不能再关注啦， 真的不能。迷信你懂不懂，这种人下场不好，不吉利的。”

“怎么不吉利？”

小艾说：“鬼上身， 要倒霉的。”说完她居然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 嘴里念念有辞。我说你不是福音派吗？天主教教徒才这么划十字呢，她狠狠瞪我。小艾的生活里有好多忌讳，比如在路上见到地上一只鞋子要绕道走，在房间里不能撑伞，筷子不能插在盛满米饭的碗上等等。除了迷信，她还爱说韭菜多吃了会上火，蛤蜊和螃蟹是凉性的不能多吃……都是民科的营养学知识。

“鬼上身”比“上火”要严重得多。我每提到西西的名字， 阴阳两界的缝隙似乎就增大一点，它带着不甘沦落的阴风，吹到我的影子上。过了几天，我在新世界三楼一家粤菜馆吃午饭，那个桌子临窗，可以看到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一高一矮的两个人，一身缟素，手里各拿着一捧用报纸包着的菊花，神色凝重，正在街上往四十街的街口走。我一眼就认出这是电视上采访过的西西的两个亲人——刘海和母亲。他们没有哭哭啼啼，而是像在进行什么仪式——的确是在作一个祭奠仪式，跟在他们后面不远是六福殡仪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她穿着黑色的西装，跟在他们后面，准备帮他们到现场烧纸钱。他们手里的鲜花和庄重的步态，以及中午拖在身下的影子让那条喧闹的大街变成一条荒街，行人走在他们身边时自动躲开一尺的距离。

正午时刻要是我在街上撞到这一幕，我会毫不犹豫往地上吐一口唾沫， 祛祛邪气。那顿午饭，我点了一个鳄梨烤鳗鱼沙拉，龙虾面，一个日风乳酪蛋糕，那天老板请客，我食欲大开，痛快地吃了一顿。在酒足饭饱之时，我们喝日本煎茶， 冲一冲刚才喝了清酒的醉意，这时我的脑海中又想起刚才街头的一幕，醺醺然中一道白色的闪电，把一种苍老的寒意照进我饱食高蛋白高热量食品后的快乐，妈的我真的是中了邪了！

我住在布鲁克林。那个公寓在海边，风景很好。晚上若有月亮，对着海的那几扇窗户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海面，星星点点的波浪反射出夜空的光。没有月亮的夜晚是一团漆黑，唯一发光的是一个被称作海军码头的地方——在六十年代是一个海军码头，多年来这个军港退役后一直荒着，直到有一个聪明人来搞地产开发，从纽约市政府买地，再把它申报打包成投资移民项目， 每一个愿意移民的人投资60万美元，五年后本金全部奉还，投资者拿到绿卡。这不算太坏的买卖，按现在的价格投资移民要花上100万美元。所以，海军码头的项目公开以后，一年内就集到所有开发资金。从中国带出来的外汇支撑下，那片海滩连着海滩后的几百亩地开始大兴土木。几辆吊车上的红灯一闪一闪，盖了三分之二的公寓楼是海天一线里唯一的人工建筑， 我们叫它投资移民纪念碑。我是怎么来到这个塔下的？这是一个来路的问题。简单回答，我也是移民出来的，靠着家里一个在美国的远亲办的，不是投资出来的，我没有那么多钱。

但西西还是引起我的身世之感。

我看过一个军事史纪录片。1812年法国入侵俄国时，双方都出现大量伤兵难以招架。沙皇军队的做法是，先把这些伤兵从战场上抬上平板马车。待马车走出众人视线，马夫开始加速并挑一条有陡坡的路走。马车在陡坡的上下坡上疾走，颠簸中平板上的伤病员从车上跌落在雪地里。这时车夫假装不知道，绝不回头，这样伤员在雪地里慢慢冻毙。这种从马车上自然跌落冻毙于路上的死法，被沙皇军队称为“事故”。拿破仑指挥下的法国军队他们处理伤兵的做法更简单，法国军官命令战士把伤兵剥去衣服， 然后这些精赤条条的人留在雪地里，这样可以快一点冻死，减少了很多痛苦。这个做法在操作时比马车法难度高，因为把同一个队伍里熟悉的人衣服剥光并留在雪地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结果拿破仑的军队被这些伤兵拖垮了。

我和西西，我们都是从一辆辆平板马车上滚落下来的人，同一天来到纽约。

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小城越州，在师范大学本科读的是英文，毕业以后回到家乡，教高一英语。我只教了两年就时来运转，被借调到省城一个民俗文化调查机构。多年的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文明有了，南方几个省都要搞人文大省， 搞人文旅游经济——维护和发扬传统文化，无碳排放，弘扬价值观和几个自信。与我同时借调来的是一个政治思想老师高英，高英比我早一个月到，见到我的第一天，她特别热情，紧紧拉着我的手，带我参观办公楼。高英年龄比我大，长得很妩媚，长瓜子脸，水蛇腰，细细瘦瘦的身材。现在想起来，有点像西西。

民俗处的工作很空闲，我下班后开始写点随笔、散文，投稿到省报的副刊。两年之后开始写小说，发表了就有点小名气，有一年一个中篇进了某个年度排行榜，得了小奖。这个奖以后我被《越州晚报》采访，被称为家乡走出来的新生代作家。其实采访我的是我的高中同学，她在晚报工作多年，已经是副刊主编，现在也帮我宣传宣传。最先拿到这份报纸的是高英，她一字一句在办公室朗诵了采访的全文。

那年秋天我正式加入省作协。这个消息，也是高英对外宣布的：“当了作协会员，就有希望调进省作协当签约作家。”这些编制上的事我不太懂，连“签约作家”这个词都是第一次听说。“签约作家是领工资的，每一个月的工资有近八千元，比你在这里薪水的两倍还要多。”结果呢，我并没有被立刻调进作协。我喜欢民俗处，到年底我的借调就能转正了，十拿九稳。“发表作品是加分项。”副处长老陈偷偷跟我说， 这个不说我也知道。春节过后，等我回到单位报到开始上班，这时网上出现了我的绯闻，除了绯闻还有我写举报信的传闻——举报我们的头儿， 民俗处的正处长。

绯闻不关老陈，是我高中日记的截屏，日记上满是暗恋语文老师，肉麻的青春期的句子，现在在网上挂着。这的确是我的日记，我也的确暗恋过不止一个老师。这样说吧，我对男女之事开窍很早。我丢过不止一本日记，没想到这么古早的事现在浮现出来，这应该跟我写小说有了小名气有关。绯闻容易解释，陈年旧事，可以推脱说当年年轻不懂事，乱写而已，这个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但举报领导的传闻就很严重了——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听说”，但“听说”等于判了我无形的无期徒刑，比男盗女娼的罪名要可怕得多。

开始我还拼命为自己辩解，恨不得刨心以证清白——我干吗举报老领导？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文员，都不是正式编制，更不是科室干部，我举报他到底图什么？他下了以后我又不能坐上他的位子！我不信邪，我相信只要我坚持解释，同事们会站我这边，相信我的清白。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起先还有人愿意听，他们笑眯眯地看着我，眼睛却是冷的，静等着我说完，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开。每说一遍，我的舌头变得越来越滞重，说话的声音含糊不清，最后发音变成单音节，突突突从声带里滚出来。这时候，已经没有太多的人愿意听了，我一开口同事们就找一个理由躲开。

有一天下了班，我实在闷，给一个认识了十多年的文友深夜打电话求助，对方并不多言，听筒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在说话的间隙是空寂，电话里唯一的声音是靜电信号“吱吱”地响。不知过了多久，电话那边突然无比清晰地说，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打电话吧，我怕传出去影响不好。

就这样，我成为民俗处最阴险的女人，同事遇到我都绕道走。连老陈，见到我都不敢当人面打招呼，而是像特务秘密接头那样，前后看看没人，再弯腰侧脸，虚着声音对我说，“小梅，你好吗？”那时读卡夫卡的《变形记》：“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甲虫。他的背成了钢甲式的硬壳，他略一抬头，看见了他的拱形的棕色的肚皮。肚皮僵硬，呈弓形，并被分割成许多连在一起的小块。和它身体的其他部位相比，他的许多腿显得可怜的单薄、细小，这些细小的腿在他跟前，在他眼皮下无依无靠地发出闪烁的微光。” 毫无疑问，这写的就是我， 一夜之间，我变成了一只甲虫。

不久民俗处正式宣布高英转正，老陈提升为正处长，原正处长退休。宣布消息的那天中午高英在单位附近的小餐馆里请大家吃小龙虾，我没有去。第二天，我辞职。辞职仅是一个姿态，不转正我就不是正式员工，无职可辞。调离越州高中已经五年，我也不可能再回去教书。变形报废，我属于社会闲杂人等。离开这个工作，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活，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到哪里去。那时走在街上，我最怕的是遇到文宣系统的同事，也怕遇到过去的老同学，鄙视和怜悯都等于打我的脸。

怕见人， 也怕给父母打电话，这种焦虑让我常流鼻血。最后我想出一个既能躲着人群又不用全天缩在家里的办法，星期一早上就进城里的大湖公园，这个时间来公园绝对不会撞到上班的人。公园里游人寥寥， 偶尔有一两个公园保洁员无聊地坐在路边的假山石边刷手机，身边摆着扫帚，装出随时起身干活的姿势，其实他们会在那里一动不动坐很久。我找到明城墙近湖的一段，那里有一个隐秘的长椅，从来没有保洁员靠近， 那里成为我的专属点，我可以在那里坐上一天， 对着空旷的湖面发呆。

湖水看久了，随着水的流动，我的身体也变得透明。湖水像丝绸一样清澈润滑地波动着，空气中的光线带着季节特有的敏感弥漫开来，像金粉一样照在湖面刚刚展开的荷叶上。湖上光线灿烂，但水面下不多远，却是暗黑的，不透明的。一种消沉随着湖水的波动从湖底升起，把我包裹在其中。四周绝对的安静，我像被催眠了，跟湖底升起的消沉混沌变成一体。就像村上春树的一篇短篇小说写的那样，我变成七腮鳗，以口器上的吸盘紧紧吸在河底的岩石上，一动不动，身体随着水的流动像水草一样随波漂动，静静地往水上望着，水里颜色和大小各异的鱼像天上的云彩，在我头顶慢慢移动。老陈，高英，曾经有的工作，父母……也像天上的云彩，在我头顶慢慢移动，而我却是静止的、永恒的。在那一刻，时间裂开一个微小的缝隙，我仿佛看到我的前世。在这样的时候，心里的痛和委屈全部消失了。

有一天，应该是我在大湖公园的最后一天，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湖边，想触摸一下湖水的冲动特别强烈，也特别诱惑。只要变成一条鳗，一条鱼，甚至是一块石头， 也就解放了， 不用被过去那些单位的琐事纠缠。朗朗晴空，天上云的形状是记忆中的样子，一群野鸭子从头顶飞过去，落到不远的樱花树下。这是我熟悉的世界，现在又是我永远失去的世界。微风从湖面上吹过来，水汽里带着植物的野香气，我鼻子一酸，忽然原谅自己的落魄，原谅自己的不上进甚至想死的念头。我愿意再坚持一下，看看自己的命能下跌到什么地步。

家里的亲人都为我的事业前途担心，父母建议我再回炉去读一个学位。案头还立着“新锐文学排行榜”的木质铭牌，铭牌上烫金刻着我的名字，小说的名字。这些荣誉，不过是几个月前的事。我坐在书桌前，我和铭牌之间一尺多远，一个狭窄的空间。可就在这么个方寸之间，却发生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事和莫名其妙的人，他们都暗中屏息敛气静等着我出事。在那一刻，我动了出国的心。

随着刘海母子的到来，以缅街为轴心，印着西西彩照的中英文双语寻人启事很快遍布法拉盛最热闹的地段——电线杆上，社区告示栏上，公立图书馆门前的巴士站里。劉海站在四分之一英里的四十街和缅街街口处，举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两面都印着西西的照片，照片旁是中英文说明，他在给亲姐喊冤。缅街周末最热闹的时候，路上的行人密度可以达到摩肩接踵。他站在那里，行人自觉地从他身边分流走过，仿佛绕开一块石头。刘海个子不高，没有我常见到的东北人那么彪悍。他看上去非常苍老，像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脸上五官因为悲痛紧紧缩在一起， 他的脸变成小老头那样一个多皱的核。而他选择印在寻人启事上的姐姐的照片，特别年轻漂亮，这种差距，让他们俩在外貌上像父女，而不是姐弟。

皇后区的华人社区组织大家给他们捐钱，我和小艾都捐了善款。刘海母子住在北方大道靠近长岛铁路线边的一个群租房里。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不再谈论西西。随着她生前亲人的到来，她的鬼魂不再盘桓在那四分之一英里的街上。这个倒霉的女子灵魂躲在弟弟呆滞的眼神里，机械的动作里，欲言又止的表情里，甚至他周围的空气里。

那段时间，我在法拉盛街上走着，会遇到一个相貌姣好的女人， 她留着西西一样染成琥珀色长卷发，冲我点头微笑，好像我们很熟悉。有一次傍晚下班后去吃越南河粉，这个女人居然跑到我面前，玩笑地敲了一下桌子， 然后就跑开了。另一次，早上在美心饼屋排队买咖啡和面包，有个人过来亲热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一回头，发现是同一个女人很近地站在我面前。她凑近地看我的脸。看清之后有点吃惊，笑凝在脸上，说啊对不起，我认错人了。这个女人失望地转身，快步离开。她到底在找谁呢？为什么每次撞上的都是我？我被这种偶遇搞得六神无主，后来我下决心要是在路上再次撞上她，我一定抓住她问一个究竟。

一天早上小艾上班进门后给我递过来一张纸，朝纸上的照片努努嘴，问，你看清了吗？那天晚上看到的是这个人吗？这张寻人启事我已经关注多时，现在再次仔细端详，并不能百分百地确定那晚我见到的人是不是西西。西西的身世在我心里过了好多遍，已经生了根。它渐渐和我自己的移民史并列成距离很近的两条线。

“你操心那些事，今天要签的单子都审完了吗？”小艾会一板一眼地说，她的口气像我小学时候的班主任。上小学时，中午强制小学生在教室午休。我们这些孩子哪里肯午休，偷偷读杂志。有一次读《奥秘》，这本后来被定性为伪科学的杂志上说外星人可能已经到达过地球，说着说着我们的嗓门大起来，引起班主任的注意。她冲我们一瞪眼：“好好午休，要不起来做作业，外星人就是明天来，你也得按时交作业不是吗？”

随着时间推移，刘海成为法拉盛街头景观的一部分，他发传单，找别的站街女聊，接受记者采访， 他很忙。开始时他坚信姐姐是被强奸以后再抛下楼的，坚信纽约市政府在掩盖真相。随着他调查活动的深入，他也给我们这些局外人揭开了站街女的产业链——纽约警察扫黄行动惩罚的对象是食物链最底端的妓女，而不是按例抽取嫖资的皮条客， 也不惩罚转租四十街小公寓的房东。西西这样的站街女，接待一个顾客，皮条客收20美元的费用。135号的那个小公寓是她的工作场所，是按“人数”付钱的，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西西上交了500美元的抽头给老李。小公寓那栋楼的楼主，原本属于华人社区第一大银行家，一再转租后没有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其中一个转租的股东，是法拉盛民选的社区代表，他被记者截住问话时，推说自己从来不知道四十街有地下性产业。在铜墙铁壁一样的私有财产法律保护下，最脆弱最容易被欺负的，就是西西这样的站街女。她是裸露在泥土外的叶子和花，随时会被摘掉，或者被落下的重物砸烂， 肝脑涂地。

那个房间进门处装的摄像头，就是用来监督人数的，怕西西少报接客次数。也正是这个摄像头拍摄的视频，替那个“钓鱼执法”的警察作了唯一被认可的不在场证据，西西跳楼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公寓了。刘海最后明白了，他姐姐不是被警察推下楼的。西西看到那个卧底的警察离开，知道下面就会发生什么，她恐慌到极点，不顾一切地奔到阳台上。那一刻她热血沸腾，极度想逃离。她到底是慌不择路坠楼还是绝望中跳楼的，这个细微的差别对于那个悲惨结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关键是她坠楼时，房间里没有别的人。

信息是立体的怪物。出事时的细节带出了更多的更惨痛的细节， 关于四分之一英里路上女人们的皮肉生涯——被警察抓到怎么被铐走，被羞辱。有一次被警察上门要求性服务，而且是用枪指着头的口交。这个变态的警察被西西后来举报，但在警察局列队认人时，她却认错了人，这样案子就不了了之。

刘海最后在找一个叫老李的人，卖淫的小公寓就是他转租给西西的，做一笔生意西西给他交20美金，老李是一个地道的皮条客。扫黄根本动不了他，他在隔条街上开了更大的店。像一个尽职的调查记者，刘海不再举着牌子鸣冤。他在缅街和四十街上走来走去，想在人群中寻找这个老李。过去几年，老李手下的女人们逢年过节到饼屋跟老李过节，还给他过生日。老李长得什么样，查一查西西手机里的照片就知道——一个留着背头的中年男。刘海最初到达时的懵懂，对警察的一腔单纯的怒火，化成更深的无奈和对老李的怨恨，他是吸站街女的血的剥削者。

有一天，刘海按照之前别人给的提示，躲在“大口福”快餐店里，假装看报，其实偷偷关注着街上的动静。店门口站着一个穿裙子的女人，他现在对这种打扮的女人一望便知她是干什么的。果然，一个梳着背头，穿着假名牌夹克的男人，从街上走过来，接近那个短裙女。短裙女从包里掏出一叠美元，给了背头男，这一切刘海都看在眼里。“你要是看到按摩女给一个男人钱，而不是相反，那个男的就是老李，这一带没别人。”这是之前别的站街女提示他的。

刘海一个箭步冲出去，一把抓住背头男，说：“你就是老李是吧？你说你快说！”他太激动，脸已经通红，一双眼睛瞪得滚圆，终于见到深仇大恨之人了。背头男被刘海的表情吓到了，他的衣服也禁不起这么大力一揪， 领口“哧”的一声豁线了。他结结巴巴说：“是，我是老李，我是，您有什么事？有话好好说。”

刘海已经流下眼泪，但他手上的力气依旧。他冲着街那头的警察大喊：“Help，please help me！” 这时他们左右已经围了一圈人，很快警车就响着刺耳的警铃声冲到跟前。刘海用夹杂着英文的中文，手指着老李，高声说这就是逼死西西的凶手，这就是收我姐姐钱的那个人，请你们把他抓起来，我姐姐死了，跳楼了，这个人从来没有受到法律惩罚……

警车里走出一个人高马大的警察。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人帮着翻译，让警察听懂刘海的哭喊控告。警察摸了摸别在腰间的手枪，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以为眼前揪作一团的两个华人是在街头打架，他说：“你们先站好，说说怎么回事。” 刘海没想到面对坏人，警察居然毫不所动，根本没有出手的意思。刘海再次激动地高声控诉老李的罪行。警察慢慢有点明白了，他摸摸自己的下巴，拿眼光扫了面前的这两个，意识到自己是所罗门王判定婴儿的角色，说：“这人没有犯罪，我们不能凭着一方指责就抓人的。”说完他对老李说，你可以走了。老李脸色灰白，他从人群中踉跄着扑出来，头也不回地拼命朝北方大道方向跑开去。

人群散去，刘海蹲坐在大口福外面的人行道上，他用手捂着脸，过了好久都是这个姿势一动不动。风吹起地上的落叶，沙沙地响，又是春天了，灰紫色的鴿子停在冒新芽的灌木上，咕咕地叫着。他们母子来纽约已经过了十五个月，钱花光了，签证过期，老母亲走路跌倒摔坏胯骨，送到医院，在那里住了近一个月，通过慈善基金付医药费换了新胯骨。老李终于被抓到，最后又被放了。刘海终于决定，现在是回辽宁的时候了。

夏天过去，巴士站和公共图书馆墙上贴的寻人广告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新广告又贴上来——补习班，找保姆，吉屋出租，现金收购黄金首饰，便宜搬家……四十街街口那个愁眉苦脸发寻人启事的男人也不在了，他们已经带着西西的骨灰以及对纽约的怨恨回到辽宁。在上飞机的前几天，刘海还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记者陪他去六福殡仪馆取姐姐的骨灰， 为这只小小盒子里的骨灰开了海关证明。出发前，刘海点了一下，他们一共有九个箱子要带走，箱子堆在廉租房里几乎把房间里的空地都塞满了，老母亲坐在床边，收拾一新准备去机场。“这么多箱子我怎么带啊？”这是刘海的话，采访的结束语。

这个时候，四十街口的站街女已经转移到“南牙买加”靠近长岛直通线的汽车旅馆里。发廊一条街那两个黑暗的门洞都上了锁，老李在隔街开的商铺也是大门紧闭，大门外的铝合金防盗门上贴着因欠房租法院发的驱逐令。

又到了忙碌的11月。我的生日那天，小艾送我一件礼物，代替那只消失的招财猫。招财猫并不属于我，但似乎公司里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它不见了。礼物用塑料泡泡纸层层包着，拆开来看里面是一只陶俑，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子，约五寸高， 橘红色的身体上覆盖着一层已经褪色的白釉。女子着袍，戴着小茶碟一样的帽子，帽子下是端庄的鹅蛋脸，小鼻子小眼睛，好像唐朝侍女图里的模样，长长的颈项非常优雅，一只手端在胸口捏着一把粽叶扇，另一只手举起，手掌残缺。我伸出手指摸了一下陶俑举起的残手。小艾说：“这只手应该是举着一个碗，或者是一束麦穗， 或者水壶，这三样在古代希腊都是吉祥的东西。”

小艾笑盈盈地看着我的反应，等着我说喜欢。我当然喜欢，这比招财猫雅致多了。小艾见我喜欢，喜滋滋地解释，陶俑是过去在纽约的古董店淘的，这叫塔纳格里陶俑，是古希腊人下葬时给死者的礼物，伴随着地下的寂寞时光。这真是古希腊的古董吗？小艾说这件应该是仿制品，真品在巴黎的博物馆里。说着她把陶俑翻过来，给我看下面的铭文，“巴黎罗浮宫美术馆， 1968年”。最后小艾说：“梅，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长得像它，送给你。” 我拥抱了一下小艾，接过了陶俑。1968年我还没有出生呢，这还真是一件旧东西。

我把陶俑带回家，放在客厅里电视边的柜子上，柜子后挂着一个镶金框的镜子，映出陶俑窈窕的身影。白天光线好的时候，镜子里映出窗外的海，投资移民纪念碑，还有一座一座工地上的吊车。陶俑安静地站在这些风景前，像自由女神像 。但她没有自由女神那么威武，她单薄多了，微微颔首，帽子下的脸也覆在一层淡淡的阴影里，细细的手臂举着一只残破的手。

我小隐隐于法拉盛的事，渐渐被纽约华语写作圈同人知道。开始有人邀请我去作家联谊活动，两家华文报纸，开始跟我约稿。国内到纽约来的作家代表团很多，我一直等着省城来的文学客人却没有等到。

中秋节，一家新加坡报纸的副刊主编邀请我去一个华美协进社的会，说会后有很好的聚会。主编听出我不想去，就说客人有好些呢，一个是著名建筑师的公子，一个闻名中美的老报人，两个写作超过半个世纪的文学姐妹，还有一个易经大师，曾在大都会博物馆作讲座……唯一一个特别的来客，是在纽约地区挺有名的术士——近于盲的半仙，眇一目，擅拆字。这么一说我的兴趣来了。华美协进社我去过一次，最早是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时创办的，至今那里都有他手写的社名，裱成横幅挂在正厅里，斯文在兹。这样的地方，我当然愿意去，所以立刻答应了。

入席以后周围都是专业人士打扮，老作家们也是衣冠楚楚，看不出誰是半仙。大姐忙着跟大家客套，简单介绍我是国内来的作家，随后就去接待别人。席间我听着周围人热络地说话，这些人跟我基本都是第一次见面，我插不进话，只管吃菜， 有点无聊。吃到一半，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进来，径直走到我身边，问可不可以坐下。那个人戴着厚厚镜片的眼镜，我侧面看过去，可以看到镜片内部一圈一圈犹如凝固的涟漪，可见是高度数的近视眼。

我们客气了一番，各自作了自我介绍。他看我的时候，眼球在镜片后凸出，两只眼球各自有不同的焦距。他说话时，一只眼球聚焦对面的人， 另一只眼球朝别的方向转动，那样子有点滑稽。除了那双眼睛，他有一种近于悲哀的安静表情。他突然问，你有没有特别想不明白的事。说完这句，好像怕我没听见，他又问了一遍。我这才意识到他就是那个半仙。

我支吾地说了两句，也没有说出什么来。这几年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不明白的太多了，无论哪一件都要说上半天，我已经到不加选择全盘接受的地步， 懒得说。半仙听了我的含糊的回答，也没有再追问。他好像已经忘记自己的问话，跟旁边一个人聊起一部新电影，从女演员整容说到编剧兼导演的花边新闻，然后又说起最近哪里开了楼盘，最后说到纽约市因为给下属发色情自拍照而下台的市长……越说越热闹，大家都抢着说话。

这些新闻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我再次被冷落到一边，我倒没有太在乎。举目所见，桌上摆着的一瓶清酒，商标是一个巨大的草书写的汉字。我集中目力去辨认那个笔意飞洒的白底黑字，最后认出那是“魁”。在辨认字时，不知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魁字似乎从纸上跳跃出来，站到我的面前。我伸手取了这瓶酒，给自己又倒了一杯， 也帮邻座的酒杯满上。这时饭局已经吃到最后一道点心擂沙丸子，一半的人已经离开。包间里开始安静，我听到街上一辆电动车嘀嘀地开过去。那车声声声入耳，而且带着动感，我仿佛觉得自己就坐在那看不见的摩托的后座上，一路颠簸着，摇摇欲坠，驾驶者就是那个中年人。

半仙忽然转头对我说，你决定啦，就用“魁”哈。

我说是，这次心里没有什么疑问，我开始有点相信半仙的超能力了。好像工厂断电后车床上磨轮靠着惯性在飞转，我的心里空空的，一颗热泪从眼角流出，我用手背擦了一下。这样一个时刻，好像命运将被审判，谜底要揭开一样。中年人低头在一张餐巾纸上写写画画，最后取了一张干净的餐巾纸，郑重写下一行字，对折起来，交给我，让我散席以后出门再看。然后这人喝干面前的酒，跟我们沉默地打了一个招呼，昂然地离开。我把那张餐巾纸放进包里，伸手再倒了一杯酒，喝完了才跟大姐告别。

酒的热度烧着我的脸，让我的心突突地跳着。出来以后已经很晚了，地铁离开曼哈顿岛朝布鲁克林开去，经过一段高架在海上的路，窗外的夜色像云一样飘过。我顾不得窗玻璃的肮脏，把脸贴在上面，随着车厢的震动，车外的凉意透过玻璃安抚着我的脸，整个车厢好像在云里飞。

回到家里，我取出餐巾纸，打开——上面写的是“鬼灯一线，露出桃花面”。我心里又惊讶又佩服，如梦初醒——《桃花面》是我的成名作，发表以后进了年度排行榜，帮我当选省作协会员。所有的荣誉、名声、奖金，都是这部作品带来的。之后所有的传闻，网上那些隐私的截屏，举报领导的谣言，也因它而来。最后我丢了民俗处的工作，走投无路， 决定移民，最后落脚到这里。如果没有《桃花面》，当然也没有什么荣耀会被人嫉妒，这会儿我极可能依然安安静静地在省城里过自己的小日子，每天上班、下班、写作。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越州和省城，那些事，那些人，恍如隔世。如果不提《桃花面》这三个字，我都几乎将这人生履历上最光荣的里程碑忘记了。

“寂寞泉台，今夜呼君遍。朦胧见，鬼灯一线，露出桃花面。”

或者，这也许仅是那个粗通文墨的江湖术士的把戏，中国文学史上那么多诗词歌赋，随便拿一首来应付，天机不可泄露，也不需要任何解释。我想不明白，但已经慢慢平静下来，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打开电视看13台的晚间新闻。新闻头条是长岛直通线上发生重大车祸;第二条是纽约市议员提议下，纽约市全面改革禁娼法案……电视新闻的画面滚动变化，房间里的光线随之亮丽流动。

我一个人居住，每天打开电视，再无聊的节目都带来许多人间的声音色彩。唯一静止的是柜子顶上的陶俑，她静默地站在那里微微颔首，举着一只残缺的手，一直到永远。

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