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史挺何丹萌（何丹萌我的贵人）

见喜是个好人，他是我的“贵人”，谁要是说见喜不好，或者欺侮他，我恨不得扑上去跟他打。

算卦先生说，我有“贵人接引”之命。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一生确实是遇到过不少“贵人”的。每当身处危难或陷入困境之时，总能遇上一些好人，或指点迷津，或伸手相助牵引我拔出泥淖去做另外的事，从而使我的命运发生着变化。孙见喜就是我所遇到的众多的“贵人”之一。

在我三十六岁那年，我写了一个戏，是根据平凹的小说改编的《天狗》，由商州市文工团排演准备上省汇演，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自认为戏还不错，在商州小城连演八场而不衰，至今仍有人念念不忘地惦记。然而戏的成败，大半的功夫在戏外，咱这人不善玩弄政治权术，也不善在那些主事的领导间穿梭交际，终因地区剧团也有争着上省的剧目，《天狗》便被人从中暗算了。戏因未翻过秦岭而夭折，但那年我却喜得一女，因在《天狗》彩排时落草，作曲家李中民为其取小名“二狗”。这样，我便一下子成了四口之家的台柱。妻子的工资不能如数按时发，一家人仅靠我那几百元的工资度日。

暑假时，那娘们三人蜗居在西安城北药王洞我那鸽笼般的小楼里，小鸟儿一样爬在阳台，等着我骑一辆破自行车来来回回地衔食。说来也蹊跷，我回到省艺术馆上班，单位正盖大楼，人只能从脚手架下出人，别人整天上班都没事，遇我下班路过，一块磁砖从高高的脚手架掉下来砸在头上，当即从自行车上摔下晕倒，送到医院缝了八针。就在我倒霉透顶而狼狈不堪的时候，我骑着自行车，用一顶破草帽遮住头上的伤疤，窜到了王家巷孙见喜的家中。见喜见我一副落魄潦倒的样子，唏嘘寒喧一阵，就突然说，你去写报告文学吧，先挣点钱养家糊口。于是，第二天就领着我到榴花宾馆找到一个叫张东升的陕北朋友，此人以前也是文学青年，曾是某报记者，改革开放后，便义无反顾地冲到了沿海，观念大为改变，我便跟着人家干起了有偿文字营生，从此渡过了难关。

再就是四十六岁这年，我回商洛办了三年工厂，赔得一塌糊涂，还欠下一屁股债，正困在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孙见喜的电话，说是一个叫袁西安的朋友在北京有一家公司，正缺人手，问我愿不愿去，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第二天便和西安兄开车闯进了北京，并在此安营扎寨，继而做起了“京漂”。

从三十六岁到四十六岁，相隔十年，遇上见喜兄这两次大的“接引”，我的命运轨迹便由此而延伸开去了。

我说孙见喜是好人，并非因为他只对我好，西安文化界的商洛人，都喜欢在他家聚拢，不少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或接济。他待人和善，乐善好施，即便自己再困难，也能想着他人，总会毫不吝惜也不失时机地把一些好事或机遇传递给他人。所以就有朋友戏谑地说他是“自己沟门子流生血，还忙着替别人治痔疮”。这话虽不雅，说此话的自命清高者也可能有睥睨之意，但却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见喜兄为人的本质。

是的，回想见喜兄也挺命苦的。自与前妻离异，留下一双女儿，再婚又添一子，负担沉重不说，后妻又遭车祸，五六年间跟一个近乎植物人的妻相濡以沫，此间父亲患癌直到亡故，一副药几百元每月从西安捎回好几次，父亲刚敛，母亲又从楼上摔下来折了腿，他百般行孝，无微不至……　他的小说、散文本写得非常有特色，但为了替贾平凹负责，替文学负责，替历史负责，花十几年功夫跟踪和撰写《贾平凹之谜》和《鬼才贾平凹》、〈贾平凹前传（三卷）〉，细想，这个商州张村王家坨的男人，大半生已过，却多半是为他人活了。

说起孙见喜，我总是心存感激。曾做过我的校长和老师的余秋雨，在他的《霜冷长河》里说过：“人生有两种情份是无法偿还的，一是子女对于父母，二是学生对于老师。”这话十分准确，但我以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所遇到的“贵人”。那些提携、救助、帮助过你的人，有些是终生也难以报答的，是无法偿还的。

其实，每个人一生都被人帮助过，而自己也肯定帮助过别人，对于帮你的人，你心存感激；对于你帮的人，你无所企求，这大概就是好人了。否则，人家会说你是：“白眼狼”或狼心狗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是最能反映一个人品质的。

作者简介：

何丹萌，陕西省洛南县古城镇人。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现为陕西省艺术馆研究馆员，中国作协会员，陕西剧协会员。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出版有散文集《有了苦不要说》《将就屋笔记》《冬月流水》等；传记文学《贾平凹透视》《见证贾平凹》。戏剧作品有：话剧《火烧寨》（合作）；山歌剧《鸡窝洼人家》、花鼓山歌剧《天狗》；五集实景花鼓山歌电视剧《天狗》。其中山歌剧《鸡窝洼人家》1985年即获文化部农村戏剧创作奖；戏剧论文《戏曲的困境与突围》获陕西省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