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阶段性特征（吕氏春秋石可破也）

《吕氏春秋·诚廉》中说：“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犹此也。”其意是说：石头可以被破碎，但不可以改变它坚硬的本质；丹砂可以被磨细，但不可以改变它赤红的颜色。豪杰之士而能洁身自好者，其名节操守不可玷污，就像石之坚、丹之赤一样不可改变。

历代典籍中与《吕氏春秋》此语相类似的话还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非常重视名节操守。《论语·阳货篇》载孔子语：“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意思是说，至坚之物，磨之而不薄，至白之物，染之而不黑。君子即使居于浊乱之世，也不能被污染。《诗经·邶风·柏舟》有“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的诗句，孔子读此诗，“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

古人从大自然中获取灵感，认为天地之间，虽然品物万殊，但皆有其正性，石的正性是坚，丹的正性是赤，松树的正性是不凋，雄鸡的正性是晨鸣，所谓“霜雪大挚（至），松色犹茂；风雨昼晦，鸡鸣自如”，如此等等。万物一受其正性，便不可移夺。人的正性是什么呢？人的正性就是“人间正气”。这种“人间正气”表现在哪里？宋代李邦献《省心杂言》说：“天下有正道，邪不可干，以邪干正者，国不治。天下有公议，私不可夺，以私夺公者，人弗服。”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公道自在人心”“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由于有这样一种“人间正气”，人们能辨别善恶忠奸，历史上那些仁人志士因而流芳百世，那些祸国殃民者因而遗臭万年。

《论语·子罕篇》里有名的那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同样是讲气节操守，与《吕氏春秋·诚廉》篇“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一段话意义相近。孔子之意是说，以三军之勇护卫统帅一人，统帅似乎很难被敌人劫夺，但三军虽众，未必一心，统帅仍有可能为敌所俘获。匹夫至寡至弱，虽其身可缚可虏可杀，而其志在己，终不可夺。所以二程曾说：“人之身有形体，未必能为主，若有人为系虏将去，随其所处，己有不得与也。唯心则三军之众不可夺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则更有甚？”“匹夫不可夺志”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有“心做主”。古人所谓“志”，犹今人所谓理想信念，有自己的“心”来“做主”，其理想信念才会坚定。但这种理想信念需要落实在“人间正气”的根基上，加以不断地培育涵养，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

这里的关键在于能“立志”，因此宋儒张载说：“有志于学者，都更不论气之美恶。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夺志也，惟患学者不能坚勇。”一个人最终能否成为仁人志士，不在于他先天的气质如何，而在于他后天的努力如何，简言之，就在于他立志是否坚贞，用志是否勇决。立志坚贞、用志勇决之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甚至可以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这里，讲两个古人的故事，一个是春秋时期楚国子闾的故事。楚昭王临终之际，想要哥哥子西继承王位，子西坚辞不受；他又要哥哥子期继承王位，子期同样坚辞不受；他又要哥哥子闾（公子启）继承王位，昭王连说五次，子闾连辞五次。楚昭王去世后，兄弟三人共同拥立昭王的儿子熊章为楚君，即楚惠王。楚昭王还有一个儿子太子建，死于郑国。其子白公胜为了伐郑复仇之事，引发了楚国王族的矛盾，他杀了伯父令尹子西，又杀了伯父子期，又以兵刃逼迫子闾为楚王，以取代楚惠王，子闾说：“你若想整顿王室，安定楚国，这是我的愿望，我岂能不听从？如果你要专谋私利，颠覆王室，置国家于不顾，那我宁死不从。”最后子闾被刺杀。子闾在做楚王与被刺杀面前，选择了被刺杀。为什么呢？就是他内心的理想信念是为了公利，为了国家。

再一个就是大家熟知的文天祥的故事。南宋末年，文天祥临危受命，担任丞相，出使蒙古军营谈判，被元军统帅伯颜扣留。南宋灭亡，元朝以保留丞相位置劝降，文天祥大义凛然，不肯投降，后从容就义，留下了不朽的《正气歌》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

宋代著名经学家刘敞赞扬砥砺名节、坚持操守之士说：“临大事而不惧，守大节而不可夺，诐言不入，伪言不出，其惟知道者乎！”名节操守反映人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品格，对此，古人曾有许多歌颂名节操守的诗句。“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石之坚、丹之赤，不仅可圣贤豪杰的坚贞操守值得我们传颂弘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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