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少年成长经历（一部壮乡少年的成长故事）

12月1日上午，由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联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共同举办的胡永红长篇新作《上学谣》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据了解，由《上学谣》改编的电影《红尖尖》也荣获了2020年第17届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长篇故事片奖，是现实题材儿童文学作品改编影视作品的一次有益尝试。

研讨会上，浙少社社长邵若愚介绍，胡永红是儿童文学界一位比较独特的作家，编剧出身的她对于现实题材创作有着独特的关注维度和叙述视角。这一次，胡永红带来的儿童文学长篇新作《上学谣》，是一部书写壮乡人民在政府扶助下脱贫攻坚、守望相助、共创美好生活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品。小说讲述了壮乡少年火龙幼年失去双亲、与奶奶水仙阿嬷相依为命、艰难求生，幸而获政府资助得以完成学业、并最终反哺故乡的故事，章节间以壮族物件相串联，富含风土人情与民族特色，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品质。

“博物志、风俗画、地方志、生物志、地方化”，《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将《上学谣》的特别之处归纳为五个方面，他认为作品呈现了以往儿童文学作品中少见的独特样态。读这部作品，能明显感受到一方水土历史文化的养成。作者将史料研读和勾陈融合到了作品中，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浑然一体地将风土人情、历史知识、传统文化呈现出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认为，《上学谣》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扶贫攻坚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体现了以爱抚育、向阳成长的主题，但它更难能可贵的是体现了思想、教育与人文色彩的浸润与交互。小说形散而神聚，在叙事角度建构起艺术表达的空间，使乡土、民间这样熟悉的题材和情境焕发出本土书写奇特的光彩。

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郭艳认为这部作品中对自然崇拜等素材的择取，对幽秘境界、灵性思维的巧妙融合，极大地拓展了想象力疆域，回归了文化的本源，以中国式的思维、东方化的讲述，让儿童文学写作呈现出本土化的视域拓展。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李利芳认为胡永红对儿童文学具有自己的审美直觉，她以“物叙事”的思维讲述故事，使作品呈现出叙事与人物双重主体和鸣的状态。全书从题记到内容结构，共涉及28种“物”叙事，每一种“物”都作为写作素材活灵活现地出现，并“要求”按序出场，共同来讲述它们所知道的关于火龙和奶奶的故事，也就以此形成了一部颇具辨识度和审美的新作。

河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浩评价这部作品“众声喧哗”，而正是众多讲述者多个视角的参与，让这部作品具有了别样的陌生、趣味、丰富和厚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国龙认为，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儿童文学作品，《上学谣》的文本具有一定的先锋性，其叙事角度和叙事立场都与传统的儿童文学作品截然不同。文本的厚度和张力都促使作品可读耐读，成为能够一直“读下去”的经典。

儿童文学作家、资深出版人马光复认为儿童文学中的成年人形象塑造同样十分重要，它能起到绿叶托红花的作用，为作品增色。《上学谣》中的水仙阿嬷就有这样的效果。水仙阿嬷与火龙相互帮衬，像两颗明亮的星星，照亮整个故事的始末。

《中华读书报》总编助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香则非常认同胡永红多次赴壮乡实地采访的经历，她认为这部作品脚下沾泥，笔下带“土”，在真切感人的生活素材基础上，用灵动、诗意同时极富壮乡特色与生命张力的细节与文字，给出了生机勃勃的文学表达；以独特、丰盈、生动的地域文化呈现，指向了一片可以触摸的真实的壮乡大地。文本展现出了浓浓的壮族式的话语方式和经验氛围，得益于作家对该民族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熟稔，和对壮族传说、神话和独特方言的运用。

作者胡永红说，其实她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刻意地创新。《上学谣》中所采用的全物化视角叙事方式，是为了更好地真实再现当地的人和事，将壮乡的元素、物件、文化艺术化地呈现。这种叙事方式的选择，是一种随心的创作，但在直觉和随心创作之外，未来的创作也将会选择更有主动性地“自觉”地来创作。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雪）

来源： 光明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