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东山比西山发展好（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盛景）

在日常生活中，不同地区的人们为了满足其物质、精神等方面的需求，会于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叠加出极富文化特质与生活趣味的景观，像各类名胜古迹、建筑群落、河流交通与桥梁配搭、节俗安排与相关活动等等，在具有很强的历史感的同时，也有其文化娱乐的吸引力。

本文配图为《姑苏繁华图》（局部），清代画家徐杨绘

虎丘山塘的人文地景，在整个江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城市发展变化的背景条件下，至清代已有了丰富及扩张。如果仅从传世文献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变化是可以通过地方志记述之差异，得到大概认识的。

洪武、正德、隆庆、万历、崇祯、乾隆、同治、光绪等时期的相关府县志，对山塘之记述及风光的描摹，呈现了前略后详的态势，并且后来的文人在记述过程中，会不断往前追述或叠加。

诗词歌赋、散文游记与风俗故事等，是其最多的表现方式，从而呈现出不同时代人们对于美好事物和生活的共同体认，构建出山塘生活空间秉具的地方感，以及其中应当存在的与其他地域的区分意识。乾隆年间永嘉人周凤岐指出，在苏州地区，“虎丘岩石之奇，丘壑之邃，殿宇之雄丽，林木之葱蔚，绅士游宴之所必集，南北往来之所必经”。

山水、丘壑、寺观、祠宇、水陆交通、宴游生活等这些已然固化的景观物事，都使虎丘山塘文化与生活的内容更臻丰满，从而形塑了人们对苏州山塘“终古繁华阅绮罗，山温水软艳情多”的基本观念或感觉。

#

生活方面

除前文述及的阊门外，虎丘是七里山塘的两端之一。其中，虎丘山是当地最著名的古迹，此外还有剑池、陆羽石井、放生池、点头石、试剑石等。而能与剑池并称的是千人坐，又称千人石。

明末清初文社如林、各标名目的人文环境中，“复社”生童五百人就曾聚于千人石上会课，敦请东南文坛领袖之一、太仓人吴伟业执牛耳，一时被世人慕为雅事。而常熟名士陈祖范的一首小诗，则点出了这一带娱乐生活的另一种面相：“千人石上沸笙歌，七里山塘粉黛多。看得罗敷归怨怒，明朝出意画双娥。”

在虎丘的二山门内，苏州府的附郭长洲、元和、吴县共同祭有一个厉坛，全部用石头堆就，纵横各有3丈，高4丈；每年的清明、七月望、十月朔，是城隍神出巡的日期，仪仗队会将神像抬到这里，宣读祭文，祭祀苏州府地区的无祀鬼神。活动由知府主持，上述三县令陪祀。

在清初人看来，正是这类官府倡导的神灵信仰活动，促进了虎丘山塘景观的丰富化，而且也只有在这些时节，“山塘一带观者如云，鼓乐幡幢盈塞道路”，很多妇女甚至在山塘“赁屋而观”，与晚明相较，明清鼎革后更显繁盛，“山塘至虎丘，无一寸隙地”。

因而，这些表面上属于纯粹的官方娱神行为，实际也已成为民众实际上的娱乐时节。光绪、民国时期苏州地方志的编撰者们，详细总结了虎丘山塘的重要节期及娱乐形式：

一是农历三月清明节时，“府县诣虎邱厉坛，祭无祀孤魂、府县城隍神及十乡土谷诸神，以次临坛，主祭、陪祭，巡抚都土地诸神，督祭各境，均舁其神像至坛，谓之‘舍会’。每会至坛，箫鼓悠扬，旌旗璀璨，卤簿台阁，斗丽争妍。七里山塘，游人骈集，曰‘看会’”。

在“舍会”“看会”之后，傍晚时分，人们再将神像抬回庙中，则称“转坛会”。虎丘山塘的重大娱乐“节序”，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清明节开始的。沈朝初的《忆江南》词这样写道：“苏州好，节序届清明。郡庙旌旗坛里盛，十乡台阁半塘迎。看会遍苏城。”

这种“十乡台阁半塘迎”的景况，朱彝尊曾以诗歌的方式描述过：“寒食山塘路，游人队队偕。桁杨充辠隶，箫鼓导神牌。红粉齐当牖，银花有堕钗。殷勤短主簿，端笏立阼阶。神来官道拥，祝祭厉坛仍。活脱青袍引，纵横绣幰乘。巫风书具训，奢俗礼宜惩。手版纷纷集，吾怜张季鹰。”

二是七月望，是人们熟知的中元节，游人大多集于山塘，观看“无祀鬼会”。

三是十月朔，为下元节，主要活动都与清明节相仿。在这样的节期里，山塘出现了“游侠贵介，妖姬艳妓，驾画舫，临彩鹢，徜徉于斟酌桥一带，如鱼尾之相接”之盛景，俗称“打招”。苏州各园林都会在清明节开放，至立夏日而止，仅纳钱少许而纵人游览。

此三节期间，“画船鳞集山塘”，较端午节的龙舟竞渡还要兴盛。如果说，这些活动都属鬼节的话，那么其他节期出现于七里山塘的娱乐活动，堪称狂欢了。

清中期人褚逢椿指出，虎丘山塘一带作为商贾辐辏之地，“列肆鳞比”，且“青翰往来，殆无虚日”；以往游迹盛于中秋，到这时就以端午前后数日为盛了，其娱乐活动令人瞠目：“画舫珠帘，人云汗雨，填流塞渠”，其间“纨袴子又复征歌选妓于其间，郡中士女倾城而往”。

这显然给娱乐业带来更多的利益，即使是长年在此以划船为生的，也因此“值增累倍”。人们在这段时期里一日的消费，往往达中人数家之产，可谓奢靡。不过，在王韬（1828—1897）的构画中，山塘的中秋节依然繁盛：“时届中秋节，七里山塘游人蚁集，画舫云屯，笙歌雷沸，两岸殆无少隙。”

本来，中秋是普通民众与士绅们同庆的重要时节。对虎丘山塘在此节期的繁盛之状，侨居嘉定的歙县人李流芳（1575—1629）很早就有深刻的感受：

虎丘，中秋游者尤盛。士女倾城而往，笙歌笑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遂使丘壑化为酒场，秽杂可恨。予初十日到郡，连夜游虎丘，月色甚美，游人尚稀，风亭月榭间，以红粉笙歌一两队点缀，亦复不恶。

此后，张岱在清初的追忆中，更有极精彩的记述：

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

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

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蔡云的《吴歈》也有类似的描述：“七里山塘七里船，船船笙笛夜喧天。十千那够一船费，月未上弦直到圆。”

山塘的全盛时期，在每年重大的集会节庆活动时，即元宵灯节、清明节、端午节、六月二十四日的“荷花生日”、中元节、中秋节、十月朝等，“灯船如云”。而灯船全都是苏州人所有的“淌板船”，船主多张、沈二姓。灯船停泊之处，即其居所在，“临流小筑，位置天然，不啻秦淮水榭”，又营造出山塘“特佳”的风景。

至于苏州地方的龙舟竞渡，仍以山塘为胜，似乎所有的苏州城士女都会到这里来，就像元和县人袁学澜（1804—1879）所说的“倾城士女斗新妆，投黍江心酹渌觞”。

对此，时人还有更细的刻画：土人于月杪，即起龙舟开演，画舫箫鼓，已陆续聚于冶芳渌水间矣。至端阳前后十余日，观者倾城，万船云集，远郡士女，结伴纷来，鬓影衣香，雾迷七里。百工废业，小户倾家，甚至雷雨不能阻，父兄不能禁。虎丘山塘如此繁华的节日生活，聚合了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热情参与，但若不是在苏州，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盛景，所以更让外乡人艳羡不已。

至于平常时节，虎丘山塘的闲适与美好，也常常见诸不同时期文人的笔端。譬如，清初著名文士余怀（1616—1696），长期侨居南京，生性好游，行为放荡不羁；家居不乐时，就驾车乘舟出游至苏州等地。他在顺治七年写的《三吴游览志》，“凡江山花鸟、洞壑烟云、画舫朱楼、绮琴锦瑟、美人名士、丽客高僧，以及荒榭遗台、残碑寒驿”，都囊括其中，令人感觉美好。

这种闲游所带来的身心之愉悦，自非一般人所能轻易获得。例如，该年四月十一日，天气晴朗，余怀重游苏州半塘，见舟中多丽人；余怀弃舟登岸，回来时，将采择的花插入胆瓶，使馨香之气溢满几案间。次日天气更暖，余怀来到昆山，在船上偶遇一女郎，“鬓发如绿云，美姿容，衣罗绽，弄手腕荡桨，翩若惊鸿”。后杳不知去处，给余怀留下了美好的遗憾，所谓“可恨亦可怜也”。像余怀这样的偶遇和美好回忆，在苏州地区应该是最容易发生的。

#

舟船交通的绵密

水乡地区这些生活逸乐的建构，十分依赖河道水运的畅通、舟船的便利以及桥梁的布织，并使城乡的各种联系变得紧密起来，也成为人们对“水乡泽国”观念形成的一个构因。

在乾隆年间徐扬所绘的《姑苏繁华图》（又称《盛世滋生图》）中，重点描绘了一城、一村、一镇、一街，对苏州城市形象与地景作了生动的形塑。其中的一街就是山塘街。

如果仔细观察，还能看到三家船行，其中两家设在货物集中地枣市街，一家在阊门，主要为商家承揽运输工作，应该都是当时在苏州比较重要而信誉良好的船行。但从日常生活所需的交通网络来看，则格局完备而成熟。江南区域内的舟船行程，将绵密的城乡交通网点精心地编织起来。

例如，苏州由湖州至孝丰县的水路驿程，就堪为代表：

苏州阊门新开河搭湖州夜航船，每人舆银2分，沿京杭运河南下50里至吴江县，40里至平望，12里至梅堰，24里至震泽，12里至南浔，换船，每人舆银8厘，12里至东迁，15里至旧馆，18里至升山，西行8里至湖州府。从湖州府西门外搭夜航船，每人舆银1分，西行9里至杨家庄，9里至严家坟，由此西北沿泗安塘往四安，自严家坟沿西苕溪西南行45里至吴山湾，9里到小溪口，9里至安吉县金湾（荆湾），9里至梅溪，30里至安吉州，40里至孝丰县。

类似这样以苏州为起点的商路，在明代人统计的全国水陆行程100条路线中，就占了6条。

成书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清代旅程书《天下路程示我周行》中的《从苏州府经双塔至松江府的水路》，呈现了江南大运河从镇江到杭州中的重要一段，即苏州阊门到松江的水路干线，共计长153里，途中有需要停靠的13个泊船码头：新工河塔、双塔、盘门、葑门、黄天锡、独树湖、高店、大八间村、大窑、陈湖、淀山湖、谢寨门巡司、柳湖，中间间隔5里到18里不等。

这段行程基本上属于传统的驿路。至于速度，苏州与上海间有100多公里的距离，民船需航行四五日；这一速度，是一个常速，与顺水情况下在大运河航行一日50里，而逆流的情况一日30里的速度，基本相符。这样的水运交通线十分利于各地的人们向苏州聚拢，而以商人的活动最显眼。

云集于苏州城的各地商人，为了贩运的便利，又各自建有不同的码头。像山西、陕西、河南等省的商人，在阊门外南濠设有较为统一的北货码头。据同治九年《秦晋豫三省创建南濠北货码头碑记》，他们来苏办货，“向从浦口行运，由来久矣。各走各路，听其自便，而按时销贩，从无愆期。故熙来攘往，于吴会为独盛”。

#

桥梁的分布

对江南城镇乡村桥梁的社会功用与意义的宏观说明，可参明人所谓“城郭则民萃以居，坊巷别焉；交墟则民涣以处，乡都辨焉”，那些广布于城乡地方的河港湖泊，“周迩达遐，以济不通”，大量的桥梁因而营建。桥梁的聚合作用，在山塘生活世界中是十分明显而重要的，也有如吴伟业的诗句“江村茶熟桥成市，溪馆花开树满船”所涵括的意味。

虎丘山塘的很多桥梁有着悠远的历史，至清代中期，数量已很丰富而稳定。据顾禄的统计，已达53座。

而根据现存桥梁的实地观察，山塘河上的主要古桥，横跨的有七座：山塘桥、通贵桥、星桥、彩云桥（半塘桥）、普济桥、望山桥和西山庙桥。

其中，通贵桥旁是山塘人、明代前期南京吏部尚书吴一鹏的宅第。清初时，苏州人顾公燮曾有记载：“山塘吴文端公一鹏与菩提庵前郭方伯某友善，朝夕过从，造桥以便往来，名曰通贵。”桥在山塘桥西（阊门外西北），隆庆二年（1568）时据说桥上曾出现五色云彩，故又名瑞云桥。

再如，彩云桥横跨山塘河，在半塘寺前，建于宋代政和元年。著名文人赵执信（1662—1744）曾有《月夜过彩云桥》诗道：“湖山寂寞夜迢迢，霜集风中酒易消。还是秋来可怜月，照人独上彩云桥。”而与此桥相接、头东尾西的则是半塘桥，阊门至虎丘有七里山塘，此桥适得其半，故名。张霨的《半塘桥》诗道：“酒帘飘扬处，知是半塘桥。”说明了这里生活的热闹。

此外有一首《姑苏城外》词，对桥边民众生活也有写实性的描画：“姑苏城外有几家，七里山塘广种花。荡湖船内佳人坐，虎邱山上好顽耍。郎问姐姐何方住，奴是半塘桥下是。奴家东边栽种垂杨柳，西首一带竹篱笆，谨防恶犬四个字，庭心有株紫荆花，郎要来时从后面进，轻轻敲门，奴在家，请进吃杯茶。”当然，诗词仅能反映日常生活的若干侧面，而非诗词作者们丰富多彩的生活中的全部内容。

而普济桥，则位于半塘桥西、怡贤寺南，因南岸接普济堂得名。普济堂在康熙四十九年由苏州府人陈明智、顾龙等募建，“以收养病民，供给衣食药饵，略如京师堂制……五十五年圣祖仁皇帝赐‘香岩普济’匾额”。

除横跨山塘河的桥梁之外，在山塘河两岸竖贯的古桥还有十六座：白姆桥、毛家桥、胜安桥（即桐桥）、白公桥、青山桥、绿水桥、斟酌桥、万点桥、同善桥、引善桥等等。

例如，胜安桥，也称桐桥，据明人夏玑的说法，位于“苏城西北虎丘山塘之半”，建于宋代，后来多次得到重修。李其永的一首《桐桥舟中得句》诗，描述了这一带的优美风光：“桥西七十里，不断往来波。千古峨眉女，此中载得多。三春红烛夜，一片画船歌。自昔成风俗，流波奈若何？”在胜安桥内，属于两水会合的十字洋，南面是俗称的“桐桥圩”，属于昔日人们竞渡龙舟的主要场所，后来慢慢蜕化成为纳凉避暑之区，偶尔也有一二小舟停泊，在此休息。

斟酌桥则处于山塘河、东山浜、野芳浜的交汇处，曾是画舫云集、名人频顾的地方。这一带的自然、人文风光，多见诸时人的诗歌。如，顾我乐的诗写道：“白公堤外水迢迢，吴女花船背橹摇。最爱桥名是斟酌，也须春酒变春潮。”张大纯的《过斟酌桥》诗称：“斟酌桥头花草香，画船载酒醉斜阳。桥边水作鹅黄色，也逐笙歌过半塘。”

再如清人的一首《斟酌桥》诗：“半塘春水绿如渑，赢得桥留斟酌名。桥外酒帘轻扬处，画船箫鼓正酣声。”描画的都是相似的迷人图景。

在虎丘山寺前的万点桥，又称“饭店桥”，说明了其周遭环境是以饮食服务业为主的。而在普济堂东的同善桥（又名小普济桥，俗称庄前浜桥），内多卖鱼为生、聚族而居的妇人。在普济堂西的，则是引善桥（即迎恩桥），俗称打柴浜桥，是因“桥畔时有舟艇载树枝停泊于是，分肌辟里，散卖他处”而得名，也与民生相关。

#

政治文化与生活记忆

最后，是山塘的政治文化与生活记忆，也构成了山塘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使地域景观变得多样。

万历二十九年，因税监孙隆在苏州等地的河港摆渡地方私设税官，对米、盐、果、薪、鸡、猪之类普遍征税，引起了以织工葛成（后被尊称葛贤）为首的数千人的抗议斗争。最终征税因此而止，但葛成被捕入狱达十多年，后来遇赦出狱，就在五人墓傍筑室而居，不久病殁，被葬于西侧，文震孟书“有吴葛贤之墓”碑碣，人称“葛将军墓”。

墓记原由松江人陈继儒（1558—1639）撰，但墓碑晚至康熙十二年刻立。诸暨诸生吴深的诗：“买花棚里吊荒茔，古碣岧嶤姓氏明。七里山塘人似海，千秋只有五人名。”揭示出了时人的一般游观感受。

发生于天启六年苏州市民的抗暴斗争，主要是反对魏阉残害忠良，其中有五人“急于义而死”，即颜佩苇（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与周文元。江南士民感念其大义，“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为他们修墓勒碑于山塘街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

五人墓的葬地有一亩二分，原有业户耕种，经由官方的申请，将此地作为“义冢”，豁除了原业户的税粮，同时告知五人之家属。

乾隆年间朝廷曾下旨予以旌表，“送五人复圣祠从祀”。但在后人的观感中，大多是“一坯藁葬山塘路，英魂犹近要离墓”之类。

至于虎丘山塘的各类寺院、祠宇，如虎丘山寺、天后宫、寿圣禅寺、报恩寺、普福寺、甘露律院、佛华禅院、茅山堂、戒幢律院、水映庵、吉祥庵（即刘猛将军堂）以及苍圣祠、孙武子祠、长泾庙、白公祠、甫里先生祠、周文襄公祠、陈公祠、申文定公祠、五人祠、张公祠、汤文正公祠、九贤祠、郡厉坛等，既体现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也足士民之游观。

譬如，在虎丘山寺以东，试剑石的左面，有一花神庙，内中因花草秀石之繁，而成为士人游观的一大胜地。庙中的司花神像与侍列的12位花神，自明代洪武年间以来，成为园客赛愿之地，特别是每年农历二月十二日的“百花生日”，庙中极形热闹。时人尤维熊的《花神庙诗》称：“花神庙里赛花神，未到花时花事新。不是此中偏放早，布金地暖易为春。”可为一证。

此庙应该属于虎丘梅花楼的花神庙，但顾禄描述的具体情形，则很像桐桥内十二图花神浜的花神庙。在生活于乾隆至道光时期的吴县人顾震涛有关苏州五个花神庙的考证中，则区分得较为清楚一些。

再如，虎丘山南、建于道光五年的柳贞烈祠，是为了纪念扬州人柳依依。在其十八岁守寡后，三年后逢江南乙酉（1645）之变，被乱兵掠去，绝食七日而死。其行为在乾隆五十年被勒石，概括为“捐生完节”四字。而吴周钤的《柳贞烈祠诗》，揭示此类祠宇被人们游观的意义所在：“山塘自古称佳丽，俎豆应存激扬意。银河矢洁定生天，长使人间清节励。”

至于著名的郡厉坛，就在虎丘二山门内。此坛累石而就，纵横各三丈，高四尺。坛侧竖有崇祯十一年巡抚张国维禁杂派虎丘差税碑。相关的祭祀游观活动，就在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展开，不仅要将府县城隍神抬到这里，而且要祭整个苏州府的无祀鬼神。

顾志冲的《吴中岁时竹枝词》描述了彼时虎丘山塘的景况：“会称三节首清明，虎阜游人逐队行。一带珠帘临水映，白公堤畔画船横。”

潘陆的《十月朔看无祀会》诗描述道：“吴趋人好鬼，风俗自年年。百戏陈通国，群神冠进贤。气喧秋雁后，花晚岭梅先。不断山塘路，香飘游女船。”

正因上述人文地景的丰富，山塘的生活空间显得更令士人关注，而成为他们休闲的重要选择。一如明代苏州民歌《姑苏风光》（即《大九连环》）所唱的：

上有（呀）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有西湖苏州（末）有山塘（哎呀），两处好风光。

荐书

冯贤亮/近世江南的城乡社会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年7月版

传统时代以来，江南一直是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其历史与发展前景都有待深入探讨和全面研究。特别是在“近世”，社会复杂多变，对江南的城市、市镇及农村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城乡的社会环境、乡村生活与社会调控、水乡生活的变迁、城镇空间分布格局、交通网络与公共服务、传统产业与新型经济形态、生活的现代化与人生追求等，这些内容构成了本书的重点分析对象，并多侧面地反映出近世江南的社会转型等问题。

可以发现，除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南京等）外，江南地区长期存在着一种较为良性的城乡社会结构。

城乡社会的整体变迁，则呈现出了一种联动发展的复杂趋势。

这为进一步解明近世江南城乡社会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点，拓展以往研究中的相关认知，为当下社会的综合治理与全面发展，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重要的参照。

图书编辑 | 方尚芩

本期编辑 | 陈沛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