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古代最后一次文化交流（现场从跨越两国的审美）

澎湃新闻获悉，“跨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时期文化交流”近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此次展览是对日本历史、中日交流史的一次整体回顾，共呈现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等机构的100余件（套）与中国相关的文物，以及国内文博机构所藏的数十件与日本相关的文物，其中不少日本文物为首次出境展出。

澎湃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展览从接受中国皇帝册封“倭王”来统治“倭国”的时代开始讲述，延续到脱离册封体制，从中国学习各种制度和文化后，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古代律令国家“日本”。

“跨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时期文化交流”展览现场

“跨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时期文化交流”展览现场

另外，展览也重点展示佛教文化在日本开花结果的盛况，展出在倭国和日本制造的各种文物，以及与奈良有关的绘画作品和利用现代技术复原的壁画复制品，以探索源远流长的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历史。

从绳文时代看起

“倭人”，是“日本国”建立以前中国对日本人的称呼。日本人亦自称“倭”或“倭国”，其统治者则以“倭王”或“倭国王”之名向中国朝贡。在中国帝王的承认下，倭国统治者实行着日本国内的统治。

倭人的活动始于旧石器时代。绳文时代，倭人在使用陶器的同时，也开始使用弓箭和打磨石器，虽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业，但也在聚落过着定居生活。在聚落的中心和边缘建造了大规模的建筑物，使用陶俑、石棒等进行祭祀等，精神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进入到弥生时代，倭人从大陆引进灌溉式水田耕作技术并固定下来。随着开发的进展，生产力有了飞跃性的提高。

展览中的一些陶器上的纹绘陶器即描绘了弥生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祭祀场景等。随着财富的积累，部落首领诞生，部落国家逐渐形成。部落国家的国王开始与中国进行交往。

绳文时代陶器

弥生时代 陶器 陶器残片

弥生时代 陶器 陶器残片

鹿是有弥生时代有纹饰陶器上最常见的动物形象。下面一件展品在器身上刻有两头雌鹿和一座建筑物。朝向左侧的鹿与和寄栋式建筑（屋顶分为前、后、左、右四个斜面）之间有几条向上的直线。如果这条直线是箭的话，应该是描绘了从建筑物向鹿射箭，鹿惊惶逃窜的场景。

建筑物与鹿纹陶器

这一部分展品更难得一见的是古坟时代的陶俑与特殊器台。

弥生时代之后，日本进入了古坟时代，古坟时代得名于遍布于日本的早期巨大的土堆坟冢，其中的许多跨越近两千年的时光依旧保存良好。

关于巨大古坟可以有许多观察角度，比如被讨论最多的，是否受到中国墓葬文化的影响，如我们所知的中国最有名的巨大的墓葬——秦始皇陵，还有和古坟时代同期的北魏留下的古坟。巨大古坟和中国的墓葬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巨大古坟是堆土成丘，在坟丘的至高处放置棺木以安葬死者，没有中国墓葬费心营造的地下宫殿。中国地宫里的随葬品，在巨大古坟这里，被抽象为埴轮，沿着坟墓的中央地区一层层码放在地面上，如卫兵一般。和中国墓葬更不同的是，日本全国15万座古坟，确切知道受葬者的仅有20余座。

俯瞰著名的大山古坟

展览展出的前方后圆坟模型

艺术史家徐小虎在《日本美术史》中谈及：

古坟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人形陶（人物埴轮），后来变形为圆筒状，沿着坟墓的中央地区摆成同心圆状，土台的中心则是陶屋，象征死人灵魂的栖息所，陶屋周围还有陶制的盾和仪式用的遮阳篷。4世纪末，人形陶倾向神人同形化，中空的身躯缀饰细致的衣饰；6世纪时，动物陶如鸡、马、野猪、鹿、狗、猫、牛和鱼纷纷出现，以面朝外的姿势成列安置于土堆之上，神圣的中央区域则放置鸟、船和屋舍，应是象征引领灵魂往最终安息地的交通工具。

古坟时代 人物埴轮

古坟时代 船形埴轮

特殊器台是用于承托特殊壶的。在以冈山县为中心地区的墓地中，施有弧带纹的器台供品被称为特殊器台，与特殊器台相配套的则被称为特殊壶。二者一方面作为墓葬供献用的陶器发展，另一方面弧带纹的设计不断退化，最终形成去掉器台底部和弧带纹的圆筒埴轮。

特殊器台 特殊壶

特殊器台 特殊壶

胄·盾形陶器

展览也展出两件金饰的复制品。一件为鎏金铜冠饰的复制品。金冠本体被称为“广带二山式”，两侧分别有凸起部分，中间为一蝶形装饰。附在主体上的树木形立饰有蕨手形吊篮形、剑菱形、鸟形等装饰。无论是本体还是立式装饰，都是在底板上进行列点纹或直线纹等雕刻，心叶形或鸟形步摇则用铁丝点缀在上面。“广带二山式”和立饰装饰是倭国独有的造型和设计。但另一方面，树木形立饰的设计，以朝鲜半岛的新罗为首，也被指出与阿富汗的蒂拉丘地出土品的关联。

鎏金铜冠饰（复制品）

飞鸟时代与“日本国的建立”

飞鸟时代是古代日本的一个历史时期。开始于日本第一个女天皇推古天皇就位的592年，终止于迁都平城京的710 年，上接古坟时代，下启奈良时代。

飞鸟时代期间，倭国在隋开皇二十年派出了遣隋使。隋大业三年，倭国在给隋朝的国书中自称“日出处天子”，这激怒了隋炀帝。次年，隋炀帝将文林郎裴世清派遣至日本以示训诫。618年，唐朝建立后，倭国派遣唐使。留学生与僧侣从隋唐学到很多东西，这关系到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国家“日本”的成立和发展。

672年，日本古代史上发生了最大的内战“壬申之乱”，胜利者大海人皇子于次年在飞鸟净御原宫即位。此后，以天武天皇为中心的律令国家的建设加速进行。之后，《大宝律令》于大宝元年编纂完成。这样，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国家体制终于得以确立。同年，遣唐使被重新任命。大宝二年，“日本国”的大使粟田真人入唐，武则天设宴赐官。自此，“日本”这一国号开始正式对外使用。

这一时期中日交流愈发密切，很多文物也体现出交流融合的痕迹，如一件收纳火葬骨的藏骨器，出土于奈良县香芝市穴虫的丘陵。作为铸造镀金的容器，盖和器身分为半球形，接合处是盖身共合的印笼盖式。器盖基本上每行10字，呈放射状共刻有 391个字，被评价为日本最优的中国式墓志铭。铭文写道：威奈大村曾侍从持统天皇和文武天皇，庆云二年成为正五位下越后城司，庆云四年在任上去世，年仅46岁。

威奈大村藏骨器

飞鸟净御园宮主殿建筑模型

飞鸟时代开始提倡“薄葬化”，天皇陵采用八角坟。齐明天皇和女儿间人皇女的合葬墓被认为是八角坟的牵牛子冢古墓。

高松冢古坟和龟虎古坟都是7世纪末至8世纪初期建造的两段式圆形古坟。高松冢古坟的横口式石椁的结构是由床石、壁石和顶石构筑成的箱形，内表面涂有灰泥，并绘有壁画。绘制内容有四神，即东壁的青龙、西壁的白虎、北壁的玄武和南壁的朱雀；人物（男子群像、女子群像各4人，东西两壁面）；东壁太阳，西壁月亮和顶棚部的星宿。高松冢古坟和龟虎古坟是已知日本仅有的描绘四神和星宿的壁画古坟。

高松冢古坟壁画 人物

高松冢古坟壁画 人物

高松冢古坟壁画自发现以来一直被讨论其与唐及高句丽的关系。星宿图、四神图和人物群像是隋唐古坟壁画的常见题材，人物群像在7世纪后半期以后的中国墓室壁画中也频繁出现。在懿德太子墓（706）中，人物通过前后重叠排列的透视法进行了立体表现，高松冢西壁女子群像与之相同。

唐墓中大量使用唐三彩作为明器。装饰有绿色、褐色、白色、蓝色等色彩鲜艳的唐三彩也被带到了日本，日本国内还独自生产了模仿唐三彩的奈良三彩。奈良三彩被认为是在平城京及其周边地区烧制的。东大寺正仓院文书中有“造佛所作物帐”，从中可以领略到奈良三彩的制作技术。

奈良三彩小壶

祈拜形象与中国视角的日本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大约在6世纪中叶通过中亚、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了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岛国。元兴寺的缘起类记载是公元538年，《日本书纪》记载是公元552年。这一年百济的圣明王赠送了一尊佛像、庄严具及佛经。这就是所谓佛教的公传（官方传播）。据《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天皇在看到这尊名叫佛的异国神灵的雕像后，评价其姿态端正庄严。从那以后，日本从与当时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王朝的交流中获得的知识中寻求规范，同时进行了将神圣的东西表现出来的行为。

有关佛教形象传播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砖佛。

日本在7世纪后期至8世纪初进行将黏土压模后烧制的浮雕像的生产制作。初唐时期，645年玄奘西行求法归来后，印度式的砖佛制作在首都长安盛行。遣唐使将之带回，促成了砖佛制作在日本的迅速传播。能够通过模具大量复制的砖佛,作为连接古代亚洲美与精神的媒介，可以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飞鸟时代 多尊像佛砖

飞鸟时代 方形六尊立像砖佛

另外，展览为了展示中国视角下的日本，也选取相关文物，如铜镜、金属制品、砖瓦、佛像、墓志等。从某些特定的角度展现古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如十六国三燕时期（前燕337—370，后燕384—407，北燕407—436）金属制品，如步摇、黄金器、马具等，以实物证据弥补正史中失载的3世纪晚至5世纪初期间中日交流的历史。

十六国前燕，鎏金铜刻凤纹山形箭箙饰，朝阳县文物管理所

透雕鎏金铜马具饰件（前桥）十六国 前燕

金步摇 十六国前燕

另外，展览中也展示了三国晋至南朝画像砖，从纹饰角度，如四神、莲花、建筑、佛像、神人等，窥见当时中日间的密切交往；西安唐长安城大安国寺遗址出土佛像，是研究盛唐时期长安寺院密教雕刻和日本密宗雕刻的重要实物资料；“日本国朝臣备书”李训墓志、井真成墓志，是反映遣唐使历史的重要资料，高玄墓志则涉及作为中日文化交流重要中介之朝鲜半岛的历史，等等。

长方形平面菱叶纹、莲花纹画像砖

唐 白石马头明王坐像，西安碑林博物馆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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