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采访 梁从诫问母亲日本人打过来怎么办

前言

提起林徽因，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她的美貌、身世，尤其是她与丈夫梁思成和挚友金岳霖、徐志摩之间的故事，但这些引起人们广泛热议和讨论的常常会淹没掉真实的林徽因。

在关于她的这些流言蜚语背后，还有她治学不辍、不畏艰难、心系国家等优秀的品质令人惊叹。她的志气与抱负丝毫不输当时的男性。

1920年，林徽因跟随父亲林长民在欧洲游历，临行前，林长民给女儿林徽因的信中写道：

“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正是家庭的开明，促使林徽因得以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走上了一条独立女性的道路。

在16岁这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纪，林徽因跟随父亲游历欧洲，见识了各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建筑，并渐渐萌生了学习建筑学的想法，她写道：

“我跟随我的父亲周游了欧洲。在我的旅行中，我第一次萌发了学习建筑学的梦想。现代西方的一流的壮观激励了我，充满我心中的愿望是将其中的一些带回到我的祖国。我们尤其需要建造的理论，因为这能够使你的建筑物屹立许多个世纪。”

此外，她决定学习建筑学还受到了英国房东的影响。当时，跟随父亲在英国伦敦期间，林徽因暂时没有上学，父亲给她买了一台手摇的缝纫机，除了外出，林徽因就钻在家里摇这台缝纫机。

她所住房子的房东是一个上了年纪还没出嫁的女建筑师，她很喜欢林徽因这个租客，经常让林徽因帮自己做一些描图等简单的工作，渐渐地，林徽因也开始对建筑学感兴趣。

她曾问房东：“建筑工程师就是盖房子吗？”

房东十分认真地告诉她：“不，不是这样的。建筑师和盖房子根本不是一回事。建筑是门艺术，就像诗歌和绘画一样，它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语言。而且，建筑学是一门集美术、工程技术和人文理念等于一体的综合学科。”

这番话成为了打开林徽因认识建筑学、学习建筑学大门的钥匙。此后几个月里，林徽因跟着这位房东游走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里，听着房东为她热情地介绍每条路、每座桥、每栋房子的建筑特色。

房东的讲解让林徽因发现原来自己眼里那些习以为常的建筑中，都蕴藏着巨大的魅力。

离开伦敦前，林徽因心中十分不舍，她甚至不愿回国，后来，还是父亲向她承诺将来等她长大再送她出国念建筑学，这才回了国。但与此同时，她的心里也已经种下了一颗名叫建筑师的种子。

1921年10月，林徽因跟随父亲回国，在她带回国的行李中，里面不仅装着文学书籍，还有建筑学方面的书籍，当时，年纪轻轻的林徽因便已经开始有了对自己未来学业的规划。她认为，尽管中国有着上千年的精美建筑，但在建筑学理论的研究方面却几乎为零，这些现实对她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也促使她立志要学习建筑学。

郎才女貌成就一段良缘

林家和梁家是世交，林长民和梁启超是多年挚友，两家的家长一直有意要结成儿女亲家。不过，林长民和梁启超都接受过进步思想，十分开明，他们并不主张包办儿女的婚姻。1922年初，梁思成和林徽因在长期的相处中萌生爱意，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当时，梁思成刚刚从清华学堂毕业，打算出国留学，但对于要学习什么专业还在犹豫不决。对此，林徽因说道：“我以后要学习建筑学。”

梁思成在谈起这件事时，老实表示：“其实，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都不知道。徽因向我介绍了建筑学这个专业，后来考虑到我也喜欢绘画，所以，我也下定决心学了建筑学。”

可以说，在林徽因的引导下，梁思成最终走上了学习建筑学的道路。建筑业成为了两人一生的事业，成为了两人沟通情感的重要基石。

1923年5月，梁思成不幸遭遇车祸，这也让他与林徽因的感情迅速升温。1924年，林徽因决定跟梁思成一同赴美留学。

后来，两人一起进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不过，由于当时宾大规定“建筑学课程只允许男生入读”，因此，林徽因进入了美术系，而梁思成则进入了建筑系学习。1926年，凭借自己的努力，林徽因终于成功转入了建筑系。在校期间，林徽因充分展现出了自己在建筑设计方面的天分和才能。

在宾大保存的相关资料上，也曾提到过林徽因：

“她那瘦削的身影匍匐在巨大的建筑习题上，当它同其它三十到四十张习题一起挂在巨大的判分室的墙上时，将会获得很高的奖赏。这样说并非捕风捉影，因为她的作业总是得到最高的分数或是偶尔得第二。她不拘言笑，幽默而谦逊。”

1928年8月，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回国。此后，两人一起为古建筑文化的保护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梁思成和林徽因走遍了全国15个省、200多个县，对2000多座古建筑进行了实地勘察。他们成为全中国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这个领域的开拓者。

抗日战争迎来战略大反攻之际，梁思成编写了《敌占区文物建筑表》，并在地图上标出了记号，同时，他还将这份资料一同送给了当时正在重庆工作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梁思成夫妇的努力保护了大量古建筑免于战火的轰炸。

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城后，解放军曾派代表到梁思成家中，请他标注出城内的古建筑，并表示宁可解放军流血牺牲也一定会保护古建筑。

北平和平解放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又组织编写了相关古建筑的目录和保护须知，南下作战部队在作战过程中，得以借此树立了保护古建筑文物的思想。

晚年为保护古迹不惜与人激烈争论

林徽因为了保护古建筑，几乎燃烧尽了自己所有的能量。

1952年8月的一天，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出席了在中山堂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是否拆除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

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位于天安门前东西的两个“三座门”，人们骑车路过这里的时候很容易发生意外。因此，北京市政府打算将这两个“三座门”移走，施工队已经待命，一切就等会议结束后下达命令了。

林徽因作为建筑学专家也出席了这次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她一改往日温婉的模样，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台前，用洪亮的声音质问道：“各位，台下的椅子为什么要这样摆呢？这一切都是为了方便通行罢了。如果说，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城墙妨碍了交通，那就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

台下的代表心里有所触动，留存了几百年的建筑，在战火纷飞中幸免于难，如今，却要在和平年代的城市改造中被拆除，令人唏嘘不已。

尽管林徽因这番“护墙”的言论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但由于北京相关部门已经下定了决心，就这样，这两个“三座门”消失在了北京城里。

1953年，北京市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城建。时任北京副市长的吴晗主持召开了古建筑保护座谈会。会上，他语出惊人，提出要将北京城内所有的牌楼全部拆掉。

他认为，四大牌楼影响了北京市内交通的规划，并且，以前之所以有牌楼，是为了人们指路的，但如今，北京已经明确了新的路标，因此，牌楼的作用便也随之消失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牌楼是古代的刑场，这些地方都背负着人命。综上考虑，拆除牌楼势在必行。

除此之外，吴晗更是提出了要建设欧洲风格的物件，如喷泉、铜像等代替古代的牌楼。

当时，林徽因拖着病体跟丈夫梁思成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一致提出：这些牌楼的存在是否会影响到交通，这要看城市的规划。至于这些地方杀过人，林徽因则进行了激烈地驳斥，她说：“如果说死过人，那故宫还死过很多人呢，难道凡是死过人的地方就都要拆掉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整个故宫都要被拆掉了。”

梁思成也接过了林徽因的话，说道：“苏联的斯大林也曾反对过拆教堂，我们现在是要创造新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拒绝传统。”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话并没能改变吴晗的想法，最后，双方因意见不合不欢而散，临走前，林徽因义愤填膺地再次劝道：“你们要是把这些真古董都拆掉，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到时候要想恢复，只能算是假古董了。”

遗憾的是，林徽因的劝告没能改变北京牌楼被拆除的命运。当时，由于林徽因直言不讳，与吴晗的意见相左，这让吴晗十分恼怒，他甚至跟身边的人说：“林徽因出身低微，思想因循守旧。”

这句话传到林徽因耳朵里后，她强撑着病体，去找吴晗讨要说法，她言辞犀利地回击道：“我侯官林氏满门忠烈，你算个什么东西？”

吴晗听到后自知理亏，始终沉默着，一句话不说。

临走前，林徽因对吴晗甩下一句话，她说：“你们要拆就拆，早晚有你们后悔的一天。”

多年后，林徽因的话一语成谶。进入21世纪后，北京市相关部门按照民国时期对永定门进行测绘下来的资料，重新对永定门进行了复建。尽管重建后的永定门跟历史上的永定门一模一样，但它仍然少了很多历史带来的厚重的底蕴。

林家满门忠烈，为国家慷慨赴死

至于林徽因口中所说的“满门忠烈”，这一点都不夸张。

林徽因的祖父林孝恂是进士出身，他在职期间，提拔寒门学子，开创新学，与弟弟林孝宽一起参加过公车上书，他们心怀天下，为国家带来先进的理念。

林徽因父亲林长民是五四运动背后的推手，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后，他大声疾呼，为国家四处奔走：

“——呜乎！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林徽因的叔叔林觉民参加了1910年中国同盟会在广州的武装起义，留下《与妻书》的千古绝笔，慷慨赴死，牺牲时年仅24岁。此外，她的叔叔林尹民、林文也都是革命烈士，被称为“黄花岗三林”。

林徽因的弟弟林恒投笔从戎，进入航空学校学习。民国时期的飞行员大多是富家子弟，他们本可以过上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但在国之不国的背景下，他们毅然飞上蓝天，驾驶着战机跟敌军搏杀。当时，很多飞行员从毕业到牺牲可能只有半年的时间，但他们仍然前赴后继。

1941年，在与日军进行的成都空战中，林恒壮烈牺牲，死时年仅23岁。

林徽因在抗日战争时期，跟丈夫梁思成坚决拒绝离开祖国。当时，两人的好友决定资助林徽因到美国治病和工作，但梁思成态度坚定地说道：

“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对此，林徽因也保持一样的态度。一次，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问她：“母亲，若是日本人打过来我们怎么办？”

没想到，林徽因一脸淡定地说道：

“中国的文人，总归是有一条后路的，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嘛。”

看似一个柔弱的女子，在林徽因的身上，却有着中国文人的风骨，这是她的骨气，是林家的骨气。

除了在战乱年代为保护中国的古建筑奔波外，在和平年代，林徽因也将自己的工作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1949年9月下旬，林徽因和其他几名建筑专家一起负责了新中国国徽的设计工作。同年，她和梁思成还始终关心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1952年，林徽因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在设计工作中，林徽因利用自己对中国装饰花纹独到的研究，向设计团队提供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建议。从纪念碑的整体设计规划到每一处装饰图案的样式，林徽因都经过了反复斟酌和推敲。在她的带领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正式诞生。

此外，林徽因还负责了东北大学的校徽设计、八宝山革命公墓主体建筑格局的设计，在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为这些设计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血和精力。

晚年，林徽因不顾每况愈下的身体，坚持要为了保护景泰蓝而努力奔走。林徽因和景泰蓝结缘于一个古玩市场。

一天，林徽因在海王村古文化市场闲逛，路过一个摊位时，她买到了一个景泰蓝花瓶。没想到，这个老摊主充满怜惜地对她说：“这个可是正宗的老天利的景泰蓝呢，别的地方你是见不到了。就连老天利这个大字号，也马上就要关张了。老北京的景泰蓝热闹了几百年了，到这会儿算是要绝根儿了呀。”

老摊主的话引起了林徽因的重视，她决定要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一个美术组，专门负责抢救即将灭亡的景泰蓝。

于是，回去后，林徽因便发动身边所有人为景泰蓝设计新图案，为此，林徽因曾积劳成疾，一度病得连笔都提不起来。幸运的是，在林徽因的努力下，景泰蓝终于被抢救成功。

1955年，林徽因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她的学生钱美华去医院看望她时，林徽因还念念不忘景泰蓝的事情，嘱咐她说：“景泰蓝是国宝，一定不能让它失传呐。”

晚年，尽管林徽因为保护北京城里的古建筑多次与吴晗发生冲突，但即便如此，拆除城墙、城楼的计划也没有停下。

亲眼看着自己保护了一辈子的古建筑一个接一个消失，林徽因感到十分痛心，她的身体也越发糟糕。不久后，林徽因开始拒绝吃药、也不接受治疗，她坚持要用生命反抗这一计划。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病逝于北京，享年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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